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新冠疫情和經濟危機背景下的俄羅斯“新外交”研究——中俄資訊網_風聞

　　閲讀提示：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的這份報告（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國家杜馬的支持）認為，當代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建立新的秩序。在此過程中，漸行漸遠的不僅是“單極”或者“兩極”時代，還有西方近幾百年來在軍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新冠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並未改變國際關係的基本發展態勢，而是像催化劑一樣激化了既有矛盾，加快了世界範圍內各種力量的重新分配。

該報告認為，近年來俄羅斯在外交和國防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和勝利，但是需要更為充分地加以表達和闡釋，同時有必要拓展新的外交政策方向併為其提供思想保障。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的核心內容：一是維護和平；二是支持各國自主選擇發展模式；三是共同保護自然環境，加強人文合作，應對包括流行病在內的新的全球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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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資訊網注：本文譯自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2020年發佈的研究報告“維護和平、地球和所有國家的選擇自由：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Москва, 2020）。原文篇幅較長，譯文有所刪減。（譯者：郭小麗、王旭譯，郭小麗 校），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謝爾蓋·卡拉加諾夫（С.А. Караганов），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學院院長，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榮譽主席，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基地重大項目承擔者；德米特里·蘇斯洛夫（Д.В. Суслов），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歐洲與國際綜合研究中心副主任；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Е.А. Примаков），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議員；伊戈爾·馬卡羅夫（И.А. Макаров），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學院世界經濟系主任；拉里莎·波波維奇（Л.Д. Попович），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衞生健康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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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來世界格局與俄羅斯對外政策新議程

　　俄羅斯國內外的外交政策學者普遍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和思想已進入完全不可預測的混亂時代。這一觀點只是部分正確。它不僅反映出混亂趨勢正在加劇的既定事實，還説明過去使用的智識、概念方法無法預測世界的發展趨勢。在過去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間，西方國家設定了“智識模式”，因而西方大多數人不願意接受新的現實，種種跡象表明，西方國家在地緣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的地位正在經歷長期的衰落。大眾智識和情緒狀態確實是難以預測的因素，因為“00後”“80、90後”（或“iphone”一代）已習慣超級鏈接，依賴信息環境，難以區分現實與虛擬，尤其容易受到外界潮流和自身情緒變化的影響。心理狀況受信息環境影響的最新案例，是與新冠病毒相關的集體情緒失控。信息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AI）的持續研發，使得世界的發展愈發難以預測。但是，如果人類不失去基本的價值觀——珍視生命、渴望社交、持守家庭、熱愛祖國和本土文化，那麼人工智能就無法佔統治地位，至少其影響是有限的。大多數發展趨勢是可預測的（儘管可能發生各種偶然事件，受到領導人性格和行為的影響，在瞬息萬變的形勢下領導人的作用與日俱增），新冠疫情非但不會改變世界的發展趨勢，反而成為強化這種趨勢的催化劑。負面進程（大國之間激烈角逐）和正面進程（共同應對全球挑戰），同時進行。

　　在新（主要是亞洲）、舊（主要是西方）領導者之間，正在上演歷史上最激烈、最迅速的權力再分配。新冠疫情及其引起的經濟危機和信息戰，加劇了這一進程。在西方整體走向衰落的趨勢中，美國也許是個例外，至少在未來幾十年內，美國仍會是超級大國。但是，即便是美國，也在迅速喪失將自己意志強加於人的能力，無力左右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總體發展方向。於是，美國成為近年來最危險的國際角色，從維護現狀的國家轉變為“修正主義”國家（雖然算不上“復仇主義者”）。從其內部走向來看，最近幾年的美國仍將是一個深度分裂的國家。發生這種變化的深層及主要原因是，西方近500年來建立在軍事優勢基礎上的、在世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已行將就木，世界正在迴歸傳統的多極格局。大部分國際協調機構和機制日漸式微或被有意取消。瞬息萬變的局勢和激烈角逐，使全球和區域大國之間的爭鬥無視規則，這是國際關係中軍事力量作用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不是唯一原因）。即將到來的世界將呈現出數字化發展、不平等加劇、氣候變化以及大規模移民等重要趨勢。這些因素勢必加劇各國內部的社會緊張局勢，也將激化國家之間的競爭。無論是從智力還是從體制的角度，人類都暫時無法解決這些挑戰。儘管這些挑戰在客觀上具有全球性特徵，但新冠疫情表明，可行的解決方案越來越多地下沉到國家或區域層面。這種張力正在提升對國家精英的要求。領導力以及政治和外交中的人格化重新佔據上風，同時全球問題和全球相互依賴發展到了全然不同的層次。

　　二戰後美國構建的全球經濟體制正在瓦解，全球化也在部分倒退。世界經濟支離破碎，區域經濟各自為政。最重要的是，世界經濟正在被政治化，其背景是儘管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處於非常高的水平。在這樣的條件下，經濟相互依賴原本主要是積極因素，而現在越來越成為弱點。新冠疫情加劇了這種認知，進一步削弱了全球治理。有一種取代美國（西方）控制下的“世界政府”或霸權主義的強烈趨勢，傾向於將世界政治以及一部分經濟重新國有化，恢復民族國家、其精英和領導人的作用及影響力。新冠疫情極大地加速了這一進程。疫情凸顯了國家作為國際關係中的行為主體具有不可替代性，其合法性和生存取決於能否首先保障本國公民的社會福利。疫情強化了國家主權因素。雖然由於全球化以及流行病、信息革命等全球威脅，各國無法完全掌控本國局勢，但它們仍努力在內政、外交問題上做出自主抉擇。各國追求主權、政治和文化獨立是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國際關係的民主化進程仍將持續。中小國家的民眾都渴望政治上的主體性，向本國精英表達了更多的獨立訴求。其原因在於，全面信息化和通信手段的推廣帶來了人民的“政治覺醒”，以及傳統領導者不再具有榜樣的吸引力。許多中等國家和區域大國不僅拒絕盲從超級大國，而且如果沒有它們的參與，一些關鍵的國際衝突和問題便無法解決（中東局勢就很明顯），更遑論全球的有效治理。在全球對抗的背景下，中等國家和區域大國不想在華盛頓的脅迫下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於是產生了“新不結盟”的客觀需求。

　　正在不對稱地形成“中國+”和“美國+”兩個技術、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中心。從地緣政治上講，美國正推動世界走向新的兩極化，並試圖藉此恢復自身的活力和領導力，把對抗強加於人，削弱那些反對美國霸權的國家。美國的抗疫行動（無力阻斷病毒在本國的蔓延，對盟友的自私態度），與中國在本國的成績及對他國的援助，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新的經濟危機削弱了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和吸引力，世界領導權爭奪變得白熱化。華盛頓對北京採取更加敵對的政策，並且對盟國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冠疫情幾乎成為美國對華信息戰的核心內容，成為政治施壓的工具。中國則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並在抗疫成功的背景下，轉而開展信息-政治戰攻勢。在俄羅斯學者看來，疫情暴發之前，中國雖然愈發自信並奉行面向全球的政策，但仍竭力迴避對領導地位的訴求；現在則不然，中國外交在政治心理方面的內斂性已經減弱，中國公開表示正在為世界其他地區樹立榜樣。然，歐盟主導的歐洲錯失了（與俄羅斯聯合）成為世界新秩序第三支柱的機會，它將慢慢走下坡路。儘管歐盟不大可能徹底解體，但勢必將進行大變革。新冠疫情再次強調國家（特別是大國）的主導作用，進一步衝擊了跨國機制。歐元區可能將發生重大變化。最有可能的是，歐洲次大陸的中部和南部將倒向東方，西部和北部將倒向美國。俄羅斯仍有充足的迴旋餘地。確切地説，從地緣政治來看，俄羅斯仍將是一個獨立的中心，奉行獨立自主的內政、外交和國防政策。在經濟和技術方面，俄羅斯將會逐漸趨向東方，同時又保持政治和軍事的獨立性。在中國的支持下，俄羅斯提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但何時實施，尚不明確。

　　國際環境將再度意識形態化。國際共產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退出歷史舞台以及宗教弱化（特別是在西方世界）之後，全球自由民主又加速衰朽，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由此產生了填補“真空”的爭鬥。部分“真空”被左翼-右翼民族主義、社會不滿情緒和“綠色”激進主義填補。俄羅斯嘗試用愛國主義和保守主義填補“真空”，而中國則使用了尚不太清晰的“命運共同體”概念。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向其地緣政治經濟競爭者發起了不負責任的政治-輿情戰，企圖利用信息工具方面的優勢妖魔化競爭對手。然而，那些能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意識形態並填補“真空”的國家、社會和文明，在爭取未來世界秩序領導地位的鬥爭中，將獲得大巨大優勢。目前，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鬥爭日益白熱化。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反俄情緒爆發的主要原因是，試圖通過塑造“敵人形象”，從傳統精英手中奪取社會傳媒的控制權。

　　儘管俄羅斯有效增強了戰略威懾力，但在可期的未來，發生重大國際衝突並升級到全球戰爭的危險將顯著增加。原因如下：

　　——全球和區域層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新冠疫情和經濟危機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並將其提上議程。

　　——在許多國家，受輿情及政治進程的影響，社會精英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在退化。越發常見的是，庸人被選拔出來，有責任心的精英則被邊緣化，取而代之者則越來越依賴用輿情造勢，缺乏長遠規劃。

　　——信息革命、環境變化、社會不公增加、反抗情緒高漲、移民日益增多、傳統管理機制弱化，導致傳統精英失勢，慌亂情緒和“簡單化處理局勢”的潛意識（包括訴諸武力）日益增長。特別是在西方國家，圍繞新冠疫情所表現出的歇斯底里情緒，分散了民眾對未解問題和各種失敗的注意力，反倒像一場“小勝仗”，用以排解社會的不滿。

　　——發展核武器、常規精確制導武器、高超聲速武器、網絡手段、軍用機器人、無人機等裝備，形成了破壞穩定的“混合體”。

　　——軍控機制日漸式微，大國軍政領導人之間的互動渠道不通暢，不信任和戰略不確定性在增加，政治敵意進一步強化。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一系列破壞軍事-政治局勢穩定的武器裝備持續擴散，出現了一些軍事實力不斷壯大的國家。這非但不能鞏固多邊相互制約，反而同上述因素一樣，削弱了戰略穩定，增加了爆發武裝衝突並升級為世界戰爭的風險。

　　——對戰爭的恐懼已退居其次。“戰略惰性”佔據上風，相信75年相對和平的日子仍將持續。但這是錯覺。對大部分俄羅斯人及部分精英人士而言，這種太平心態頗為典型，有可能會在未來削弱民眾對發展國防力量的支持。

　　——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使亞洲和非洲水資源短缺日益嚴重，勢必引發新一輪大規模移民潮。

　　——人類將可能達到“增長極限”。無論如何，環境污染、氣候變化都將繼續成為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頭等大事。“綠色”正成為重要的國際議題，俄羅斯在該領域表現得不太積極，或者説比較被動。俄羅斯能夠而且應該成為提出新發展哲學（旨在保護人類和自然）的領導者之一。況且俄羅斯擁有大量資源（特別是在環境保護領域可以提供和開發的資源），這不僅將改善國內生活，還可惠及整個世界。

　　——一個更大的挑戰逐漸浮出水面。顯而易見的是，建立在不斷擴大消費基礎上的現代資本主義，愈發同社會需求乃至世界本身發生衝突。這個問題在應對新冠疫情上暴露得尤為明顯。人類必須確定新的發展模式。積極參與該模式的研究與推進可謂恰逢其時（可作為對保守主義、愛國主義以及我們所提出的相關概念和口號的補充）。

　　二、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成績

　　憑藉經濟的部分復甦、軍事實力增強、巧妙且意志堅定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再加上對手自身實力削弱，俄羅斯得以躋身世界“排行榜”前三名。面對外部壓力，俄羅斯大部分民眾與精英團結一致以及對外交勝利的自豪發揮了作用。但是，目前俄羅斯經濟仍停滯不前，人口問題亦不容樂觀。反對者和潛在的盟友認為，長期看來，俄羅斯將衰弱下去。社會民調的結果與大多數專家的觀點一致，即民眾對俄羅斯在國外採取軍事行動的支持度不斷下降。以積極進攻型的外交政策獲取民眾對政府支持的能力正在下降，即便該政策目前是成功且有效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未向社會做出解釋和説明，即俄羅斯的海外軍事行動不僅是安全所需，而且大多成本較低，能夠實現政治和經濟利益雙贏。另一原因是，人們愈發覺得，參與外部事務會導致疏於解決對廣大民眾而言更為迫切的內部問題。

　　當前的世界形勢、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俄羅斯的社會現狀，都要求提出一套鼓舞人心、團結一致和“提振精神”的俄羅斯內政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內核，在此基礎上才能制定出對俄羅斯和世界均有吸引力的前瞻性方略。俄羅斯的外交卓有成效，這些成就體現出了俄羅斯對國際事務的正面貢獻，可以也應該向世界、向本國人民加以宣示，即俄羅斯足能承擔“使命”。目前的情況是，俄羅斯的外交成就和使命未被概念化、資本化，沒有被廣泛宣傳並轉化為政治倡議性的語言。在全球層面，俄羅斯已經成為世界安全的維護者、各國自主選擇發展模式及主權的保護者。俄羅斯通過成功升級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武裝力量、實行平衡的防禦政策、保持戰略威懾力、不捲入新的軍備競賽等策略，恢復了全球範圍內的均勢，並徹底打破了西方依仗軍事優勢在近500年來支配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西方肆無忌憚地侵略和破壞穩定（如北約擴張，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亞支持或挑起“顏色革命”，使整個地區陷入混亂和痛苦）的“單極時代”結束了。俄羅斯提高了國際關係的民主程度，為文化多樣性和國家自主選擇發展模式創造了條件，從而為先前受壓制文明的崛起提供了機遇，許多國家得以在經濟較量中充分利用本身的競爭優勢。西方國家對世界GDP的貢獻下降，獲取“軍事尋租”的能力減弱。俄羅斯正在通過製造高超聲速武器、升級現有戰略核力量以及協助中國創建導彈預警系統等方式，加強針對俄美關係、中美關係的戰略制衡。美國試圖通過建立導彈防禦系統實現堅不可摧的無敵狀態幻想，以及企圖解除俄羅斯尤其是中國武裝的幻想日益破滅。

　　高超聲速及其他類型武器和系統的研製成功，降低了俄羅斯參與核武器及常規戰略武器競賽的訴求。於是，俄羅斯成為當今世界唯一雖未增加國防預算，卻顯著提高威懾力的大國。俄羅斯沒有增強戰略核武庫的動機，這凸顯其作為負責任核大國履行了《核不擴散核條約》規定的義務。此外，俄羅斯打消了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獲取軍事優勢的期望，對美國而言，軍備競賽的代價也會越來越高且毫無意義。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增強了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減少了衝突。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國，都沒有陷入“雙線作戰”的境地。這使得兩國的衝動行為少，責任感多，兩國關係亦成為加強國際穩定與和平的重要因素。在區域層面，隨着國家軍事實力的恢復，俄羅斯奉行的積極而平衡的外交政策，同樣維護了和平、安全、各國自主選擇發展模式的自由及國家主權。俄羅斯作為重要的平衡者抑制某些國家追求霸權地位，從而維護了它們的獨立和主權。

　　1.在歐洲

　　北約和其他西方聯盟向原蘇聯空間的擴張被暫時遏制。與本可能發生的歐洲大戰相比，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和當前烏克蘭衝突造成的惡果要少得多，倘若歐洲繼續擴張到對俄羅斯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大戰完全可能發生。為阻止西方擴張，俄羅斯採取了強硬行動，這為未來俄歐睦鄰關係以及俄烏關係奠定了基礎。一些歐洲國家看到了俄羅斯的決心和實力，看到自己依仗的機制開始走弱，儘管這些國家依附美國，但它們已開始嘗試尋找接近俄羅斯的新途徑。

　　俄羅斯非核威懾力的鞏固，預防了在非核戰爭（如果這類戰爭爆發的話）中戰敗的危險，同時也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風險。

　　由於奉行“向東轉”戰略，俄羅斯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次大陸的力量關係，使之於己有利。先是構建“歐洲共同體”的想法失敗，繼而建立以歐盟為中心的“大歐洲”計劃受挫，取而代之的另一種可能性出現：建立一個更穩定，較少取決於外部角色的“合作、發展與安全體系”，即“大歐亞夥伴關係”。這一趨勢終結了在政治和心理層面認為俄羅斯從屬於西方和歐洲的認知，促使歐盟具有愛國情懷和戰略頭腦的精英尋求恢復與俄羅斯的關係。歐盟開始意識到自己處於戰略僵局，出路只能是恢復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但現在已非1990-2000年代的語境，即俄羅斯的“歐洲化”，而是需要基於睦鄰友好、平等合作的原則，共同制定規範。

　　2.在歐亞大陸中部

　　俄羅斯建立了與中國的戰略伙伴關係，保證兩大鄰國之間不存在公開的地緣政治博弈。中俄夥伴關係加強了中亞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它們無須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還可以在歐亞經濟聯盟框架下，在與中國“一帶一路”的互動中進行一體化建設。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俄羅斯“歐亞經濟一體化”與“一帶一路”的“對接”。俄中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合作，鞏固了中亞和阿富汗地區的安全。外部大國破壞穩定、強行發動“顏色革命”和推行“分而治之”策略的能力正在減弱，近東和中東重要大國對中亞的爭奪也被抑制。俄羅斯在敍利亞取得了勝利，削弱了國際恐怖主義實施破壞行動的能力，數千名來自俄羅斯和鄰國的恐怖分子被消滅。

　　3.在原蘇聯地區

　　俄羅斯用支持和加強歐亞經濟聯盟與集安組織的方式，鞏固了成員國的安全與主權，又不限制其自主選擇發展模式和奉行多元外交政策的自由。這些機制保障了成員國之間，以及與中國、歐盟、土耳其和伊朗之間的和平。

　　集安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遵守協商做出決定的原則，這不僅是具有不同政治和經濟體量、不同政治制度國家間平等合作的典範，而且也是中小國家真正擴大主權的典範。在與外部大國的相互關係中，成員國身份有效加強了中小國家的地位，如白俄羅斯與波蘭和歐盟，亞美尼亞與土耳其和伊朗，中亞國家與中國。所有國家都從一體化中獲益，但受益最大的是歐亞經濟聯盟中的小國。

　　4.在亞太地區

　　俄羅斯支持中印之間保持軍事平衡，並確保印度和巴基斯坦參加上合組織。從長遠來看，這兩項努力可促進中印和印巴之間關係的改善，將避免亞洲的衝突。

　　俄羅斯降低了亞太地區分化為兩個對立陣營的可能性（美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中國），通過更積極地參與整個亞太政策，與亞洲其他所有主要力量中心（首先是印度，還有韓國、日本、東盟國家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平衡的夥伴關係，同時加強了與中國的戰略伙伴關係。這不僅減少了亞太地區的衝突，還鞏固了該地區中小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使它們不必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從而保持了其獨立性。

　　5.在中東地區

　　俄羅斯阻止了以武力方式更迭中東地區政權的企圖，為中東各國提供了自主選擇發展模式的機會，包括探索如何在國家管理和社會生活中把世俗與宗教、威權與民主相結合。

　　在俄羅斯協助下，中東國家避免了“多米諾骨牌”式的崩塌。西方聯盟入侵伊拉克後，該地區出現了大規模動盪，目前混亂局勢正在逐漸消弭。俄羅斯成功打擊了敍利亞境內的恐怖分子，並説服中東各國接受這一現實，降低了（至少目前）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伊朗與土耳其之間衝突升級的危險。“俄羅斯-土耳其-伊朗”阿斯塔納模式的形成，有助於改善土耳其與伊朗之間的關係。俄羅斯作為“平衡者”，並且與美國一樣是“域外”力量中心，促進了中東國家（如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的獨立及多維度外交。在敍利亞和整個中東地區，俄羅斯遵循的是自身的國家利益：消滅恐怖分子，防止相鄰區域發生動盪，操練俄羅斯現代武裝力量；俄羅斯擴大了對石油市場的影響力；在敍利亞的成功也推動了俄羅斯武器市場的增長。

　　俄羅斯在2015-2019年間取得了諸多成就，迫切需要為外交制定有魅力且面向未來的戰略性新思想。最好既能鞏固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展示其作為大國為世界做出的貢獻，又能促進俄羅斯國內的發展，確保積極的外交政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舉措，得到社會的支持。所有討論內容都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不向本國社會和世界各國提出這些思想，如果缺乏我們想與其他國家共建（我們要起主導作用）的美好世界圖景，俄羅斯便不能把在外交和國防領域毋庸置疑的成就轉化為資本。俄羅斯必須用道德和思想內涵鞏固外交和軍事成果。擁有這種思想是大國地位的標誌之一。顯而易見，俄羅斯不想成為20世紀90年代許多國家所期望的、所謂的“正常”國家；如若放棄大國主義，俄羅斯就會轟然倒塌。

　　蘇聯是因失卻宏大思想而失敗的典型案例。在20世紀70-80年代，統一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日益弱化和退化。眼下的例子是歐盟的歐洲。歐洲國家放棄了大國的民族思想，這使它們成為中等國家（只有法國試圖保持之前的地位）。歐洲宣佈以歐洲世界為目標，目標達到了（其實，主要是因為美蘇兩個核國家爭鬥），卻開始走下坡路。歐盟曾有機會整合新的宏大思想，建立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託克的安全與合作空間，將歐洲的技術、金融與俄羅斯的資源、人力和戰略實力整合在一起，但歐盟拒絕了這一方案。也有一些宏大思想曾經被提出過，但是不現實，給實施它的國家及精英帶來災難。這類思想包括試圖以武力統一歐洲，先是拿破崙，之後是德國皇帝，最後是希特勒。對於蘇聯來説，這種思想的載體是共產國際。對於近幾十年的西方國家來説，自由民主主義也是此類思想，在各種明爭暗鬥之後，開始節節敗退。

　　在蘇聯解體後的25年裏，俄羅斯及其精英擬定了許多目標（儘管是次要目標），如“躋身歐洲”“站起來”“恢復世界大國地位”“內部政治穩定”等等。有的是偽目標，是不切實際的，因而被放棄了，有的則實現了。如今旗幟鮮明且面向未來的思想，是幾年前弗拉基米爾·普京提出的建設合作、發展、非零和博弈的“大歐亞夥伴關係”倡議——首先以轉向東方、中俄夥伴關係、“帶盟”對接、上合組織為基礎，同時向歐盟和東盟開放。但是，依靠該倡議在新的條件下豐富俄羅斯外交思想並形成外交身份顯然還不夠。而且部分專家還認為，這一倡議並未得到發展。“轉向”本是可推動國家發展、具有潛力的強大思想，現在瀕臨淪為單純的經濟-專家治國項目，可能使之無疾而終。

中俄資訊網資料圖

　　殘餘的西方中心主義在俄羅斯仍然有影響力——試圖利用任何場合和機會為西方説話。面對西方一貫不負責任的政策，理當加以批評。但在新形勢下討論未來世界秩序的建立時，這種批評應該只是俄羅斯外交議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主要部分。應着重強調的是，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強大的俄羅斯會給世界帶來一個全新的、更加公正與和平的世界秩序。

　　最近有跡象表明，此前俄羅斯外交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範式逐漸減弱，正在從政治-心理上擺脱西方中心主義。這就是上文提到的“大歐亞夥伴關係”思想，是波斯灣和中東多邊集體安全觀念的新發展。這已被俄羅斯在敍利亞和中東整個地區採取的行動證實了。2019年10月普京總統在“瓦爾代”會議上的講話，是俄羅斯國家領導人發表的與非西方國家關係的首個綱領性闡述，其中並沒有對西方提出批評。然而，目前該倡議還比較鬆散，缺少常態的、牢固的基礎，比如，需要整合進來一些重要的理念（俄羅斯對世界獨特的積極貢獻，強大的俄羅斯在世界上的作用及其“使命”等）。

　　俄羅斯外交需要新的、旗幟鮮明的前瞻性戰略思想，需要形成頗具魅力的外交認同，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世界處於新的發展階段，其特點是思想競爭加劇、為建立多極化新世界秩序而爭鬥、大國間的戰爭威脅增大、世界各國追求獨立自主。總的看來，在世界範圍內美國與中國的對抗已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軸，俄羅斯必須明確自身定位。

　　第二，缺乏新思想會導致公眾對積極的外交政策和堅實的國防政策支持減弱，帶來內部停滯、部分精英和民眾不滿、自由派更加活躍，還有可能鞏固地緣政治對手在俄羅斯思想陣地的地位，並增強其在俄羅斯國內主動或被動盟友的力量。俄羅斯外交身份的演進並明確加以表述，有助於向公眾展示，這種思想可帶來大國地位和積極獨立的外交與國防政策，以及強大的俄羅斯能以較低成本對外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像所有民族思想一樣，這類思想應吸引並促進形成社會意識，使國家生活更加理性，應最大限度地使精英與公眾團結在一起。與此同時，這類思想在廣義上應符合社會基本價值觀，不違背社會利益。不久前的俄羅斯歷史就發生過這類矛盾。在20世紀80-90年代，一部分俄羅斯精英不僅想“融入歐洲”，甚至為獲得進入歐洲的“門票”不惜限制俄羅斯的主權。而早在普里馬科夫專機在大西洋上空傳奇般返航前，這些政策和思想就註定要失敗。這種思想引起公眾和大部分精英的強烈抵制，對他們而言，歷史傳承、根植於基因的主權和獨立，是最高價值觀。只有當灌輸給精英和公眾的思想被接受時，它才可能有效，併成為對外政策的基礎。為起到引領作用並最終獲勝，外交思想與外交身份須符合當前瞬息萬變的世界發展趨勢。在1990-2000年代，多極化思想契合現實又頗為正確，指向眾望所歸的發展方向，意在抑制美國霸權。不過，多極化只是對當前世界局勢的一種描述。對於在可預期的未來無法成為全球多極之一的國家而言，多極化思想缺乏吸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多中心主義”思想更具吸引力，更像是確認今天的既成事實。此外，與多極化一樣，“多中心主義”缺乏規範基礎，沒有提出依據哪些規則和原則來確定各力量中心的關係和行為。我們不建議俄羅斯打造出某種國家意識形態，不制定所謂“唯一正確”的歷史發展觀，不追求價值觀體系的真理性和普遍性，並將其強加於其他國家。在20世紀，這種意識形態讓我們和世界都吃盡了苦頭。現在我們意識到，“自由民主主義”作為另一種“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註定崩潰。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突出優勢是非意識形態化和實用主義特性。首先，這類政策成本低。其次，俄羅斯可與各國建立平衡的夥伴關係，不被其國內政治制度和彼此之間的關係所制約；把自己定位為全球角色，但不把任何發展模式強加於人，相反，俄羅斯在創造條件讓各國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

　　俄羅斯對自己和世界提出的一組思想，可以發揮三位一體的作用：（1）國際和平的保障者、安全的提供者；（2）維護主權，支持各國自由選擇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主張文化多樣性，反對任何一種思想、政治和價值觀的霸權主義，是“新不結盟”的保障者；（3）環境保護者，主張珍惜自然和地球，主張新的發展模式，維護人類居住環境，特別是人類本身，堅守人類的道德和身體健康，而非無止境的消費。

    該使命的前兩個組成部分——捍衞和平以及各國選擇發展模式的自由——契合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實際上已經在做的事情，也符合近十年來其主要的外交成就。將其作為俄羅斯的世界使命公之於世，可為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積累資本，不會增加外交支出。

　　維護和平的使命極為迫切，因為近年來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確有增加，且多數非西方國家和相當一部分西方國家（首先是歐洲國家）將認可這一使命。社會輿情調查顯示，相對於失控的移民潮和經濟危機，德國和法國民眾更擔心戰爭和軍事衝突。在新冠疫情的推動下，極有可能爆發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戰爭的危險。俄羅斯應重視“新不結盟”保障者的角色。獨立和自主選擇發展模式被大多數亞洲、中東、非洲和拉美國家認為是重要的外交價值觀。其中很多國家之所以傾向俄羅斯，主要因為不想在美國的逼迫下，在中美這兩個21世紀上半葉超級大國之間做選擇，它們在俄羅斯身上看到了“仲裁平衡者”的角色。俄羅斯被視為第三個選項，儘管未強大到可以稱霸，但足以讓許多國家逃避其他國家的霸權。

　　維護和平，保障安全、主權和文化獨特性，符合大多數俄羅斯人的根本認同，這是數百年間保衞俄羅斯缺乏天然屏障（高山和大海）的領土鍛造出來的認同。僅在19-20世紀，就發生了拿破崙和希特勒的入侵，還有國內戰爭期間外國的武裝干涉。對文化和文明多樣性的支持根植於俄羅斯人的血脈。俄羅斯人建立了帝國，與其説是征服，不如説是與合併領土的精英進行融合和整合的國家。這種思想也符合俄羅斯認同的另一個重要方面——致力於使世界更加美好。它也符合蘇聯外交傳統中最好的一面——反殖民主義。當然，與俄帝國和蘇聯不同的是，今天的俄羅斯不會為他人利益犧牲本國人民的利益，更不用説為別人而戰了，應該直接向本國公眾和世界表明這一點。

　　俄羅斯使命的第三點是保護環境、大自然和地球，同樣既符合外部需求，又符合國家內部認同，與其競爭優勢和內部發展的需求不謀而合。俄羅斯國家內部認同強調對人與社會之精神和文化的倚重，而非單純依靠物質財富和消費。我們不是廣泛號召窮人節制消費，而是有必要採取措施杜絕社會富裕階層的過度消費。新一輪經濟危機抑制消費需求首先體現在富人階層。這不意味着迴歸已經證明低效的共產平均主義。但是，社會應該變得更公平。對大自然的熱愛是俄羅斯民族認同的要素之一。必須激活這個要素，讓公民不僅為祖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感到自豪，還要為了國家、人民和地球的福祉做好保護自然資源並使之增加的準備。假如沒有多邊合作，環保基本沒有出路。這一任務具有全球和聯合性質，是強大的正面議程，具有凝聚廣泛社會運動和諸多國家的潛力。可行的口號是“我們一起拯救地球”。同樣重要的是，保護大自然的議題可團結俄羅斯國內幾乎所有人，包括自由派-西方派、國家主義者和當代斯拉夫派。環保並非總是低成本的。但在內部和外部壓力下，早晚都得解決這一問題。顯然，人類以犧牲自然為代價的發展已到達極限。氣候變化就是鮮明例證。需要一套新的哲學發展觀，既能保護自然資源及其多樣性，又能改善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最好主動制定並落實哲學發展觀，設定主題和方向，從中獲取政治和經濟效益，而不是被動反應，以至落於人後。不要再重複“綠色運動”（在西方持續過度消費中產生）的口號和要求，而應同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國家（例如在金磚、上合組織框架下的倡議），還有理智的歐洲國家一起，共同提出自己的觀念。羅馬俱樂部2019-2020年之交發布的報告，提出了一些關於新的發展哲學的有益觀點。

　　俄羅斯對自身、對世界使命的表達和外交認同都指向未來。和平問題、選擇的自由和環保問題只能越來越迫切。上述三種思想——捍衞和平、維護主權，選擇自由，為保護人類自然環境而防治環境污染——即便在未來才能被接受，也沒有窮盡所有俄羅斯可以為本國和世界提供的思想。顯然，具有優秀傳統的俄（蘇）多民族文化，特別是文學、音樂和電影，被公認為人類文明的偉大成就，雖然仍在發展，但也要不斷進步。這種文化將我們與原蘇聯空間的人民乃至全世界團結在一起，是俄羅斯的核心認同，但也遭受了部分損失。部分專家認為，亞洲主要國家對俄羅斯文化（包括當代文化）的需求正在增長。

　　在應對疫情影響的同時，不要忘記其他重大挑戰和長期任務。當前的文明模式和世界體系已步入系統性危機。必須與許多顯現出來的問題做鬥爭，尋求新的解決方案。這方面若想取得成績，關鍵在於要避免戰爭。尤其應當關注未來世界建構的研究和推進工作，俄羅斯將發揮推動的功用。但談論這種世界格局的現實輪廓還為時過早。目前只呈現出舊秩序解構的趨勢，但作為俄羅斯政策的最高目標，捍衞和平的觀點針對的正是未來的世界建構。俄羅斯為本國和世界提出的這些“國家思想”的優勢在於成本相對較低。這些思想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俄羅斯的外交和內政方向（儘管要適應內政，要大規模動員公眾和精英），俄羅斯不要求它國要符合某種理念，也沒有義務為別國的發展承擔財政支出。這裏指的是俄羅斯正在實施的政策在思想層面的表述，它反映的是俄羅斯的歷史傳統和競爭優勢（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都有吸引力），強調的是俄羅斯對國際事務的積極貢獻。以上思想的提出，應該有助於俄羅斯在世界上為自己獲得新定位。我們是誰？只是實力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國家嗎？只是超級大國蘇聯的繼承者嗎？只是俄羅斯帝國的延續嗎？還是都包括在內並加上對自身和對世界的新內容？這是我們應該回答的問題。

　　四、為實現新思想對俄羅斯和世界提出的若干建議

　　藉衞國戰爭勝利75週年、二戰結束以及美國向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紀念日之際，俄羅斯可以呼籲：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危險正與日俱增。它們之間的任何軍事衝突都有可能升級為核戰爭。俄羅斯應與其他負責任的大國及國際社會一起宣告：捍衞和平、防止核大國之間爆發戰爭，這是俄羅斯的重要使命，也是其國際認同的基礎，是俄羅斯作為大國存在於世的要義，也是其對世界發展做出的貢獻。

　　在該領域，俄羅斯政策的核心要素是：減少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及升級為核戰的可能性，限制軍備競賽，加強俄羅斯在調解國際衝突中的作用，強化俄羅斯作為和平締造者的形象。減少大國間戰爭威脅的政策有全球意義，首先在於加強核遏制，形成和推動（多邊）戰略穩定的新哲學觀；同時又有區域意義，有助於減少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這三個在國際安全和全球穩定方面至關重要地區的戰爭威脅。這些地區的戰爭有可能把世界大國捲入其中，並演化為世界大戰。

　　我們沒有把關於減少某些區域發生大規模戰爭危險的具體建議寫在報告之中。如有必要，可召開專門的情景分析會，研究該問題並予以介紹。

　　（一）減少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加強多邊戰略穩定

　　大國之間的戰爭，特別核戰爭，依然是和平、安全與整個人類文明面臨的主要威脅。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再次升高（據評估，已經接近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此外，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核戰爭爆發的原因不是某大國率先對另一國實施突然性的核打擊，而是由於政治危機升級到了非核戰爭狀態，進而發展為核軍事衝突，或由於誤判、挑釁引起。

　　在新的地緣、政治和技術條件下，預防戰爭的政策顯然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做法和觀念（保持戰略均勢，限制和削減核彈頭及運載工具）。如果仍然按照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所採用的方式開始新一輪軍控，只會增加不信任感，弱化威懾並加劇緊張局勢。必須致力於減少存在於核國家之間的一切戰爭威脅，這是當今時代的主要威脅。為此，首先有必要改善核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加強相互制約，開展有關支持全新意義上的多邊戰略穩定的工作（儘管從長遠來看，裁軍和消除核武器才是最佳目標）。

　　（二）提出多邊戰略穩定的新哲學

　　推進減少核國家之間戰爭威脅的政策，可能要從使用和普及“多邊戰略穩定性”這一新概念開始。應強調新概念的包容性及其與冷戰期間和冷戰結束後20年使用的經典概念“戰略穩定性”有所不同。“多邊戰略穩定性”可定義為“核國家之間的一種關係，在這種狀態下，擁核國家之間不存在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或者風險很低，軍事衝突升級到核戰水平的危險同樣不存在或很低。”這一概念不僅適用於核武器，而且適用於被大國用來對彼此進行戰略破壞的所有類型武器；該概念不僅關涉核戰爭，還包括核國家之間的所有軍事衝突，非有意為之的也包括在內；指涉對象不僅是俄羅斯和美國，還包括所有擁核國家。

　　世界上許多國家可能會接受對戰略穩定性概念的調整，這些國家把俄美雙邊削減和限制戰略核武器的進程以及傳統的戰略穩定性概念，視為冷戰時期的一種老舊套話。的確，就目前而言，某個核大國突然對另一個核大國實施核打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類似網絡領域的“灰色地帶”發生意外衝突並進一步升級到核衝突，國內或地區衝突升級，這些危險都是現實存在的，涉及世界上很多國家，是大家共同關切的問題。

　　對多邊戰略穩定性的全新理解創造了一種條件，能使核大國的專家以及精英代表就減少戰爭危險的問題開展政治上的討論，重點關注最有可能引發戰爭的因素：擁核國家之間的政治和軍事對抗以及缺乏對抗規則；擁核國家之間的對話機制不暢或缺乏對話；高度不信任；新的作戰環境（網絡空間、外太空、可能使用生物或基因武器）中缺乏行為準則；破壞穩定的各種類型武器的擴散，模糊了核武與非核武之間的界線。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首腦會議作為發起此類對話的最佳論壇，原定於2020年9月在紐約召開。但由於各種原因，有可能無法舉行。因此，推進這一理念就不能單指望這樣的會議。

　　由於多邊戰略穩定性概念建立在減少核大國之間戰爭威脅的基礎之上，因此，俄羅斯可建議核俱樂部的所有正式成員（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接受一項宣言：國與國之間不使用任何武力，以免核升級以及發生危害地球和全人類的核災難。最好把它作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首腦會晤的成果之一。同時，應繼續説服美國再次核准戈爾巴喬夫和里根1985年達成的彼此不發動核戰爭的聲明。如果美國拒絕，則杜絕核戰爭的聲明必須通過俄印中三國機制、甚至要聯合法國和英國一道推出。

　　（三）加強雙邊及多邊威懾力

　　由於信任普遍缺失、構建未來世界秩序的鬥爭日益尖鋭、美國為保住漸行漸遠的領導權而挑起衝突、傳統軍控機制和遊戲規則瓦解等原因，加強相互威懾（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是減少核國家之間以及大國之間戰爭威脅的有效途徑。核大國的軍事政策不應指望通過解除核武器的美好幻想來實現所謂的“打破威懾”，而應寄希望於相互加強遏制能力。

　　意識到無法贏得戰爭，是剋制使用武力、降低對抗程度的最佳動機。俄羅斯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沒有耗費大量資金。最新的戰略武器，首先是高超聲速武器，不僅打消了西方獲得對俄軍事優勢的企圖，而且抑制了軍備競賽。對另一方而言，軍備競賽將耗資巨大。即便爆發軍事衝突，俄羅斯常規威懾力量的現代化將抑制使用核武器的衝動。俄羅斯在格魯吉亞、克里米亞、敍利亞的果決行動，在烏克蘭和委內瑞拉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削弱了西方的擴張主義和干涉主義。俄羅斯還在增強其夥伴的威懾力，例如在中美之間，幫助中國建立導彈預警系統。這種系統可增強穩定性，減少由於誤判引起的戰爭。俄羅斯非但不會揹負巨大開支，反而可獲得經濟利益。

　　我們應繼續堅持提高俄羅斯核與非核威懾力的方針，同時提高警惕，以免陷入軍備競賽，並將國防開支保持在GDP的4%-5%。與全球威脅的規模相比，這一比重已經是最低限度。俄羅斯以少於美國和北約幾十分之一的投入取得了重大成績，國防政策不僅為俄羅斯帶來了政治與地緣利益，而且還有經濟收益（拓展市場和出口高科技產品）。為了不被捲入新的軍備競賽，應堅持研製先發制人的新式武器，但不必轉向大規模生產。當然，有必要繼續規避與美國保持傳統意義上的軍事戰略均勢原則（戰略核力量的數量接近），也沒有必要對等回應美國在軍事-戰略領域和官方、學説、公開討論領域的活動。也許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其他非西方權力中心的威懾力，它們（首先是中國和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獨立自主的作用。在官方層面，有必要定期重申，誰也不能對俄羅斯進行“有限”核戰爭、在歐洲對俄發動核戰不可能不殃及美國本土、在大規模常規戰爭中不可能打敗俄羅斯等觀點。俄羅斯已在軍事和外交層面給予了暗示。這類聲明最好發表在最高級別的政治會晤中，並將其記錄在正式文件中。也許應明確指出，如果在俄羅斯邊界附近部署地面核武器和中程導彈，莫斯科將被迫正式採用先發制人的手段。

　　（四）加強核大國之間的對話

　　當然，減少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不應侷限於加強軍事威懾這一種方法。建立和加強雙邊和多邊對話也非常重要，特別是在軍事方面。顯然，這些對話的重點不是進一步削減軍備，這種嘗試不會取得預期效果。美國當前針對中俄營造出事實上的冷戰政治氣氛，只會進一步惡化政治關係，增強不信任感。從減少戰爭威脅、加強信任、設法取得積極成果的角度看，更重要的議題是消除衝突和增強戰略穩定性。這類談判可採用其他核國家能接受的方式進行，可以是所有核國家，或正式的“五大有核國家”，或“俄-中-美”大三角，或“俄-中-印”，或同美國、中國、印度、法國、英國、巴基斯坦進行雙邊對話，未來還可以加上以色列和朝鮮。

　　就消除衝突而言，值得嘗試就海上、陸地、水域、空中、網絡空間的行為準則達成一致，禁止發生更危險的行為（危險接近、無應答飛行、對重要軍事和戰略目標實施網絡攻擊），創建和鞏固日常及緊急時刻使用的軍事熱線及其他交流機制，相互通報武裝力量的重要動向，允許觀察員參加演習。俄羅斯-北約理事會的工作應致力於消除軍事領域的衝突，並擬定行為規則。

　　根據俄羅斯的倡議，在敍利亞建立了與美國和以色列的協同系統，這是防止發生軍事衝突的成功案例，可避免在這些國家的武裝力量之間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儘管危險局勢時有發生）。2016年，俄羅斯建議北約國家、瑞典和芬蘭等國在波羅的海地區領空採取新的安全措施，規定軍用飛機必須開啓雷達應答機。儘管該項倡議未得到北約的支持，但值得繼續推進此項及其他倡議，包括在其他有核國家（如中-印）之間推行這類倡議。還有必要提議在俄羅斯和北約相鄰的整個空間建立完全意義的消除衝突機制，類似於敍利亞現有的機制。這類倡議應儘可能經常地向公眾告知。北約不想減少對抗強度（主要是為了證明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這類倡議經常被其隱藏起來，甚至不讓“自己人”知道。

　　（五）加強預警和信任措施

　　提高軍事領域（特別是戰略層面）的預警機制，是減少核國家之間戰爭威脅的主要方式。需要在可預警和不確定性之間堅持“不偏不倚”。這種方法可增強威懾力，既沒有壓制其完善軍事技術的可能，又可降低危機風險。加強透明度和信任度的措施與機制是確保預警的基本方法，一些協議和公告中包含了這項內容，如《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010年）、《開放天空條約》（1992年）和《建立信任與安全措施談判維也納文件》（2011年）。如果美國不同意延長《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則有必要提議，哪怕內容有所刪減，也要保留其中關於透明度和信任度的措施，以鞏固預警機制。同時，我們認為，在當前水平基礎上（如德國和其他幾個西方國家提議強化《建立信任與安全措施談判維也納文件》）談提高透明度尚不切實際，因為這會加強對俄羅斯軍事活動的管控，卻不能消除導致軍事政治局勢惡化和戰爭威脅加劇的主要原因——美國和北約的對抗政策。鑑於此，建議不強調開放本身，而應着眼於擬定行為準則，管控諸如網絡空間等存在軍事升級威脅的最危險領域，同時把加強信任與減少政治對抗相關聯。另一方面，與非西方國家（如在金磚、俄中印、上合組織框架下）進行軍事領域透明度和信任度的多邊機制談判是可行的。組織有核國家之間（沒必要讓其他國家不勞而獲）開展軍事理論和核理論對話，這是提高透明度和預警的重要方式。俄羅斯可提出進行這類對話的倡議，可與美國進行雙邊對話，亦可進行包括俄印中機制在內的多邊對話。

　　（六）改善核大國之間的政治關係，降低對抗強度

　　俄羅斯應不斷聲明，加強和平不僅需要改善（或緩和）俄美關係，還需要改善（或緩和）美中和中印關係，並提出具體的行動舉措。可提議在上合組織和俄印中三國機制框架內，俄中印就多邊戰略穩定性新觀念以及加強軍事領域的互信進行談判。在上合組織和俄印中三國機制框架下，加強在阿富汗問題、國際恐怖主義、激進極端主義和毒品問題方面的一體化合作是未來努力的方向，俄中印在這方面的目標是一致的。應讓印度參與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對接的對話，並就“大歐亞夥伴關係”開展三方討論。最好籤訂“歐亞經濟聯盟-印度”貿易協議。在未來舉行俄中印三邊聯合軍演。

　　可適當調整俄羅斯關於“印太地區”（Indo-Pacific）概念的措辭，同時繼續對美國的“印太”概念進行批評，但不針對該概念本身。除美國外，日本和印度也在推進“印太”概念，它們的理解與美國有本質區別，並不明確強調遏制中國，更不要説針對俄羅斯了。此外，印度和日本都主張與俄羅斯保持密切互動，主張莫斯科作為獨立角色積極參與解決太平洋地區的問題。俄方支持印度是太平洋地區領導者之一、贊同印度和日本關於將“印太地區”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的想法，這樣的態度將加強莫斯科同新德里和東京的關係，鞏固俄羅斯作為獨立大國的地位，降低陣營對立的風險。

　　此外，有必要提出“印太地區”（非美國理解意義上的概念）和“大歐亞夥伴關係”的“對接”與互補，反對美國將二者對立起來。加上印度、日本和韓國對歐亞進程表現出很大興趣，而印度則通過上合組織和中亞政策直接參與其中。相應地，歐亞經濟聯盟今後不僅可以與印度，而且與日本和韓國，進而或同時與中國，簽訂自貿區協定（我們對經濟的預測表明，未來5-10年，此類協定可能比現在更具吸引力）。

　　建議繼續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對話，並開始恢復雙方境內使領館的正常工作，克服2017-2018年的外交危機。俄羅斯在抗疫期間向美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是一步好棋。有必要恢復與西歐大國就安全問題的對話，以此推進這些國家的戰略獨立性。已與法國開展了類似的對話。俄羅斯恢復了與法國、意大利的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2+2）會談。與歐盟對話的重點是氣候、環保和非軍事領域的網絡安全。但最主要的是與一些歐洲國家就安全問題進行雙邊和多邊對話。與北約僅討論軍事問題。與歐安組織主要討論烏克蘭問題。顯然，歐安組織無望成為可提供建設性解決方案的平台，在烏克蘭危機之外，歐安組織很難解決其他危機。必須指出，當歐安組織被用來阻礙構建泛歐洲安全體系時，歐安組織間接地推動了烏克蘭危機。許多專家主張在整體上緩和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關係，減少對抗強度和軍事活動。北約故意加劇緊張局勢，以維繫其日趨減弱的合法性。不值得與之周旋。我們不止一次提到，不能在俄羅斯-北約委員會框架內恢復政治對話，這樣做只能將北約合法化並延長其壽命。取而代之的應是俄羅斯與單個歐洲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瑞士、奧地利和芬蘭）一對一進行軍事對話。同時我們一再強調，與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進行政治對話毫無意義，而且會適得其反，俄羅斯需要逐步孤立這些國家。

　　有必要持續不斷地向歐洲公眾宣傳這樣的論點：北約歐洲國家的軍事開支比俄羅斯高出若干倍。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19年的數據，連法國的軍事開支都高於俄羅斯。

　　我們認為應繼續向歐洲國家申明，如果歐洲發生大戰，其主要誘因是繼續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拉進北約，試圖將白俄羅斯拉入西方陣營，以及接連策劃“顏色革命”。然而，期待北約正式撤回2008年布加勒斯特峯會關於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的承諾是不現實的，所以有必要説服歐洲的政客和學者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從正式議程中刪除。此外，還應以非正式的方式，為烏克蘭、格魯吉亞與北約的合作劃上“紅線”。這裏指的是俄羅斯不能接受的舉措，如在烏、格境內建立北約永久性軍事基地，提供可與具有技術裝備武器（導彈防禦和防空設施等）的對手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武器。

　　（七）為最容易爆發和升級戰爭的危險領域制定行為準則

　　我們認為，減少核大國之間戰爭威脅的重要方法，是在多邊機制中形成“灰色地帶”行為準則，並讓更多國家接受。“灰色地帶”指戰爭與和平、核武與非核武之間界線模糊的區域，以及軍事衝突可能升級到核戰的高風險區域。首先是網絡手段、常規精準打擊武器、外太空武器（在太空中部署瞄準地球目標的武器）、導彈防禦系統、反衞星武器、中短程陸基與海基導彈、軍事領域應用的人工智能等。目前這些武器在軍事中的作用正在增強。在大國之間的現代戰爭中（尤其在初始階段），這些武器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但是卻缺乏其使用和研發規則，更何談限制機制。俄羅斯已在這些領域提出許多重要主張。在軍事網絡安全方面，如上合組織在2009年葉卡捷琳堡峯會上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保障國際信息安全政府間合作協定》。2011年，俄羅斯向聯合國提交了“確保國際信息安全”公約草案，其中包括防止網絡空間發生軍事衝突的措施。在2011年和2015年，俄羅斯和上合組織國家提交“國際信息安全領域行為規則”供聯合國審議，但由於美國的反對而未能通過。2015年，俄羅斯和中國簽署雙邊《國際信息安全合作協定》。2018年11月，俄羅斯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項新的決議草案——《國際安全語境中信息和通訊領域的成就》，其中提到各國應該對網絡空間行為負責的準則，該草案獲得了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俄羅斯主張，不允許在外太空部署武器，並應在聯合國層面通過相應的多邊條約。早在2004年，作為簽署此類條約的第一個倡議者，俄羅斯就做出單方面承諾，即不首先在外太空部署武器。2005年，所有集安組織國家均確認了這一承諾。2014年，俄羅斯和中國向裁軍談判會議提交了《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草案。在2017年的金磚國家峯會上，中俄還提出了更新版條約草案，並得到其他國家的一致支持。條約禁止在外太空部署任何類型的武器，禁止對外太空設施採取任何武力行動。美國反對這項條約。2016-2017年，在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框架下，俄羅斯與美中一起，共同推動了一項倡議，討論外太空活動的透明度和信任度問題，防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最後，2019年，俄羅斯和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中重申，有義務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2019年，在美國單方面退出《中導條約》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向北約國家領導人、北約秘書長、歐盟外交事務負責人和中國領導人提出一項建議，要求暫停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部署中短程導彈，同時強調，莫斯科已做好準備接受相應核查。北約國家中，只有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願意考慮俄羅斯的提議，此前他曾表示需要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儘管如此，莫斯科仍堅持單方面承諾，不首先在歐洲和其他《中導條約》覆蓋地區部署中程導彈。

　　這些舉措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考慮到美國近期仍會繼續採取對抗方式，應集中精力在非西方國家和西歐推廣這些主張。特別是將俄中在信息安全和不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方面的倡議，拓展到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充分利用“金磚+”機制（特別是在俄羅斯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期間）和聯合國大會平台。應與歐洲國家就軍事方面使用信息-通信技術（ICT）、就《中導條約》和外太空問題開展雙邊對話，建議歐洲國家支持俄羅斯的主張，或者共同提出主張。

　　北約認為可以在歐洲部署中短程導彈，但不可攜帶核彈頭，俄羅斯對此一如既往地反對。因為很難保證這類常規導彈在緊急情況下不被啓用，特別是如果將這些武器部署在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家，會陡增戰爭危險，導致各方正式宣佈將實行先發制人的打擊。此外，為減少戰爭威脅，俄羅斯應該提出軍事方面的新舉措，涉及網絡安全、常規精準打擊武器、導彈防禦系統和人工智能。在軍事通信技術方面，列出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基礎設施清單，建議其他國家承諾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對此類目標進行網絡攻擊。清單至少應包括核綜合設施和對其進行管理的通信系統、導彈預警衞星、政府通信系統、核電站、大城市的供水系統。最好把這項大規劃納入聯合國安理會的相應決議之中。當然，首先應在上合組織、金磚國家、俄印中三國機制的框架下實施，之後儘可能與美國、北約、中國、印度和北約的歐洲國家進行雙邊會談，讓大家接受俄羅斯提出的相應規則。

　　在精準打擊武器方面，永遠禁止在距離對方邊境較近的地區部署此類武器，因為這可能威脅到對方的核威懾力量和其他戰略力量。建議創建透明度系統，將核武和常規裝備中的精準打擊武器分開，並考慮互相通告可攜帶核彈頭的精準打擊武器的移動和部署情況。

　　在現階段的人工智能方面，應與美中印以及歐洲國家進行多邊和雙邊對話，就人工智能對國際安全的影響及其在核國家之間挑起戰爭的可能性進行評估，制定在軍事領域運用人工智能的標準和規則，哪怕只有政治宣言的性質。對無人機和機器人的日益重視，尤其是隨着人工智能的日臻完善，人類直接參與的軍事行動在顯著減少，這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門檻。會造成失控的軍事-政治局勢，本質上提高了包括核戰在內的戰爭風險。

　　關於俄羅斯的反導防禦問題，有必要申明的是，不允許任何一個核大國建立全面覆蓋的戰略導彈防禦系統，並建議發表相應的多邊宣言。尤其是美國明確表示將在外太空部署導彈防禦系統，這是破壞穩定的行徑。應建議有核國家就建立反導防禦系統（地理位置、數量和質量）的標準展開對話，討論導彈防禦系統限制核威懾的能力，討論提高透明度措施和交換導彈威脅信息。可借鑑美俄、俄羅斯與北約在2010-2011年關於導彈防禦的談判經驗，當時已提出一些好的想法，如加強合作、減少這些系統的不穩定因素等。

　　（八）延長《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我們認為，為加強多邊戰略穩定和減少戰爭威脅，俄羅斯所做的重要努力之一，是推動了延長《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至2026年的動議，這是目前僅存的機制，可保障戰略核力量領域的可預測性和透明度。此外，一些專家還建議，即使該條約效力終止，也應建議保留條約中的透明度措施（相互告知戰略核力量的狀況並進行檢查）。

　　同時，暫時不宜也不應該在當前條件下開始新一輪核武削減和限制談判，包括與美國的雙邊會談、中國參與的三方會談。這種嘗試肯定會失敗（現在和可以預期的未來還不可能就減少和限制核武器達成一致），也會出現相互指責對方敷衍塞責的問題，使關係惡化，甚至引起新的軍備競賽。俄羅斯主張把條約生效後開發出來的最新載具納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