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喊打“狗不理”, 鄭永年: 問題究竟出在哪? | 文化縱橫_風聞

✪ 鄭永年 |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導讀］5月狗不理集團終止掛牌，相關門店陸續關閉。本想維續運營，上週狗不理包子又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中國新聞週刊評論，“再熱的包子也會涼“。不止是包子，網友紛紛跟帖，國有老字號就是“不行”了。

     鄭永年先生認為，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關鍵在於，國有企業該怎麼改。面對“重温榮光“的呼聲，他認為回到計劃經濟的模式，不意味着能解決問題。他也抨擊了全面私有化的提議。他指出，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説，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扮演一個比發達國家更為重要的角色，唯有國家扶持，中國企業才能在國際上具備競爭力。面對種種提議，他認為國企需要進行深化改革，從管理入手培養“企業家人才“；並撤出非壟斷領域，將發展空間讓渡給國企；最後要建立完善的監督制度，對社會和公眾負責，才能迫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本文節選自“IPP評論”和“中國新聞週刊”，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面子和裏子” （圖源網絡，侵權刪除）

最近，狗不理包子攤上事了。

上週二，某微博博主發佈一期北京王府井狗不理包子試吃視頻，他花38元購買一籠豬肉包，平均每個4.75元；另花60元購買一籠醬肉包，平均每個7.5元。對比市場價1-3元每個的包子，價格翻了兩倍以上。博主品嚐後稱：“吃完那包子覺得挺噁心的“。兩天後，王府井狗不理髮布聲明，將依法追究侵犯餐廳名譽權的責任，同時宣稱已報警。

事件不斷髮酵，不少網友對博主的試吃經歷感同身受，倒覺得王府井狗不理處理太過。民不畏威，狗不理集團不得不“壯士斷臂”，昨日凌晨宣佈與王府井狗不理餐廳解除合作。

解決製造問題的加盟餐廳，顯然沒法解決問題。網友將注意力轉移到國字打頭的老字號餐飲，“狗不理忘了自己只是個包子，就像全聚德忘了自己只是個鴨子”，連帶着上海的老半齋，杭州的樓外樓，都成了網友吐槽的對象。

其實在這件事爆發的一個月前，全聚德剛宣佈下調菜價、並取消令人詬病的“強制小費“，總經理周延龍表示，“我們不能成為消費者的敵人”。沒想到還是慢了一步，成為連帶躺槍的對象。

作為國字招牌，中華老字號企業享受了國家的扶持和政策紅利，卻成為社會公眾抱怨的對象。國企領導學不會做企業，有堅守卻沒了技藝，將老字號的名聲過度消耗，這是怎麼造成的？

鄭永年教授從80年代的國企改革講起，系統地講述了朱鎔基總理任職期間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法及相應的成果。在此基礎之上，他論述了當前國企發展的瓶頸及為何“遭人抱怨”原因。他認為國企全面私有化或迴歸計劃經濟都是不可取的，唯有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監督制度，才能煥發活力。

▍八十年代的國企改革

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個角色。但是，近年來，國有企業越來越成為社會公眾抱怨的對象。公眾對國企的不滿有其深刻的原因，因為國企的行為在很多方面，對中國經濟乃至社會和政治帶來了極為負面的影響。國企的進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國企不僅無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會對執政黨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衝擊。

國企改革從 20 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了，在很多方面都作了嘗試，但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並沒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發生在 20 世紀 90 年代，是在朱鎔基任副總理和總理期間。當時政府的做法主要有三：

一是國企的法人化和企業化。此前，國企很難説是企業，因為其承擔了很多非企業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每一個企業就是一個小社會，不僅有經濟功能，而且也有政治和社會功能。這種形態的國企當然和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相吻合的。20 世紀 80 年代所做的只是放權讓利，即政府把更多的利益讓渡給企業，使得企業有動力去追求利益。這期間政府實行的法人化目標，是要把國企轉型成為真正的企業。這個目標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方面，目標的達成也需要一些時日。當時的改革強調的是把諸多社會功能從國企分解出來，這方面也的確做到了。

二是引進競爭機制。國企最大的難題就是缺失競爭機制。在 20 世紀80年代，在國企之外開始產生一個非國有部門。但這個非國有部門並沒有對國企構成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到 20 世紀 90 年代，大多數國企，尤其是中小型企業，處於虧損狀態。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對中小型國企實行“放小”政策，即民營化。民營化過程儘管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等在內的問題，但方向是對的。沒有這個過程，很難想象那麼龐大的國企能夠走出虧損的困境。民營化大大提高促成了企業之間的競爭。更為重要的是，民營化對中國整體國民經濟形態發生了結構性的影響，即達成了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之間的大體平衡。而此前，國企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這種力量的平衡也反過來促成了兩個部門之間的競爭。

三是組建大型國企集團，即“抓大”戰略。“抓大”就是在關鍵的領域，通常是對國傢俱有戰略意義的領域，通過組建大型國企來強化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個方向也是對的。作為一個後發展中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扮演一個比發達國家更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國際經濟領域。因為全球化，中國企業成為國際經濟的一部分，但在關鍵的領域毫無競爭力，國家因此意圖通過組建大型國企來參與國際競爭。

通過這些改革之後，國企已經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國企已經掙脱了改制前的虧損局面，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國企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就規模來説，國企可以和全球最大的企業媲美。實際上，國企已經是海內外各方“傾心”的對象，紛紛想和國企“攀親”。近年來的“央企化”（即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地方國有企業都想和國企發生關聯，不管是自願的還是非自願的）現象很能説明問題。

▍國企為什麼遭社會抱怨

既然取得了那麼多成就，國企為什麼遭社會抱怨呢？首先是國企開始偏離原來組建大型國企集團的目標。主要有兩方面：

其一是國企進入非壟斷領域。原來的設想是要國企在一些關乎國家戰略利益的領域實行壟斷，並發揮作用。但近年來尤其是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國企大擴張，其觸角已伸展到非壟斷領域，國企大肆進入民營企業領域，佔據了民營企業的空間，很快改變了原來國企和民營企業兩個部門相對平衡的狀態。因為國企都是大型的，它們空間的擴張表明中小型企業空間的縮減。如此，國企已經造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

其二就是國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國企的其中一個責任就是“走出去”，在國際市場上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但這個目標並沒有達成，西方各國大都以政治和國家安全為理由，拼命抵制國企的“走出去”行為。但在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等，國企“走出去”又顯得不夠審慎，這裏主要是能源領域。國企的投資很難説具有多大的經濟理性，這些地方都是一些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使得民眾有“走出去”了但“走不回來”的感覺。實際上很多國企“走出去”根本就沒有經過科學的風險評估。

其次是國企內部變相私有化現象嚴重。國家管理國企的“代理人”對國企具有無限的權力，國企很容易演變成國企管理者的企業，而和社會甚至是政府無關。很多年裏，國有企業盈利了，國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進行內部分配。社會上的一些經營羣體現在紛紛離開私企，甚至是待遇優厚的外企而進入國企，並非沒有道理，即國企內部的待遇已經大大超越所有其他的企業。但若國企發生虧損，卻向政府伸手，需要動用納税人的錢來救濟。

即使在“盈利”問題上，公眾也並不相信國企真的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獲利，更多的人相信國企是通過壟斷，憑藉其行政和政治權力來聚集財富。這種聚集財富的方式已經出現了問題，而國企分配財富的方式更是缺少公眾的監督。

也同樣為社會所抨擊的是國企越來越具有封閉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越來越具有流動性，流動性表明開放性的程度。一個組織流動性越強，開放性就越高。但國企已經在很多方面退回到從前計劃經濟時代的企業，這尤其表現在員工招收方面。很多國企招收員工都依靠關係（家庭、家族、親戚、朋友等關係）來進行，很難説是人才。當通過關係而進入國企的平庸員工能夠獲得鉅額經濟好處的時候，那些被排擠在外面的社會成員顯然就要表示不滿。

▍深化改革是國企的出路

國企的出路在哪裏？一些人開始譴責改革，開始否認 20 世紀 90 年代所進行的國企改革。國企所面臨的問題儘管和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的改革有關，但解決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單純地譴責改革，而是要進一步深化國企的改革。就是説，問題並不在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沒有得到深化。

如何深化？譴責改革的人很簡單，想回到改革前的時代。但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模式已經破產，沒有人相信回到那個模式能夠解決國企問題。也有些人主張全面的私有化。但私有化既沒有政策上的可行性，實際結果也不見得好。這在俄羅斯和東歐的國企轉型過程中就可以看到。回到過去和全面私有化這兩種選擇都不具有現實性。

實際上，我們仍然有很大的空間來深化國企的改革：首先，是進一步的企業化。要搞好國企就必須培養一大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企業化在 20 世紀 90 年代只走了一步，即法人化。這方面還需要深入。現在國企的管理者更像政治人物，而非企業家，管理者還是具有行政級別。這種制度安排既是政府控制國企的手段，也是國企行為行政化和政治化的手段。行政級別必須去除，使得企業管理者成為真正的企業家，而非政治人物。政府可以發展出其他的手段來管理國企。

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模式已經破產，沒有人相信回到那個模式能夠解決國企問題。

​

其次，需要給國企設定一個邊界。這是原初的設想，即國企必須限制在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關鍵領域。國企要從那些不具有戰略意義和戰略意義不明顯的領域撤出來，把這些空間讓渡給民營企業。國企的邊界非常重要。沒有邊界，國企就會到處擴張。因為國企的特殊地位，沒有其他企業能夠與之競爭。這就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即使國企在邊界內，也需要引入競爭來減低其壟斷地位和提高競爭能力。國企之間的競爭也不是不可以的。只要是企業，就可以互相競爭。

再次，國企要保持開放性。目前日漸增加的封閉性對國企有百害而無一利。國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業競爭人才，而開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質的唯一辦法。通過關係網而形成的封閉性只會把人才排擠在外面。越是沒有人才，國企越是會依賴其他資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權力，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真正的人才才是國企的競爭力之所在。

最後，更為重要的是國企必須“國有化”。現在國企已經演變成為國家代理人的企業，和社會、公眾關係不大。政府必須建立各種制度機制讓社會監督國企，讓民眾參與國企。這在國際上有很多經驗。在很多國家，公共部門的運作具有很高的制度性保障的透明度。可以設立專門的機構監督這個部門，也可以由議會對這個部門的運作進行監督和規制。不管怎麼説，公共部門必須對社會和公眾負責。沒有這個環節，國企就很難產生出其社會責任來。沒有社會責任，這個部門就會成為社會抱怨的對象。

在中國，國有企業並不是現代的產物，早在《鹽鐵論》中就已經論及國家壟斷重要產業的意義，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國防安全、應付危機和平衡市場。歷史發展到今天，所有這些功能還繼續需要。實際上，就應付危機來説，這種功能需要不斷強化。全球化在大大推進了國際市場的形成的同時，並沒有使得國際市場更為強大；相反，國際市場變得越來越脆弱。既然沒有國家能夠逃避全球化，那麼所有國家也要考慮如何應付日益增多的危機。這些都是中國國企的存在的理由。

但是，國企必須改革，如果像今天這樣任其發展，就會後患無窮。在西方，當“看不見的手”（市場）佔據完全的主導地位，政府缺失規制能力的時候，危機必然發生。中國則相反，當國有部門完全佔據主導地位，而市場無從發揮其作用的時候，危機必然發生。要避免危機，進一步的改革是唯一的選擇。

2021年《文化縱橫》預訂

限時優惠活動

尊敬的讀者朋友：為了給您帶來更豐富的閲讀體驗，《文化縱橫》自2020年第5期（10月刊）起，版面由原有的144頁擴增至160頁；自2021年第1期（2月刊）起，價格相應調整為人民幣38元/期、全年228元。值此金秋送爽之際，我們特推出2021年全年雜誌預訂限時優惠活動。凡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預訂的讀者，均可享加量不加價優惠。

優惠活動時間：2020年12月31日截止

限雜誌社官方平台

活動一：單訂雜誌加量不加價  

192元訂全年雜誌

可在微店訂閲：https://k.ruyu.com/3fpOMdtT

活動二：隨時隨地想看就看 

242元訂全年雜誌+電子刊一年使用權 

可在微店訂閲：https://k.ruyu.com/u9b5kOB5

03  預訂專線

撥打 010-85597107可直接預訂

本文摘編自“IPP評論”, 原文標題“鄭永年：國企為何成為社會抱怨的對象”。圖片來源於網絡，侵權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