不是傳奇的葡萄牙航海探險_風聞

法西斯豎起的紀念碑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發現者紀念碑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有一座船型的宏偉石碑，正式落成於1960年，紀念有“航海家”之稱的15世紀葡萄牙王子恩裏克逝世500週年。沿着石碑兩側的船舷有人體雕塑，佇立船首的正是倍受通俗讀物稱頌的恩裏克，身後跟隨着32位其他為航海探險立過大功的人物。去葡萄牙的遊客，一定會聽人提起里斯本這座名為“發現者紀念碑”的標誌性建築。

旅遊手冊卻多半不會提到1960年的葡萄牙仍然是法西斯當政。一戰結束時，歐洲的封建貴族退出政治舞台，許多國家嘗試民主共和，卻無法應付黨派對立與經濟危機帶來的動盪。到二戰爆發前夕，民主實驗多半以失敗告終，葡萄牙與意大利、德國、西班牙、東歐許多國家一樣，落入法西斯或是威權統治。這些政權又大多在二戰之中被推翻，只有在伊比里亞半島上未直接捲入二戰的葡、西兩國，法西斯政權得以延長至戰後，冷戰時期成為美國的盟友。

戰後的葡、西還與英、法一樣，都面臨着如何處理海外殖民地的難題。經過兩次大戰，大量輕重軍械擴散到世界各地，被殖民的亞非國家已經有受過現代戰爭洗禮的民族武裝，局面早已不是十九世紀末那樣，揮舞大刀、土槍對付西方人的大炮、機關槍。歐洲國家雖然在裝備與組織上仍然佔着巨大的優勢，但是以武力圍剿爭取獨立的游擊隊卻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法西斯統治下的葡萄牙，維護殖民地最為堅定，建造發現者紀念碑，追溯海外殖民漫長的歷史，為的是喚醒擁有帝國的榮耀感，給當局的政策鼓勁。只是，曾經作為殖民先鋒的葡萄牙早已失去當年的榮耀，淪為歐洲最為落後的地區：政治上反動，外交上孤立，經濟停滯不前，工業化遲遲未能展開，以其國力難以承擔維護殖民地的代價。到1974年，不願再為殖民地流血的葡萄牙青年軍官發動政變，終於推翻長達41年的法西斯統治，海外殖民地相繼宣告獨立。發現者紀念碑的意義不在，時至今日成為不明就理的遊客玩自拍的熱門景點。

當然，石碑的來歷並不能否定十五世紀葡萄牙航海探險的意義，它的確是歷史上的一道傳奇：一個貧窮偏僻的小國，不但打開歐亞之間的直接貿易，還促成美洲的發現，對後世影響深遠。在近些年的中國，甚至時常有人將此當着開拓精神的典範，從中尋找大國興衰的經驗教訓。但是如果説航海探險是一個里程碑，其背後卻還是有一段凡人的歷史，基於當時當地的實際考慮，有着相應的風險與利益算計。十五世紀航海的葡萄牙人，並不清楚其後的歷史影響，目的也不在於為後世譜寫浪漫傳奇。後人回頭讀這一段歷史，不應該只是對着石碑按快門，而是應該瞭解其進程的曲折，時代的侷限與環境的制約。

葡萄牙的位置

歐洲的南部有三條伸入地中海的半島，從東至西依次是希臘、意大利與伊比利亞。東邊的希臘在歷史上多半不屬於西方的範圍，到十五世紀更是落入穆斯林統治之下，屬於經濟較為發達的地中海東部地區，香料與絲綢之路的終點。中間的意大利則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東方的香料進入歐洲基本上都要經過意大利航船的轉運。文藝復興發生在意大利的經濟基礎，正是香料轉手貿易賺得的財富[[1]](https://undefined)。西邊的伊比里亞卻離中東太遠，而葡萄牙更是面向大西洋，只有運貨前往北歐的意大利商船從那裏經過。

十五世紀中期伊比里亞半島的格局

伊比里亞半島上多山，15世紀分裂成幾個勢力範圍。北邊三國卡斯提爾，阿拉貢與葡萄牙都是天主教地區，三者之間的王室既有婚姻往來，也時常為領土與王位的繼承打打鬧鬧。15世紀下半葉，卡斯提爾與阿拉貢通過聯姻變成西班牙，而葡萄牙則是偏居一隅。在卡斯提爾南邊還有一個格拉納達，是穆斯林留在半島上的殘餘勢力，1492年才被西班牙征服。

半島的南邊其實還有一個面積是歐洲三倍的非洲大陸，歷史上卻多半是將歐洲人擋在地中海以北的巨大障礙。非洲北端有一個連貫東西，面積達到920萬平方公里的撒哈拉大沙漠，快趕上中國的國土範圍。大沙漠北部的人口基本分佈在兩個地區，有海洋氣流濕潤的北非沿岸，與靠尼羅河澆灌的埃及。論外表特徵北非人與歐洲人相似，歷史上曾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公元七世紀穆斯林興起將東羅馬肢解，北非成為信伊斯蘭教、講阿拉伯語的地區。大沙漠以南才是我們通常概念之中的黑非洲，擁有廣大的熱帶與亞熱帶地域。大沙漠的阻隔使黑非洲與北非之間風土、人種很不一樣。有大沙漠與穆斯林的雙重阻擋，中世紀歐洲對黑非洲的瞭解很少，形成一堆錯誤的概念，以為非洲在赤道以北，非洲與印度相連，還以為尼羅河的發源地在亞洲。

非洲大陸及與其北鄰的地中海地區。

在地中海與伊比里亞半島上沒有多少角色的葡萄牙，正是在對過的非洲找到舞台，其航海探險摸索的是非洲西海岸。從地理上説，這是在家門口前邊的搗古，能稱其為探險又是因為大沙漠的緣故。撒哈拉的大西洋沿岸不但沒有降雨，甚至都沒有多少濕氣，人煙稀少。從地中海進入大西洋的船隻自古就有，卻基本上都是轉北走向歐洲，很少有人往南走。

佔領休達帶來的問題

葡萄牙波爾圖市聖本篤火車站內，一幅描繪攻打休達的瓷磚壁畫。

葡萄牙將目光投向非洲始於1415年對北非港口休達的奇襲得手。策劃襲擊的葡王若昂一世，原本是沒有王位繼承權的私生子。他的同父異母兄長斐迪南得到王位之後，卻沒活到四十歲，去世時將王位傳給女兒。只是若昂的這位侄女當時已經嫁入卡斯提爾王室，不少葡國貴族將她當外人，轉而支持私生王子若昂起兵奪位。其後不免是一場近三十年的爭鬥，要到1411年葡、卡之間達成和平協定，若昂才將王冠帶穩。

戰事結束之後，若昂手下有一幫桀驁不馴，久經沙場，又無事可做的貴族騎士，得為他們尋找用武之地[[2]](https://undefined)。剛與卡斯提爾達成和平之後，不好在半島上挑起事端，於是選中隔海相望的摩洛哥古城休達作為下一個目標。經過數年謀劃，1415年夏天葡王指揮200艘戰船與五萬人馬對休達發起突襲。守城的摩爾人（北非穆斯林）完全沒有料到葡萄牙會如此莽撞，被殺了個猝不及防，不到一天就棄城而逃。

與伊比里亞半島相比，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種植條件優越得多，羅馬時期曾是帝國的糧倉。在貿易上説摩洛哥也更為發達，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埃及、敍利亞，甚至印度，通過駱駝商隊也與黑非洲有往來。葡萄牙並沒有征服摩洛哥的實力，佔領休達之後只是得到一座城堡，沒有撈到多少好處，卻得駐兵把守，費人費力又費錢。

葡萄牙能做的是以休達為基地，派船隻襲擊防守較為薄弱的摩洛哥西海岸，找城鎮或貨船搶一把，或者綁架摩爾貴族、富商賺贖金。也就是説，休達被葡萄牙佔領之後成為海盜巢穴。葡王若昂並沒有探險的企圖，更沒有通往印度的想法，只是想着守住休達與搶劫摩爾人。在沿海尋找襲擊目標的過程之中，才順帶摸索大西洋海域，航海探險其實是當海盜的副產物。

家門口的折騰

在大西洋中跑船與地中海內的航行不大一樣。地中海是內海，航船多以划槳為主，風帆為輔。風帆的使用受老天爺的限制，依風向而定。順風時掛上四角帆，就是一帆風順。逆風時比較辛苦，得掛三角帆，走之字路線曲折前行，也就是俗稱的“打戧”。划槳更為主動，只是船艙要裝上許多淡水與糧食，沿途必須不時停靠補給。好在地中海周邊不難找到港口，風向不順時可以在港內停泊等待，迷失方向之後漂幾天也不難找到陸地。

在大西洋中探索的船隻卻要面臨更大的挑戰。大沙漠的西岸荒涼，沒有補給的港口，靠槳手划船完全不現實，只能靠風帆，而且肯定躲不過逆風航行的海域。為此得使用阿拉伯人發明的三桅帆船，中桅與前桅掛四角帆，後桅掛三角帆，依據不同風向進行調節。為了找到有利的風向，帆船不時要遠離海岸，茫茫大洋之中很容易迷失方向，需要學會使用指南針，天文星盤，四分儀等等來估算船的位置[[3]](https://undefined)，相應的技術也是在十五世紀前後才被歐洲水手掌握。

三桅帆船的模型

探索摩洛哥西岸此前就有人零星做過，嘗試者包括穆斯林，加斯提亞人，甚至葡萄牙人自己，但是有價值的發現不多。沙漠西岸太荒涼，反倒是大西洋之中的亞速爾、馬德拉、加那利等等羣島有荒地，可以交給商人承包開墾，種糧種果[[4]](https://undefined)。這在摩洛哥或卡斯提爾來説價值不大，對經常鬧糧荒的葡萄牙卻是有所收穫。

往南的探索走過加那利羣島已是卻步不前。那一帶沿岸更為荒涼，時常刮北風，洋流也不好掌握[[5]](https://undefined)，南下容易北歸難。幾經摸索才搞清楚北歸時需要駛離海岸近一千公里，才能在大洋之中找到順風。還有中世紀流傳的各種傳説[[6]](https://undefined)，也造成不小的心理障礙：號稱越往南走天氣越熱，在赤道附近有一個“酷熱地帶”，熱到魚蝦都會被煮熟，根本無法穿越；赤道以南則更加可怕，有狗麪人身的怪物，有前額長着一隻眼睛的獨眼巨人，還有個頭不大，只有一條腿配上一隻大腳丫，可以撐起來當傘用的獨腳人。躊躇不前的水手們花了近二十年，才跨越西撒哈拉的博哈多爾角，從葡萄牙南端算起也就一千五百公里。相比一萬公里之外的南非好望角與兩萬公里之外的印度，這並沒有走出多遠。

中世紀歐洲人想象之中，居住在赤道以南的怪物：狗麪人身，獨腳人，以及獨眼巨人。

三位王子角色不同

家門口的折騰卻產生一位青史留名的人物，有“航海家”美譽的王子恩裏克，但是現代史學研究認為他名不符實。若昂攻打休達的時候，帶着三位成年不久的王子，獲勝之後隨即舉行儀式將他們封為騎士。封建歐洲遵從長子繼承的規矩，三兄弟的角色得根據長幼之序來安排。大王子杜阿爾特文弱，卻必須承擔王位繼承的使命。二王子佩羅德文武雙全深得父王賞識，就王位來説卻是“備胎”，只是享有更多的行動自由。休達戰役後佩羅德外出，一走就是十年，期間不但周遊歐洲列國，還走訪過中東的埃及、巴勒斯坦。

恩裏克是三王子，與王位有相當距離，出路在教會。中世紀有許多田產掌握在區域主教或是修道院主持手中，他們名義上是羅馬教宗手下的高級教士，實際上卻多半是王公貴族家中排行靠後的孩子。擔任教職算是“出家”，理論上説要過清貧的生活，不能成婚。相應的安排多半不是基於孩子個人的意願，而是基於鞏固王朝勢力的政治考慮。出家之後，貴族子弟私下時常過着奢華的生活，私養女子也是大有人在，只是由此產生的私生子沒有名份。

伊比里亞半島曾經經歷穆斯林統治，在基督教光復過程之中，由習武的修士組成的騎士團起過重要作用。在葡萄牙南部騎士團算一大勢力，不但有教堂、田產還有武裝。恩裏克年紀輕輕就被安排擔任其中之一的基督騎士團的總領，管理新徵服的休達，統領摩洛哥周邊的襲擊與探險。以通常的標準，打劫綁票屬於土匪行徑，但是在教會眼裏這卻是“聖戰”，因為受害者是信伊斯蘭的摩爾人。襲擊摩洛哥由恩裏克統領順理成章，相應的偵察與探索，也是由他出人保護。

佔領休特之後葡國上層一直存有爭議，一派主張以襲擊摩洛哥的聖戰為重點，另一派則希望探索海域。聖戰是騎士的本職與愛好，但是征戰費人費錢，吃力不討好，滿足的只是騎士的虛榮。探索則屬於經濟開發，倡議者主要來自商人階層，對國家有益處卻難以引起王公貴族的共鳴。恩裏克屬於聖戰派，對航海探索並不熱心。

若昂一世於1433年去世，大王子杜阿爾特接過王位，卻在五年之後也離開人世，王位因此傳給他只有六歲的兒子，阿方索五世。在外遊蕩的佩羅德應召返回里斯本，擔任輔佐侄兒的攝政王。他見過世面，眼界更為寬闊，對聖戰沒有那麼熱心，反倒對探索更為支持[[7]](https://undefined)。他的攝政因此帶來襲擊與探險之間優先秩序的調整。

發現者紀念碑上位置排在很後邊的佩德羅雕像。

於此期間葡萄牙帆船已經走到西撒哈拉境內，沿岸雖説是不毛之地，間或卻會遭遇小股黑人遊牧部落。他們人少勢單，很容易被葡萄牙人捕獲，運回里斯本當奴隸販賣，總算帶來一些種地之外的收入。遊牧部落知道葡萄牙人不懷好意之後向南躲避，促使帆船進一步向南挺進。到十六世紀，里斯本的黑奴數目要達到當地人口的10％以上。就奴隸制度來説，中世紀的葡萄牙其實要比近代的美國南方文明一些，沒有基於種族膚色的歧視。黑奴後來逐漸溶入葡國人口，而不是像美國那樣被壓成下等階層。

在佩羅德支持下，帆船進一步摸到大沙漠南邊的塞內加爾境內，又可以看到綠地。那一帶有定居的村莊，黑人的王國，搶人已經沒有那麼容易，但是卻有貿易的機會。葡人可以提供馬匹，鹽巴，穀物，衣料等等，換取黃金與奴隸。奴隸是生意的大樁，最初的價碼是一匹馬換10到15名奴隸[[8]](https://undefined)。帆船又在外海發現佛得角羣島，再進一步向南走到塞拉里昂。對沿岸風向、洋流、停泊地點、江河入海口的系統記錄，也是開始於這一時期。

浪得虛名的航海家

1448年，阿方索成年親政，葡國宮廷內部出現新一輪權力洗牌，佩羅德被定上叛逆的罪名，在紛爭中死於非命。恩裏克置身於外，沒有支持佩羅德，得以繼續執掌基督騎士團。其後不久，皇家檔案館的官員德祖拉拉受託撰寫一部非洲西岸探險史。他曾經是基督騎士團的成員，恩裏克的下屬。佩羅德已經被鎮壓，航海探險的全部功勞自然是記在恩裏克名下，寫成一本生動細緻的描述[[9]](https://undefined)。

有英雄的故事更為吸引讀者，後世的文人難免跟着往上添油加醋，編出什麼恩裏克喜歡結交學者，支持科學研究，創立航海學校，有打開印度通道的遠見等等故事，使其成為“航海家”流芳百世。要到現代的研究才重新審視這些傳説[[10]](https://undefined)：葡國的航海的確得到基督騎士團的武裝護衞，但是恩裏克本人熱衷於襲擊摩洛哥，對科學、讀書、航海、通商都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並不是探索的推動者。他的“航海家”稱號只是浪得虛名。

佩羅德被殺後，航海派失勢，探索陷於停頓達二十年之久。阿方索捲入與卡斯提爾的王位爭議，對航海沒興趣。恩裏克關注的依然是摩洛哥，直到1460年離開人世。1469年，阿方索乾脆將非洲西岸的探險與貿易全都交給商人承包，王宮不再需要出錢費力，每年坐收二十萬里斯特許費。以葡王當時近五千萬里斯的年收入，這算不上一筆大錢，從中不難看出探險並沒有給國王帶來多大的甜頭[[11]](https://undefined)。不過，葡萄牙的探索歲月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基本弄清北非西岸及外海的情況，雖説非洲西海岸只走了約三分之一。

從佔領休特(1415年)到佩羅德被殺(1449年)，早期葡萄牙航海探索北非的進程。

時常有人感嘆，怎麼是貧窮偏僻的小國葡萄牙率先成為航海先鋒？其實就摸索北非西岸來説，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在地理上，做這件事較為便利的只有摩洛哥，卡斯提爾與葡萄牙。摩爾人與中東、黑非洲都有貿易聯繫，沒必要在大西洋裏搗騰。卡斯提爾在歐洲諸侯的征戰之中角色吃重，也沒有糧食短缺的問題，對大西洋提不起興趣。

葡萄牙會有興趣，還正是因為其貧窮偏僻。在離島開荒，在沙漠邊緣綁人當奴隸，都不是什麼大盤生意，也就是對缺糧、缺勞力的葡萄牙有吸引力。而即使在葡萄牙，王公貴族對探險熱心者也是少數，開初的航海不過是聖戰的副產物，並非由什麼航海英雄推動。把這些摸索上升到“開拓精神”、“戰略遠見”的高度，是將後來的歷史讀進前人根本就沒有的意圖。打通去印度的通道，並不在這半個世紀的考量範圍之內。只是無意之間，這些探索打下一個基礎，等待着去印度想法的出現。

[[1]](https://undefined) 參見Lisa Jardine, (New York: W.W. Norton, 1998)

[[2]](https://undefined)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49

[[3]](https://undefined) William D. Phillips and Carla Rahn Phillip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64-75

[[4]](https://undefined) D. Birmingham, , History Today, 38 (1988) 44.

[[5]](https://undefined) C.R. Boxer, , History Today, 11 (1961) 38-47.

[[6]](https://undefined)  A. Peden, , History Today, 45 (1995) 27-33.

[[7]](https://undefined) M.D.D. Newit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22-25.

[[8]](https://undefined)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98-99.

[[9]](https://undefined) M.D.D. Newit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25-27.

[[10]](https://undefined)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113-122.

[[11]](https://undefined) M.D.D. Newit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