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89週年：鳳凰涅槃的中華民族_風聞

　　大凡我國的紀念日，不管洋的，還是中國的；不管是恥辱的，還是喜慶的，幾乎可以肯定地説，只有符合商家需求的，才會有那麼一點波瀾。所以，“九一八”週年在鴉雀無聲中過去，也就順理成章了。此時此刻，我的耳際迴盪着《義勇軍進行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是一個民族在生死存亡殊死搏鬥的時刻發出的最強音，讓我們牢記歷史，我們不但要牢牢記住這個國恥日，更要知道這也是中華民族復興之始。在抵禦外侮的烽火中，中華民族激發出強大的民族潛能，完成了鳳凰涅槃的重生，鑄就了偉大的抗戰精神，站在了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起點。

　　今天的國人，很難想象“九一八”事變之前我華族屢次臨近亡國亡種的危險，那個時候，中國是亞細亞的棄兒，正如姚晨所言，成為難民的機會確是很大的。甲午戰爭之後，譚嗣同已經在謀劃中國亡國後的計劃，可見當時形勢之險惡。但最險惡者，莫過於七七事變之後，平津重鎮輕易的淪陷。在當時，“三月亡華”論，並非誇大，而是軍事專家的共識。

　　當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缺乏團結與共識之待斃的民族，日本人相信，中國人最多的心力，都會擺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訌之中，內鬥裏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時日本人也認為，當時的中國貧窮又落後，定會有許多的人，禁不起威脅利誘，而會成為與日本進行合作、出賣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軍政領袖均認為，只要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中國在遭到幾場嚴重的敗仗之後，中國人就會放棄團結一致長期抗日的暫時共識，而會爭相的投靠日本；中國人最多會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絕對沒有長期抗戰的能耐。這就是日本人認為中國的民族劣根性，“一盤散沙”與“五分鐘熱度”，所以並不擔心中國會以長期抗戰，讓日本陷入戰略泥沼的原因。因為當時日本的“中國通”，的確已找到不少忘卻國家民族大義，設法投靠日本權勢與利益的漢奸，這些漢奸們在日本的武力、壓力與利益的引誘之下，爭先恐後的出現，甘心為日本效力並奴役中國。而滿洲國、蒙古國與冀東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與漢奸們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國已經是一個沒有民族主義的國家了。這個全面落後的中國，又失去了民族主義的共識，哪裏還能與先進的日本國，進行歷史的決戰呢？日本已經建立將中國大分八塊的“構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個分裂的中國，正是日本能夠強盛的歷史機遇。

　　的確，由於當時的中國，即缺乏自我認同的國家共識，也更無對抗日本侵略的國力，在尚未做好準備之前，中國就要孤獨地面對世界級強權的全力打擊，其中的困難與考驗，實為人類史上一個民族國家所面臨之最為嚴重的難關與考驗了。因此這不是每一個的中國人，都能熬過這種比地獄還要艱難的過程，有人當了範跑跑，有人當了帶路黨，也有人（如魯迅之弟周作人）為了得到一張平靜的書桌，而出賣自己的良知與民族。因此在無數中國人以鮮血與淚水支持的抗日史實中，也有部分人背棄了國家民族的大義，成為投靠日本的漢奸。

　　但是日本人還是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低估了中國的民族性。日本人相信他們這些“科學”與“數量”的作戰能力對比，沒有辦法瞭解我華族所產生的那種死裏求生的犧牲精神。在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取代了速戰速決的戰略之後，尋求能夠協助日本控制佔領區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為急迫。日本先後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紹儀（出任過北洋政府的內閣總理）與吳佩孚（曾經是戰功顯赫的軍事強人），雖然唐有合作的意願，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愛國志士刺殺身亡；吳佩孚則是一直不願成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結果離奇死去。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軍終於攻佔了中國的地緣與戰略的心臟武漢三鎮。日本舉國同歡，因為他們誤以為，日軍在攻克武漢之後，中國即將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但是日本人錯了，中國沒有因為武漢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國戰略空間的泥沼之中，從此日軍必須要維持從東京到武漢兩千多公里的補給線，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國防與經濟資源。中國從此在戰略上取得了主動與優勢的地位，雖然她的工業地帶與對外聯絡信道都遭到切斷或摧毀，使得中國即將面對更為艱苦的生活，但是中國軍民卻決心以無比堅忍的力量，熔成鋼鐵的意志，來繼續面對這場歷史的大決戰。中國人是決不屈服的。

　　後人雖可指責國民黨軍作戰不力，令中國遭到嚴重的戰場挫敗，但也要承認，正因為蔣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指導原則，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在國策上面臨了非常重大的選擇：一則以極大的決心，與中國進行談和，以撤出在中國的日軍，減少戰爭實力的消耗；在和談失敗之後，只好全面地動員，繼續深入中國的內地，以攻佔中國更多的領土、截斷中國對外的交通補給線，以及摧毀中國所有的抵抗意志與作戰力量，最終只能將戰火燒到美國，從而導致戰敗。

　　百年來中國被列強譏為東亞病夫，中國在抗戰初期的失利，也為西方看不起。但二戰全面爆發後，日本的南方軍，在百日之內，就橫掃盟國在亞洲所有的據點與要塞。珍珠港一役，美國太平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軍在香港向日軍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國馬來亞最高司令珀西瓦爾，率領十萬部隊，在新加坡向日軍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蘭在印尼守軍司令載帕爾，向日軍今村均中將投降；五月七日美軍司令官温立特中將（麥克阿瑟僅以身免）在菲律賓向日軍的本間雅晴中將投降。西方國家的軍隊，在被日軍擊敗之後，才真正知道中國軍隊的作戰實力，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落後的中國能夠單獨地對抗日本如此之久，實在是有着過人的能耐。因此中國艱苦抗戰多年後，總算是真正得到國際上的援助了，中國也立即躋身成為抵抗法西斯軸心的主要盟國。

　　歷史多次證明了，不到最後的關頭，中國不會輕言戰鬥。我們不輕言戰爭，不僅是因為我們熱愛和平，也是因為中日之戰，只能徒令西人快意。而且，我們確實也還沒有做好準備。但是，一旦中國退到忍無可忍的階段，那麼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就會發出無可想象的歷史能量，支持全體的中國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價，來面對歷史的危機。正如邱吉爾曾説過：“日本永無止境的侵略中國，終於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這是當時中國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國的甦醒，將會改變人類的歷史。”

　　不管是國共雙方，都在抗日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他們都是我們的先輩，都值得我們去緬懷和致敬。我們紀念歷史，不是要延續仇恨，冤冤相報。經歷過深重苦難的中華民族，是一股從五千年的岩層中，噴發出來的熾熱的熔岩，是一團誰也不能阻止的怒火，是一個永遠向上的傳説！

　　這一史實，或者可以使舊日百般圖謀亡我種族的盎格魯撒史遜人，以及今日形形色色蠢蠢欲動的日韓、印度諸國，對華族的韌力有所瞭解。今天的中國，雖然遠不能稱為盛世，但比之抗戰前又如何？且莫叫囂印度已不是1962年印度，中國也早已不是89年前的中國了！（本文出自百韜網，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