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的自我介紹_風聞

沈逸老師

復旦大學 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謝邀感謝@釣魚箱邀請創作

7,668 人贊同了該回答

先寫第一部分，簡單介紹下背景

沈逸本人的發展大概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95-2005年在復旦上學的階段。十年國際關係，在當時仍然還有點保留的偏向國際關係史與宏觀定性分析的方法論背景下，建立了對國際關係的基本認知。這種認知，因為各種條件，沒有受到太多定量化和科學模型的影響，所以產生了兩個比較直接後果：其一，對科學化的模型分析這個套路，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其二，傾向於回到事實，而非理論層面，去認識和理解國際關係。順理成章的，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沈逸寫的文章，一般都被認為是不理論，不學術的；唐神會用“花絮式的舉例子”來評價沈逸的相關研究。

第二個階段是2006-2015年，在復旦留校教書，以及工作早期的階段。這是一個堅持和轉變的時期。因為2003年選擇開始研究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的時候，是比較早的，到了2005年畢業後漫長一段時間，其實國際關係圈裏面是不知道什麼叫網絡安全的。2008-2009年去美國喬治城大學進行博士後訪學的時候，有一次去美國企業研究所聽報告，bluthmenthal（瞪着魚眼的那個，如果沒有拼錯的話）問沈逸研究啥，聽説是cybersecurity，他的回應是：那説不定你可以幫着修一下計算機。同樣因為切入比較早，所以對作為一個客觀事實，而非主觀炒作概念的網絡安全，積累了一定的事實材料。從2009年開始，因為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推動了的互聯網自由戰略，所以相關的研究迅速在戰略與政策領域，成為前沿的焦點。因此也推動了沈逸自身對研究議題更深入的理解。

第三個階段就是2016年到現在了。這段是沈逸研究風格和重點轉向以及調整的時期，最終還是穩定在了國際關係領域的宏觀戰略研究（聚焦中美關係），再加上與網絡安全、網絡空間治理相關的具體的研究議題領域。當然因為中美關係進入特朗普政府時期之後，在政策與戰略領域出現了激烈的博弈與顯著的摩擦，相關的研究更多的偏向於智庫型的功能。

=================2020年8月31日寫第二部分的分割線===================

第二部分簡單分析下沈逸認識和理解中美關係的理論框架。

從成長經歷看，沈逸認識和理解中美關係的理論框架，基本上有三個來源：

第一，1995-2005年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的系統學習。沒錯，沈逸是標準的土鱉，在求學期間有限的出境交流是香港大學歷史系美國研究中心的6個月交流，那是2004年6-12月的事情。因此在成長過程中，對沈逸影響最大的，首先是他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導師，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時任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明權教授。朱明權教授是王繩祖先生的弟子，走的是純正的國際關係史路線。沈逸在國際關係本科專業學習期間，買的第一套系列叢書，就是王先生主編的《國際關係史》（當時是10卷本）。對沈逸而言，國際關係一開始是當成故事書看的，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後來在朱老師的指導下，開始看美國國務院的FRUS外交解密檔案等。

在經典的理論框架方面，沈逸的國際關係理論造詣其實挺一般的，主要是現在已經成為唐神他們批判對象的三大主義：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理論著作上，對沈逸影響比較大的有《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大學一年級被政治學概論的胡偉教授逼着去看的，當時考試的包括這樣的題目：列十個學者，十本代表作，寫出主要觀點，就被逼得沒辦法去啃書），《國家間政治》（摩根索）、《國際政治理論》（華爾茲）、《國際政治社會理論》（温特）、《霸權之後》（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存》（奈和基歐漢）、《大外交》（基辛格）、《1999不戰而勝》《領導者》（尼克松）、《1929-1933世界經濟大蕭條》（金德爾博格）、《遏制戰略》（蓋迪思）、《大棋局》（布熱津斯基）、《預防性防禦》（威廉佩裏）。所以沈逸在分析國際關係理論上，無論是報紙評論，網絡發文，又或者學術期刊文章，基本沒有什麼太深的理論。這方面從大概1996年被新回來的陳志敏副教授批評不夠理論開始到現在，還有相當大的改進餘地。（簡而言之沈逸這貨不理論，需要更學術一點，尤其是發學術期刊文章的時候。）

第二，作為某種外部思想環境的經典馬列。嗯，這是沈逸理論分析框架中比較特殊的部分。看過沈逸分析的，尤其是在《逸語道破》這個主要靠口語表達的時政評論與國際關係簡析的節目，都可以發現沈逸有某種建立在傳統馬列政治經濟學框架基礎上的分析視角。這東西都不能稱為一種理論，因為沈逸並沒有那種學理意義上的系統學習過馬列，他只是根據興趣愛好，大概初二初三的時候看了毛選，然後在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因為廣義政治經濟學，對馬列的基本分析框架比較認可，有了一些嘗試。這部分內容沈逸本人也説不太清楚究竟到了啥程度，但就是在分析的時候，總是試着進行一些跨領域的分析，總是希望能夠超越國際關係理論的內生傾向，從經濟而非純政治的領域，去探索和尋找更加有效的解釋框架。當然，目前看，有點效果，但是，還是要繼續提升的。所以，買了一堆經典馬列的書，正在學習中，不過，還是要克服拖延症的困擾，持續努力。

第三，實踐。這個不多説了，實踐機會，包括2016年4月19日進行彙報的機會，包括從本科開始主持講座然後為了寫講座總結而認真聽大牛講座的機會，包括在各種實習中引入自己學習知識的機會，以及，不能缺少的，與歐美學者面對面交流，包括FBI請喝咖啡的機會，都產生了影響。這些影響集中表現為分析框架的轉變，成型，以及某種，嗯，更具可塑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