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公共事件中的社會情緒，為何總是一再“反轉”？_風聞

【編者按】鮑某某案一再轉折，不斷引發輿論風潮。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情緒經常出現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的“反轉”，不長的時間內，憤怒、同情、信任、質疑、譴責等多重情緒共同發酵。同樣的現象在類似公共事件中多有出現，也許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地思考新媒體時代的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新媒體時代的社會更容易情緒化了嗎？背後是否存在某些深層原因？我們特推發本文，以供讀者思考。

社會情感不像社會情緒那樣短暫、具有情境性，是以一定的社會關係為基礎產生的，因而更加深刻、持久。有時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是混為一體難以清晰分辨的，人們在討論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時也是不刻意區分的。

一般而言，心理學更關注社會情緒，社會學更強調社會情感。筆者認為，在關注新媒體時代多樣化的社會情緒表達的同時，關注社會羣體、社會階層內在的社會情感，特別是特定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間內在的關聯和轉換異常重要。

新媒體時代的社會情感

新媒體時代雖然信息爆炸、傳播迅速，但大量的信息在傳播中同時被淹沒了，當然也有一些信息卻吸引了更多人的關注，信息傳播更集中、也比以往更容易實現家喻户曉。新媒體時代比以往任何時期的傳播更具情緒特徵，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本身也成為一種傳播信息。

第一，新媒體時代社會成員更容易產生共同情緒。新媒體時代不同媒體平台上人們的情緒、情感更便捷地表達、分享，情緒的傳播更生動、真實，保留了原來情緒的信息，甚至在傳播中會不斷得到加工和強化，更容易感染別人，得到更多人的共鳴，由分享而共享，由共感而共情。

圖源：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眾號

與此同時，社會地位、生活環境、價值觀等影響人們對周圍環境和社會事件的態度，人們會表現出不同的情緒和情感反應。羣際情緒理論認為，當個體認同某一羣體時，內羣體就成為自我的一部分，具有了社會和情緒意義，評價與內羣體有關的事物都會帶有情緒的色彩，好像這些事情是發生在個體自身一樣，於是情緒從個人水平拓展到了羣體水平。

第二，新媒體時代的情緒是分化的，更容易導致兩極化。新媒體時代由於人們對於觀點、價值觀和事件的態度與情緒的分享，人們就容易聚類和羣分。羣體體現為心理羣體，心理羣體的分化是依靠情緒識別的，心理羣體首先體現為社會情緒和社會羣體，分化的態度和價值觀表達為分化的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相同的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可以起到拉近社會成員距離，相似或相同情感的人凝聚在一起，或抱團取暖，尋求相互慰藉，或分享彼此快樂，共同喜悦的狂歡也擴大，增強着原有的愉悦。

情緒的共同性和情緒的分化是同時產生的，是社會心態的不同面向。羣體評價理論認為，社會認同過程是經由羣體評價而在塑造羣體情緒中實現的，社會溝通與社會分享起着重要的作用，通過社會溝通與社會分享提高了羣體的凝聚力和羣體的同質性，使羣體內的個體成員更易於採用羣體視角評價事件，從而強化了羣體評價，增強了羣體情緒。

**相似、相同的情緒和情感的聚集容易引發情緒的分化，而分化的情緒更容易走向兩極化。**在新媒體時代，兩極的情緒更加凸顯，容易被感受到，也容易感染外界，更容易彙集而使情緒更加強化和升級。新媒體時代的情緒由原來的闇火變成了明火，容易產生更大的影響。同一事件常常能引起不同羣體完全相反的情緒反應，並可能激化矛盾和衝突。其內在的原因是，階層認同下社會情緒逐漸積澱、固化為特定的社會情感，反過來成為影響社會情緒和社會態度的基調。

**第三，海量大強度事件使人們的情緒反應鈍化，情感淡漠。**新媒體時代各類信息海量增加，過量的信息使人們無力處理，但大量信息的推送會強行進入人們的大腦，長期暴露在社會事件的情感刺激之下，人們對於情感事件的耐受性提高，反應性降低，正負向情緒被中性化，強烈情緒被弱化。人們情緒的反應開始變得遲鈍和麻木，不再會大喜大悲，也就表現為社會情感的冷漠。

第四，傳播放大了風險，也提高了社會情緒強度。新媒體時代是與風險社會疊加的，在這樣的背景下，風險傳播速度加快，風險信息擴散範圍廣，風險信息冗餘噪音大，信息的傳播中不可避免存在着風險的放大，而使得人們的不安、焦慮、恐懼加強。一方面，客觀上存在着風險分配的不公平，也就是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面對的風險不同；另一方面，風險反應表現出突出的階層差異，但中上層的風險焦慮並不比底層低，只是表現出不同的焦慮。

圖源：新浪網

比如，低社會階層民眾表現出突出的生存焦慮；中產階層民眾表現出對生活質量降低的焦慮、對於社會地位下降的焦慮，也就是向下流動的焦慮，中產階層對於風險的關注和強烈反應，是新媒體時代社會風險情緒的核心；資產階層對於財富安全和社會地位的焦慮，表現為資產階層財富向境外轉移和移民。不同階層民眾的這些焦慮不斷髮酵，向更大範圍蔓延，攪動着羣體性的焦慮，如近期國內一線、二線城市房價上漲帶來了全社會的焦慮。

**第五，新媒體時代社會情緒更容易相互感染。**社會情緒感染是一個循環過程，個體情緒可以影響到他人的行為、思想和情緒，這一影響過程可以在多人間交互產生並不斷增強。輸出者的情緒可以通過面部表情、語言、動作等多種形式展現出來，並被接受者所感知。情緒感染不僅通過直接的交互作用實現， 而且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完成。新媒體時代這種間接的感染更容易實現，且比傳統社會感染的範圍更廣。

情緒循環作為一個持續循環的過程， 將羣體內某一成員的正面或負面情緒感染到羣體內其他成員， 並在成員間形成多次情緒的反覆加強， 推動羣體中的成員形成同質化的情緒狀態和社會認知，在這一過程中，個體的情緒成為他人情緒和行為的誘因和結果。而有意圖的情緒感染往往來自於有影響力或者處於高地位的領導者和有影響力的羣體成員，他們誘發、調整和改變着羣體的情緒，有意識地調整羣體成員的行為。新媒體時代，由於“粉絲”、崇拜者對於意見領袖，如政治精英、商業精英、文化精英和大V、“網紅”等因觀念認同、行為追隨帶來的情感歸屬，成為社會情緒的重要影響源。

**第六，社會階層的分化、社會情緒的兩極化、社會價值觀的不可調和，使得社會階層間的情感逐漸形成。**新媒體時代各種社會情緒在各種媒體平台中瀰漫，網上情緒表現比現實中更加兩極化，同一個事件因立場、觀點、價值觀不同，經常表現為完全相反的情緒。

比如，隨着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原來的優勢階層因身份地位下降帶來強烈的失落感和被棄感，特別是底層社會的相對剝奪感增強。我們的社會心態調查發現，**中層、中下層一般都有主觀社會階層評價偏低的現象。**沒有人會滿意自己低社會地位的處境，甘心長期處於這樣的地位；如果經過努力而無法改變現狀，一些人就可能把原因歸咎於官員的不作為、腐敗、富人的貪婪等，不滿意的社會認知就會成為一種不滿、怨氣，甚至由怨而生恨。怨、不滿是一種社會情緒，上升到恨就成為一種社會情感，相對深刻、穩定和持久，也就更難以改變。

而底層認同決定了許多人的立場不一定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但一定要站在底層的一方，又產生了同一階層的“兄弟情”和對立階層的“階級恨”。這就出現了因社會情感影響下的社會情緒反轉**。**比如，一些悲劇發生後有不少人會叫好，像患者傷害醫生，網上出現大量贊同的聲音；而一些所謂正能量的事件也不能讓人感動，卻有很多人表示鄙視。

幾十年來社會價值觀已經發生極大變化，一方面，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表現為整體的變遷，另一方面，價值觀的多元也表現為價值觀的不相容和對立。圍繞着“左”、“右”、 “紅”、“愛國”等，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激烈的衝突和交鋒，並在一些公共議題上表現為對立的觀點，不同價值觀表現為分化的社會情感，對立雙方表現出敵意和仇視，甚至蔓延到日常觀念，比如，因為微信朋友圈價值觀的分歧帶來友誼和親情的破裂。

圖源：澎湃新聞

社會情緒與情感的核心要素

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是社會心態的核心要素，構成社會心態的動力機制和社會運行的調控、凝聚機制，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具有社會信號、社會運行的動力、社會行為調節和團結社會等功能。個體心理健康範疇內可以藉助心理學的手段解決情感問題，但社會層面的情緒、情感的引導應該納入到社會治理下，多主體社會治理才是實現情緒、情感引導的有效路徑。

以往的社會管理或社會發展在不同時期重點進行了經濟建設、法制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社會問題無法解決，其中包括不少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的問題，為此應該關注社會心態的特點和變化，啓動社會心理建設，從而實現引導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的目的。

**第一，關注社會情緒信號，從中找出社會核心問題。**個體情緒具有信號功能，有外顯的表現，包括表情和生理反應、激素的分泌，在特定的環境下情緒會被喚醒，起到對個體的保護作用。同樣，社會情緒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信號，是社會運行狀況的表徵，是晴雨表，“人類情感是身體和社會的語言”。作為多數人共享的社會情緒來説，正向社會情緒和負向社會情緒是對社會羣體共同心理的反映，也是對一定社會結構變化、社會運行狀況的反映。

社會治理中要關注典型的社會情緒，比如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不可預期性、互聯網經濟下財富的暴漲和暴跌，使得社會表現出躁動，社會各階層都表現出不確定感、不穩定感、不安全感。政府要關注這些情緒，及早在社會治理中予以化解，避免這些社會情緒的進一步感染和發酵。

**第二，發揮社會情緒的動力作用，抑制某些社會情緒的反作用力。**個體情緒因與機體的內分泌緊密相連具有動力功能，社會情緒也具有動力功能。柯林斯的情緒能量是其互動儀式理論的核心概念，他把情緒能量定義為一個連續帶，能量高的一端是積極的情感，如高興以及羣體團結；中間區域是中等的情感狀態；低端為消極情感，如抑鬱以及羣體疏離。特納認為情感是導致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正性情感激活通常轉化為對社團和範疇單元的承諾，再由這種承諾拓展到體制領域和分層系統。

正因為如此，正性情感維持了地位現狀”。而與正性能量相反，“負性能量的激活越強烈，這種能量所釋放出來的爆發力越強烈。當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高度層級化時，如果其他的資源，比如意識形態、領導、金錢以及社會單元是這些負性情感的指向對象，由這些負性情感能量充分積累所導致的集體行動發生的可能性增加”。

圖源：鮑毓明博客《律動空間》

因此，社會治理中尤其要關注那些因社會地位失落產生的負向情緒，比如，一些居民長期無法感受到國家發展帶來的獲得感，對於生活成本增加和艱難的生存條件改善的無助感，永遠無法趕上房價上漲節奏的悲觀，貧困者脱貧無望的絕望感，都是需要扭轉的社會負向情緒，社會治理要把這些羣體作為社會關懷重點，避免社會成員因失去夢想、希望和耐心而產生絕望感。提高社會支持，增強各社會羣體的歸屬感和凝聚力，逐漸形成較為穩定的積極社會情感。

**第三，社會情緒對人們的社會行為具有調節作用，積極的社會情緒和社會情感有助於調節社會心態。**人們追求某種行為是因為它能夠產生積極的情緒體驗，而回避某些行為是因為它將導致消極情感。因此，特納認為，“情感是人類行為的調整器，需要在多數情境中保持好它的運行，以使人們獲得積極的體驗和避免消極的體驗”。社會治理在關注顯性情緒的同時，更要關注情緒氣氛，也就是要努力消解焦慮、怨恨、浮躁、愉悦、平靜、鬱悶和冷漠等消極的社會情緒氛圍，營造積極的社會情緒氛圍。

我們的社會心態研究發現，**未來預期是緩和與化解負向社會情緒、維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喪失了未來預期的人自己會走上絕路，或者把別人逼上絕路。**中國夢對於民眾來説，就是用現在的努力換未來，用自己的努力換子女的未來。強調縮小階層差距的同時，也要重視消弭社會階層間的情感裂痕，富人和精英要善待底層，扶持底層，回饋社會，真正消滅貧困，這是形成積極的社會情感的基礎。

**第四，社會治理中要發揮社會情感的團結功能，把社會情感作為聯結社會成員的“黏合劑”。**特納認為，“情感是把人們聯繫在一起的‘黏合劑’，可生成對廣義的社會與文化的承諾。從本質上來講，情感不僅使社會結構和文化符號系統成為可能，而且情感也能夠導致人與人彼此疏離，動員人們打破社會結構，挑戰社會文化傳統。因此，經驗、行為、互動、組織與情感的運動和表達便聯繫起來。人類的獨特特徵之一，就是形成社會紐帶和建構複雜社會結構的情感依賴”。

柯林斯認為，“情感能量也是涂爾幹所稱的‘道德情操’：它包括何為正確與錯誤感，以及道德和不道德感。充滿情感能量的人會感到自己像個好人；他們感覺自己所做的是正義的。情感能量低的人感覺很糟糕；儘管他們不一定將該感覺解釋為負疚感或罪惡感，但至少他們缺乏認為自己道德高尚的感覺，而這些來自對羣體儀式的熱情參與”。

就此而言，社會治理也是社會情感治理，即在社會治理中使得社會正向情感最大化，實現以社會情感為基礎的社會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