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貴 | 南宋行記中的身份、權力與風景_風聞

摘 要：《泛舟遊山錄》是周必大奉祠閒居期間的作品,書中所體現的身份、權力和風景之關係皆與其祠祿官身份相關。他利用個體的文化資本,透過文化取景框,用互文和對話的方法,將自然觀察與文史考證相結合,筆勢流走,虛實相生,在特定的文化場域中塑造了行走的、訴諸理性的人文化風景。風景起源於身份,既是權力的產物,也是權力的體現。南宋日記體行記是作者們對現實世界的“文學制圖”,是從空間維度塑造中國的關鍵文本。需要通過探索文本的外部聯繫和內部修辭,重繪文本的“認知繪圖”。

　　作者簡介：李貴,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章原刊：《復旦學報》2020年第1期。

　　一、 引 言

　　中國自西漢起已出現專門的行記著作,述行紀程,以散體文字記述山川道里、行程見聞,中唐開始又出現按日記程的體式,是為日記體行記,此體至宋代極為繁盛。1據統計,兩宋行記的作品可考者多達350餘種,涉及作者200多人,2是一筆豐厚的文學遺產。近年來,宋代行記漸受關注,相關研究多從史料價值、交通方式、地理學史、旅行文化、風景地貌、文體自覺及文學特點諸方面着眼,3對其中的身份認同、權力關係以及風景的觀看之道卻注意不夠。有鑑於此,我曾以樓鑰的《北行日錄》為例,從文體角度,依據影印宋刻原本,探討其書的文體風格及其體現出的空間等級和文化記憶諸問題,從中透視宋代外交出使行記的普遍價值。4今再以周必大《泛舟遊山錄》為例,探討南宋行記中的身份、權力及風景呈現的方式,以窺見宋代行記如何確立自身類型的歷史文化意義。

　　二、 作者的身份和權力

　　周必大(1126～1204)撰有日記八種十一卷,是“宋代留存至今巨帙日記”者。5其中《歸廬陵日記》《閒居錄》《泛舟遊山錄》《乾道庚寅奏事錄》和《乾道壬辰南歸錄》等五種屬於日記體遊記,是周著日記中文學性最強的作品。除《閒居錄》為一般的記遊之作外,其餘四種均為行記。6《泛舟遊山錄》三卷,又稱《丁亥遊山錄》,作於孝宗乾道三年丁亥(1167),時作者奉祠閒居家鄉。全書記事,起是年二月丙申(廿八日),止於十二月癸亥(三十日),其中二月戊戌(三十日)至三月甲辰(初六日)這七天,今只存干支紀日,記事則已全佚。已有學者以周必大為例分析“祠官文學”的多重面相,但未涉及《泛舟遊山錄》。7也有論文在研究此書時指出“奉祠期間的生活經歷讓周必大可以遠距離重新審視國家政事”,8但未分析祠官身份與此書寫作之關係。故本文首先從身份與權力入手進行探討。

　　此時的祠祿官身份是周必大的主動選擇。周必大於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登進士第,二十七年(1157)中博學宏詞科,差充建康府學教授。三十年(1160)除太學錄、秘書省正字,三十二年(1162),除監察御史。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仕途不可謂不平順。隆興元年(1163),孝宗欲任命建王時期的親信曾覿和龍大淵為知閤門事,台諫交章論列不可,新拜參知政事張燾、諫議大夫劉度、殿中侍御史胡沂和中書舍人張震等皆因此而被罷黜。三月,周必大(以及金安節)拒不書黃,上奏《繳駁龍大淵曾覿差遣狀》,遭孝宗御筆斥責,於是以歸鄉遷葬母墳為由,反覆請求出奉外祠,終獲准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六月底到達家鄉江西廬陵永和鎮,寓居本覺寺,自此開始閒居生活。9

　　奉祠的任期與普通官員一樣,都是三年一任(實際為30個月)。乾道元年(1165)十一月,周必大再次奉祠台州崇道觀。三年(1167)三月,他攜家人泛舟往宜興,探望岳父王葆,十二月回到家中。《泛舟遊山錄》即是此次探親往返旅程的逐日記錄,作者時年42歲,已奉祠閒居長達5年。

　　在這次反“近習”風波中,周必大有明確的士大夫身份意識。在寫給宰相史浩的信中,他袒露心跡,指出穩妥的調停辦法是雙方均出奉外祠,而自己之所以決意離去,是因為“若不決去,則此輩必謂士大夫可以爵祿誘,可以威命脅。一墮其計,人主信之愈堅,任之愈篤,禍發蕭牆,毒流華戎”,後果嚴重,故必須讓皇帝“知士大夫之不可輕,近習之不可親”,“古今未有自宰相至百執事,人主一切輕視而能治天下者”。10這通札子表達了他對士大夫氣節、使命及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堅定認識。然而,事態發展的結果卻是孝宗再除二近習知閤門事,周必大出外奉祠,從仕宦士大夫變成退居士大夫。

　　周必大能寫出《泛舟遊山錄》與他的祠祿官身份直接相關。祠祿官與貶謫官不同,不僅擁有固定俸祿,而且身閒無事、行動自由。此外,奉祠期間,不誤磨勘,未來再次出仕高遷機會猶在。乾道元年(1165)六月,周必大初次奉祠,磨勘轉左承議郎。二次奉祠中,乾道三年八月,就在撰寫《泛舟遊山錄》期間,又磨勘轉左朝奉郎。他在《恩許奉祠子中兄重寄臣字韻詩再次韻》裏自道:“弟兄有祿供温飽,畎畝何階答聖神?此去讀書真事業,向來正字誤根銀。”11有俸祿以供温飽,有時日以耽讀書,有磨勘以待前程,故他在鄉居期間與交遊詩酒唱和、遊山玩水,這種生活真實記錄在其《閒居錄》一卷裏。因此,乾道二年上《再任宮觀謝宰執啓》雲:“三年去國,夢斷朝參;再命奉祠,喜加堂帖。蹤跡已沉於農畝,姓名尚錄於朝廷。……仰繄恤隱之施,俯遂投閒之請。年豐冬暖,無嘆於飢寒;日邁月徵,有慚於夙夜。……司存雨露之邊,難期朝跡;身在江湖之上,但祝帝齡。”12他已經喜歡上這種温飽不愁、閒散自由的鄉居生活。同是身處江湖之遠,他不再像范仲淹《岳陽樓記》那樣強調“憂其君”,而只是很平常地“祝帝齡”,表示為得“遂投閒之請”而欣喜,於是,第二次奉祠後,又有了從容出遊的《泛舟遊山錄》。

　　誠然,與宋代絕大多數人一樣,周必大是酷愛旅遊的。此前,紹興二十八年(1158),他任建康府學教授,每逢休假必出遊,曾自述:“予頃官秣陵,每令休,必出白下,過半山,上鍾阜,訪定林,酌八功德水。”13首次奉祠鄉居期間,也常呼朋引類,登山臨水,見於擇日而記的遊記《閒居錄》中。但性喜出遊只是乾道三年旅行的內在驅動力,祠祿官的身份和經濟能力才是他得以遂願的現實保障。

　　《泛舟遊山錄》所記周必大攜家出行往返途中之交通工具、行李輜重、侍從人員、交遊饋贈等等,證實他擁有良好的身份待遇。卷二記八月自溧陽黃連步返廬陵,“癸亥,蓐食治裝,凡九轎五車十擔,巳初方能行,前日在溧陽以輜重寄魏聰之舟者猶不與焉”。14卷三記十一月丙戌,“廚船觸大舟,幾覆”。可見出行途中攜帶的行李輜重眾多,還配備專門供應飲食的廚船。固然,在南宋人看來,旅遊已同飲食一樣是人的基本需求。葉適《沈氏萱竹堂記》轉述沈體仁之言云:“人之所欲,寢處遊觀而已。”但葉適評論道:“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爾;至遊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遊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15經濟能力不足,則遊觀之力不足。據推算,南宋每人每月的生活費為六貫16。出門在外,生活費用只會更高。從三月出行到十二月返家,共11個月(該年閏七月),要承擔家人、侍從在往返途中的交通食宿及社交應酬,費用自然不菲。至於旅途中官方、官員提供的各種便利、保護,以及禮物的饋贈和流動,更非普通人和貶謫官員所能享受。因此,分析《泛舟遊山錄》不能拋開作者的祠祿官身份。

　　宋代祠祿官在任官資序、年齡、任期、遷轉、待遇諸方面的規定,基本上完成於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北宋末徽宗朝和南宋初高宗朝有所變動,孝宗朝對高宗朝的規定又有改動,尤其是外祠添支法,悉依熙豐三等舊法,自此迄於宋末。17基本的料錢,南宋規定,朝請郎、朝散郎、朝奉郎,“以上料錢各三十貫,春、冬絹各一十三匹,春羅一匹,綿三十兩”;“承議郎。料錢二十貫,春、冬絹各一十匹,春羅一匹,冬綿三十兩”。18添支(又稱增給)方面,對提舉宮觀的規定是:“曾任兩府三十千,餘二十千,提點十千。”19關於人從(隨從),政和三年十月規定,承務郎(從九品)以上任宮觀差遣者,其人從,“提舉二十人,提點十五人,管勾一十人”。20周必大時任主管台州崇道觀,相當於“提點”,首次奉祠期間磨勘轉左承議郎(從七品),二次奉祠期間,於泛舟遊山途中又轉左朝奉郎(正七品),則首次奉祠期間每月得料錢20貫,春、冬絹各10匹,春羅1匹,冬棉30兩;泛舟遊山後期每月得料錢30貫,春、冬絹各13匹,春羅1匹,冬棉30兩;奉祠期間每月添支10千,有隨從15人。另有祿粟、公用錢、職田、給券(途中補貼吃住)等等,具體數量不明。總之其生活待遇較為豐裕。這些都奠定了他泛舟遊山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待遇。

　　書中也透露出信息權力在出行途中的重要性。九月甲午,覺安寺有主僧自全善課,周必大令其“佔二兄綱運,約八日有信”(卷二),可見他對信息的期盼。從全書來看,雖然他僻處鄉間、人在旅途,卻無信息閉塞阻隔之嘆;相反,他具有強大的信息權力,信息渠道廣,信息收集多。

　　一是常見的普通書信往來。如七月乙丑,在宜興,“得平江書”(卷二)。十二月戊午,已回到永和家居,“得武義兄十一月十六日書,聞未得代”(卷三)。

　　二是派專人負責書信傳遞。這是周必大旅途中的特別之舉,安排了多個人手。負責在永和家宅和探親旅途之間傳信者為李全。如卷一之五月丁未、卷二之閏七月丁亥、卷三之十一月己卯均見李全頻繁傳書的記載。負責給周必大在旅途中和臨安兄弟之間傳遞信息的則是賴昌,據卷一之三月丙寅、四月癸酉所載,此賴昌可謂馬不停蹄,往往剛從臨安持書歸來,馬上又被派出送信。周必大對信息的渴求是急迫的,四月乙酉,他晚上才到家,賴昌等候多時,急着報告“七兄(伯父周利見三子周必正)銓試中第二”。後來,此線路送信人又增加了傅勝:四月丁亥,“再遣賴昌、傅勝如臨安”。周必大在旅途中如此重視與臨安兩兄的隨時聯絡,派兩個侍從專門負責傳遞信息,恐怕不只是關心家族,也是在通過臨安的家人時刻了解朝廷中央的消息。回到永和家中後,更是“連日遣數處投書,人頗勞”(卷三,十二月辛丑)。此外,周必大每次抵達州縣之前,地方官員都會提前迎候,主要也是由於有人提前報信。如三月乙巳,“申時過隆興府,遣人致問帥、漕”(卷一)。派遣專人傳遞私人書簡,投遞成本高,由此可見周必大對信息傳遞的重視,也證明其人力財力之不菲。

　　他人如有重要信息,也遣專人送給周必大。如五月乙卯范成大派“走介”送來書簡,及薰香、松黃、新茶等禮物(卷一)。七月乙卯,“武義專人來書,中雲:‘江西一月之間,再有水患。’”(卷二)十二月壬戌,“崑山遣徐興至,聞外舅以十月二十六日葬”(卷三)。范成大介紹旅行線路和景點,江西水災,岳父下葬,都事關重大,故派專人送信。

　　今人觀察朱熹與友朋門人往來書札,發現“宋人私書的傳遞主要還是通過民間之力,其途徑大致有二,一是專人遞送,二是託人轉交”。21周必大此書中的書信傳遞又提供了豐富的實例。

　　三是官員、交遊之間的口耳相傳。每卷都記錄了聽聞的信息。卷一載,四月乙亥,“聞孫仲益尚書艤舟北郭,謁之”;五月丙寅,聽聞“有旨經修而在外者減二年磨勘,而予預焉”;六月庚寅,“聞吳璘以四月十七日上遺表”,“有旨”云云。卷二載,七月丁未,聽到關於皇太子病重的消息,“尋聞初九日夜薨”。卷三載,十月乙未朔,“晚聞趙守在九華樓,上樑就見之”;十二月辛酉,“聞大兄為婺守劾不督財賦,恐得祠”。這些傳聞信息為周必大及時結交權貴精英、瞭解朝廷動向、維護自身及家族利益提供了直接的幫助。

　　四是政府的文書。卷二載,七月己亥,在宜興,“早赴縣廳”,閲觀《省札》《小貼子》及聖旨;丁未,“大赦到邑,其詞略曰”;八月丙申,“郡守錢立道監丞送磨勘文字來”;辛酉,“彭慶攜磨勘朝奉郎告身來”。卷三載,十二月丙申,在廬陵,“邸報”云云。可見,無論是在廬陵家居,還是在泛舟旅途,周必大都能看到朝中上行公文、朝廷邸報、聖旨等政府文書;即使行蹤移動,朝廷給他的磨勘文書也能隨時送達。

　　周必大以祠祿官的身份,呈現出強烈的信息意識,其信息收集渠道具有豐富多樣和及時有效的特點。今人研究宋朝的文書傳遞和信息溝通,主要圍繞“中央考察地方政績的信息渠道”這一議題。22周必大此書所體現的信息權力,則從宋代官員個人的信息收集方面提供了例證。乾道四年(1168)四月,已奉祠6年的周必大除權發遣南劍州,他卻延至六年四月才動身還朝;六月,以左朝奉郎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未及赴任,又於七月除秘書省少監,兼權直學士院。23從奉祠閒居多年、拖延任職地方到直接回朝任朝官,其中必有周必大與朝廷博弈的因素,他的信息權力應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 風景即權力

　　周必大於乾道三年丁亥(1167)三月壬寅(初四日),攜家從江西廬陵永和鎮出發,經鄱陽湖、長江,轉江南運河,前往兩浙西路宜興探望岳父王葆,24三月乙丑(廿七日)抵宜興;停留宜興期間,遊覽了太湖、常州、無錫和蘇州等地;料理完王葆後事,八月戊午(廿四日)動身,大致按原來路線返回,於十二月戊戌(初五日)抵家鄉永和鎮。往返途中,交通以水路為主,重點遊覽了廬山、太湖、蘇州、茅山、齊山、石鐘山、鄱陽湖、南昌西山等山水名勝。作為一部日記體行記,《泛舟遊山錄》對自然風景的描敍一直引人注目,但從權力與風景的關係作探討的論著則似乎未見。

　　首先,在面對天地萬物的時候,誰能發現風景?周必大注意到,旅行者和本地人看待世界是有區別的。四月甲申,在宜興山洞中石田,“時有四足鮕魚出遊”,作者稱賞,但“村夫或擊而食之”(卷一);九月壬辰,“有瓔珞泉,水跳石上如貫珠,尤為奇絕,而土人不貴也。”(卷二)他也將自身與一般遊客區別開來:“然郡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況遊客乎?”張漢卿在其生墳庵附近“營墓就隱”,斥巨資營造風景,在周必大看來卻是“山石粗礦,殊乏秀潤”(卷一,五月丙辰)。周葵功德院名聲在外,周必大遊覽後卻認為“殊不稱所聞”(卷二,七月癸亥)。可見即使同為士大夫,每個人眼中的風景也各不相同。換言之,風景與身份直接相關,它是身份、品味和文化權力的產物,也是權力的體現。

　　美學上的“心理距離”説同樣適用於風景美學。對於那些本地的居民、修行的僧道、勞役的隨從來説,大地是他們生活的憑依和家園,而非風景。就與大地的關係而言,他們的身份是“當局者”(insider),遊客的身份是“旁觀者”(spectator),像周必大這樣有強烈山水之好的閒遊者更是一個“老練的旅行者”(a sophisticated traveler)。研究風景美學的學者指出:“當局者”在某個“地方”居住和工作,“地方”具有的是私人和社會意義,與它的視覺形式幾乎沒有關係。對於當局者來説,自我與場景、主體與客體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離,他們不享有離開場景的特權,而旁觀者可以離開一幅畫框中的圖畫,或以一個遊客的身份走開。通過這種“旁觀者”的視角,土地被重組成了風景。25對旅行者而言,土地幾乎沒有私人和社會意義,地方的使用價值和屬地價值被他們用美學價值所代替。周必大以退居士大夫的文化權力和審美能力“製造”了他眼中的風景。

　　但他與一般的遊客猶有不同。南宋時,出遊已蔚為風氣。書中記述,三月丁未,在南康軍,“諸峯橫陳,瀑布中瀉,寒食節遊人布路”(卷一)。一些著名景點還會免費招待遊客,如九月丙寅,在茅山,“山中宮觀所入豐厚,遊人至,例接待雲”(卷二)。許多地方都遊人如織,但不是每個遊人都能發現風景。八月乙未朔,遊覽宜興山洞,遇到深潭,同行邵生懼怕而快速歸去。周必大當天卻收穫甚大,“巖洞在邑南鄙者十得五六”,他感慨“道士輩且不知所在,況遊客乎?”八月庚子,他欲登宜興使嶺,嶺甚峻峭,親友躋攀困難,隨從怕有老虎,獨他本人毫無懼色,終爬上平頂,得觀無限風光,“雨後下嶺尤險,幾不能容足”。九月戊辰,在茅山燕洞宮,聽説茅山多劫匪,道人輩甚至有遭屠剝者,再加大雨,隨從抱怨而返,只有他獨登華姥山,謁孫仙姑廟(卷二)。十月丙辰,山間“大石散亂不可行”,他“跳躍其間,從者皆驚”,見到美景後他自己亦覺“毛髮凜然”。十一月戊寅,在南昌西山洪崖井附近,他獨享發現之樂趣:

　　俯視深潭,草木矇蔽,踦崖峭絕,不容側窺,而水聲湍洪,疑其有異。乃並澗十餘步,披草而入,始見硤中石數十丈,飛流激浪,數節傾射,而左崖懸瀑數道,相去三丈,妙絕不減棲賢之三峽。又其右多磐石可坐。前此僧道皆不知,但窺井而已。若非再至,幾成徒行。(卷三)

　　本地人、一般遊人皆不知深潭硤中別有洞天,惟有周必大遊興不減、冒險探究後才發現前所未見之景。

　　如前所述,風景是因人而異的。他人眼中的風景,未必是周必大所欣賞的;他所欣賞的風景,在其他遊人眼中未必值得留意。正如柳宗元所言:“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26或者如黑格爾所論:“有生命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既不是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為着要顯現美而創造出現的。自然美只是為其它對象而美,這就是説,為我們,為審美的意識而美。”27風景要靠欣賞者的審美意識才能被發現,依靠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而被彰顯。不僅如此,主體須具備強烈的遊覽志願和勇敢的冒險精神方能看到非同尋常的景色。王安石在談論奇景之發現時即指出:“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28周必大能發現其他遊客發現不了的風景,就在於他有志、有勇、有力以及有物相助。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觀看風景?周必大九月乙酉日記:“是日,舟中有三樂:遇順風,望九華,讀《笠澤叢書》。”(卷二)此三樂頗能代表他發現風景的三種方式,第一樂指向交通工具,第二樂指向觀看之道,第三樂指向途中讀書。試分論之。

　　周必大在旅途中使用了多種交通工具。水路用大船和小舟,有時亦借用官方漕舟。陸路、山地用大車、小車、小驢、人轎,遊山工具有籃輿、肩輿、筍輿、山轎以及。全程以水路為主,航行依賴於風。風太大會翻船,需入港、汊、夾中避險;無風或逆風時則靠人力拉縴而行;風不大不小始能揚帆疾駛。因此“遇順風”成為舟行首樂。

　　舟中望九華山之樂代表了周必大旅行中的觀看之道。茲將全書明確寫到的觀看方式統計如下:

　　望(眺、遠望、四望):59次。

　　平視(對,入)和近觀(觀):12次。

　　俯視(下視、下臨):12次。

　　回望(回視、顧):9次。

　　流連觀看(久之、終日、不能去、周覽):8次。

　　仰視:3次。

　　作者觀看的方式囊括了視覺的全部角度,其視點是流動不居的,在俯仰自得、高下起伏、遠觀近察、往復徘徊中領略萬物的美感,感受自然的至樂,體會天地之大道。《周易》稱伏羲觀取卦象的方式是:“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29已奠定流轉變化的中華觀看方式。又載:“《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30“往復”指時間而言,“天地”指空間而言,兩句連用,“正是時間與空間的相互説明”,31觀看之道由此形成時空合一的狀態。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一自道:“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32指明這種觀看方式所帶來的喜悦。用符合天地至理的方式去觀看,從而享受到遊觀的樂趣,而這種流動周覽的觀看方式自身就包含了哲理。宗白華總結道:“俯仰往還,遠近取與,是中國哲人的觀照法,也是詩人的觀照法。而這觀照法表現在我們的詩中畫中,構成我們詩畫中空間意識的特質。”33類似地,這也構成了《泛舟遊山錄》行記中空間意識的特質。

　　書中提及最多的視角是遠望。這是山水畫中主要的觀照方式。北宋畫家郭熙標舉畫景有“三遠”:高遠、深遠和平遠,認為:“真山水之川穀,遠望之以取其深,近遊之以取其淺;真山水之岩石,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34“勢”是形勢,“質”是本質,此處“遠望”與“近看”並非平列的觀照方法。據徐復觀分析,“在山水畫的取材觀照中,取其勢是有其決定的重要性;因之,遠望是在照觀中主要的方法。由遠望以取勢,這是由人物畫進到山水畫,在觀照上的大演變。”“三遠”在藝術中的意義,可追溯到莊子的“逍遙遊”和魏晉玄學的“遠”觀念,是主體精神對生理與世俗的超越,從而形成的自由解脱的狀態。35周必大看真山水時,以遠望為主,首取自然對象之勢,藉以開闊自我胸襟,主體精神亦從有限飛向無限。宗白華引申郭熙“三遠”之説雲:“中國畫的透視法是提神太虛,從世外鳥瞰的立場觀照全整的律動的大自然,他的空間立場是在時間中徘徊移動,遊目周覽,集合數層與多方的視點譜成一幅超象虛靈的詩情畫境。所以它的境界偏向遠景。……一片明暗的節奏表象着全幅宇宙的絪緼的氣韻,正符合中國心靈蓬鬆瀟灑的意境。”36事實上,不獨中國畫如此,中國人欣賞自然亦如此,因此周必大特別記下舟中遠望九華山景之樂。

　　書中俯視的視點出現了12次,位居觀看角度的第二位。作者此時看到的都是開闊的氣象:“下視川原華麗,太湖數百里在眼中”(卷一,五月乙卯),“俯視縣郭,僅成聚落,隔湖及眾渰一一可指,眼界廓然”(卷二,八月庚子),“俯視羣山,左右對列,中有平田,氣象極好”(卷二,九月甲午)。登高則能通覽全觀,俯視則知天地大勢,居高臨下,作者、讀者的境界隨之變得高遠闊大,故儒家文化強調登高俯視,“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37“‘俯’不但聯繫上下遠近,且有籠罩一切的氣度。”38周必大反覆俯視,既表現出他作為觀看者所具有的宏闊時空意識,也讓作為參與者的讀者心中油然而生豪情壯志。觀看者和參與者就在此種俯視中共同獲得審美的崇高感。

　　回望和流連都是對客體持續反覆的觀看,二者共計17次,合起來居於觀看角度的第二位。不同於身處其中的直接感性審美,回望和流連是欣賞者在理性規範下對具體審美活動的反思和深化。周必大自述:“登化城嶺,嶺峻窄,時時回望,諸峯層出,殊快心目。”(卷二,九月癸巳)“心目”並提,則回望時的欣賞同時訴諸外在觀看和內心沉思。此時,欣賞者已經從與景物融為一體的物我合一狀態中剝離出來,以外在於景物的旁觀者姿態重新審視眼前之景。經過理性的沉澱和過濾,欣賞景物所帶來的審美體驗就超越了一時一地的短暫愉悦,而展現為持續終身的雋永韻味。這種反思型觀看將空間時間化,使自然對象從單一的空間轉變為時空合一體,將對外在的觀看轉變為內在的自我感受,最終訴諸自我的理解。

　　舟中讀書代表了周必大觀看風景的第三種方式:據文獻以觀自然。從全書看,他旅行的方式是邊讀邊走、邊走邊讀,帶着對目的地的“前理解”上路。每到一處,他要看當地《圖經》、《風土誌》。朋友送來《廬山前後集》和《江行圖》,供他遊廬山、行長江時參考。他嚮往的地點,主要是前人記載、書寫過的,以前人文獻為旅行指南,類似後人旅遊時必到某地的“打卡”。往返途中均經過廬山,他時刻不忘按照北宋陳舜俞《廬山記》的引導而遊:“其餘境物之勝,僧徒皆不能言,要當按陳令舉之《記》,以浹旬搜訪,或可得其四五耳。”(卷一,三月丁未)在蘇州,范成大派專人送來書簡,介紹天平山諸景點,囑咐何處必去。周必大一心必至,雖然人已疲倦,還是奮力登上朋友推薦的地點,以免留下遺憾:“同致遠登山,而腳力頓疲,頗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他年,遂奮衣右轉而上。”(卷一,五月乙卯、丙辰)歷史遺蹟和名人故事是周必大最感興趣之處,他追蹤前賢足跡,欣賞人類留在大地上的傑作,撫今追昔,與前賢對話。39即使是觀看自然萬物,他也旁徵博引,溯古今、論興廢,或證實前人記載,或糾正文獻錯誤,或補充他書未備。宋人熱衷於記述當代地理,重知識、重考據,歷史地理考證蔚然成風。40周必大的觀看方式是這種時代風氣的產物,也促進了時代風氣的形成。

　　表面上,對外部環境的即目所見是訴諸直覺,人文化觀看是訴諸理性。但實際上,人們在觀看時都具備一定程度的“前理解”,都是在尋找與自己心目中美感經驗相匹配的對象,你所看見的都是你想看見的。這種前理解和美感經驗構成了看不見的“取景框”,41可視作“文化取景框”。透過這種文化取景框,周必大利用豐厚的文化資本,用互文和對話的方法,將自然觀察與文史考證相結合,在特定的文化場域中對天地萬物加以重新組織,發現了符合其文化品味的風景。42

　　再美好的風景都會消逝。周必大有通過書寫讓風景永存的自覺意識:“今日之遊雖匆匆,而籃輿中徧觀山面,所得為多,恨不能詩以識之。”(卷一,三月丁未)旅途中雖作詩不多,但基本每日均有記事。他曾自述旅行途中的習慣是“陳跡時將日記開”,自注雲紹興戊寅(1158)任建康府學教授時,“每登覽忘歸,自此日有記事,已四十六年”。43堅持用日記寫行記,這是周必大的文體自覺。通過私人日記的再現,他將風景私人化、時間化,從而實現對風景的挽留和佔有。

　　與移動的空間、流動的視點相適應,他在再現風景時往往使用筆勢流走的寫法。卷三記十月壬戌登落星寺,寺在鄱陽湖北部,北對廬山:

　　山色滿眼,湖光千里,真世間之絕景。又嘗有玉京軒,今皆廢,但存清暉閣,西對廬阜,如青天翠屏。初至,白雲英英起山腰,少焉散漫,俄復退斂,已而山披絮帽,變態不常。舉酒賞之,不覺徑醉。午後,移坐佛屋之前,東南觀巨浸,右為揚瀾,左為左裏,其中兩山如門,是為鄱陽湖。由寺門而望,則東北直宮亭湖,西南軒窗對流清山,其脅亦有湖汊,西北則軍城也。再舉酒,歸。晚自舟中望山色,不勝眷眷,再以小艇入西草湖。過東古山下,觀釣魚台。鴻雁鷗鷺徧野,見人驚飛。轉而之流清港,上流清庵,在鳳凰山,古殿殘毀,慨想承平之遺址。回棹已曛黑,過落星,聞鐘聲。往復殆二十里。

　　這是一篇優美完整的寫景日記。先總寫一筆,漸次鋪展,用初至、少焉、俄復、已而等表示時間短暫的一系列詞語表現山中白雲的瞬息萬變,繼而寫四面所見,在時間流逝中見出景色的迷人,再以夜遊盡興見流連忘返之情。整段文字用語極為省淨雅潔,筆勢流動不居,以人物行動映襯自然景色,以時間推移配合空間位移,以歷史遺蹟拓寬萬里時空,最後再過落星寺,回應前文,終以寺院鐘聲作結,餘音不盡,營造出意味深長的藝術效果。

　　周必大與陸游、范成大皆為好友,三人都曾經過九華山,都在日記體行記中有所記述。試比較三人對九華山的總體描寫。周必大《泛舟遊山錄》卷二在九月的數日裏皆記及九華山:

　　乙酉。……是日舟中有三樂:遇順風,望九華,讀《笠澤叢書》。

　　丁亥。……東望碧峯劍立於遠山之坳者,九華也。

　　戊子。……會散,出北門二里,登貴池亭,俗呼望江亭,以其見大江可望淮南也。亦見九華諸峯。……三者相望,皆下臨清溪,遙見九華,大抵為大婆嶺所障,不能盡見諸峯。

　　辛卯。……同至縣學,登經史閣,望九華,紫翠千仞,造物融結奇巧,真尤物也。

　　甲午。……飯罷即行,過慕善鎮,回望九華,橫側高低,無一同者。

　　陸游《入蜀記》作於乾道五年(1170),卷三有載: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為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為可兼太華、女幾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山、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雲:“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為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雲:‘汝少年輒求温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44

　　范成大《吳船錄》作於淳熙四年(1177),卷下記雲:

　　乙巳,泊池州。入城,登九華樓,作重九。風雨陡作,懶至齊山。望之數里間。一土山極庳小,上有翠微亭,特以杜牧之詩傳耳。九華稍秀出,然不逮所聞。夜移舟出江,卻入南湖口,泊非水亭。丙午。離池州,十數里風作,泊清溪口。丁未,泊清溪。九華所謂九峯者,至此始見之。45

　　三者比較,范成大的描寫最為簡單,只是記錄在清溪口見到了九華九峯。陸游重在引述有關九華山的人文故事,雖然指出了山之奇在“修纖”,但筆法不是直接描寫,而是通過用典、議論和比較。周必大則反覆觀看九華山,從江上、樓上、閣上多次遠望,最後以回望作結,餘意不盡,筆勢流走,寥寥數語就勾勒出此山碧綠、峻峭、連綿起伏的特點,全書的寫景成就於此可見一斑。陸、範二書雖然是久負盛名的行記,但在九華山的整體描寫方面不如周著。

　　周著在再現風景時還常常臨時虛擬場景,取得虛實相生的審美效果:

　　(1)巖下流水可浮杯,今有小亭。(卷二,八月庚戌)

　　(2)又在寺後突然一山,上,常時可望大江,是日適為晴嵐所蒙。(卷二,九月甲午)

　　(3)山椒地稍平處,前臨江湖,面對廬阜,左映井邑,右帶淘河洲,若創一亭,當為湖口絕景。(卷三,十月辛亥)

　　(4)其後又有種杏軒,春時不妨宴遊也。(卷三,十月己未)

　　(5)獅子峯尤肖,今日但少雲氣飾之。(卷三,十月庚申)

　　這5處描寫都是就現場實景臨時設想增加一種場景。(1)以曲水流觴的雅集傳統形容流水,突顯文人趣味。(2)擬想天氣晴明時遠望大江的氣勢。(3)從園林佈局着眼,設想創設一亭以滿足點景及觀景需要,對自然景觀起點睛作用。(4)從軒名“種杏”生髮開去,想象春天遊覽會更勝。(5)不喜山峯之一覽無餘,故而想象雲氣裝飾,以飄柔的雲與剛健的山相配合,營造高遠悠閒的意境。這些虛擬場景都是在自然場景中增加人文化景象,烘托實景,為實景增色,在虛實相生中創造了新的風景。

　　筆勢流走,虛實相生,這是《泛舟遊山錄》在風景書寫方面最為突出的特點。明末清初陶珽重編《説郛》成一百二十卷,中錄周必大作品,卷六四有《吳郡諸山錄》一篇、《廬山錄》一篇、《廬山後錄》一篇、《九華山錄》一篇、卷六五有《泛舟錄》二篇,六篇均出《泛舟遊山錄》,46此書藝術成就及歷史影響可見一斑。

　　四、 結 語

　　近年學界提出的宋代“退居型士大夫”和“祠官文學”的概念,47有助於深化對南宋行記的認識。《泛舟遊山錄》是周必大奉祠閒居期間的作品,祠祿官身份奠定了他泛舟遊山的物質基礎、政治待遇和日常心態,書中所體現的身份、權力和風景之關係皆與此相關。

　　周必大將自身與本地人和一般遊客區別開來,其觀看方式囊括視覺的全部角度,視點流動不居,其空間意識反映出中國文化的觀照哲學。他用得最多的視角是遠望,開闊自我胸襟,主體精神亦從有限飛向無限,創造出瀟灑逍遙的意境。多次俯視的視角讓觀看者和參與者共同獲得審美的崇高感。回望和流連都是對客體持續反覆的觀看,這種反思型觀看將空間時間化,使自然對象從單一的空間轉變為時空合一體,將對外在的觀看轉變為內在的自我感受,最終訴諸自我的理解。周必大利用個體的文化資本,透過文化取景框,用互文和對話的方法,將自然觀察與文史考證相結合,在特定的文化場域中塑造了行走的風景、訴諸理性的人文化風景。全書筆勢流走,虛實相生,創造性地塑造出紙上的風景。

　　在追問誰能發現風景、如何觀看風景和如何再現風景之後,不難明白,對於人而言,不存在“純天然”的自然,也沒有“純客觀”的風景。米切爾在研究西方的風景文化史時指出,“風景不僅僅表示或者象徵權力關係;它是文化權力的工具,也許甚至是權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願所支配(或者通常這樣表現自己)”,“風景(不管是城市的還是農村的、人造的或者自然的)總是以空間的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這種空間是一種環境,在其中‘我們’(被表現為風景中的‘人物’)找到——或者迷失——我們自己”;48“風景不是一種藝術類型,而是一種媒介……風景是以文化為媒介的自然景色。……風景這一媒介存在於所有的文化中”。49這些論述也適用於《泛舟遊山錄》。風景起源於身份,是一種旁觀者視角,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它是權力的產物,也是權力的體現。風景即權力。

　　南宋行記蔚為大觀,成就卓著,在中國旅行文學史上影響深遠。長期以來,學界最為關注陸游《入蜀記》和范成大《吳船錄》,在揭示宋代行記寫作的人文轉向時,也是以此二書為中心,50反而忽略了之前周必大的《泛舟遊山錄》。本文以上的分析表明,《泛舟遊山錄》所體現的人地關係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南宋士大夫共同體的地理想象和社會想象,在行記中的身份、權力、心理、社會、地理、美學諸方面都具有先導作用和轉型意義。此書及後起的南宋日記體諸行記尤其值得關注。近人籍忠寅嘗謂:“求古人之跡,高文典冊不如友朋書札,友朋書札不如日夕記錄。何者?彼為其表,此得其裏也。彼觀於橫,而見其量;此觀於縱,而見其塗也。”51日記體行記融合移動時間、移動空間和內心省思,其觀看方式、風景書寫和身份認同既存有當日的現實氣息,又帶有歷史進程的印記,承載着自我發現和集體記憶,是作者對現實世界的“文學制圖”(literary cartography),是從空間維度塑造中國的關鍵文本。研究者需要通過探索文本的外部聯繫和內部修辭,重繪文本的“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52瞭解中國大地從“空間”變成“地方”的過程和特質,從而深入理解“中國”的歷史演變。

　　註釋

　　1 李德輝:《論漢唐兩宋行記的淵源流變》,《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3期。

　　2 李德輝:《論宋代行記的新特點》,《文學遺產》2016年第4期。

　　3 參見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傅樂煥著:《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28頁;劉浦江:《宋代使臣語錄考》,張希清等主編:《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3～296頁;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李德輝編著:《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年;潘晟著:《宋代地理學的觀念、體系與知識興趣》,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16～360、404～453頁;李德輝:《論宋代行記的新特點》,《文學遺產》2016年第4期;成瑋:《百代之中:宋代行記的文體自覺與定型》,《文學遺產》2016年第4期;阮怡:《宋代行記中的官差旅行文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中外旅行書寫研究的現狀及反思可參見臧國仁、蔡琰:《旅行敍事與生命故事:傳播研究取徑之芻議》,《新聞學研究》(台灣)第109期,2011年10月。對宋代旅行文化的研究,參見王福鑫著:《宋代旅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吳雅婷:《移動的風貌:宋代旅行活動的社會文化內涵》,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7年7月;Cong Ellen Zhang(張聰),Transformative Journeys: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0).

　　4李貴:《樓鑰〈北行日錄〉的文體、空間與記憶》，《文學遺產》2016年第4期。

　　5陳左高著:《中國日記史略》,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0年,第23頁。

　　6顧靜:《周必大日記文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5月,第9頁。

　　7侯體健著:《士人身份與南宋詩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57～84頁。

　　8陳芳芳:《周必大遊記類日記文探微——以〈泛舟遊山錄〉〈南歸錄〉為中心》,丁功誼、周志龍主編:《公生廬陵繼六一:“周必大與南宋文化暨紀念週必大誕辰888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頁。

　　9詳見王聰聰:《周必大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第60～136頁。

　　10周必大:《掖垣類稿》卷六《與史丞相札子》,《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以下簡稱《文忠集》)卷九九,《宋集珍本叢刊》(以下簡稱《宋集》)景傅增湘校清歐陽棨刻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52冊,第77頁。

　　11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三,《文忠集》卷三,《宋集》第51冊,第159頁。

　　12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二四,《文忠集》卷二四,《宋集》第51冊,第308頁。

　　13周必大:《省齋文稿》卷一六《跋宗室子嵸藏前輩帖》其四,《文忠集》卷一六,《宋集》第51冊,第236頁。

　　14周必大:《泛舟遊山錄》卷二,《文忠集》卷一六八,《宋集》第52冊,第639頁。以下引本書只隨文説明卷次及月日,不再出注。

　　15葉適著,劉公純等點校:《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冊,第153～154頁。

　　16衣川強著,鄭梁生譯:《宋代文官俸給制度》,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98頁。

　　17關於宋代的祠祿制度和祠祿官的物質待遇,相關研究成果各有創見,偶有疏漏,本文對一手材料和二手文獻作了辨析綜合。詳見梁天錫著:《宋代祠祿制度考實》,香港:龍門書店,1978年;金圓:《宋代祠祿官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2期;劉文剛:《論宋代的宮觀官制》,《宋代文化研究》第7輯,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5月;汪聖鐸:《宋代祠祿制度研究》《宋朝文官俸祿與差遣》《宋代官員俸祿和其他頒給分項考析》,汪聖鐸著:《宋代社會生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黃純豔著:《宋代財政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42頁。

　　18脱脱等著:《宋史》卷一七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冊,第4135頁。

　　19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冊,第4561頁。

　　20《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二九,第8冊,第4483頁。

　　21顧宏義:《宋人書信傳遞方式與用時——以朱熹與師友門人往來書札為例》,《河北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22鄧小南主編:《政績考察與信息渠道——以宋代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23詳見王聰聰:《周必大年譜長編》,第202～229頁。

　　24王聰聰:《周必大年譜長編》,第153頁。

　　25Cosgrove,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8)19.

　　26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尹佔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二七,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冊,第1795頁。

　　27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60頁。

　　28王安石:《遊褒禪山記》,《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三,《四部叢刊》景明刊本,第3頁A-B。

　　29《周易·繫辭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上冊,第86頁。

　　30《周易·泰》九三,《十三經注疏》,上冊,第28頁。

　　31唐君毅:《中國哲學中自然宇宙觀之特質》,《唐君毅全集》第2卷《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88頁。

　　32袁行霈箋註:《陶淵明集箋註》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393頁。

　　33宗白華:《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宗白華著:《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頁。

　　34郭熙著,郭思編:《林泉高致集·山水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2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75頁。

　　35徐復觀著:《中國藝術精神》,《徐復觀全集》第5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23～326頁。

　　36宗白華:《論中西畫法的淵源與基礎》,《美學散步》,第111頁。

　　37《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768頁。

　　38宗白華:《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美學散步》,第94頁。

　　39崔小敬稱這是“周必大對前朝風流的追慕與文化緬懷”,見崔小敬著:《江南遊記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3頁。

　　40潘晟著:《宋代地理學的觀念、體系與知識興趣》,第170～175、404～427頁。

　　41取景框是指限定自然風景的框架,包括肉眼、窗户、觀景輔助製品等,詳見安德魯斯著,張翔譯:《風景與西方藝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7～156頁。

　　42關於文化資本、場域的概念,詳見布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頁;布爾迪厄著,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載《文化資本與社會鍊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195頁。按:布迪厄和布爾迪厄是Pierre Bourdieu的不同音譯。

　　43周必大:《平園續稿》卷三《正月三日……》其四《答胡叔賢》,《文忠集》卷四三,《宋集》第51冊,第473頁。

　　44陸游著:《入蜀記》卷三,《知不足齋叢書》本,上海:古書流通處景印,1921年,第三集,第6A～7A頁。

　　45(41)范成大著,孔凡禮點校:《吳船錄》卷下,《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33頁。

　　46(42)《説郛一百二十》六四、六五,陶宗儀原輯、陶珽等重編:《説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山堂本,1988年,第2961～2971、2971～2973、2973～2981、2981～2985、3017～3019、3019～3021頁。經比對,《吳郡諸山錄》出自《泛舟遊山錄》卷一之五月乙巳至丁巳條,《廬山錄》出自卷一之三月乙巳至己酉條,《廬山後錄》出自卷三之十月壬子至甲子條,《泛舟錄》第一篇來自卷一之三月乙丑至四月乙未條,第二篇來自卷二之閏七月甲午至八月辛亥條,均系刪節抄錄而成;《九華山錄》抄自卷二之九月丙戌條至卷終,及卷三之十月乙未朔條,僅個別文字不同。

　　47林巖:《晚年陸游的鄉居身份與自我意識——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侯體健著:《士人身份與南宋詩文研究》第一章第三節《“祠官文學”與退居士大夫:以周必大為例》,第57～84頁。

　　48米切爾:《導論》,米切爾編,楊麗、萬信瓊譯:《風景與權力》,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2頁。

　　49米切爾:《帝國的風景》,《風景與權力》,第5頁。

　　50(46)徐姜匯:《宋代長江行記書寫的人文轉向——以〈入蜀記〉〈吳船錄〉為中心》,《人文雜誌》2019年第3期。

　　51籍忠寅:《桐城吳先生日記序》,吳汝綸著:《桐城吳先生全書·桐城吳先生日記》,保定:蓮池書院,戊辰(1868)刻本,第1頁B。

　　52泰利提出“文學制圖”的術語,用來描述作家對空間的再現及敍事;又借用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知繪圖”的術語,認為地理批評要探索文本中作者或角色的“認知繪圖”。Robert T.Tally,“‘Spaces that before were blank’:Truth and Narrative Form in Melville’s South Seas Cartography,”Pacific Coast Philology 42 (2007):181–98.參見Robert T.Tally,Melville,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Literary Cartography in the American Baroque Writer (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9)14-17,2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