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是“三千年變局”的局中局_風聞
蓝色的海湾-黑夜过后是阳光2020-09-18 07:28
中美關係和百年變局是當前時局的兩大決定因素,但實際上,這兩者又是二而一的關係,是一回事。
百年變局的局就是指近代以來的中西關係,“變局”是中西之間強弱格局發生變化。以前是西強中弱,現在是即便不能説是中強西弱,但是中國的硬實力也迅速趕上來了。如果只看老牌的西方列強英、法、德,在綜合實力上的確是中強西弱。目前西方優勢唯一體現在作為西方後起之秀的美國身上,唯有美國尚還在苟延殘喘,有能力與中國抗衡。這樣中西關係就化約為中美關係,解決了美國,就解決了西方。
“百年變局”的説法,又衍生自李鴻章的“三千年變局”。這樣,又將當前的時局,當年的中美關係,納入整個的中國歷史框架。“三千年”是虛指,有時李鴻章還用“數千年”,所指是中國週期性遭受蠻夷入侵的歷史期限。因此,理論上,“三千年”、“數千年”的歷史起點,應該是從中國第一次遭遇蠻夷的入侵開始算起。這些説法都是來自李鴻章給慈禧太后的奏摺,都是為實際的洋務項目所辯護,爭取以慈禧為首的朝廷的支持,無暇也無力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
儘管洋務運動失敗了,李鴻章也因為主持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國人罵為賣國賊,但是“三千年大變局”的説法,卻不脛而走出奏摺,流行開來,成為概括中國近代史的經典名句。這是中國“不因人廢言”文化的體現。這句話的確説的好,很有洞察力,説到中國老百姓的心裏去了,取得了中國人的一致認可,成為近代以來的中國共識。
“三千年變局”實際上有兩層含義:歷史的連續性和歷史的變異性。“三千年”是歷史的連續性,“變局”是歷史的變異性。
先説第一層含義,歷史的延續性。這個歷史就是中國週期性遭遇蠻夷入侵的歷史,近代西方入侵是這個歷史的延續,是一個新的歷史週期,西方列強不過是新一代蠻夷。
從經典文獻看,蠻夷的概念形成很早,至少在堯舜時期就有了。但是對蠻夷入侵中國,以及中國抗擊蠻夷的明確記錄相對較晚,出現在西周時期,最早的當屬周穆王西征,到1840年,已有2800多年,可能李鴻章據此説“三千年”。
無論如何,遭遇蠻夷的入侵,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很早,而且此後週期性出現,已經有“三千年”、“數千年”了。在這數千年中,週期性遭遇蠻夷入侵,週期性地抵抗蠻夷,週期性地復興,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慣常操作。這樣,“數千年”以來,中國與蠻夷關係問題,就成為中國歷史的主軸之一。在學術上就形成“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基本文化理念和史觀。
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基於“三千年”、“數千年”的“華夷之辨”思維,很自然地將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納入中國-蠻夷關係的歷史框架,將西方列強視作蠻夷。事實上,“師夷長技以制夷”是對中國抗擊蠻夷的歷史總結,是中國面對和對抗蠻夷的基本模式和方法。
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不過是對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實踐展開,兩者都是基於中國-蠻夷的歷史框架和“華夷之辨”思維。
“三千年變局”的第二層含義,是歷史的變異性。儘管西方列強也是蠻夷,與歷史上的歷次入侵中國的蠻夷並無本質不同,但是,這個新一代蠻夷,的確在入侵方向上,技術上,甚至文化上存在過人之處,與歷史上的蠻夷又迥然不同。
李鴻章不僅看到歷史的延續性,也看到歷史的變異性,因此他提出“變局”、“奇局”的説法。但是,李鴻章所看到的歷史變異性,看出的西方列強作為蠻夷的特殊性,還更多地體現在入侵方向上,以及技術能力上。
1872年,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1874年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籌議海防折》:“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1880年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妥議鐵路事宜折》的附件《議覆張家驤爭止鐵路片》:“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憤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為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為喜事。至稍涉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亙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
近代以來的“三千年大變局”,有歷史的延續,也有歷史的變異,唯有對兩者都有正確的認知,才能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有正確的認知,才能對當下時局有正確認知。
然而遺憾的是,近代以來的人們,並沒有做到對歷史延續性和歷史變異性的兼顧,導致對近代史,對時局的認知是偏頗、偏激的,是錯誤的。甲午戰爭之前,人們偏重歷史的延續性,而輕視甚至無視歷史的變異性。甲午戰爭之後,在慘敗給日本的刺激下,人們又迅速滑向另一個極端,輕視甚至無視和否定歷史的延續性,而只關注歷史的變異性,辛亥之後尤為如此,直至當下。
一定要在“三千年變局”的框架中談“百年變局”,一定要認識到“百年變局”不過是“三千年變局”的局中之局,才能真正理解“百年變局”;一定要知道“三千年變局”中包含着“三千年”和“變局”兩重要素,即歷史的延續性和歷史變異性,才能真正理解“三千年變局”。
儘管李鴻章是 “三千年變局”的提出者,但是,其中深刻的歷史內涵遠遠超越其視野和理解能力。事實上,他更是一個狹隘的投機官僚,其目的不過是興建一些洋務項目,以維護以慈禧為首的搖搖欲墜的清廷的苟延殘喘,維護自己的官位,而拒絕進行任何的深層的制度性變革,完全沒有民族大義、國家大義的情懷、謀略和擔當。這是李鴻章和北洋艦隊一敗塗地的根本原因所在,也他後來被國人所不恥,身背賣國賊之千古罵名之原因所在。
甲午海戰之前,中國對西方列強的認知,都是有“三千年”,而無“變局”,只知歷史的延續性,而不知歷史的變異性。基於傳統的“華夷之辨”思維,簡單而機械地將西方列強視作蠻夷,只知其技術上的領先,而不知其文化上也有先進性。
另一方面,則不知清朝文化中的落後因素,不知清廷制度中的落後因素,譬如皇帝的世襲和獨裁製,儒學“三綱五常”中的專制因素,四書五經中的宗教迷信因素等。而是一股腦地把清朝現有的學術和制度當成是“中學”,並提出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完全錯誤,也不是完全正確,而且需要修正一下才正確,應該修正成“中學之體為體,西學為用”。中學之中,也是有體有用,中學的偉大和先進之處在其體,糟粕和落後之處僅僅存在於在其用中。而西學則整個是無體的,唯有用,西學的精華也只存在於其用中,但並非所有用都是精華。中學和西學的根本差異就在有體和無體上,中學有體,西學無體。
中學之體是什麼?是心性、義理。心性是人一切思維、情感活動的發出器官,即孟子所説的“心之官則思”。這個器官是功能意義上的、邏輯意義上的,是虛擬的、抽象的,而非具體的生理器官,不是心臟和大腦。
心性作為一個器官,很類似一個電腦軟件,一個APP,他們的功能是獨立的,也是虛擬和抽象的,儘管其基礎的運算是依賴CPU等硬件的,但是,對於用户完全感覺不到硬件的存在,而只知軟件的界面和功能。
心性是思考器官,或者是思考功能本身,而義理則是心性的天然、本然、自然的基本屬性。心性在思考和判斷選擇時,心性的基本屬性構成判斷和選擇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和標準,這就是義理。因此,義理和心性實則是一回事,這就是宋明理學所總結的“心即理”、“性即理”。
中國文明在文明形成伊始的伏羲時代,就意識到人的最重要的活動是思維活動,人會思考,有情感,並根據自己的思考和情感進行判斷和選擇,然後付諸行動。人心是個人的主宰,也是社會的主宰,人的外在活動,不過是人心思維活動的展開,社會現象、歷史現象也是人心活動的展開。
也可以説,中國文明出現的標誌,就是出現心性突破、義理突破,形成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認為人生的意義,社會的意義,就是在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義理的獨立和自由。
人是一個思維主體,人的本質在思維,在心性和義理,進而人是一個心性主體、義理主體,人是“心性人”、“義理人”。人的獨立和自由在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在義理獨立和義理自由。
心性和義理是人之體,也是社會之體,也是中國文化之體。唯有中國文明實現了心性-義理突破,唯有中國文明存在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唯有中國文明正確認識人的本質在心性-義理,實現心性-義理的獨立和自由。唯有心性-義理的獨立和自由,才是真獨立和真自由。唯有心性-義理人才是真正的人。
心性是思維、思考活動本身,外物則是心性進行思維、思考活動的結果,這就是心物之辯中心物的區分和界線。事實上,心物之辯、義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這四大中國傳統文化辯題實則講的是一回事,只是側重點不同:心、義、道、體所指的是同一個東西,物、利、器、用所指的也是同一個東西。
所有的思考的結果都是物,包括所有的思想、知識和理論體系,所有的學術形態和流派,所有宗教的神學設計和神學理論,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物理之物。
從古至今,西方文明從未發展出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從未實現心性-義理突破,從未實現心性-義理的獨立,也從未出現心性-體力的獨立和自由。因此,西方文明有物而無心,有利而無義,有用而無體,有器而無道。
因此,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能修正成“中學之體為體,西學為用”,而不能説“西學之用為用”,因為西學中只有用,並沒有體,西學的全部都是用,也都是物、利、器。
很遺憾,近代以來,人們對中國文化沒有能力做出“心物”、“義利”、“道器”、“體用”的區分,儘管提出了“中體西用”,但是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卻是囫圇吞棗,不知“體用”的準確含義,不知“中學”之中也是有體有用,更不知“西學”有用而無體,因此對“中學”、“西學”都無法正確的認知,從而產生了錯誤的、極端式的判斷。
甲午之前,“中學為體”,實則就是以當時整個的清朝文化為體,包括清廷的所有制度,包括“三綱五常”的全部,甚至包括女人裹腳。這樣就拒斥任何的深入的體制和思想變革。
甲午慘敗給日本之後,畫風突變,舉國被亡國滅種的恐懼所控制,仰慕日本,急切求變,在日本的影響下而迅速滑入另外一個極端,開始徹底地、全盤地否定中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由戊戌變法到鼓勵日本留學,由日本留學而導致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將整部中國近代史攔腰砍為兩端,辛亥之前,中國更重歷史的延續性,更重“三千年”、“數千年”,辛亥之後,更重“大變局”,並以“大變局”否定過去的“三千年”、“數千年”,即更重甚至只有歷史的變異性,只講“大變局”而不講“三千年”。
導致中國辛亥前後發生180度大轉變的,是1901至1911年這10年之間迅速興起的日本留學熱。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都是這撥日本留學潮的結果。最先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思想家”,他們的基本原則是“脱亞入歐”。“脱亞”的實質是“脱中”,否定和擺脱中國的儒家文化。為實現這一點,他們系統性對儒家,對中國歷史進行了系統性否定和惡毒攻擊。所謂的“新文化”實則是那些年輕的留學生搬運至中國的日本脱亞入歐文化。
據統計,從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學的人數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為280名,1902年9月為614名,1903年11月為1242名,1904年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計為一萬二三千名人,達到高峯。據梁啓超1902年統計,自費生幾乎佔據了一半。
晚清人沒有能力區分中國文化的體和用,心和物,日本人更不能。當無法區分體和用、心和物時,就會被用和物所迷惑,知用而不知體,知物而不知心,知利而不知義,知器而不知道。這樣就看不到中國文化之體,而只能看到中國文化之用和西方文化之用。在當時,拿中國文化之用與西方文化和日本明治文化之用相比較,中國遠遠落後,然後,就輕率地得出,中國文化遠落後於西方文化的結論,甚至落後於日本文化的結論。
總之,中國近代史中在歷史延續性和歷史變異性上出現極端性搖擺的根源,又在對中國文化認知的膚淺,無法真正理解心物之辯、義利之辯、體育之辯、道器之辯,失去文化辨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