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美國大選前，這些華人家庭為何爭吵不休？_風聞

劉文

2020年9月16日

6月，當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下文簡稱BLM）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時，我加入了一羣在奧斯汀的亞裔年輕人發起的一個名為ATXAsians的羣組，我們通過遊行、義工服務、網上視頻會議等方法參與到這場運動中去。

有一天，我們幾位組員約定一起在得克薩斯州州政府門前做義工，清理前幾周大規模遊行留下的垃圾。而我們的組員瑟麗娜·李(Selina Li)遲到了很久，她的眼睛又紅又腫，像是剛剛哭過。

當天上午，瑟麗娜的父親李先生看到了她在臉書上呼籲為BLM運動中被逮捕的黑人捐款作為保釋金。李先生立刻一個電話打給瑟麗娜，責備她把錢拿去給那些“破壞社會秩序的人”。

“我的父親不希望我來，”她頗為委屈地説，“但是他自己卻忙着參加共和黨的拉票活動。”

ATXAsians的近四百名會員來自亞洲不同國家，以華裔居多，幾乎都是支持民主黨的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但是許多人都表示自己的父母支持特朗普，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等問題的看法上很保守。為了更好地與父母溝通，ATXAsians還專門成立了Instagram帳號，向父母輩解釋種族歧視等問題及其危害。

事與願違的是，很多父母聽到自己的子女反過來教育自己不應該投票給特朗普、不應該歧視同性戀或者非裔美國人時，都被冒犯到了，認為子女不應該挑戰自己的權威。在之後的組內分享中，大家都苦笑着説，並沒有説服父母，也沒有能夠互相理解，反而大家都更加堅持自己原本的看法了。

近年來，美國亞裔兩代人的政治分歧發越來越明顯。例如，2018年的亞裔美國人選民調查(Asian American Voter Survey)指出，在當年美國中期選舉時接受調查的亞裔美國人中，只有24%的18–34歲的人認同特朗普在過去兩年的工作，但是這個比例在35–49歲和50–64歲的人中間分別為42%和48%。加劇這些分歧的正是美國社會也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例如平權法案和大麻合法化、税率和社會的貧富差距，以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過去幾十年大多華裔美國人是忠實的民主黨擁護者，但是支持共和黨和特朗普的美國華人數目正在上升。

“我周圍幾乎所有的華裔朋友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住在加州灣區、有兩個孩子的倪嵐女士説，“都是第一代移民，家庭年收入在20萬美金以上。”不過她也承認，她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讀書的孩子，在同學的影響下，和自己的政治立場截然不同。

經過過去兩個月的觀察和採訪，我發現經過了疫情、中美貿易戰和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不斷制裁之後，華人移民之間的分歧並沒有消弭，反而顯得更加激化。下文是ATXAsians幾位組員與父母的故事，因為害怕在網上遭到騷擾和攻擊，部分受訪者要求不用全名。

瑟麗娜與父親

瑟麗娜説，過去的四年裏，特朗普每開一場白宮發佈會，她和父親就會因為政治觀念不同而開始吵架，最後兩個人的嗓門越來越大，用詞越來越刻薄，直到有一方掛了電話為止。得克薩斯州是一個偏保守的州，致力於幫助少數族裔維權的瑟麗娜遇到的阻力非常多，但外人再怎麼説，都不如父親的一句話來得傷心。

但是當我電話採訪李先生時，李先生卻説：“我對她嚴厲，是希望她能夠快點成熟起來。上街遊行並不能讓我們華裔的生活好起來。相反，華人本身遵紀守法，努力勤奮，注重教育，注重理財投資的這些理念，和共和黨的理念是完全相符合的。”

李先生是25年前從湖南長沙移民來美國的，入了美國籍，他在休斯頓經營一家自己的建築裝潢公司。他説，“特朗普一上任，把之前承諾選民的事情都做到了。我當時就想，這個總統是真的願意為老百姓做實事。”

這幾個月來，他在微信朋友圈轉發的內容，幾乎都是歌頌特朗普並且批評民主黨的。他多次參加華裔北美川普助選團（Chinese Americans for Trump，下文簡稱CAFT）的活動，並且幾次在休斯頓本地華人聚會上，宣傳特朗普的理念，為他拉票。李先生自述在中國的時候，對政治並不感興趣。參與CAFT等特朗普助選團的活動，讓他覺得自己成為了美國社會的一分子。他驕傲地説：“我們非常有組織有紀律，有網頁，有微信號，有Facebook帳號。”

他津津樂道地説，華裔北美川普助選團已經有八千多名會員了，並歸功於特朗普執政的成功，儘管今年新冠疫情以來美國經濟陷入蕭條：“他是能夠把美國經濟搞上去的總統。他一上任，公司所得税從35%減少到21%，個人所得税也下降了3%–4%。我每年都能節省幾萬塊錢，”李先生説。“我的股票市值，在這四年裏，翻了一倍都不止。”他還提到，即使民主黨一直攻擊特朗普抗疫不力，但是股票依然一路飛漲。

“張口閉口都是錢。世界上就沒有比錢更重要的事了嗎？”瑟麗娜談論起父親時情緒非常複雜。她曾經將事業上頗為成功的父親視為偶像，想要成為父親那樣的人：“小時候，他經常開車帶我和朋友們去參加排球隊訓練，也經常給我們所有人買吃的。他還經常捐款給教會。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特別善良的人，但是，當我和他開始談論政治的時候，我才發現他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

瑟麗娜也並不同意特朗普減税的做法，她認為這隻能讓有錢人更有錢，窮人更窮。她在過去的幾個月裏，參與了很多義工活動，包括替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籌集食物等。她説：“我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觀念，通過税收的形式，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和醫療資源。”

在美國出生長大，只因為探望爺爺奶奶而去過幾次中國的她，把自己和父親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歸咎於父親在中國呆的近三十年裏形成的那一套價值觀：“他對於有錢人極度推崇，並不在意對方的品德。他不支持同性戀和黑人，而同性戀婚姻在中國並不合法，中國也有許多歧視黑人、歧視少數族裔的例子。他還很討厭媒體對於特朗普的攻擊，覺得美國的媒體應該像中國的媒體一樣，支持領導人的統治，而不是拿着一把放大鏡，攻擊總統的一言一行，到處添亂子。”

“我並不是歧視，”李先生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道，“民主黨太左了，他們就想多收税，把我們這些亞裔的錢拿去救濟墨西哥裔、黑人、非法移民。那些人有手有腳，但是不用工作，就能得到免費的食物、免費的醫療保險。在我看來是很不公平的。民主黨一直在推行的加州教育平權法案，打着幫助少數族裔的旗幟，卻損害了華裔的利益。”他在採訪中反覆告訴我他是一名思想開放的人，而反對奧巴馬任期通過的同性戀婚姻政策和“跨性別廁所令”，是因為“如果你是同性戀，那也不應該大張旗鼓地秀恩愛、結婚”。

瑟麗娜好多次和父親促膝長談，希望父親能夠改變立場，卻收效甚微。“他總是引用Fox News裏面一些非常偏激的不符合事實的報道。而當我給他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衞報》(The Guardian)上面一些更公正客觀的文章，他又會惱羞成怒，説我給他看的是‘假新聞’，是民主黨偽造出來攻擊特朗普的。2018年感恩節，我和他因為特朗普拘留非法移民兒童而大吵一架。整整一週，我們即使見面也不會和對方説話。”

她原本每個月都會從奧斯汀開車回休斯頓看望父母，但是今年BLM運動開始之後，他們父女之間的關係降到了冰點。她從5月份開始就沒有和李先生見過面了。“其實我也很想他，現在得克薩斯州的疫情這麼嚴重，他又經常出門工作，和朋友聊天，我很害怕他會感染。”瑟麗娜內疚地説。“但是我又實在不想一見到他就和他吵架。”

李先生知道瑟麗娜的顧慮之後，説自己並沒有對她失望。他將這些行為當成青春期的叛逆。“那是她太年輕，不知道錢的重要性，等她要花錢了，要交税了，自然會選擇特朗普。特朗普不是什麼高尚的人，就是一個典型的商人，但是美國現在就需要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來領導，幫助美國人民謀取利益。”

在談到特朗普近年對中國日益強硬的政策時，李先生説他也不太能夠理解為什麼特朗普要制裁微信，也承認他能理解一些在中國的朋友對特朗普的憤怒。但是他仍然會支持特朗普，並不是因為他不愛中國，但是他説自己已經在美國國旗下宣誓要效忠美利堅了，所以在投票的時候，會選擇對美國的發展更加有利的候選人。

他還説，如果民主黨當選了，雖然可能不會像特朗普那樣經常在推特(Twitter)上攻擊中國，但是可能在暗地裏對中國採取更多的措施。他説，民主黨很喜歡拿中國的人權問題做文章，而且很可能會利用針對香港的國安法進一步制裁中國。“我不希望美國拿中國人權問題説事。”

姚敏與母親

和李先生不同，姚敏的母親張女士就是因為特朗普對於中國採取強硬政策才支持特朗普的。“我是因為對中國政府的行為實在看不下去了，”張女士説，“希望特朗普能伸張正義。”

19年前，姚敏四歲的時候，母親從南京來美國留學，便帶着她一起，張女士對中國政府的反感來自當初迫不得已的選擇：“我當時開了一家外貿公司，進貨的眼光很好，公司做得不錯，但是很快就有工商局的人來查，即使我都按照規定辦事，還要我交罰款。交完罰款之後就沒錢進貨了，生意一落千丈。我那時候24歲，決定離開中國，所以開始學英語，申請美國的研究生。我坐上來美國的飛機的時候，希望自己一輩子都不用回中國。”

姚敏因為特朗普在Twitter上將新冠病毒稱呼為“Chinese virus”（中國病毒）而異常憤怒：“我的一名韓國朋友，在等公交車的時候被人罵‘Chinese virus’，還被人吐口水。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已經很嚴重了，他作為總統，應該儘量消除人們彼此間的仇恨，而不是加劇它。”

但是張女士對特朗普的這一言論卻覺得無所謂。“我覺得叫Chinese virus沒有問題，以第一個發現病毒的地方命名，這是世界慣例，“她説。“其他國家的人都沒有抗議，就中國人民不能接受。一方面是中國人好面子。”

她甚至有點樂於見到特朗普把新冠病毒和中國聯繫在一起，因為“中國政府必須要為自己的瞞報付出代價”。談到特朗普管理下的美國疫情暴發時，她替特朗普辯護道：“哪個總統在台上，都會是現在這個狀況。讓美國人出門戴口罩實在太難了。”

姚敏剛剛研究生畢業，還住在家裏。疫情期間，兩個人都在家裏，吵架的頻率越來越高。

7月份，姚敏因為特朗普政府針對國際留學生網上授課提出的簽證政策而憤憤不平，她要求母親和她一起參加希望特朗普收回命令的簽名活動，但她母親拒絕了。張女士説：“我確實知道很多中國學生來美國大學讀博士和博士後，然後還在國內的大學偷偷做兼職，這樣的行為在哪裏都不會被接受的。”後來，特朗普政府放棄了這項充滿爭議的政策。

8月份，張女士看到特朗普政府要在美國禁止微信進行交易的消息之後，也非常高興。“我因為在微信上轉發了批評武漢政府的文章，微信被封了一段時間。最近輿論監控越來越嚴格，老百姓越來越不敢説話。”她説自從自己的微信被封之後，就很少使用中文的社交軟件，也幾乎不看中文的文章。“還好特朗普一直在堅持打擊中國政府。”

而姚敏常常在想，母親對於特朗普的支持，本質來源於內心對中國政府的恨，讓母親無法冷靜又理智地去看待現實。“其實，真正讓我生氣的並不是她的政治立場和我不同，而是她成為一個被自己內心的恨意支配着的人。和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真的太壓抑了。”

在我採訪張女士，並轉達了姚敏對她的看法之後，張女士承認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因為政治意見的分歧，她和女兒的關係竟然有了很深的裂痕。她説自己並不怎麼了解姚敏在網上弄的聯署、虛擬集會等，覺得那些都是學生小打小鬧的東西 。在她看來，被人歧視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那些歧視別人的人，本身也都是底層階級的。如果自己足夠努力，有了足夠的社會地位，既不會、也不用在乎被人歧視。相反，她認為特朗普對於中國的政策，是在打擊惡勢力，是對全世界都有好處的，也會對未來帶來深遠影響。

“我花了這麼多的心血把這個女兒養大，她卻不聽我的。”張女士説。“我説的這些話，都是有我五十多年的經歷和體會在其中的。”

姚敏則説： “她總是把我們因為政治立場的爭吵引到別的話題上去。她很擅長讓我愧疚，當她沒辦法用道理説服我的時候，她就希望用輩分來壓住我，讓我服軟。”

有好多次，姚敏推開桌子上母親做好的飯菜，跑出家門。她覺得自己簡直要窒息了。即使現在疫情依然非常嚴重，姚敏仍然計劃着搬出去，她通過在網上做翻譯攢下了一點錢，準備9月下旬搬走。

菲利斯與父親

姚敏和瑟麗娜在談到政治立場不同的父母時，都覺得分歧是暫時的，希望大選之後，兩代人之間的誤會與隔閡可以漸漸消融。而當我採訪菲利斯·孔(Phyllis Kung)的時候，她卻頗為絕望地説，她和父親的關係已經徹底破裂。

自從今年7月，她再一次懇求父親不要投票給特朗普，哪怕誰也不投，卻被父親斬釘截鐵地拒絕之後，她就把父親徹底從自己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

菲利斯的父親孔先生出生在上海，大學時來美國讀書，是計算機科學碩士和數學博士，曾做了二十多年大學教授。菲利斯一直都想不通的一件事是：“父親明明經常炫耀自己在數學上的成就，但是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都非常地不講科學。他完全不相信氣候變暖，也不相信那些證明口罩對預防新冠傳播有用的文章。”

從小到大，菲利斯在得州身邊有許多的亞裔移民，在經歷了不同文化的洗禮之後，思想一般都比較開放，但是她的父親卻是非常保守又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大學退休後成為了一名傳教士。菲利斯從小在教會中長大，父親要求她就讀於教會大學。

“我在她身上傾注了最多的心血，比在她的哥哥姐姐身上傾注的更多，”孔先生説。

菲利斯也認同這一點，她説父親從小就對她特別好，對她百依百順，給她買昂貴的禮物。她的哥哥史蒂文(Steve)是同性戀，並且在奧巴馬允許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和相愛已久的伴侶結了婚；她的姐姐黛比(Debbie)是更加激進的民主黨支持者，在很小的時候，就和父親激烈辯論。在無數徹夜的政治辯論、激烈的爭吵和許多年的分歧之後，孔先生和史蒂文與黛比的關係都非常不好。他沒有參加史蒂文的婚禮，在黛比患病需要財政幫助的時候也拒絕伸出援手。父親甚至跟菲利斯説，因為自己的長子不聽話，他要把傳家寶傳給菲利斯的兒子。

一直到上大學前，菲利斯都按照父親的期望支持着共和黨。她一度隨他去參加共和黨為選舉造勢的活動。她還記得，有一次活動，他們兩個加上一名日本人是在場僅有的亞裔。她説：“我覺得這一點讓父親覺得自己很特殊，他和那位日本人談論起來時口氣非常的自豪。”

她直到在大學裏才有機會真地去了解共和黨的想法和政策，“並且發現它們和我的價值觀並不相符。”

還年輕的她很坦然地告訴父親自己支持民主黨了，她的很多朋友和親戚都支持民主黨，她不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沒想到，這個決定在父親那裏，成了大逆不道的決定。父親指着鼻子罵她：“該死的自由主義者！”過了一會兒又罵：“心腸太軟的自由主義者(bleeding-heard liberals)！” 

“父親一直希望我能和他站在同一戰線上，”菲利斯説，“他覺得我在大學裏學壞了。”

“她太令我失望了！”孔先生説。

和菲利斯對於父親矛盾的感情不同，史蒂文對於父親的看法幾乎都是負面的，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和父親就政治進行辯論。“他太信奉精英政治了！”史蒂文説。“很多年後，我意識到和父親吵架並沒有用，因為和他爭論，只會讓他惱羞成怒，然後加倍相信自己之前的結論。”

自從孔先生沒有去史蒂文的婚禮之後，原本還努力維持和平的菲利斯突然對這段父女關係失去了信心。

菲利斯雖然在美國出生，但是對於中美之間的對立卻非常難過，覺得政治家不應該讓普通的羣眾互相仇恨。她也非常熱愛中國文化，在研究生時選擇了中醫藥專業。現在，她在奧斯汀經營一家中醫針灸診所。

孔先生則很少談論和中國有關的問題，他以支持特朗普統治下的美國為榮。

當菲利斯在7月份要求父親不給特朗普投票未果之後，她便不想再與父親進行任何交流。“我現在還是會和他視頻，因為我想讓他看看我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孫子孫女，”她嘆氣道。

交流與競爭

8月9日，奧斯汀華裔聯盟(Austin Chinese American Network)做了一場關於如何處理家人間的政治分歧的講座，我和瑟麗娜都參加了這場分享會。

有女嘉賓提到，她和父親雖然政治上的立場幾乎完全相反，但是在家裏仍然能其樂融融地一起吃飯一起聊天。她説：“我的父親雖然仍然會投票給特朗普，但卻説，當我開始不依賴他，獨立做出政治上的選擇時，他覺得我長大了，為我感到驕傲。”

話音未落，瑟麗娜已經泣不成聲。她説：“我努力做着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又何嘗不是為了有一天，我的父母能為我感到驕傲呢？”哭完之後，她第二天又打來電話詢問我意見，她反思道：“是不是我在和父親交流的時候也做得不夠好？”

如今，在ATXAsians羣組中的瑟麗娜、姚敏和菲利斯仍然積極地參與到各項社區交流和義工活動中去。她們覺得，自己的力量雖然微小，可能並無法與特朗普相抗衡，但是或許可以幫助幾個人，讓那幾個人不要生活在仇恨和歧視中。

與此同時，李先生、孔先生和張女士，都在積極參加着特朗普助選活動，希望他能順利連任。

劉文(Tracy Wen Liu)，獨立記者、翻譯。著有《這世上的種種告別》等五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