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嘲諷《花木蘭》時,討論的是電影嗎?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411-2020-09-16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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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討論,越來越淪為一種表達工具:通過語言釋放自己的“愛國心”、充當“文化捍衞者”的角色,或者“三觀正確”的代言人。
" alt=“500” />9月11日,《花木蘭》在中國正式上映,但它的結局,或許在一週前,甚至要更久之前便已註定:就像電影中崩塌的雪山一樣。
9月4日,電影在北美以流媒體 Disney+ 的形式上線了,1小時後,高清盜版資源便已流出。許多在網盤裏看完電影的人打了差評,並戲言“別再傳播《花木蘭》盜版資源了,不要浪費大家2個小時!”
一向被譽為“版權狂魔”的迪士尼,比起以往下架盜版資源的動作快速,似乎變得頗為遲緩,甚至對電影的狀態也像是半放棄。而惡評如潮水般湧來,坐實了《花木蘭》“實屬爛片”的罪名。
但這些看似圍繞《花木蘭》的討論,大多其實偏離了電影本身,將重心放在了諸如歷史、文化乃至國際政治的複雜層面。
作為迪士尼一貫擅長的閤家歡爆米花,《花木蘭》是如何淪為眾矢之的?它身上所承擔的罵聲、責任和宏大議題,又真的合理嗎?最重要的是,我們在討論一部電影的時候,到底應該秉持一種怎樣的基本態度?
1.
迪士尼努力錯了方向
在電影上映前,最多的指責,是“不尊重歷史”“不尊重中國文化”。
但從“尊重原著”的角度,這一版的《花木蘭》較之98年的動畫片其實有了一些進步:譬如在原版動畫中,中原王朝對抗的外侮是匈奴。
目前學界基本認定,《木蘭辭》的成文時間應當是北魏晚期,而戰事當發生於北魏與柔然之間,匈奴是漢朝對北方的稱呼。電影裏將“Huns”(匈奴)更正為“Rourans”(柔然)則更為準確。
至於引發熱議、被許多人譽為“醜哭了”的出嫁妝容,卻的確是還原了“當户理紅妝”和“對鏡貼花黃”的一種歷史妝容,只是在化妝流程和具體畫法上有些爭議。

再比如,“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的千古名句,有了更加直觀的畫面呈現。
除了少數明顯的問題,比如李連杰飾演的皇帝,第一個造型類似“傅滿洲”,第二個造型更像是玉皇大帝。可以看出來,迪士尼確實想要盡力去“還原”中國歷史文化。
只是這種努力的方向出了問題:木蘭明明是北方人,卻住在福建的土樓裏;門框上莫名其妙的對聯;一言不合即開打的太極拳;祖宗祠堂的“大紅燈籠高高掛”……
問題有點類似於21世紀初流行的“中國古裝大片”,比如《英雄》《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琴、棋、長槍短劍,明信片式的九寨溝風光,江南竹林……塞滿了一個個放大的“中國符號”。
戴錦華在《慶典之屏:新世紀的中國電影》裏指出,這變成了“蒙太奇地理學”,比如《十面埋伏》添加的烏克蘭鮮花原野,這讓真正的“中國表述”變得混亂,層次含混而稀薄。 [1]

《十面埋伏》(2004)
熟悉中國地理的人看《花木蘭》會很出戏,因為鏡頭一下就從貴州梯田轉到了福建的客家土樓。
對這些不勝枚舉的意象,大夥的普遍感受是:將中國文化的視覺形象目不暇接地胡亂拼湊在一起,簡直到了“亂花漸欲迷人眼,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地步。
這種不求甚解的懶惰和視覺轟炸的投機放大了滿屏滿眼的穿越感,當然讓每位對中國文化心存敬畏並有所瞭解的人感到不適。

《花木蘭》(2020)
除了道具和佈景,《花木蘭》在劇情改編上也進行了“中國化”的努力。其實,迪士尼拍片之前還專門邀請到中國電影的主管部門審閲了劇本,怕的就是得罪中國觀眾、丟掉未來無比看重的中國市場,而得到的反饋意見是:電影不必聚焦於某一特定朝代。 [2]
根據《金融時報》等媒體報道,迪士尼認為,“龍”在中國人的認知中等同於天子,神聖不可侵犯,因而捨棄了動畫版裏那個受人喜愛但卻插科打諢、可能不那麼“正經”的木須龍角色;又因為中國人的情感價值觀更為含蓄,他們也斷然刪除了影片結尾木蘭與戀人宏輝的吻戲;還加入了傳統的“忠孝”等情節。
在刪除了木須後,添加了一個角色,由鞏俐所飾演的女巫,她承擔了原版木須的功能——二者與花木蘭一樣,都是被社會“拋棄”和“排斥”的。 只不過木須是志同道合的相互扶持,女巫則是彼此交鋒的正邪對抗。
這讓木蘭陷於形單影隻、孤軍作戰的境地,也使敵人更顯強大。一直處於自我懷疑狀態、對自己的真正身份和使命感到抗拒的木蘭,在最後面對女巫時覺醒了:人不應當逃避自己擁有的,只有直面真實的內心,才能激發最大的潛力——這便是新版《花木蘭》的電影核心主題。

動畫《花木蘭》(1998)
不過,這版《花木蘭》的問題,也正是好萊塢工業流水線的問題,它的劇本工整得過了頭,讓前面這些努力自然而然滑向了它的反面:僵硬,跳脱。
刪除了原作成功的劇情,但受制於片長,無論是木蘭對宏輝的情愫暗生、女巫對木蘭的惺惺相惜與愛恨交加、還是甄子丹飾演的軍官對木蘭的心理轉變,都刻畫得相當侷促,這就不免使角色淪為臉譜化。
真正有問題或説問題最大的是《花木蘭》的主題設定:它的主題是矛盾的,故而傳遞的價值觀也是分裂的。
花木蘭的劍上有四個字:“忠”、“勇”、“真”和皇帝最後御賜的“孝”。 如果説”忠”(為皇帝)”、“勇(為國家)”、“孝(為家族)”是傳統的、東方的、作為集體主義的、象徵等級序列的;那麼“真(為自己)”就是當代的、西方的、作為個人主義的、象徵女權或平權的。
這在影片結尾體現的尤為明顯,導演向代表當代女英雄的木蘭和觀眾拋出了“忠孝兩難全”的中國古話題,而影片就在求“真”歸來的木蘭面對為國盡忠還是為家族盡孝的選擇面前戛然而止。
《花木蘭》(2020)
2.
不尊重歷史與“文化挪用”?
然而,在許多有關《花木蘭》的討論中,許多人並沒有看過電影,討論的也不是劇情本身,從一些流傳的不講究的建築、置景跟道具圖片,就得出了結論:這不光是對歷史的不嚴謹,更是文化上的“誤讀”和“中傷”,甚至連迪士尼的拍攝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原罪。
其實,有關《花木蘭》“不尊重歷史”的指責從98版的動畫片就開始了;這次的爭議,也再度引發了許多關於**“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討論。
但關於花木蘭確切的“歷史”記載,只有區區330個字。而且《木蘭辭》並非“歷史”,而是民歌。 關於這個民間傳説,就像它的最後一段,有着太多“撲朔迷離”的地方: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無法確切地知道它的具體成書時間,甚至就連作者的名字都無從考證。
如果不含任何藝術加工地照搬這個故事,330個字的《木蘭辭》是無論如何也變不成劇本,並走向世界的。
1998年動畫版的《花木蘭》,在當時更是被認為非常符合女權主義,她既聰明又勇敢,還有着自我選擇,同時也是第一位“非皇室出身,未與皇室結婚”的迪士尼公主。
也正是因為動畫的成功,才讓這個成功的女性形象為全世界所熟知。

動畫《花木蘭》(1998)
還有另一個例子,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貓》,不僅文化符號使用得當,就連中國元素與整個故事、關鍵情節的貼合度更為緊密,因此到了該展示中國文化時,給人以水到渠成、渾然天成之感,不像電影《花木蘭》這般用力過猛的尷尬。
《功夫熊貓》上映時正值北京奧運會前夕,雖然也有批評聲,但當時的大環境更多是在褒揚這種“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稱讚它能將中國武術推向世界,甚至認為電影所帶來的武術熱,能推動武術躋身奧運會比賽項目中。
電影版《花木蘭》導演是妮基·卡羅(Niki Caro),曾經導演過《麥克法蘭》 (2015) 和《決不讓步》 (2005) 等佳作。在一段採訪中她表示,中國的孩子都學過《木蘭辭》,在一個新的時代以一種新的方式將之展現出來,是很大的榮幸,一件令人 振奮的事情,也是一種巨大的責任。
遺憾的是,這個“嶄新的時代”,卻正是中美關係搖搖欲墜的當下,迪士尼小心翼翼、試圖在東西方文化之間作出平衡; 而“新方式”,卻是在強調傳統“忠孝”的同時,又迎合當代社會對女性議題的敏感。這樣的嘗試註定是自我撕裂的。
一貫追逐視覺奇觀的迪士尼,的確將電影《花木蘭》的“中國元素”炒成了一鍋大雜燴。不過,恰是如此:通過如此大的全球宣傳和上映,這算不算是一次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國文化的機會?
單憑這些畫面可能還談不上“文化”,至少能不能算呈現了一系列代表中國的文化符號呢?文化輸出是件長遠的事,總得一點點循序漸進。

《花木蘭》(2020)
尤其當看到國外的一些街頭採訪:人們連中國的城市都説不上幾個的時候,感受會很明顯。對一部旨在賺錢的娛樂片而言,我們一廂情願地賦予其文化輸出的重任,是否有點不切實際?
實際發生的是:眼下的紐約到處充滿《花木蘭》的巨幅海報,關於木蘭妝的討論也開始在國外流行,甚至更多人試圖去了解真正的木蘭和中國故事。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關於“文化挪用”的討論,其實一直沒有停過。當外國人拍中國時,我們會將其當作是外國人對於中國文化形象的認知。在美國經濟和文化都極其強勢的大背景下,一切“弱勢”文化,其實都會對自己在強者眼中的形象極其敏感。
尤其是熱衷於在電影裏使用多樣文化的迪士尼,《海洋奇緣》的太平洋島民文化 (Pacific Islander) ,《冰雪奇緣》的挪威傳統和薩米文化 (Sami) ,都曾引發了美國總將別人豐富的文化觀點與題材作為己用的爭議。
以《尋夢環遊記》為例,當時也有許多墨西哥人抗議迪士尼濫用墨西哥元素。後來, 迪士尼聘請出生於美墨邊界的 Davison Aviles 作為首席文化顧問。她去理清這兩種文化間的差異與邏輯,並具體地指出細節與誤差。
在接受採訪時,Davison Aviles 這麼説:“我們嘗試去解釋文化並不是同質性的,而是由上百萬條線編織出來的織錦。”

《尋夢環遊記》(2017)
獨立記者阿潑在電影上映後,曾採訪記錄了許多墨西哥裔人士的看法。 一位名為Robert的墨西哥裔人士表示,《尋夢環遊記》給他的感覺就像是其中的一句墨西哥歌詞“respiro por la herida”,透過傷口呼吸。
他説,即使美國電影工業對“亡靈節”進行了明顯的文化殖民與利用,但仍然是美麗且值得慶祝的進步,因為,這部電影為墨西哥人創造了一種自豪感,也讓其他族羣看見他們的文化有多麼豐富。
在這篇報道最後,阿潑提出了一個問題:電影工業或所謂的文創產業,如何在文化挪用、商業消費與文化賦權的鋼索間平衡與前進呢? [3]
3.
電影討論逐漸變味,淪為一種工具
《花木蘭》這樣一部普普通通、缺乏個性、原想盡最大努力來討好大眾的娛樂電影,反而遭致了大規模的、毫不留情的批評甚至攻擊。
但在合理的批評聲音之外,我們卻要警惕無限發散,甚至上綱上線的指責。
任由“醜化中國”或“侮辱文化”的思路持續發散,在不知不覺中游離出了電影的邊界。友好的“討論”,反而變成了隨心所欲、漫無天際、可能僅僅來源於個人偏見乃至主觀想象的指責、聲討、攻擊、謾罵。
前段時間上映的《八佰》,就遭遇了類似的境地。電影尚未上映時,許多人承認沒看過電影,卻篤定《八佰》是“謳歌敗軍之將”、喜愛這部電影的觀眾都是“果粉”——在電影上映近一個月後,大多數看過《八佰》的觀眾,都不會得出類似這樣的結論。
僅僅因為一幅劇照、一部預告片,就忙不迭地將其蓋棺定論。而當有不同意見的聲音,便是劈頭蓋臉地把“政治立場不正確”的帽子扣過來。
但是,將一切問題泛政治化,並強推進任意領域總是件可怕的事。
電影討論,越來越淪為一種表達工具:用以通過語言釋放自己的“愛國心”、充當“文化捍衞者”的角色或“三觀正確”的代言人。
四年前,《大魚海棠》上映時也引發了類似的討論,很多人狂批的理由是:因為主角椿是個“綠茶婊”——不僅因為她“利用”男二,也因為她信仰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椿因為個人原因犧牲村莊利益、引發族人災難的無疑就是“婊”了。 《大魚海棠》劇情設計的問題,最後就演變為了“三觀”上的問題。

《大魚海棠》(2016)
誠然,大家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有着彼此不同的人生立場和所謂“三觀”——這些其實是很主觀的事。作為持有不同立場和價值觀念的人,當我們討論一部電影的時候,會不可避免地捎帶主觀的私人印記。
但如果一味強調、放大彼此的差異,但凡遇到不同意見者就斥為謬誤、口誅筆伐,甚至到了水火不容、幾欲誅滅而後快的地步,我們就真的不是在討論電影,而是連心平氣和、好好説話的能力都喪失了。
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卻往往淹沒在其中:歷史電影能不能有虛構的情節?“外國人”能不能拍中國文化題材的影視?如何定義“文化挪用“和“文化推廣”?
當我們把視角放大,會發現這樣的問題往往沒有非黑即白的的正確答案,應該找到的是某種邊界和平衡— —動輒陰陽怪氣或喊打喊殺,尚未張嘴就立場先行並不能解決問題; 只有心平靜氣地講理、開誠佈公的溝通,我們才有機會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共識和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