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疾呼: 比換總統更緊迫的, 是挽救美國公務員! | 文化縱橫_風聞

✪ [美]弗朗西斯·福山

由冠羣(譯) | 觀察者網

【導讀】當美國主流媒體將重振國家經濟、恢復世界領導力的希望，都寄託於2020年總統大選時，“歷史終結論”提出者、美國政治學家弗蘭西斯·福山再度發聲，呼籲人們更多關注疫情暴露出的美國體制的一個明顯漏洞，即專業、能幹的公務員隊伍的缺失。

       福山認為，必須看到美國聯邦官僚機構的規模越來越大，內在矛盾和問題也日益突出，然而，對其改革的議程卻被長期擱置。無論誰將擔任美國總統，未來都不可繞過這個“最重要的改革議題”：重建美國公共部門，改革聯邦機構，重建專業且能幹的公務員隊伍。

**福山建議，長期不信任公務員的美國人，有必要在文化心理上恢復對公共行政的尊重。**未來的改革，重點是增加政府彈性來僱傭和解僱公務員，大幅減少充斥於行政系統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員，改變過度聘用承包商而削弱政府能力與責任的現象，更多招募高等教育人才，努力消除職能重疊、人員冗餘的現象。福山特別提出，想要恢復公眾對政府服務的尊重並培養公民意識，途徑之一是實施自願國民服務計劃，讓美國年輕人以軍人或文官的身份服務一年左右時間。這有利於減少美國社會中不同身份羣體間的隔閡，而這些隔閡正是引發美國當前政治對立的根源。

**本文原載《達拉斯新聞早報》，轉自“觀察者網”，**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弗朗西斯·福山：恢復公共服務的尊榮

**未來幾年，美國民主體制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改革議題是如何重建其公共部門，尤其是如何改革聯邦官僚機構。**要完成這一改革就需要總統展現領導力和兩黨彌合分歧攜手合作，用美國開國元勳的話説就是，為了創建一個“更完美的聯盟”而一道工作。

自1978年出台《公務員制度改革法案》和克林頓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內實施“重塑政府”措施以後，美國政府還沒有認真地嘗試過改革。但最近的事件表明，擁有一支專業、能幹的公務員隊伍對美國民主政府的未來至關重要。

**新冠疫情以更加生動的方式證明了擁有一支專業的、職業性的公務員隊伍非常重要。**在撰寫本文時，該疫情仍在繼續嚴重威脅着美國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並需要美國政府內部的眾多公共衞生專家集思廣益拿出應對措施。此次危機以特別生動的方式展示出行政部門內專業知識與政治利益之間的相互纏鬥。某些總統的爪牙試圖將防疫不力的責任推卸給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該中心也確實未能在2月份實施及時的新冠病毒檢測。但預算削減已在此前削弱了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能力，其它原因還包括任命不稱職的領導和裁撤白宮內部負責防疫的行政部門。

特朗普當局有一箇中心議題，即它堅持要摧毀華盛頓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 譯註：深層政府是一個陰謀論，指非經民選，由政府官僚、公務員、軍事工業複合體、金融業、財團、情報機構所組成的，為保護其既得利益，隱藏於幕後實際控制國家的集團），然後再替換上認同總統政治觀點的角色。在此敍事中，深層政府只是終身公務員制度的代號。

對公務員在很多領域的表現不滿情有可原，但像特朗普當局這樣對官僚體制本身展開火力全開的民粹主義攻擊卻是史無前例的。在過去二十年中，公共機構改革一直被擱置在共和黨和民主黨改革議程的最底層，這是由於它們對國家，特別是對聯邦官僚機構持有根深蒂固的敵意，但這種敵意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聯邦官僚機構的問題早在特朗普執政前就已存在，並且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該問題受到了廣泛的調研分析。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於1989年和2003年兩次領導沃爾克委員會，發表報告闡述公共機構的許多問題。我們應圍繞沃爾克許多未落實的建議來制定改革議程。

最先和最重要的變化應發生在文化領域而非政策領域。**美國本就不信任其公務員隊伍，但自1980年代以來，對官僚體系、對華盛頓的政治氛圍、對一般政府部門的詆譭愈演愈烈。**儘管右翼分子對詆譭公務員最為熱衷，但左派也參與了進來，從而使公眾越來越懷疑軍方、警方、中央情報局和其它不受歡迎的機構懷有不良動機。人們普遍認為政府無能，對它們能管理好政務不抱信心。

**這種文化所喪失的正是那種老派觀點，即公共服務是一個值得尊重的稱謂，公民不單單享有權利，還要承擔責任——也許對這一點最動情的闡述莫過於約翰•肯尼迪總統在1961年就職演説中所説的：“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這幾十年間，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態度已經悄悄滲入到了我們的潛意識之中，直到今天，我們也沒有完全擺脱這種態度。但正如羅納德•里根總統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能轉變人們對公共服務的文化態度，未來的領導人也能將這種態度再轉變回去。

第二項改革應該是增加政府彈性來僱用和解僱公務人員。在政治主體不受約束的僱用和解僱工作人員與公務員享有鐵飯碗之間必須保持平衡。例如，這可能涉及到以定期合同的形式隨意聘用官員，而其聘用期比選舉週期還長。此外，所有新聘公務員，包括政治性任命官員（譯註：政治性任命官員是指那些由總統或部門首長提名任命的政府官員），都應受到較高的教育和技能要求限制或強制接受培訓。

第三項改革之前已被反覆提及，即大幅減少充斥在行政部門中的那4000多名政治性任命官員。與美國相比，在一個典型的歐洲議會制國家中，政黨輪替只會導致政府中的極少數人離職。進行這項改革就需要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達成共識，逐漸減少政府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員，並優化參議院官員任命批准流程。比如，允許某一參議員匿名擱置政治性任命官員上任這條規定就應改變。

第四項改革應是僱用更多的全職政府工作人員，並削減目前履行政府固有職能的承包商數量。許多人相信，聯邦政府的規模一直在不斷擴大，並會驚訝地發現（正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小約翰•的盧里奧在2014年所記錄的那樣），聯邦政府僱用的全職工作人員數量與它在1960年代中期僱用的人數相同，都達到了大約180萬人。過度聘用承包商會削弱政府所需能力，掩蓋政府實際規模，並在公眾及其承包商之間製造利益衝突。

第五項改革是恢復高等教育與政府服務之間交流的渠道。政府需要招募具有多項技能且有發展潛力的年輕人：計算機程序員，公共衞生專家，金融專家等。需要優化合規性檢查的適用範圍，合規性檢查應僅限於那些已被證明會對未來工作表現有影響的領域。應在嚴格限定的時間內做出是否聘用的決定。

最後，我們需要對行政部門的結構進行系統的改革，以便將各種項目合併到任務相關部門，這將消除現有政府職能疊牀架屋的現象。國會中的各種委員會往往也肩負各種重疊不清的職責，它們也應被被重組以便適應新的結構。

**想要恢復公眾對政府服務的尊重並培養公民意識，途徑之一是實施一項自願國民服務計劃，在該計劃中，美國的年輕人將以軍人或文職人員的身份服役一年左右時間。**年輕人應認識到，他們不僅是權利的擁有者，也是身負服務責任的公民。一項精心設計的國民服務計劃能將來自不同地區、種族，民族和社會階層的人團結到一起，正如美國軍隊今天所做的那樣。這可能會大大減少美國社會中不同身份羣體間的隔閡，而這些隔閡正是引發我國政治對立現象的根源。

在美國公共部門改革方面，我們正處於關鍵的十字路口。在過去二十年中，這項改革一直舉步不前。但特朗普當局執政的失敗，尤其是其應對新冠疫情失利這一事實，已將復興公務員隊伍這一議題推到了政策改革的風口浪尖。與晚近任一時刻相比，現在都有更多的人贊同有必要加強政府在醫療服務和其它領域的能力，當前這場危機可能成為此次改革提供了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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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達拉斯新聞早報》，轉自“觀察者網”，原標題為“Francis Fukuyama: Restore Honor in Public Service”，**原文鏈接: https://www.dallas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20/08/30/francis-fukuyama-our-next-president-must-restore-the-idea-that-there-is-honor-in-public-service/。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