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從金融教育到醫療就業，現代社會依舊脆弱_風聞

文/陳根

科技的快速發展，也讓我們目睹和深刻經歷着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而現代化的雙重性讓我們既看到社會正態、積極和強大的一面，也讓我們感受着負面、消極，更是脆弱的另一面。

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社會的不確定性有增無減，不同的問題在各個領域都不斷地湧現出來，從金融到教育，從醫療到就業，這也讓社會的脆弱性進一步凸顯。

同時，與“脆弱性”對應存在的“反脆弱性”也被社會日益重視。黑天鵝之父塔勒布在《反脆弱》一書中指出，當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性之中，反脆弱的事物不但能免受衝擊，還能從衝擊中受益，並在不確定中建立了一種超越**“強韌性”**的機制，能夠見機行事、自我改造和自我進化。

從“脆弱性”到“反脆弱性”，這是疫情下的大考，而如何構建社會的反脆弱體系以增強社會韌性，並使社會持續自我進化，從各種混亂、壓力和衝擊中受益，也成為了後疫情時代值得我們深思的追問。

現代社會為什麼依舊脆弱？

“脆弱性”的概念起源於從20世紀70年代的自然災害分析，1979年，聯合國減災組織（UNDRO）出版了以“脆弱性”為題的報告。其後，這一概念逐步拓展到社會學、生態環境、貧困與可持續發展等領域，覆蓋自然科學、醫療科學、計算機科學、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等，併成為一種研究視角和分析方法。

**社會脆弱性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糧食安全的角度來看，世界糧食計劃署認為，脆弱性即糧食安全風險與抵禦風險的能力的差值；在收入和健康方面，世界銀行在《世界發展報告2000/2001》中則把脆弱性界定為“家庭或個人在一段時間內經歷收入或健康貧困的風險，但脆弱性也意味着有可能面臨一些其他風險（暴力、犯罪、自然災害、輟學）”。

而《2005-2015年兵庫行動綱領：加強國家和社區的抗災能力》認為“脆弱性”是“自然、社會、經濟和環境因素或活動所決定的條件，由於這種條件，一個社區更容易受到危害的影響”。

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社會脆弱性自有其表現方式。而機器文明賦予了時代新的特徵，卻由於現代化的系統性、複雜性、放大性和加速性而依舊伴隨着社會的脆弱性。

首先，系統性可以分解為整體性、結構性、互聯性、有序性和動態性，最重要的則是其中的整體和不可分割的特徵，以至於現代化社會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

其次，現代化過程就是複雜化範式演化的過程，而複雜範式的核心則是自組織主體的多元化，自組織主體關係交叉。於是，超越經驗，排斥中心控制，導致了社會脆弱性。

其三，現代化的放大性過程是人與社會，以及不同的體系交叉，多元滲透、溢出，從一個體繫到另外一個體系的傳遞，形成放大機制的過程。

最後，全球化下，不論物質、技術，還是精神的創造，都呈現指數級增長。從摩爾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就可見一斑，人類早已告別以世紀為單位變化的時代，進入以月甚至以天為單位的裂變的時代。

於是，在現代化超越經驗，甚至超越人們的“理性”下，人類的自身能力和人所主導和推動的現代化之間產生了差距，這種差距使得人們的認知、反映、選擇和決策的能力出現了滯後，甚至會發生偏差，加劇了現代化的脆弱性，並凸顯現代化的脆弱性。

疫情下的社會脆弱普遍存在

社會脆弱性關注着社會系統內部結構特徵對脆弱性的影響，即社會系統存在的先天不穩定性和敏感性所致的貧困、不平等、邊緣化、社會剝奪、社會排斥等。此外，社會****脆弱性是動態的、相對的，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表現，收入、健康、風險、敏感性、暴露程度、環境與社會關係都是影響脆弱性的關鍵因素。

顯然，在疫情的背景下，“社會脆弱性”和“次生風險”被進一步凸顯。疫情嚴重破壞了各國基本衞生服務，造成廣泛的社會經濟干擾和對醫療系統的衝擊，為遏制疫情蔓延而採取的“封城”、社交隔離等措施產生了廣泛和深刻的社會經濟後果。

此外，國際關係因素使疫情的影響更為複雜，不論是美股熔斷還是各國航空業的損失慘重，對糧食短缺、疫情再次暴發的擔憂帶來新恐慌等都體現了現代社會的脆弱。

**疫情衝擊導致了****社會脆弱羣體的範圍擴大。**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對企業、股市、油價和各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挑戰，航空公司、餐飲、商場、旅遊景點等虧損嚴重，而為應對疫情所採取的居家、停工停產、封閉城市乃至國家的措施對世界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

於是，在疫情影響下，相對於貧困人口、邊緣人羣，曾經有較強抵禦風險能力的人羣，即所謂“不易受損者”或者“非脆弱羣體”也可能淪為脆弱羣體。

**此外，****社會脆弱羣體的脆弱程度加深。**從全球抗擊疫情戰略來看，疫情蔓延對公共衞生和社會經濟狀況已產生深遠影響，並對脆弱羣體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損害。

疫情下，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脆弱性增加，公開數據顯示，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激增達25%以上，有些國家則增加了一倍。而在人道主義危機和脆弱環境中，殘障人士在生活中遭受貧困、暴力，被忽視和虐待的比例也更高。難以否認，疫情加劇了這些不平等現象並帶來新的威脅。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來人類在一百年裏未曾經歷過的巨大災難，它讓人類充分體會到“脆弱性是普遍存在的”，而由於各人在財富、權力、地位等方面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社會排斥和歧視，疫情給不同羣體帶來的不同程度的風險，使得不同羣體對抗風險的能力也有很大不同。

當然，社會脆弱性評價既是對社會脆弱性的評估，也是對社會韌性的反映，因此，社會脆弱性評價也將成為實現脆弱性和韌性研究相結合的重要切入點。

儘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進入疫情的常態化防控階段，但如何針對現代化形成的各種脆弱和風險，改變疫情衝擊下醫療健康部門的系統性脆弱現狀，實現福利社會和現代社會的融合，依舊是世界各國刻不容緩的社會工程。

從“脆弱性”到“反脆弱性”，這是疫情下的大考，而如何構建社會的反脆弱體系以增強社會韌性，也值得我們持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