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少年時的玩伴“閏土”晚年因沒錢治病逝世，子女後代如何？_風聞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張嶔

在上世紀語文教材《少年閏土》裏，那位“深藍的天空下……項戴銀圈，手捏一柄鋼叉”的“少年小英雄閏土”，曾讓多少“80後”記憶猶新。而放在真實的民國歷史上，那位“閏土”的原型——大文豪魯迅的“少年發小”章閏水，人生卻苦到令人心疼。

出身浙江省紹興市上虞縣杜浦村農家的章閏水，年齡比魯迅長兩歲。全家更與魯迅家關係極深：章閏水的父親一直給魯迅家做“忙月”（忙碌月份給大户人家打工的短工），章閏水的母親更是童年魯迅的奶孃（魯迅筆下的“長媽媽”）。14歲那年，章閏水被父親帶到魯迅家，幫着看管“東家”的祭器，也因此認識了12歲的少年魯迅。兩個活潑潑的孩子，從此一起聊“捕鳥”“看瓜”的趣事，結下深厚的友誼。一如《少年閏土》裏寫到的情景。

但和《少年閏土》裏，魯迅和閏土“從此沒有再見面”，直到三十年後才重逢的景象不同。一直到青年時代時，章閏水與魯迅依然還有聯繫：1900年，正在南京礦路學堂讀書的魯迅，還在寒假裏與章閏水一道在紹興城遊玩，兩個二十出頭的少年郎，那時“邊走邊談，漫步街頭，觀賞鬧市”，度過了一段難忘的青春時光。

但災難，卻在三年後降臨在章閏水身上：1903年章閏水父親去世，二十四歲的他從此撐起了整個家，守着六畝薄沙地勤扒苦做。然後在歲月的摧殘下，變成了魯迅小説《故鄉》裏，那“中年閏土”重逢“迅哥”時“渾身瑟索着”“加上了很深的皺紋”“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的樣子，讓多少讀者讀到唏噓。

而在真實歷史上，魯迅與“中年閏土”的這次重逢，發生在1919年12月他回家接母親北上時，當時章閏水帶着十七歲的兒子啓生（《故鄉》裏閏土兒子水生的原型）過來幫忙搬運行李。等到魯迅一家人啓程時，章閏水也領着女兒章阿花（《故鄉》裏閏土“五歲的女兒”原型）前來送行，他帶着女兒站在魯迅故居前的“張馬橋”上，目送着魯迅的船消失才視線裏，許久才依依不捨的離開。這，就是魯迅與“閏土”章閏水，人生最後一面。

也就是在這一次重逢時，魯迅記憶中那個“教魯迅捕鳥，講海邊故事的少年”，變成了眼前“衰老、陰沉、麻木、卑屈的人”。如此強烈的震撼，成了魯迅創作小説《故鄉》的動力。直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追問“閏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問題，就得看看在與魯迅“重逢”前後，章閏水到底經歷了什麼。

比起魯迅小説裏“捕鳥撈魚看瓜”樣樣在行的“閏土”來，真實的章閏水也不差，以章閏水女兒章阿花的回憶，章閏水“鋤地捕魚，挑擔撐船樣樣做”，一年到頭不見休息，可即使這樣，卻還是“吃不飽，穿不暖，養活不了我們一家六個小孩”。1934年浙江大旱，章閏水被迫賣掉了六畝薄沙地，成了更苦的佃農。兩年後貧病交加的他背上“生癰”卻無錢醫治，病故於1936年9月。

這位勤勞憨厚的農民，去世前的情景，也留下了許多讓人動容的時刻。“生癰”的他，每天要靠女兒章阿花為他擦膿血，可不管多痛，他都咬着牙不流一滴淚。臨終前的他，依然還在唸着萬里之外的魯迅，叮囑家人説“想辦法給周先生（魯迅）帶一點幹青豆去，他是一個好人。”

同樣讓人心痛的，是《故鄉》小説裏閏土兒子水生的原型，章閏水的長子啓生的人生。那個小説裏“（比閏土）黃瘦些”“卻害羞”的少年，和他父親一樣是個種地打獵捕魚撐船樣樣在行的勞動好手，而且還擅長“吹笛子”“敲鼓板”“拉胡琴”，每次村裏的迎神賽會活動時，他也都是挑大樑的“大敲會”。可這樣聰明能幹的小夥子，依然不能擺脱貧困，卻在1940年的霍亂瘟疫裏染病身亡，年僅三十八歲。

而閏土的小女兒章阿花，即《故鄉》裏那位“管船隻”的“五歲的女兒”，則是嫁到了離杜浦村十里的中村毛家，苦熬過了多災多難的民國時代，過上了平靜幸福的生活。1975年時，66歲的章阿花已是兒孫滿堂。她在接受紹興縣文化館採訪時，詳細描述了章閏水家的命運，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記述。也正是同一年，章閏水的三兒子章長明也走入人們視線，他那年六十歲，以章阿花的笑談説：“仍十分硬朗，越活越年輕呢。”

在章閏水後人裏，最值得一説的，當屬章閏水的孫子章貴（章啓生的兒子），新中國建立後，章貴通過刻苦的努力學習，成為了一名知名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還一度擔任了浙江紹興魯迅文學紀念館的副館長。如此成就，章閏水若有知，當可告慰。

而比起魯迅與章閏水，這感動了無數讀者的友誼，和章閏水後人的命運來。更值得後人思考的，卻是章閏水苦難人生背後，那個更加充滿苦難的民國時代。

憶起民國時代，多少“文青”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文豪”“大師”們的風流人生。但是在這些風雅背後，卻是更多底層民眾的艱辛寒苦。就以浙江的農村來説，一部民國史，就是一部浙江農村的“天災史”。僅是1928年至1929年兩年間，浙江就有33個縣遭到水災，14個縣遭到旱災，21個縣遭到風災。30個縣遭到蟲災。觸目驚心的災害，紙面上是一串數字，衝擊的卻是多少個“章閏水”，實實在在的家庭與生活。

特別是在章閏水人生髮出劇變，不得不賣掉六畝土地淪為佃户的1934年，亦是浙江天災載入史冊的一年：空前的旱災席捲了浙江全境，海寧、寧波等地竟上百天滴雨未下，受災土地在兩千萬畝以上，很多地方更是遭受過旱災後，緊接着又遭受水災。看過這樣觸目驚心的災情，就知道章閏水全家，當時遭受着怎樣的打擊！

而比天災更可怕的，則是人禍。就以當時治理浙江的國民政府來説，面對1934年空前的災情，各級官員表現出的，卻是令人髮指的麻木。長興等幾乎顆粒無收的縣裏，政府官員或是拼命隱瞞，或是巧立名目瞞報。而當災情蔓延時，救災無方的官員們，卻挖空心思侵吞物資。“不良分子胥吏乘機漁利”成了普遍現象。至於勾結地主富户囤積居奇，趁機聚斂兼併土地。章閏水，就是這樣失去了六畝薄沙地。

更可怕的人禍，是無論豐年災年，都永遠交不完的苛捐雜税。在民國的農村版圖裏，浙江不算窮地方，但農民的負擔之重，以現代人眼光看卻難以想象：比如民國年間浙江杭縣農民要交的地丁銀，竟比晚清年間暴增了九倍。1932年浙江江山縣農民繳納的錢糧税，僅比1931年就暴增了五倍。而在經歷了1934年空前旱災後，浙江的農村更加劇貧困化。僅是國民政府自己的調查，數據就令人震驚。

比如在1935年的浙江嘉興縣，當地農民每年收入183元，支出卻是301元。同年的浙江平湖縣，農民收入141元，支出卻171元……絕大多數的農村家庭，每年的收入都是“負數”，入不敷出成了常見現象。嘉興縣更是““農家貧困、農村破產”，“農民只有在遠低於水平線下的生活度日”｡”當時的國民政府經濟學家何廉更是毫不客氣的指出：““浙江的農業貧困問題十分嚴重”｡”

簡單的幾句話，就是“閏土”等平民百姓們，説不盡的生活辛酸。

這樣的辛酸，不是哪一個“閏土”的個例，更不是浙江省的個例，卻是1949年以前，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們，普遍的艱辛苦難。理解這樣的苦難，就理解了與“迅哥”重逢的“閏土”，那讓“迅哥”吃驚的““衰老、陰沉、麻木”，理解了這樣的“閏土”，也就看懂了那個落後捱打且民生艱難的時代。幸運的是，這樣的時代早已遠去，不會再來。

參考資料：中新網《“閏土”後人動情憶海嬰》、邵建新《話説魯迅筆下的“閏土”原型及子孫》、謝建《試析民國時期江南農民負擔》、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通史》、翁有為《民國時期的農村與農民》、周培棠《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魯迅日記》、胡紅梅《民國公共衞生體系與疫災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