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背後——日本險惡的"侵華共識"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王希亮，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當局提出的所謂“不擴大方針”，實質是對關東軍侵略行動的集體默許，隱身其後的是日本朝野上下長期以來形成的“侵華共識”。日本此後不斷擴大的戰爭行為，直接戳破自己當初編造的謊言。

1931年9月18日夜，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預定計劃，安排日本鐵道“守備隊”炸燬瀋陽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佔瀋陽。至1932年2月，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為日本所佔，東北人民飽受長達14年的奴役之苦。

中外對於九一八事變的史實早已探察清楚，日本的侵略行徑早已定性，但仍有相當數量的日本論著將研究視角放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協調派”和“擴張派”的紛爭上，人為放大兩派之間的矛盾，片面強調“協調派”提出的“不擴大方針”，以及其為避免戰爭付出的諸多“努力”，提出**“關東軍獨走説”**，宣稱關東軍的擅自行動綁架了政府，導致九一八事變的乃至中日戰爭的爆發，企圖為日本政府脱責，洗白日本當局的侵略行徑。部分日本歷史教科書承襲了這個觀點，如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寫的《新歷史教科書》對九一八事變的表述是：“1931年9月，關東軍在今瀋陽郊外的柳條湖爆破了滿鐵線路……政府和軍部採取不擴大方針，但是關東軍佔領了全滿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認。”

日本這類論著和教科書的表述堪稱荒謬**。**

運用日方史料，可以清晰還原所謂不擴大方針的出爐過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即致電外相幣原喜重郎，稱關東軍“業已擬定由滿鐵沿線各地一起發動積極行動的方針，此事件純屬軍部的有計劃的行為”。滿鐵調查人員的記錄也提及，“作為衝突的原因，支那兵破壞滿鐵線路的實情，由於（關東）軍方嚴格保密，欠缺明確”。通過多方信息，日本當局不難揣測出製造柳條湖事件的真正元兇。9月19日上午，若槻內閣召開閣僚緊急會議。幣原喜重郎宣讀外務省獲取的各種情報，“其情報多對陸軍不利”。閣議最後確定“維持現狀，不擴大的方針”。在日本當局業已明確九一八事變的情況後，並未提出對關東軍行動的斥責，相反，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在給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電報中，肯定了“關東軍的決定和處置”，隨後指出，“鑑於事件發生後支那方面的態度，事件處理不宜超過必要限度，宜遵從閣議決定，此後關東軍的行動應遵循此旨善處之”。

問題在於，既然日本政府作出“維持現狀，不擴大的方針”，日本軍部也指令關東軍“遵從閣議”，為什麼關東軍沒有停下侵略的腳步，相反，在佔領吉林、長春等市並向黑龍江省城入侵的同時，抓緊組建地方傀儡政權，為炮製偽滿洲國緊鑼密鼓。而且，日本朝鮮駐屯軍在沒有天皇和軍部軍令的情況下，擅自出動第39混成旅團越界侵入中國東北。昭和天皇初而表示，“未經閣議決定不能裁可出兵”。但9月22日的內閣閣議予以了“追認”。天皇也隨之下達了“允許越境”、“越境支援關東軍”的命令。2010年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日方報告書記述道：“陸軍指導部容忍關東軍的行動，要求政府對朝鮮軍的越境，不視為違背不擴大方針”。日本當局對侵略東北的行動默許乃至支持的態度由此畢現。

在國際上，日本外交人員也竭力為關東軍的軍事侵略行徑辯解。9月19日，日方代表芳澤謙吉要求“理事會不必過分重視此‘地方事件’”。9月23日，國聯通告“中日兩國軍隊各自撤退”。芳澤謙吉謊稱“日本軍隊已陸續迴歸滿鐵附屬地，其他殘留部隊負責各地方治安和保護僑民之責，不屬於軍事佔領”。翌日，又以日本政府名義發表聲明，強調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純屬“正當權益”。9月30日，幣原喜重郎在上呈天皇的報告中認為，九一八事變的遠因是“世界不景氣”，近因是“支那的排日教育是日支糾葛的根本問題”。不難看出，儘管日本政府反覆宣稱“不擴大方針”，但事實上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制止駐外軍隊的侵略行徑，相反卻為之辯解張目。

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關東軍的軍事侵略行徑與日本的既定國策合拍。日俄戰爭後，日本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為橋頭堡，開始殖民經營東北南部。滿鐵以政府、關東州、領事機關以及駐滿鐵附屬地的軍隊警察為強大後盾，通過各種手段擴大滿鐵附屬地，攫取“滿鐵五路”的築路權和經營權，同時向東北北部和內蒙東部滲透。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已經在東北佔據其他列強不能撼動的強勢地位。因此，日本軍政當局以及朝野上下幾乎協同一致地將所謂的“滿蒙權益”視為“生命線”。1931年1月24日，“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在國會講演稱，“滿蒙問題關係到我國的存亡問題，是我國民的生命線，無論在國防上、經濟上均是如此”。1931年7月，若槻禮次郎首相在出席民政黨的一次會議上強調：“為了我國的生存防衞線，即使任何犧牲也必須奮然崛起！”1932年1月，政友會總裁犬養毅上台組閣，犬養上任伊始在國會講演中稱，“我國寄希望的是對既存條約的尊重，對既得利益的擁護，此乃我國策之基礎……眼下，我國軍將士正在嚴寒環境下飽嘗艱辛，對此，我政府及全體國民向他們表示深厚的敬意”。外務大臣芳澤謙吉也表示，“日本在滿洲及內蒙古有百萬居留民，有租借地、鐵路、煤礦以及條約和契約享有的重要權益，然而，近年來支那政府蔑視歷史，蹂躪我方依據條約和契約享有的權益……使我國的權利利益陷於危機”，“9月18日夜，又突發爆破鐵路事件，釀成日支衝突事態，以至使滿洲的政情為之一變”。

隨着日軍在東北侵佔地域的擴大，對其侵略行為愈加不予掩飾。犬養內閣不僅宣佈承認關東軍對遼西“匪賊”的討伐權，隨之，又連續挑起一·二八事變，進攻齊齊哈爾、哈爾濱，撮成偽滿洲國，抵制李頓調查團，轟炸錦州等一系列事端，並在陸、海、外三相協議的《支那問題處理方針要綱》基礎上，推出《滿蒙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明確表示：“將滿蒙從支那本部政權分離出來，在其統治支配地域，誘導其建立一實質性國家”，“為擴大和恢復帝國在滿蒙之權益，今後以新國家為（交涉）對象”。閣議還決定，新國家“建國最遲定為3月12日”。1932年8月25日，在國會臨時會議上，外相內田康哉宣稱：“滿矇事件是我國發動自衞權，正大光明，毫不羞恥……我國民必須舉國一致，即使國家變成焦土，也要堅持主張，一步也不能退讓！”這便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拋出的**“焦土外交”**政策。

綜上，不難解釋，為什麼九一八事變之初日本政府宣稱的“不擴大方針”不僅沒有具體落實，相反卻明確站在駐外軍隊的侵略立場上，甚至不惜沖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最後退出國聯，炮製和扶植偽滿洲國，從而揭開14年戰爭的序幕。其根本原因在於，維護和擴大“滿蒙權益”不僅是日本實施大陸政策的重要鏈條，更是日本決策層壓倒一切的戰略性抉擇。質言之，**正是九一八事變，迅速統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併中國東北，再染指華北，最後侵略中國大陸的基本國策。**糾結於日方宣稱的“不擴大方針”，只會被帶入美化日本侵略的路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