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日本帝國的真面目(下）_風聞

走向癲狂

日俄戰爭打完後，英日同盟續約。日本進一步殖民大韓、佔取中國權益，有了更多底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根據日英同盟條約，日本積極參戰，瞄準對手德國。最終，日本以1250人傷亡的微弱代價，奪取了德國留下的赤道以北南洋諸島和山東半島。

那段時間，日本經濟也在快速擴張，製造業增長了30倍，化學工業增長了96倍。日本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成為了新興的工業國。

但一戰前後的繁榮，僅持續了極短的時間，進入1920年代，日本的狀況急轉直下。

1923年，日本遭遇百年不遇的“關東大地震”，14萬人死亡，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靜岡縣等地80%的房屋坍塌。地震引發海嘯、火災、瘟疫等多種此生災害，半個日本猶如地獄。

一旁窮得吃不上飯的中國，不忍直視，官方號召羣眾捐錢捐物。

但日本並不感恩，餘震未了，就殺死了716名在日中國勞工。他們全部死於劍刺、斧劈、刀砍和鈎扎。

日本人一開始企圖隱瞞，後承認“誤殺”。據説是因為聽説朝鮮人在地震期間趁亂放火、往井裏投毒，他們要殺朝鮮人，結果在殺害了6000-10000名朝鮮人同時，“不小心”誤殺716箇中國人。

後有證據表明，日本人的“誤殺”蓄謀已久。

這只是一戰後日本神經錯亂的事件之一。真正讓日本陷入癲狂的，是在經濟狀況急轉直下迅速颳起的右翼風潮。

1911年，26名參與刺殺天皇的無政府主義者被判死刑。

明治天皇由於未受絲毫傷害，甚至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場刺殺，因此大發慈悲，赦免其中12人死刑，改無期徒刑。

這起暗殺未遂而大規模殺頭事件，就是著名的“大逆事件”。事件曝光，震驚海內外，此後，無政府主義連帶社會主義，成為日本的敏感詞。也因為這起事件，日本設立了思想警察“特別高等科”（簡稱特高科）。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日本進一步掀起反赤風潮。1925年，日蘇建交時，日本又通過《治安維持法》，防範赤化。

《治安維持法》甫一實施，就成為特高科和右翼分子打擊“異端”最有力的合法武器。

比如，1929年，眾議院議員山本宣治，僅僅因為有反對《治安維持法》的想法，就被一名右翼分子用短刀割斷頸部。

同一年，日本展開大規模搜捕，800多名日本左翼領袖，被一網打盡。他們被抓進監獄後，被逼着懺悔，發誓支持政府。

有了《治安維持法》，特高科實際淪為“合法的惡棍”，無論誰，一旦落入其手，棍打、滾烙鐵和灌水等酷刑是常規操作。

到了1941年，由於戰事緊張，《治安維持法》又變成鉗制反戰思想的工具，大量無辜的平民因此遭殃。

栃木縣一位母親，僅因為抱怨兒子被徵兵，被逮捕。高知縣一位農民，因為抱怨戰爭造成窮困，也被逮捕。

白色恐怖來襲，無政府主義者的刺殺活動銷聲匿跡了，但極端右翼的刺殺卻愈發頻繁和“義正言辭”。

1932年2月，前財務大臣井上準之助，在演説會場造暗殺；

緊接着3月，三井財團理事長團琢磨，倒在公司大門口。

警方調查發現，兩人死於同一個暗殺計劃，該計劃預備殺死20名日本政要，包括元老重臣、現任首相、外務大臣、司法大臣等。

計劃的制訂者，是一個名叫井上日召的僧侶。此人曾在中國東北和華北流浪12年，對日本政治失望，憤而出家，變成一名極端右翼。

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來臨，井上日召幻想通過暴力改造國家，組織“血盟團”，暗殺有害國家的政要。他大言不慚地宣稱：“暗殺是憂國青年促使國家決心的唯一手段，是菩薩行為。”

右翼分子的兇殘，來自他們狂熱的幻想。但日本製定的法律，卻將他們的幻想穿上了一件“理想”的外衣。

1931年，陸軍將校秘密結社櫻會，與右翼大川周明串通，謀劃通過恐怖活動發動政變，史稱“三月事件”；

接着同年10月，又發生“十月事件”，依然是由櫻會和大川周明發動，旨在推翻政黨內閣。

1932年5月，發生“五一五事件”，首相、政友會總裁犬養毅，被右翼分子殺害。

……

在合法外衣掩護下，日本人急速右化瘋癲。現在日本人經常用“那些人”指黑道，但在當時，“那些人”專指極端右翼警察和陸軍。

1931年，日本首相濱口雄幸的死，大概最能反映右翼在日本滋生的根源。

 

1930年，作為首相的濱口雄幸，同意與英、美、法、意共同簽訂條約，一起裁減軍事開支。當時世界正處經濟危機，裁減計劃，對國家有利無害。

但右翼認為這是在毀日本前途。而且他們認為，首相濱口雄幸也沒有權力實行裁軍計劃，這是嚴重違憲、“干犯統帥權”的行為。

右翼援引《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也就是説，陸海軍統帥權，只有天皇可干涉，首相以及內閣無權干涉。

但贊同裁軍計劃的人，同樣援引憲法第12條規定“由天皇確定陸海軍的編成與常備軍員的定額”，認為裁減軍隊預算純屬“國務”或“政務”，首相和內閣，即使違背軍部意見，只要得到天皇許可，並不違反憲法。

總之，雙方覺得憲法支持。其實這是《大日本帝國憲法》本身矛盾造成的。

伊藤製定這部憲法，一方面想要現代憲政，一方面又想保留天皇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本就是不可調和的矛盾，硬要湊一塊，只能一邊推高天皇的道德權威，一邊削弱他的實權。

前面我們説過，山縣有朋曾為陸軍設立參謀本部。參謀本部權力極大，除天皇外，具有絕對的軍事自主權，不受議會、首相和內閣干涉。

如此一來，軍隊和議會相互獨立，沒有實力但道德權威極高的天皇，實際就成為軍隊和議會爭搶的一塊肉。

以前，維新派元老，往往既擔任內閣，又兼任軍中要職，憲法中的矛盾未暴露。但1930年代，老一輩維新元老相繼凋零，軍部與內閣間的矛盾，就慢慢浮出了水面。

軍部中右翼分子得勢後，兩者的矛盾更是形如水火，於是催生大量謀殺、刺殺。

濱口雄幸本人比較有骨氣，遇刺後他受了重傷，傷勢沒有痊癒，就早早上班了。他不想屈服，也不能屈服。

他知道，如果真由極端右翼軍官或參謀本部得逞，日本的政黨和議會政治就徹底歇菜了。

但天不遂人願，當時日本社會的氛圍，已經完全極端右翼化。濱口雄幸死於沒有痊癒的槍傷，那些贊同倫敦條約的政客、學者，也相繼遭遇刺殺、槍擊。那名刺傷濱口的右翼分子，本被判了死刑，但兩次減刑，於1940年11月獲准假釋，服刑不到10年。

後來參謀本部和右翼，屢屢以防止“干犯統帥權”為藉口，大行軍國主義。

1937年“七七事變”，首相近衞文麿和其他內閣，對戰爭進展和計劃毫不知情。內閣會議上，拓務大臣向陸軍大臣詢問“軍事行動何時結束”，陸軍大臣不予理睬。海軍大臣想要接話，被陸軍大臣嚴辭怒斥：“那些事情可以在這種地方説嗎？”

在這種氛圍裏，可以預料，新成長起來的文官大臣，也多半會變得激進、強硬、右翼化。比如1880年出生的日本外交官松岡洋右，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滿蒙生命線

松岡洋右自小在美國長大，能説一口流利的英語。1921年，他加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從主管升至副總裁，是一名“中國通”。

1930年，松岡洋右當選參議員，大肆鼓吹用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松岡洋右是一人才，帶日本加入軸心國的是他，憤而退出國聯的也是他

此人提出，滿蒙在國防和經濟方面，都是日本的生命線。這一主張大受右翼歡迎，“滿蒙生命線論”迅速風靡日本，成為一時流行語。

這個生命線論，其實要上溯到當年山縣有朋向施泰因的請教。當時施泰因也教給山縣“兩條線”：主權線和利益線。

所謂主權線，就是國土範圍內的主權狀態，利益線，就是關乎本國存亡的外國狀態。只有這兩條線都安全了，日本才會安全。

具體來説，就是要讓朝鮮“中立”，才能保證日本安全。後來日本實現了這一目標，不僅讓朝鮮“中立”，還一口吞併了它。

但日俄戰爭和一戰後，日本的胃口越撐越大，吞了朝鮮後，還是沒有安全感。

松岡洋右提出的生命線論，實際是日本軍國主義慾求不滿的進一步表現，企圖生吞掉滿蒙地區（東北+部分內蒙古地區）。

俄國勢力退出後，日本在滿蒙投入了巨資。鼓動150萬日本人來此定居，截止1926年，民間和政府的投資，也達到了14億日元。

日本作為一個小小的島國，其實根本吃不下這麼一大塊地。日本政府為了哄騙日本國民前往滿蒙作屯民，編造了許多謊言，把那兒説成是一個“流着奶與蜜”的地方，但滿蒙比日本的天氣要寒冷得多，日本人根本不適應。

當時被哄騙過去的人，大多來自日本的窮鄉僻壤，這些人在大蕭條時期舉步維艱，所以來中國試試運氣。為了鼓動這些人來中國，日本政府還出台了一項連坐性質的獎懲措施，一個村如果沒有派夠人員前往滿蒙，就別想拿到政府基礎建設補貼資金。

但在右翼的眼裏，即使吞不下，也要硬吞生吞。

松岡洋右鼓吹“滿蒙生命線論”後幾個月，關東軍策劃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對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做過一個意見調查，問為了滿蒙地區而使用武力，是否正當？竟然有88%受過高等教育的東大學生回答了“是”。

從這可以看到，當時日本的右翼氛圍，幾乎到了全社會都慾火焚身的地步。

毀滅

日本人的胃口越來越大，1935年，日本陸軍不要臉地推出“華北五省自治”計劃，企圖通過侵佔華北，進一步控制整個中國和亞洲。

慾望永不饜足，眼睛也就越來越瞎。

從1937年全面侵華，三個月閃電征服整個中國的妄想，到1941年企圖戰勝比自己強大數十倍的美國，日本就像瘋了一樣，心智完全被慾望矇蔽。

這麼癲狂的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其實癲狂也要有民意基礎的。日本製定《治安維持法》的1925年，也是日本真正實行普選的第一年，但直到1930年，佔據46.8%的農業人口，依然無法在議會獲得一席之地。

比如1930年，農民都期盼的加大農業投入的《小作法》，就沒有在議會通過。

然而，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日本受害最大的就是農村。大多農家以養蠶為生，如果能獲得低息貸款，便能熬過經濟危機。可議會中的政黨，都對農民的需求不聞不問。

就在此時，右翼化的日本軍部反倒喊出口號：“拯救農山漁村的蕭條。”

為什麼軍部會喊出這個口號？這是因為，日軍最重要的兵源來自農村勞動力。軍部在制定國防政策時，特別留意農村人的生活保障。

陸軍1934年1月制定《緊急政治事變發生時的處理綱要》，用了很大篇幅，提出動用國庫負擔農村義務教育費用、肥料販賣國營化、穩定農產品價格等等。

雖然一旦發生戰事，這些承諾多半化為泡影，但在議會不關心農村利益時，表達出明確保護農村利益的陸軍，肯定會成為農民的救世主。

右翼軍部，因此得到佔最多數的底層國民的支持。在這種情勢下，整個社會陷入右翼癲狂，一點也不奇怪。

1937年7月，日軍挑起“盧溝橋事件”，是真相信3個月可以結束戰鬥。可8月13日開始延續到11月9日才結束的淞滬會戰，給了“速勝論”一記重拳。

曾參加過日俄戰爭的伊東政喜，作為日軍第101師團的師團長，在10月10日的一則日記中寫道：“中國人的頑強堪比日俄戰爭時旅順的俄軍，有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論我方如何炮擊，似乎都要堅守至全體陣亡為止。”

速勝論的希望破滅，日本找老蔣談判。老蔣不妥協。汪精衞妥協了，建立汪偽政府。別人罵汪賣國賊，她老婆反駁：“蔣介石選擇英美，我的丈夫汪兆銘選擇日本，這有何不同呢？”

日本人瘋狂的頂點，當屬1941年發動珍珠港突襲。

其實日本人攻打珍珠港，國民政府最高興。

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重慶國民政府官員，一個個高興到上街慶祝，老百姓莫名其妙，還以為中國打了勝仗，後來傳出一個謠言：重慶官員高興，是因為美國人派500架飛機炸了東京。

國民政府官員之所以要慶祝，是因為這意味着美國人宣佈參戰，中國有了盟友，也意味着日本真瘋了，離毀滅不遠。

要知道，開戰時，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12倍，美國鋼產量是日本17倍，汽車保有量是日本160倍，石油更是高達日本的721倍。

實力懸殊如此之巨，日本人為什麼還要打呢？美國斷了日本石油供應，令其不得不打，但這是主要外部原因，核心原因還是日本人因慾望膨脹影響了智商。

當時日軍參謀本部為説服天皇，制訂了一份連他們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作戰計劃。

在這份計劃中，他們預測：戰爭第一年船隻損耗量為80萬-100萬噸，第二年為60萬-80萬噸，第三年為70萬噸。

但實際情況是：第一年日本損失了96萬噸，與預測差不多，但第二年就衝到了169萬噸，第三年為392萬噸，與預測差了5倍有餘。

日本人完全以靜態數據，預測美國的自我修復能力。

1939年，美國一年生產2141架飛機。相較之下，日本產量是美國的2倍以上，每年製造4467架。日本人據此以為，只要狠狠打贏最初的戰爭，美國就會乖乖屈服。

但在美國全力投入戰鬥後，其戰鬥力不僅沒摧毀，反而越戰越勇，飛機更是越打越多。

1941年，日本生產的飛機數量若以100計，那麼同時期的美國大約只有107，雙方的差距很小。但是到了1945年7月，日本若為100，美國則達到了1509。

兩國實力，根本不在一個量級。

戰爭一開始，日本人打得非常兇猛，曾一度令國民相信“日本不敗論”。但1944年6月馬里亞納海戰之後，美日戰爭實際已經決出勝負，但日本人不認輸，非打到灰飛煙滅不可。

有一個叫吉田裕的教授，在一本叫《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書中做過統計，日本士兵將近90%死於二戰最後一年。

日本士兵，喜歡往家裏寄明信片，然而到了1944年，大部分明信片的寄送突然停止了。

被派遣到新幾內亞的日本第十八軍，10萬人竟有9萬人活活餓死。1945年春天打響的硫磺島戰役，日本守軍遭全殲，陣亡23000人。

在他們的故鄉，孩子們在家中疑惑：“奇怪了，父親的信一直不來，隔壁村的誰家也是。”

日本政府不讓國內知道士兵大規模死亡的信息，誰去調查或收聽外國廣播，會被治重罪。

終於，美國兩顆原子彈把日本炸回了原始社會。

比日本人更慘更無辜的，是330萬中國軍人、800萬平民傷亡，以及派往海外征戰佔總人口16%的朝鮮人。

鮮活的生命，化成一個個冰冷的數據。無數消逝的生命未能得到一塊簡陋的墓碑。我們今天依然在追問，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悲劇到底是如何發生的，瘋癲的日本人真心懺悔了嗎？

結尾

看日本帝國這段興亡史，我經常回想過去中國40年一步步走向強盛的過程，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前面説過，早在西鄉隆盛時代，稍微有點起色的日本，就已開始籌劃通過對外戰爭解決國內矛盾，一直到1945年毀於二戰，大日本帝國自始至終輸出的就是血與火。

可今天的中國呢？同樣在崛起，但絕對可以自豪地説，我們今天的成就，沒有任何血污，也從未通過對外戰爭解決國內矛盾，乾淨得像一張白紙。

其實一個國家的崛起，犧牲是必然的，只是犧牲自己還是讓別人替自己犧牲的區別。

為了今天的成就，過去40年，中國犧牲了無數的田園風光，製造了數不盡的“空心村”，以及成千上萬無法跟父母團聚的留守兒童。

1.7億人外出務工人員，常年漂泊在外；每年像潮汐一樣的春運，總運量超過4億人次；還有那些駐守邊疆的士兵和建設者，往往一待就是十載、數十載。然而，這背後都是一個個渴望團圓的普通人；他們有愛，有家庭，也有孩子和父母。但就是這些普通人的犧牲和貢獻，組成了這個國家的富強和崛起。

過去老聽中國和平崛起之類的話，但很多人不知道，這簡簡單單的幾個字，背後深藏了多少隻有我們自己才懂的苦與淚。

縱觀過去各大強國崛起之路，從英國日不落帝國的殖民擴張，到美國的門羅主義，再到日本東亞共榮圈的野望，哪一個不是血跡斑斑？

老有人嘲笑中國人不懂現代文明，其實一個國家最大的文明，就是靠自己雙手創造自身幸福，不當強盜，不搶別人碗裏的東西。

由於西方強大的宣傳能力，今天還有好多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不夠自信。其實多瞭解點其他國家的興衰史，就會發現，大可不必。

人類歷史上，像中國這樣持續40年高速增長、卻不對外擴張的大國，世界歷史上非常罕見，甚至絕無僅有。包括今天的印度，崛起之路，都是帶刺的，稍有點顏色，就大肆開染坊。正因為如此，我更願意相信，中國能行穩致遠。

那些通過血與火的方式崛起的國家，以己度人，老覺得中國會越來越危險。想想挺可笑的。值得慶幸的是，今天中國早已不再是甲午戰爭時期的中國，也無懼這類惡意揣測。

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山高水遠，冷暖自知，走自己的路，不擋他人活路，就不怕野鬼和豺狼。

END

本文作者：左頁，媒體主筆，血鑽故事研究員。

參考參考資料：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加藤陽子

《活着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小熊英二

《國家的歧路》，馬國川

《明治天皇：1852-1912》，唐納德·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