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少年時的玩伴“閏土”晚年因沒錢治病逝世,子女後代如何?_風聞
朝文社-朝文社官方账号-关注我们爱历史(ailishi777),阅读更多2020-09-17 09:35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張嶔
在上世紀語文教材《少年閏土》裏,那位“深藍的天空下……項戴銀圈,手捏一柄鋼叉”的“少年小英雄閏土”,曾讓多少“80後”記憶猶新。而放在真實的民國歷史上,那位“閏土”的原型——大文豪魯迅的“少年發小”章閏水,人生卻苦到令人心疼。
出身浙江省紹興市上虞縣杜浦村農家的章閏水,年齡比魯迅長兩歲。全家更與魯迅家關係極深:章閏水的父親一直給魯迅家做“忙月”(忙碌月份給大户人家打工的短工),章閏水的母親更是童年魯迅的奶孃(魯迅筆下的“長媽媽”)。14歲那年,章閏水被父親帶到魯迅家,幫着看管“東家”的祭器,也因此認識了12歲的少年魯迅。兩個活潑潑的孩子,從此一起聊“捕鳥”“看瓜”的趣事,結下深厚的友誼。一如《少年閏土》裏寫到的情景。

但和《少年閏土》裏,魯迅和閏土“從此沒有再見面”,直到三十年後才重逢的景象不同。一直到青年時代時,章閏水與魯迅依然還有聯繫:1900年,正在南京礦路學堂讀書的魯迅,還在寒假裏與章閏水一道在紹興城遊玩,兩個二十出頭的少年郎,那時“邊走邊談,漫步街頭,觀賞鬧市”,度過了一段難忘的青春時光。
但災難,卻在三年後降臨在章閏水身上:1903年章閏水父親去世,二十四歲的他從此撐起了整個家,守着六畝薄沙地勤扒苦做。然後在歲月的摧殘下,變成了魯迅小説《故鄉》裏,那“中年閏土”重逢“迅哥”時“渾身瑟索着”“加上了很深的皺紋”“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的樣子,讓多少讀者讀到唏噓。

而在真實歷史上,魯迅與“中年閏土”的這次重逢,發生在1919年12月他回家接母親北上時,當時章閏水帶着十七歲的兒子啓生(《故鄉》裏閏土兒子水生的原型)過來幫忙搬運行李。等到魯迅一家人啓程時,章閏水也領着女兒章阿花(《故鄉》裏閏土“五歲的女兒”原型)前來送行,他帶着女兒站在魯迅故居前的“張馬橋”上,目送着魯迅的船消失才視線裏,許久才依依不捨的離開。這,就是魯迅與“閏土”章閏水,人生最後一面。
也就是在這一次重逢時,魯迅記憶中那個“教魯迅捕鳥,講海邊故事的少年”,變成了眼前“衰老、陰沉、麻木、卑屈的人”。如此強烈的震撼,成了魯迅創作小説《故鄉》的動力。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追問“閏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問題,就得看看在與魯迅“重逢”前後,章閏水到底經歷了什麼。
比起魯迅小説裏“捕鳥撈魚看瓜”樣樣在行的“閏土”來,真實的章閏水也不差,以章閏水女兒章阿花的回憶,章閏水“鋤地捕魚,挑擔撐船樣樣做”,一年到頭不見休息,可即使這樣,卻還是“吃不飽,穿不暖,養活不了我們一家六個小孩”。1934年浙江大旱,章閏水被迫賣掉了六畝薄沙地,成了更苦的佃農。兩年後貧病交加的他背上“生癰”卻無錢醫治,病故於1936年9月。
這位勤勞憨厚的農民,去世前的情景,也留下了許多讓人動容的時刻。“生癰”的他,每天要靠女兒章阿花為他擦膿血,可不管多痛,他都咬着牙不流一滴淚。臨終前的他,依然還在唸着萬里之外的魯迅,叮囑家人説“想辦法給周先生(魯迅)帶一點幹青豆去,他是一個好人。”
同樣讓人心痛的,是《故鄉》小説裏閏土兒子水生的原型,章閏水的長子啓生的人生。那個小説裏“(比閏土)黃瘦些”“卻害羞”的少年,和他父親一樣是個種地打獵捕魚撐船樣樣在行的勞動好手,而且還擅長“吹笛子”“敲鼓板”“拉胡琴”,每次村裏的迎神賽會活動時,他也都是挑大樑的“大敲會”。可這樣聰明能幹的小夥子,依然不能擺脱貧困,卻在1940年的霍亂瘟疫裏染病身亡,年僅三十八歲。

而閏土的小女兒章阿花,即《故鄉》裏那位“管船隻”的“五歲的女兒”,則是嫁到了離杜浦村十里的中村毛家,苦熬過了多災多難的民國時代,過上了平靜幸福的生活。1975年時,66歲的章阿花已是兒孫滿堂。她在接受紹興縣文化館採訪時,詳細描述了章閏水家的命運,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記述。也正是同一年,章閏水的三兒子章長明也走入人們視線,他那年六十歲,以章阿花的笑談説:“仍十分硬朗,越活越年輕呢。”
在章閏水後人裏,最值得一説的,當屬章閏水的孫子章貴(章啓生的兒子),新中國建立後,章貴通過刻苦的努力學習,成為了一名知名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還一度擔任了浙江紹興魯迅文學紀念館的副館長。如此成就,章閏水若有知,當可告慰。
而比起魯迅與章閏水,這感動了無數讀者的友誼,和章閏水後人的命運來。更值得後人思考的,卻是章閏水苦難人生背後,那個更加充滿苦難的民國時代。
憶起民國時代,多少“文青”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文豪”“大師”們的風流人生。但是在這些風雅背後,卻是更多底層民眾的艱辛寒苦。就以浙江的農村來説,一部民國史,就是一部浙江農村的“天災史”。僅是1928年至1929年兩年間,浙江就有33個縣遭到水災,14個縣遭到旱災,21個縣遭到風災。30個縣遭到蟲災。觸目驚心的災害,紙面上是一串數字,衝擊的卻是多少個“章閏水”,實實在在的家庭與生活。

特別是在章閏水人生髮出劇變,不得不賣掉六畝土地淪為佃户的1934年,亦是浙江天災載入史冊的一年:空前的旱災席捲了浙江全境,海寧、寧波等地竟上百天滴雨未下,受災土地在兩千萬畝以上,很多地方更是遭受過旱災後,緊接着又遭受水災。看過這樣觸目驚心的災情,就知道章閏水全家,當時遭受着怎樣的打擊!
而比天災更可怕的,則是人禍。就以當時治理浙江的國民政府來説,面對1934年空前的災情,各級官員表現出的,卻是令人髮指的麻木。長興等幾乎顆粒無收的縣裏,政府官員或是拼命隱瞞,或是巧立名目瞞報。而當災情蔓延時,救災無方的官員們,卻挖空心思侵吞物資。“不良分子胥吏乘機漁利”成了普遍現象。至於勾結地主富户囤積居奇,趁機聚斂兼併土地。章閏水,就是這樣失去了六畝薄沙地。
更可怕的人禍,是無論豐年災年,都永遠交不完的苛捐雜税。在民國的農村版圖裏,浙江不算窮地方,但農民的負擔之重,以現代人眼光看卻難以想象:比如民國年間浙江杭縣農民要交的地丁銀,竟比晚清年間暴增了九倍。1932年浙江江山縣農民繳納的錢糧税,僅比1931年就暴增了五倍。而在經歷了1934年空前旱災後,浙江的農村更加劇貧困化。僅是國民政府自己的調查,數據就令人震驚。
比如在1935年的浙江嘉興縣,當地農民每年收入183元,支出卻是301元。同年的浙江平湖縣,農民收入141元,支出卻171元……絕大多數的農村家庭,每年的收入都是“負數”,入不敷出成了常見現象。嘉興縣更是““農家貧困、農村破產”,“農民只有在遠低於水平線下的生活度日”。”當時的國民政府經濟學家何廉更是毫不客氣的指出:““浙江的農業貧困問題十分嚴重”。”
簡單的幾句話,就是“閏土”等平民百姓們,説不盡的生活辛酸。

這樣的辛酸,不是哪一個“閏土”的個例,更不是浙江省的個例,卻是1949年以前,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們,普遍的艱辛苦難。理解這樣的苦難,就理解了與“迅哥”重逢的“閏土”,那讓“迅哥”吃驚的““衰老、陰沉、麻木”,理解了這樣的“閏土”,也就看懂了那個落後捱打且民生艱難的時代。幸運的是,這樣的時代早已遠去,不會再來。
參考資料:中新網《“閏土”後人動情憶海嬰》、邵建新《話説魯迅筆下的“閏土”原型及子孫》、謝建《試析民國時期江南農民負擔》、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通史》、翁有為《民國時期的農村與農民》、周培棠《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魯迅日記》、胡紅梅《民國公共衞生體系與疫災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