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源椋 | 抗戰時局變遷中的政學關係_風聞

摘要：雲南大學從私立到省立時期，始終因辦學經費困頓而發展受限。自1935年蔣介石巡視雲南大學，中央政府始對其提供經費補助，此後，校長何瑤提出省改國立議題。由於雲南地方勢力對雲南大學的控制以及雲南政府和中央政府於抗戰前夕保持着“互不介入”的政治態勢，導致雲南大學屢次申請省改國立皆遭到中央政府的否決。抗戰爆發以後，在雲南成為戰時大後方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立即決議改雲南大學為國立。在抗戰時局變遷中，外力打破了中央、地方與大學三者間的原有格局，政學關係逐漸由對立走向統一。

　　作者簡介：鄒源椋（1986-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育史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史。本文發表於《學術探索》2019年第10期。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大學國家化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內容之一。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開創了高等教育政治環境的新時代。[1]伴隨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大學國家化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南京國民政府對全國統一的名不副實，致使在大學國家化的進程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關係的親疏遠近成為影響這一進程的重要因素。誠如田正平等所指出的那樣，“中央政府與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關係通常表現為，前者考慮更多的是收權並控制地方，以實現國家統一，而後者卻千方百計的保存自己的實力，試圖獨立或抗爭於前”[2]。南京國民政府的前十年，是大學國家化進程的緩慢發展時期，直到抗戰全面爆發前後，大學國家化進入相對集中時期。可見，抗戰時局的變遷是影響這一歷史進程的關鍵因素，而云南大學從提議到實現國立的進程於此聯繫緊密。雲大校長熊慶來曾表示：“國立雲南大學是國難中的產兒，受政府及各方面的愛護，應在此艱苦中掙扎，仰體政府敷教之至意，追隨先進大學，擔負培養建設新國家及促進西南新文化人才”[3]，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20世紀30年代初期，雲南對於南京國民政府來説可謂鞭長莫及，國民黨在雲南設立的黨部名存實亡，南京派往雲南的各種視察團體也是來去匆匆，對雲南的影響甚微。隨着抗戰全面爆發，南京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內地，雲南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也就發生了實質性的根本變化。[4]本文圍繞抗戰全面爆發前後省立雲南大學改國立事件的來龍去脈，通過考察雲南大學省改國立的動因、困境及實現，來探究抗戰時局變遷中錯綜複雜的政學關係。

　　一、戰前雲南大學提議省改國立的動因

　　1935年9月4日，時任雲大校長何瑤在新學期的例會上提出“以後並擬援省立湖南之例，進行改省立為國立，以便充實”[5]43的想法，這是雲大首次正式提出省改國立的議題。辦學經費長期窘困的現狀是雲大想改為國立的原因之一，另外，雲南省主席龍雲與蔣介石於四個月前圍繞雲大的“相互示好”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辦學經費長期困頓

　　雲大的前身為滇系軍閥唐繼堯於1922年創辦的私立東陸大學，在私立辦學時期，辦學經費來源的主要渠道包括省政府撥款、學費、工商業界募捐以及對機關公營企事業進行攤派，[6]基本上形成了以省府撥款為主，雲南各地方政府及企業贊助為輔的經費籌措機制。此機制以唐繼堯對雲南統治為前提，政局一旦有變，辦學經費的籌措就難以保障。私立東陸大學成立不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爆發，唐繼堯趁機進攻兩廣地區，繁重的軍費支出使雲南省財政連年赤字，雲大的辦學經費入不敷出。1927年雲南發生“二六”政變，結束了唐繼堯對雲南的統治，此後兩年內各方勢力相互兼併，政權最終歸於龍雲。在此期間，東陸大學因經費無着面臨停辦的命運。為維持學校正常辦學，時任校長董澤向省主席龍雲請求經費補助。龍雲在回覆董澤時表示，“經費困難，誠不可不有相當之補助。至補助數目，……校中每年可靠之收入不過三數萬元，本年添招附中學生，每月開支從簡，約猶不下八九千元。按諸本校實況每月至少須補助五六千元，方不致捉襟見肘”[7]9，最後省府決議每月補助九千元，其中三千元由個碧鐵路公司及錫務公司設法籌措。翌年，龍雲將私立東陸大學改組為省立東陸大學，在進行資產清查和交接時，通過一張經費清單足見辦學經費面臨的窘境[7]309：

　　計開現款：（1）存滇票三千一百三十九元一角七仙。（2）存滬幣五元五角八仙，合滇票三十八元五角。（3）存鉛一千觔（合滇票一千五百元，此柱因退還學生賠償準備不敷，以鉛一千斤作抵）。以上共合滇票四千六百七十元六角七仙（此款作退還大學及附中學生賠償準備費之用）。內欠外款：（1）應退大學本科學生賠償準備費一千二百五十二元四角二仙。（2）應退大學預科生賠償費三千三百五十六元八角。（3）應退附中學生賠償準備費六十七元三角八仙。（4）欠唐筱蓂法幣三千元（此款系十七年一月二日向唐君借用）。（5）欠租户押墊二百一十五元（前董校長移交冊漏列）。外欠內款：存財政廳欠發民國十八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計三個月補助費，合九千元。

　　從這份資產清單不難看出，作為雲南省的最高學府，其經費不僅現款不足萬元且已資不抵債。同時，省財政廳尚欠九千元補助，也間接反映出內亂剛剛平息後龍雲政權財政的空虛。1934年龍雲將校名從省立東陸大學更名為省立雲南大學，這一變化意味着雲大的經費來源徹底擺脱了私立時期的痕跡，轉而由省府全面接管。龍雲自主政雲南以來，尤其重視教育的發展。他強調：“要做救國工作，人人都應負責任，尤其是教育界更應當特別努力。……不能不對教育特別注重，單以教育費一項而言，……只要地方財政不大變動，政府當惟力是視。……以後凡對教育有應當盡力的地方，自己總要盡力，以策進行，希望同人努力共勉”[8]。據龍雲長子龍繩武回憶，“當時雲南省政府的收入少，在教育經費方面非常缺乏，後來就加徵特種消費税，對外國煙、酒及化妝品課税，這筆税完全提撥為教育經費”[9]。儘管如此，近代以來文化和經濟全面落後於內地及沿海地區的邊省雲南，對雲大的經費投入仍不足以支持其向更大規模發展。何瑤曾親赴南京接洽中英庚款補助事宜，並致信陳立夫請其幫助雲大申請中英庚款委員會撥款補助，他在給陳立夫的信中提到：“滇居邊徼，教育落後，對於各種建設人才，異常缺乏，本省政府，爰有大學之設立。創辦以來，雖已歷時多年，而以地當邊遠，經濟拮据，校內設施，往往心餘力綴。……此事關於本校之發展至鉅，弟忝長校務，亟盼能如願做到”。[10]77但中英庚款董事會以年度中英庚款利息為數甚少，且請求庚款補助的大學數量不在少數為由，搪塞了何瑤的經費申請。1935年何瑤在受到蔣介石單獨召見後，中央政府陸續向雲大提供經費支持，使得何瑤似乎看到雲大發展的希望，他親自制定雲大五年擴充計劃書，並提出提高教職員待遇與增加經費等要求，[11]36但這些計劃僅以雲南財政實力難以支撐，需改國立方可實現。可見，何瑤提出改國立的議題，僅意味着教育者從大學自身發展的角度來考量的結果，而在省主席龍雲看來，大學是培養政治人才和專門人才的場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政治上若不為己用，就會為他人所用。[12]所以，在何瑤提議改雲大為國立時，不僅沒有得到龍雲回應，“反而招致了龍雲對何瑤產生不信任感”[11]35。

　　（二）圍繞雲大“做文章”：地方與中央的“相互示好”

　　1935年蔣介石以親自到滇、黔兩省督戰“剿共”為名，解決了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力量，實現了對貴州的控制，隨後開始對雲南進行巡視。龍雲對於蔣介石在貴州的改組心存芥蒂，因此，他對蔣介石此次巡視雲南非常重視。為了“示好”中央，省政府決議對昆明市內自機場到蔣介石行轅途徑路線的街景進行隆重佈置。凡途徑的民宅、商鋪皆懸掛彩燈，得勝橋頭的石頭路也重新修繕，近日樓旁的扶欄亦重新粉刷，小西門外篆塘邊的馬路由市政府迅速整理。為了迎合蔣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近日樓的牆上還新刷了新生活運動的盾形標誌。[13]1935年5月10日，蔣介石抵達昆明巫家壩機場，昆明市民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家家户户懸掛國旗，自機場至行營沿途扎有牌坊，上懸‘雄才大略’四字”，其他街景和牌坊上懸掛的標語還有“黨國柱石”、“羣情愛戴”、“蔣委員長是我們唯一的革命領袖”等。[14]

　　龍雲將雲大會澤院設為蔣介石行轅，並耗費重金進行裝修。以雲大為蔣介石行轅，主要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雲大做為滇省的最高學府，與龍雲省政府距離十分接近；一方面可以向其展示雲大學生良好的精神面貌，使蔣介石對雲大產生良好印象，對於雲大今後向中央政府爭取經費補助發揮積極作用。為此，雲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做了充足的準備，專門制定了蔣介石在雲大期間本校學生的管理細則[5]37：

　　學生應一律穿制服，夏季制服應每人加縫一套，以便換洗；除星期例假及星期三課外假外，一律不準外出；加添衞兵二人，由軍訓教官商同訓委員、庶務課指揮，每夜分班認真巡查；整理消防器用；訓導人員輪流值日、值宿；每晚電燈按時啓閉；每晚熄燈前點名一次；內務檢查自下星期起改於星期一上午七時；詳細訓管辦法由訓委會、軍訓部、庶務課會擬，核定後呈報政府；各系主任每晚輪一人到校視察。

　　蔣介石對龍雲此番精心籌備也頗有感慨，他在日記中寫道：“官民熱忱，令人更增敬畏之心，小子籍黨國與祖先之餘蔭，及上帝之保佑，得此光榮，可不誠敬自勉”。[15]與蔣同行的陳布雷在回憶錄中也提及此事，“蔣公對龍主席亦備極稱許，謂其坦易而明大義”[16]112。

　　5月15日，蔣介石在雲大會澤院召見了昆明市各中學校長、教務長及國民軍訓導主任訓話，下午四時單獨召見雲大校長何瑤，並對雲大的學生、辦學設備和經費等情況進行了解。蔣介石表示,學校設備關係學生學業，大學專門尤為重要，今後應從質的方面力求充實，又問雲大每年經費若干，有無庚款補助，何瑤表示無補助後，蔣允諾待回去後請中法庚款補助雲大。[17]在蔣介石離開昆明後不久，雲大即收到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助，《雲南民生日報》刊登了這條消息：“貴校前請補助設備講座等費一案，業經本會決議，補助申幣一萬元，充添購理化儀器藥品之用”，而此前何瑤赴南京請中英庚款未成，對比請款前後的變化，在蔣離滇後，中央確實給予雲大以補助。此後，何瑤又數次請求中央經費資助，也得到有效回應。例如1936年5月16日，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在給何瑤的回信中表示，“貴校擴置理工科，已由省府博卡建築，內部設備所需尚多，擬分年向中英庚款委員會請求補助……尊處既已備具請款書寄會審核，當能酌定”[10]79。另外，在時任教育部長王世傑回覆何瑤的信函中也體現出中央對雲大的“關照”。中央政府在對雲大申請經費支持上的態度轉變，讓飽受經費困頓之苦的何瑤萌生將雲大改為國立的想法，並於校例會上正式提交討論。

　　二、雲南大學省改國立的嘗試與困境

　　繼何瑤首提改國立提議後，1936年初雲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再次提出改雲大為國立的想法，他表示：“自民國二十五年度起，請年撥中英庚款八萬元，補助省大理工學院之設備費，繼續補助三年。中法庚款五萬元，補助省大醫學院之建築及設備費，繼續三年。……但請求庚款，早已為有力者捷足先得，且大都有繼續性，後來者縱使請準，為數自不能多。……以一省立大學，請此區區之款。即能如願相償，尚不足以言充實。……本人因向教部建議，請援河南大學先例，改省大為國立，……又國立川大，曾蒙中央允撥鉅款，為之建設校舍，本省似應援例，向蔣院長力請為宜”[18]。龔自知是雲南省府中龍雲最為信任的要員之一，他在教育部辦理公務時表達雲大由省立改國立的想法，標誌着龍雲對雲大省改國立的態度轉變。在以雲南一省之財力難以支撐雲大的擴充和發展的條件下，龍雲深知將雲大改國立後在得到中央經費支持的同時勢必為中央政府向雲南滲透政治勢力提供機會。但中央對雲南地方實力派屢次拉攏都收效甚微且龍雲自信對雲大的全權掌控。因此，他寄希望於中央經費來助力雲大發展，為自己的統治培養人才。

　　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龍雲雖然名義上接受南京政府的統治，但國民政府任命的雲南省政府委員接連受到排擠，“除雲南籍者就要受到排斥，例如，粵籍委員曾三省，贛籍委員劉家樹，到職不久即辭職而去，以後陸崇仁、龔自知等任支委，亦只奉龍命，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取決於龍”[19]。有時，不受龍雲信任的雲南籍委員也會遭到排擠，如呂志伊任職不到三個月即被解除職務，“呂志伊其實是雲南最早一批加入同盟會的人士，其資格比李根源還老。辛亥革命後，他在南京臨時政府工作，只是沒有在雲南任過職。國民政府以呂老資格兼滇籍人士的身份派回雲南任職，照樣拒之門外”[20]。除國民政府委任的委員被排擠外，蔣介石對貴州採取的行動在雲南卻未得逞，1935年蔣在南昌對陳布雷言道，“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更無從藉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21]。事實上，“龍雲以圓滑老練的手段頂住了中央的壓力”。因此，對於中央尚處於鞭長莫及的雲南來説，斷不會批准龍雲改雲大為國立的申請。1936年2月18日，龍雲親自向蔣介石致電[22]：

　　竊查國家興學育才，所貴平衡發展，使邊遠地方，亦得均沾教育機會。尤以大學教育，應由國家負責統籌，庶幾聲教所被，無間遐邇。伏見京滬平漢，國大林立。教部近在西安，籌設陝西國大。湖南原有省大，蒙準改為國立。具仰樹人早定大計，文教可望遐敷，邊遠聞風額手稱慶。滇省僻處西南，內綰黔康，外通緬越。為育材升學計，設有省立大學，規模粗具。徒以不屬教部直轄，監導難周，加之地方財力所限，改進綦難。鈞座巡滇駐節，目觀該校實況，屢蒙面飭改進。籌思再四，計惟將該校改辦國立一途，伏懇飭下教部，迅賜接收改組，俾該校可望發展，蔚為西南學府。影響所及，遠逾湘大。百年利賴，豈獨滇人。

　　儘管龍雲信函中措辭懇切，但蔣介石以中央年度預算不足為由予以回絕。鑑於此，龍雲再次致電並表示：“……竊查雲大改國立事，據聞已蒙中政會提案通過，交行政院核辦，刻尚懸而未定。擬懇鈞座正式提付院議決定。即於本年度將雲大名義改稱國立，其經費暫由省款開支”[22]，翌年再由中央撥款，而中央政府始終未給予明確答覆。儘管龍雲及教育廳長龔自知為雲大改國立均與湖南大學、河南大學、四川大學等省立改國立的例子試圖説服中央政府，但戰前中央與雲南地方的特殊關係使雲大改國立始終不可能一蹴而就，雙方圍繞雲大的博弈一直持續，雲大發生“驅何”風潮就是最好的證明。1937年4月2日，雲大發生易長風潮，此前與中央互動密切的何瑤被驅逐。雲大“學生組織之校務改進會輪派學生守衞大門，拒絕教授到校上課，並停止內外交通，拒絕學生會客，表示將以罷課手段，以達到驅何目的”[23]。雲大學生在致何瑤的公開信中表示[24]：

　　先生長校以來，於茲五載，對於本校各種設施不特不能仰體。政府興學旨意，求其日益完備，使本校發揚光大，成為西南數省唯一之最高學府，反而，……致令本校前途之發展無望，已具之雛形日墮，……生等為本校計，為西南教育前途計，不能不起而謀有效之改進，爰經全體自動集議經呈請政府另委賢能接辦，特決議公請先生急流勇退，早避賢路，以免風潮擴大，如企圖戀戰，則生等亦絕不惜任何犧牲，相於周旋，不達目的，誓不中止，擴大學校破壞，則其責任當由先生負之也。

　　面對學生的指責，何瑤並未與學生進行正面爭辯，他表示：“瑤任職以來，各種設施不能盡如人意，致見責於諸君，殊深引咎，現覺萬念俱灰，當即呈請政府撤職查辦。明日即不來學校，校務由校務會議維持，瑤個人不足惜，惟望諸君保存大學現有聲譽，明日照常維持秩序，則不特大學之幸，亦本省教育界之幸也”[25]。雲大易長風潮發生後，省政府迅速介入。龍雲指派楊副官長接見學生代表並宣佈主席批示，隨後又在雲大禮堂召集全體學生，勉勵學生服從命令，嚴守紀律。此後，龍雲親自到雲大對學生訓話時表示，“何校長雖然被你們呈控，但是事實還沒有查明，不能棄職。……至於校長問題，政府自有全權處理，學生不得過問”[26]。最後，雲大風潮以省政府接受何瑤辭職漸趨平息。

　　事實上雲大學潮的發生並非偶然事件，1936年雲大土木工程系學生不滿何瑤曾一度發生風潮，雖很快平息但學生仍在暗中活動。何瑤做為龍雲親自任命的校長，其執掌雲大期間，在經費有限的條件下努力聘請名師，積極擴充院系，建立醫學專修科和雲大天文點。何瑤與中央政府的頻繁互動引起了雲南地方勢力派的不滿，“種種跡象表明，何瑤被‘倒’是當時地方派系勢力內部、地方勢力與中央勢力之間爭奪雲大複雜鬥爭的反映”[27]。何弘德對此事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他撰文稱“叔父知其真相，……便毫不猶豫的上書，堅決請求辭職”[28]。誠如，在跟隨蔣介石第一次巡視雲南後，陳布雷會有如此評價，“餘等居滇，亦多與文化、建設方面之人物往還。……各廳長過從較密者為建廳張西林、教廳龔自知及省委兼富滇銀行長繆雲台諸人，而繆君之言論識見，尤有過人者，民廳長丁兆冠思想稍舊，財政廳陸子安則極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人之意志一致，則非四川之可比雲”[16]112。

　　在抗戰全面爆發以前，雲南地方與中央保持着“互不介入”的局面，做為滇系勢力中重要的一支力量，龍雲考慮最多的是力圖自保，[29]而云南地方勢力對雲大的全權控制和中央政府嘗試拉攏雲大未果，成為改國立進程中難以逾越的困境。雲大“驅何”風潮平息後，滇籍清華大學教授熊慶來擔任雲大校長。因不久前雲大發生“驅何”風潮，熊慶來在赴任前特別向龍雲提出兩個條件：一則省府不得干預雲大辦學；一則為雲大今後發展，省府需助力雲大改為國立。在得到龍雲的允諾後，熊慶來於1937年6月由北平啓程返回昆明，其啓程後不久發生“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三、抗戰全面爆發與雲南大學改國立的實現

　　抗戰全面爆發以後，日本人很快佔領了人口稠密、相對發達的省市，而這些地方是中央政府政治和經濟的立足之地，雲南隨之成為中央政府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門户。因此，雲南在國家政治中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1937年8月，龍雲再次向中央政府提出雲大改國立的請求，與戰前屢次以各種託詞回絕不同，國民政府行政院於8月24日召開例會，包括何應欽、王世傑、陳樹人、劉瑞恆等出席，會議議程第一項便是雲大改國立。此次例會當即決議即刻改雲大為國立，由教育部派員接辦並任命熊慶來、蔣夢麟、梅貽琦、龔自知、陸崇仁、張邦翰、繆雲台、任可澄、李書華為國立雲大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以熊慶來為主任委員，從事改國立的籌備工作。此前，蔣介石以1937年中央經費預算已空為由回絕雲大改國立的申請，因此，雲大當年經費先由雲南省府撥付，待1938年正式改為國立雲大大學再由中央政府撥款。

　　中央政府於抗戰全面爆發前後對雲大改國立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除軍事上雲南成為戰略重地外，“大多數淪陷區的高校都因為遭到日寇的瘋狂破壞而被迫停頓、內遷甚至停辦”[30]也是關鍵因素之一。據1938年相關統計，失學的大學生總數已達四萬餘名。[31]為抗戰建國培養人才和保存高等教育事業，大批高校開始向西南和西北遷移，中央政府需要做為抗戰大後方的雲大擔負起接收失學學生的任務。抗戰爆發以後，雲大明確表示：“凡在國立或曾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修業一年或二年之上學生，經審查可插入相當班次報名”[32],另外，遷往昆明的諸多大學的安置和重建也需要得到雲南省政府和雲大的支持。

　　儘管中央政府批准雲大改為國立，但此時中央政府、雲南政府和雲大三者之間依然保持着微妙的關係，主要體現在校長人選和辦學經費兩個方面。

　　早在南京政府成立前，1924年教育部頒佈的《國立大學校條例令》中就曾明確規定：“國立大學校設校長一人，總轄校務，由教育總長聘任之”[33]。中央政府為整頓和控制國立大學，國立大學的校長人選往往“得政府信任通過”[34]，而且“越是距離中央較遠的大學選派校長，必須選派與黨有歷史且對中央忠實的人”[35]。雲大既已改為國立，教育部有機會通過任命雲大校長以實現對雲大進行控制，但陳立夫最終同意由熊慶來繼續擔任雲大校長。龍雲在致電陳立夫時表示：“校長熊慶來碩學閎通，歷年在清大大學任教，去歲由弟邀約回滇，任職以來，萃集精神，不辭勞怨，殊為難得，今浚學校前途關係益大，校長一職，若驟易生手，誠恐多所窒礙，迪（弟）意仍以熊君繼續擔任”[10]104。從龍雲的言辭中可見，他一方面歷陳熊慶來的學識和從教經驗，一方面提醒陳立夫如果教育部更換雲大校長可能引發衝突。素來以強硬手腕著稱的陳立夫能夠批准龍雲的申請，主要因為中央政府在抗戰全面爆發後節節失利的時局下，同意雲大改國立實為中央以退為進的策略，從陳立夫任命程天放為四川大學校長事件的比較上即有所體現。

　　中央政府在雲大校長人選上對地方政府的讓步，使前者在雲大辦學經費方面予以應對。雲大改國立後，中央政府決議雲大辦學經費為每年五十萬法幣，中央與地方各負擔其一半。由於省立時期龍雲每年撥付雲大二十五萬法幣，現雲大雖改為國立，實際相當於中央政府每年僅撥付雲大二十五法幣而已，這引起了雲南地方的不滿。時人評論稱：“為滇人所最迫望者，即大學雖改為國立，而經費則半出自地方。地方之於大學，自應有其特殊關係。川大先例具在，可覆按也。筆者絕無地方主義思想，但認為滇省人才不多，參與中央機關之機會太少，雲大擔負培養及扶植人才之責，故同一工作，凡滇人所能為者，均應儘量網羅，使其得有服務桑梓的機會。”[36]做為國立大學，雲大所得經費與其他國立大學比較相去甚遠，又因抗戰全面爆發後教育經費較戰前縮減了近六成，其中高等教育經費支出所佔比例從1936年的3.9%逐步下降到1945年的0.52%。[37]因此，在戰時國難之際，雲大對中央政府的經費決議只能接受。

　　儘管雲大從中央政府所得經費不多，但既已實現了從省立向國立的轉型，過去一切為省為本位的就不得不向以國為本位轉變，雲南地方報紙也提出了對雲大的期望：“當此抗戰正在緊張、國庫需款浩繁之際，教部不惜鉅款，改雲大為國立，其重視雲大，可以概見。而云大當此抗戰期間，在西南所處的地位，亦可不言自喻了！此後應如何擔負起他在西南教育文化上所應負的任務，才不負教部‘百年樹人’的苦心，才不負西南人士的期望，此為吾人所急切注意者。……此後的雲大，既已改為國立了，無疑的，一切都須有國立的規模。並且我們是在嚴重的國難當頭，我們的教育亦應與實際的抗戰需要相配合，以適應雲南對抗戰應赴的事功，以肩負教育對國家的重任”[38]。

　　總之，抗戰全面爆發以後，雲南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內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它是中央政府人力、財力、和物力的關鍵產區。因此，中央政府行政院立即批准了雲大改國立的申請。在雲大省改國立的背後，可以窺見抗戰時局變遷中政學關係的變化。自辛亥革命以來的軍閥割據，形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地方與大學間的格局，尤其是距離中央政府較遠的邊疆省份，地方政府的強勢直接影響着大學國家化的歷史進程。抗戰爆發以後，外力的侵入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加速了大學國家化的步伐。雖然，在雲大改國立以後，中央政府和雲南地方的博弈仍舊存在，但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中央政府和雲南地方都以培養抗戰建國需要的人才為宗旨，為雲大的辦學發展給予了充分的空間，在全面抗戰時期，中央政府、雲南政府和雲南大學三者間保持了相對統一的政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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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龍雲.所望於全省教育界者[G]//文明國.龍雲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82-83.

　　[9]張朋園,訪問.鄭麗榕,記錄.“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3-74.

　　[10]何瑤致陳立夫等信函. 雲南大學,雲南省檔案館.雲南大學史料叢書·校長信函卷（1924-1949）[M].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0.

　　[11]雲南大學志編審委員會.雲南大學志：大事記（1915-1993）[M].昆明:雲南大學出社,1993.

　　[12]劉興育.雲南第一學府:從東陸大學到雲南大學[M].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13:31.

　　[13]歡迎蔣委員長籌備會第十五次會議記錄.雲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77-1-413.

　　[14]張燈結綵,標語一斑[N].雲南民國日報,1935-5-11(6).

　　[15]蔣介石.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5年5月10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510.

　　[16]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M].長沙：嶽麓書社,2018:112.

　　[17]蔣委員長在昆明對各校長訓話[N].申報,1935-5-16(3).

　　[18]雲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談赴南京辦理教育公務[N].雲南日報,1936-1-18(6).

　　[19]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十)：近代之五[Z]1983:225.

　　[20]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雲南通志長編(上冊)[M].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5:356.

　　[21]晏道剛. 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G]//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編審組.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錄(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11.

　　[22]龍雲電函蔣介石.雲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06-3-105.

　　[23]省大學潮已平息,學生已遵令上課,主席派楊副長官前往訓導[N].新商報,1937-4-7(2).

　　[24]同學致何校長函[N].雲南民國日報,1937-4-4(3).

　　[25]何校長覆函[N].雲南民國日報,1937-4-4(3).

　　[26]主席昨對省大學生訓話[N].義聲報,1937-4-8(3).

　　[27]雲南大學歷史系校史編寫組.雲南大學校史（1923-1949）（討論稿）[Z].雲南大學歷史系校史編寫組編印,1983:19.

　　[28]何弘德.回憶我的叔父何瑤[G]//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昆明市委員會.昆明文史集萃（第八輯），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10:4216-4219.

　　[29]謝本書,牛鴻賓.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實力派[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26-134.

　　[30]餘子俠,冉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教育研究[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120.

　　[31]教部發表全面抗戰後大中學失學人數[J].教育季刊,1939(1):63.

　　[32]省立雲南大學招收二三年紀轉學生及一年級新生[N].申報,1937-8-16(4).

　　[3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立大學校條例令[G]//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165.

　　[34]王世傑.王世傑日記[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18.

　　[35]羅家倫.上蔣主席書[G]//羅家倫先生文存編委會.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七卷）.台北:黨史會,1988:111-112.

　　[36]今後的雲南大學（短評）[N].雲南日報,1938-10-20(3).

　　[37]胡國台.抗戰時期教育經費與高等教育品質（1937-1945）[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0(6):450-451.

　　[38]所望於雲大者[N].雲南日報,1938-1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