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抗戰的歷史修正主義應當終結_風聞

德不孤-新闻搬运工2020-09-17 22:46

2020-09-17

來源：歷史評論作者：耿志

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

缺少中國抗戰史的二戰歷史記憶，是不完整、不真實的。正視和肯定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貢獻，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尊重，更是對全世界投身反法西斯戰爭的國家和人民的尊重。關於中國抗戰的歷史修正主義應當終結。

時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官方紀念文章充斥着濃厚的歷史修正主義色彩，較之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美國國防部官網刊發的紀念文章《歐洲勝利日：慶祝與思考的時刻》(Victory in European Day: Time of Celebration, Reflection)，認為二戰“始於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頗有將蘇聯與法西斯德國並列為戰爭責任國之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網文章對於東方戰場的表述，也完全是一派美國本位主義口吻：“美國及其盟友仍在沖繩、菲律賓以及其他地區與日本進行戰鬥。”而對作為東方主戰場、與日本展開14 年舉國血戰的中國戰場，隻字未提。

對於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要貢獻，西方社會幾乎從未給予過客觀公正的評價，中國抗戰被排除在歐美二戰史主體敍事之外;即便對中國戰場有所提及，對他們而言，中國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且是心意不決、貪污腐敗的盟友，對最終消滅日本法西斯貢獻不大”。更有甚者，某些學者公然無視歷史、顛倒黑白，將英美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慘敗歸咎為上了“中國人低估日本戰爭能力的當”，稱“中國戰場簡直是日本軍隊的練兵場，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藉以積聚與西方抗爭的實力的地方”。對於這樣的偏見，正直的西方學者也不滿意，英國學者拉納·米特就承認：“幾十年來，我們關於那場全球性戰爭的理解一直未能對中國的角色給出恰如其分的説法。即使在中國被考慮在內的時候，它也只是一個次要角色，一個在一場美國、蘇聯和英國扮演主角的大戲中跑龍套的小演員。”

事實上，中國抗戰絕非“微不足道”，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性意義，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從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長達14年之久，在此期間中國幾乎是以一己之力與日軍陸軍主力浴血鏖戰，極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國力和軍力。據統計，日本投入中國戰場的陸軍步兵師團數曾一度達到其陸軍師團總數的94%(1938年末)，而日本投降時，侵華日軍仍有100餘萬人。僅在全面抗戰的8 年間，日本在中國戰場共消耗軍事力量455萬人(包括斃、傷、俘、降)。而美英在太平洋戰場消滅日軍約124.7萬人，其中有16 萬餘人是在印緬戰場與中國遠征軍共同消滅的。換言之，在東方戰場上，中國消滅日軍總人數是英美消滅日軍數量的三倍有餘。可見，無論是抵抗時間、對敵規模以及給敵人造成的損失，中國戰場都是當之無愧的東方主戰場，是促使勝利天平倒向反法西斯陣營一方的重要砝碼。

其次，中國堅持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走向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軍民的不屈不撓，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和“以戰養戰”的戰略企圖。日本軍政首腦為擺脱國內威信掃地的窘境而加緊損害西方國家在華權益，挑戰美國門户開放政策，對英美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施加壓力並製造事端。這一系列舉動，加速了日本與西方國家的決裂。與此同時，中國的頑強抵抗，一方面使得日本國內部分勢力對捲入新的冒險行動持謹慎態度，反對加強同歐洲軸心國的聯繫，避免捲入歐洲戰事;另一方面使得奉行日耳曼白人種族主義的納粹德國認為，深陷中國戰場的日本不是一個得力盟友，從而增加了德日之間的不信任，削弱了德國與日本的戰略協同，降低了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難度。例如，1938—1939年，日本拒絕與德國、意大利簽訂承擔對英法作戰義務的同盟條約，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及發動蘇德戰爭事先未告知日本，日本偷襲珍珠港也未事先告知德國，雙方不得不設法應付對方為自己製造的被動局面。儘管後來日本與德意締結軍事同盟條約及相關軍事協定，但“德國和日本都選擇了單獨進行戰爭的做法。兩國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標，很少關心其盟國在做什麼以及自己的行動對盟國的利益影響如何”。

再次，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的戰略支點，為西方戰場的決勝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西方戰場而言，中國對日本的戰略牽制，一方面緩解了蘇聯遠東地區的防衞壓力，使其得以全力投入衞國戰爭;另一方面為美英集中力量首先粉碎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提供了戰略支持。此外，中國對日軍陸軍主力的牽制以及對日本國力的消耗，有力支持了美英在太平洋戰場的戰略部署和反攻。

最後，更為重要的是，與歐洲戰場相比，中國抗戰之艱苦卓絕與戰略貢獻之重大，更加凸顯中國戰場的戰略意義。一是敵我力量之懸殊超過歐洲戰場。從綜合國力上看，英法美蘇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遠遠超過德意法西斯及其僕從國;而中國則遠遜於日本，只能採取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戰略。這意味着中國不僅要付出巨大的人員犧牲和財產損失，而且本就相對薄弱的近代化生產力幾乎喪失殆盡，這對抗戰來説更是雪上加霜。二是中國獲得的外來戰略援助遠遠低於英法蘇等國。僅以美援為例，截至1945年10 月1 日，中國獲得的美國租借援助物資，摺合美元共計6.31509 億元，尚不足法國(14.066 億元)的一半，而英國則為302.6921億元，蘇聯為108.01131億元。顯然，戰時中國獲得的外來援助，與中國戰場承受的壓力、發揮的作用和作出的犧牲極不相稱。就此而言，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貢獻也是不容抹殺的。

與中國作出的巨大貢獻不相稱的是，西方學界對中國抗戰的歷史貢獻往往持漠視乃至貶低態度。如英國學者利特爾·哈特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雖名為“世界大戰史”，但論及中國戰場僅是隻言片語;美國學者威廉森·默裏和阿倫·米利特的《必勝之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37—1945》，將東方戰場的敍事重點置於太平洋戰場，反指責中國抗戰不力;英國學者阿諾德·湯因比主編的《國際事務概覽·第二次世界大戰》雖述及中國對日本的戰略性牽制，但同時認為所謂貢獻也就“僅此而已”。那麼西方漠視中國戰場貢獻的主要原因是什麼?筆者認為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對“先歐後亞”戰略的偏頗理解。1941 年1—3月，美英軍方代表在華盛頓舉行“ABC”參謀會談，確立美英聯合作戰的總體戰略——“先歐後亞”戰略，或稱“德國第一”、“大西洋第一”戰略，即先集中力量對付德國，在擊敗德國之前對日本採取牽制性的消耗戰。此後，美英將主要戰略力量和資源優先投入歐洲戰場。在看待這一戰略選擇時，歐美學者往往將納粹德國視為二戰的主要敵人，將歐洲戰場視為二戰的主要戰場。因此，中國在東方戰場上對日本的戰略性牽制和消耗，自然是“跑龍套”的“小角色”，中國作出的貢獻自然是“微不足道”、“僅此而已”。實際上，“先歐後亞”僅是從當時的戰略局勢作出的一種策略安排，所謂“先後”並非“主次”。更重要的是，“先歐後亞”恰恰證明了中國戰場對於世界戰場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因為在英美無力東顧的情況下，中國以舉國之力對日本的戰略性牽制和巨大消耗，才使得“先歐”成為可能，進而為“後亞”及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二，意識形態的潛在影響。首先，西方特別是美國，一直存在不願意承認或有意無視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傾向。這種自冷戰以來持續至今的傾向與西方中心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加劇了西方社會在歷史文化領域的“雙重標準”，即突出有利於自身的歷史記憶，無視乃至貶低非西方或與西方意識形態相左的政黨或國家的歷史作用。其次，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觀念。這種觀念在英美對待中國抗戰乃至整個東方戰場的態度和策略上有鮮明體現。面對九一八事變之後10年裏孤軍奮戰的中國，美英等國未採取切實有效的阻止措施，反而以犧牲中國為代價綏靖日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雖然美英開始援助中國抗戰，但不僅規模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美國的對華援助還需其在華監理人分配使用。美英普遍對中國不同程度地抱有種族主義偏見和歧視，比如輕視中國軍隊的戰鬥力，認為中國軍隊體制還停留在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早期的水平;將中國排除在美英聯合參謀機制之外;羅斯福與丘吉爾及其下屬的美英官員背地裏時常使用Chinks、Pigtails、Slopeys 等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詞彙稱呼中國人。甚至在一些西方人看來，太平洋戰爭是一場不同種族之間的戰爭，他們為白人丟失在亞洲的優勢地位而憂心忡忡。戰後美英等國對中國抗戰貢獻的漠視，實際是這種觀念和思想的延續。

其三，美英軍隊未大規模開赴中國戰場，缺乏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直觀瞭解，無法形成完整、深刻的歷史記憶。戰爭期間，除少數軍事顧問、特種作戰人員、工程部隊和空軍作戰力量外，美國並未向中國戰場投入大規模地面作戰力量，英國僅在東南亞和印度部署少量軍隊。因此，無論是戰時官兵還是後方民眾，英美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抗戰之慘烈鮮有身臨其境的觀察與刻骨銘心的感受;雙方的同仇敵愾主要體現在戰略層面，並未形成廣泛、直接的戰場或戰壕友誼。

不可否認，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不可替代的貢獻。正如米特所言：“如果沒有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國早在1938年就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那將給日本控制整個亞洲大陸提供有利條件，加速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一個屈服的中國，也更有利於日本入侵英屬印度。沒有‘中國的困境’——這個由於中國拒絕停止反抗造成的困境，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將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由於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偏見，中國對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歷史貢獻長期遭到漠視和貶低，成為“被遺忘的盟友”。特別是近年來，美國以冷戰思維處理對華、對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等重大歷史問題上大打歷史修正主義牌，我們對此要充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