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是“三千年變局”的局中局_風聞

中美關係和百年變局是當前時局的兩大決定因素，但實際上，這兩者又是二而一的關係，是一回事。

百年變局的局就是指近代以來的中西關係，“變局”是中西之間強弱格局發生變化。以前是西強中弱，現在是即便不能説是中強西弱，但是中國的硬實力也迅速趕上來了。如果只看老牌的西方列強英、法、德，在綜合實力上的確是中強西弱。目前西方優勢唯一體現在作為西方後起之秀的美國身上，唯有美國尚還在苟延殘喘，有能力與中國抗衡。這樣中西關係就化約為中美關係，解決了美國，就解決了西方。

“百年變局”的説法，又衍生自李鴻章的“三千年變局”。這樣，又將當前的時局，當年的中美關係，納入整個的中國歷史框架。“三千年”是虛指，有時李鴻章還用“數千年”，所指是中國週期性遭受蠻夷入侵的歷史期限。因此，理論上，“三千年”、“數千年”的歷史起點，應該是從中國第一次遭遇蠻夷的入侵開始算起。這些説法都是來自李鴻章給慈禧太后的奏摺，都是為實際的洋務項目所辯護，爭取以慈禧為首的朝廷的支持，無暇也無力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

儘管洋務運動失敗了，李鴻章也因為主持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國人罵為賣國賊，但是“三千年大變局”的説法，卻不脛而走出奏摺，流行開來，成為概括中國近代史的經典名句。這是中國“不因人廢言”文化的體現。這句話的確説的好，很有洞察力，説到中國老百姓的心裏去了，取得了中國人的一致認可，成為近代以來的中國共識。

“三千年變局”實際上有兩層含義：歷史的連續性和歷史的變異性。“三千年”是歷史的連續性，“變局”是歷史的變異性。

先説第一層含義，歷史的延續性。這個歷史就是中國週期性遭遇蠻夷入侵的歷史，近代西方入侵是這個歷史的延續，是一個新的歷史週期，西方列強不過是新一代蠻夷。

從經典文獻看，蠻夷的概念形成很早，至少在堯舜時期就有了。但是對蠻夷入侵中國，以及中國抗擊蠻夷的明確記錄相對較晚，出現在西周時期，最早的當屬周穆王西征，到1840年，已有2800多年，可能李鴻章據此説“三千年”。

無論如何，遭遇蠻夷的入侵，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很早，而且此後週期性出現，已經有“三千年”、“數千年”了。在這數千年中，週期性遭遇蠻夷入侵，週期性地抵抗蠻夷，週期性地復興，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慣常操作。這樣，“數千年”以來，中國與蠻夷關係問題，就成為中國歷史的主軸之一。在學術上就形成“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基本文化理念和史觀。

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基於“三千年”、“數千年”的“華夷之辨”思維，很自然地將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納入中國-蠻夷關係的歷史框架，將西方列強視作蠻夷。事實上，“師夷長技以制夷”是對中國抗擊蠻夷的歷史總結，是中國面對和對抗蠻夷的基本模式和方法。

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不過是對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實踐展開，兩者都是基於中國-蠻夷的歷史框架和“華夷之辨”思維。

“三千年變局”的第二層含義，是歷史的變異性。儘管西方列強也是蠻夷，與歷史上的歷次入侵中國的蠻夷並無本質不同，但是，這個新一代蠻夷，的確在入侵方向上，技術上，甚至文化上存在過人之處，與歷史上的蠻夷又迥然不同。

李鴻章不僅看到歷史的延續性，也看到歷史的變異性，因此他提出“變局”、“奇局”的説法。但是，李鴻章所看到的歷史變異性，看出的西方列強作為蠻夷的特殊性，還更多地體現在入侵方向上，以及技術能力上。

1872年,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1874年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籌議海防折》：“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1880年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妥議鐵路事宜折》的附件《議覆張家驤爭止鐵路片》：“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憤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為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為喜事。至稍涉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亙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

近代以來的“三千年大變局”，有歷史的延續，也有歷史的變異，唯有對兩者都有正確的認知，才能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有正確的認知，才能對當下時局有正確認知。

然而遺憾的是，近代以來的人們，並沒有做到對歷史延續性和歷史變異性的兼顧，導致對近代史，對時局的認知是偏頗、偏激的，是錯誤的。甲午戰爭之前，人們偏重歷史的延續性，而輕視甚至無視歷史的變異性。甲午戰爭之後，在慘敗給日本的刺激下，人們又迅速滑向另一個極端，輕視甚至無視和否定歷史的延續性，而只關注歷史的變異性，辛亥之後尤為如此，直至當下。 一定要在“三千年變局”的框架中談“百年變局”，一定要認識到“百年變局”不過是“三千年變局”的局中之局，才能真正理解“百年變局”；一定要知道“三千年變局”中包含着“三千年”和“變局”兩重要素，即歷史的延續性和歷史變異性，才能真正理解“三千年變局”。

儘管李鴻章是 “三千年變局”的提出者，但是，其中深刻的歷史內涵遠遠超越其視野和理解能力。事實上，他更是一個狹隘的投機官僚，其目的不過是興建一些洋務項目，以維護以慈禧為首的搖搖欲墜的清廷的苟延殘喘，維護自己的官位，而拒絕進行任何的深層的制度性變革，完全沒有民族大義、國家大義的情懷、謀略和擔當。這是李鴻章和北洋艦隊一敗塗地的根本原因所在，也他後來被國人所不恥，身背賣國賊之千古罵名之原因所在。

甲午海戰之前，中國對西方列強的認知，都是有“三千年”，而無“變局”，只知歷史的延續性，而不知歷史的變異性。基於傳統的“華夷之辨”思維，簡單而機械地將西方列強視作蠻夷，只知其技術上的領先，而不知其文化上也有先進性。

另一方面，則不知清朝文化中的落後因素，不知清廷制度中的落後因素，譬如皇帝的世襲和獨裁製，儒學“三綱五常”中的專制因素，四書五經中的宗教迷信因素等。而是一股腦地把清朝現有的學術和制度當成是“中學”，並提出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完全錯誤，也不是完全正確，而且需要修正一下才正確，應該修正成“中學之體為體，西學為用”。中學之中，也是有體有用，中學的偉大和先進之處在其體，糟粕和落後之處僅僅存在於在其用中。而西學則整個是無體的，唯有用，西學的精華也只存在於其用中，但並非所有用都是精華。中學和西學的根本差異就在有體和無體上，中學有體，西學無體。

中學之體是什麼？是心性、義理。心性是人一切思維、情感活動的發出器官，即孟子所説的“心之官則思”。這個器官是功能意義上的、邏輯意義上的，是虛擬的、抽象的，而非具體的生理器官，不是心臟和大腦。

心性作為一個器官，很類似一個電腦軟件，一個APP，他們的功能是獨立的，也是虛擬和抽象的，儘管其基礎的運算是依賴CPU等硬件的，但是，對於用户完全感覺不到硬件的存在，而只知軟件的界面和功能。

心性是思考器官，或者是思考功能本身，而義理則是心性的天然、本然、自然的基本屬性。心性在思考和判斷選擇時，心性的基本屬性構成判斷和選擇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和標準，這就是義理。因此，義理和心性實則是一回事，這就是宋明理學所總結的“心即理”、“性即理”。

中國文明在文明形成伊始的伏羲時代，就意識到人的最重要的活動是思維活動，人會思考，有情感，並根據自己的思考和情感進行判斷和選擇，然後付諸行動。人心是個人的主宰，也是社會的主宰，人的外在活動，不過是人心思維活動的展開，社會現象、歷史現象也是人心活動的展開。

也可以説，中國文明出現的標誌，就是出現心性突破、義理突破，形成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認為人生的意義，社會的意義，就是在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義理的獨立和自由。

人是一個思維主體，人的本質在思維，在心性和義理，進而人是一個心性主體、義理主體，人是“心性人”、“義理人”。人的獨立和自由在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在義理獨立和義理自由。

心性和義理是人之體，也是社會之體，也是中國文化之體。唯有中國文明實現了心性-義理突破，唯有中國文明存在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唯有中國文明正確認識人的本質在心性-義理，實現心性-義理的獨立和自由。唯有心性-義理的獨立和自由，才是真獨立和真自由。唯有心性-義理人才是真正的人。

心性是思維、思考活動本身，外物則是心性進行思維、思考活動的結果，這就是心物之辯中心物的區分和界線。事實上，心物之辯、義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這四大中國傳統文化辯題實則講的是一回事，只是側重點不同：心、義、道、體所指的是同一個東西，物、利、器、用所指的也是同一個東西。

所有的思考的結果都是物，包括所有的思想、知識和理論體系，所有的學術形態和流派，所有宗教的神學設計和神學理論，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物理之物。

從古至今，西方文明從未發展出獨立的心性-義理概念，從未實現心性-義理突破，從未實現心性-義理的獨立，也從未出現心性-體力的獨立和自由。因此，西方文明有物而無心，有利而無義，有用而無體，有器而無道。

因此，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能修正成“中學之體為體，西學為用”，而不能説“西學之用為用”，因為西學中只有用，並沒有體，西學的全部都是用，也都是物、利、器。

很遺憾，近代以來，人們對中國文化沒有能力做出“心物”、“義利”、“道器”、“體用”的區分，儘管提出了“中體西用”，但是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卻是囫圇吞棗，不知“體用”的準確含義，不知“中學”之中也是有體有用，更不知“西學”有用而無體，因此對“中學”、“西學”都無法正確的認知，從而產生了錯誤的、極端式的判斷。

甲午之前，“中學為體”，實則就是以當時整個的清朝文化為體，包括清廷的所有制度，包括“三綱五常”的全部，甚至包括女人裹腳。這樣就拒斥任何的深入的體制和思想變革。

甲午慘敗給日本之後，畫風突變，舉國被亡國滅種的恐懼所控制，仰慕日本，急切求變，在日本的影響下而迅速滑入另外一個極端，開始徹底地、全盤地否定中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由戊戌變法到鼓勵日本留學，由日本留學而導致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將整部中國近代史攔腰砍為兩端，辛亥之前，中國更重歷史的延續性，更重“三千年”、“數千年”，辛亥之後，更重“大變局”，並以“大變局”否定過去的“三千年”、“數千年”，即更重甚至只有歷史的變異性，只講“大變局”而不講“三千年”。

導致中國辛亥前後發生180度大轉變的，是1901至1911年這10年之間迅速興起的日本留學熱。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都是這撥日本留學潮的結果。最先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思想家”，他們的基本原則是“脱亞入歐”。“脱亞”的實質是“脱中”，否定和擺脱中國的儒家文化。為實現這一點，他們系統性對儒家，對中國歷史進行了系統性否定和惡毒攻擊。所謂的“新文化”實則是那些年輕的留學生搬運至中國的日本脱亞入歐文化。

據統計，從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學的人數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為280名，1902年9月為614名，1903年11月為1242名，1904年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計為一萬二三千名人，達到高峯。據梁啓超1902年統計，自費生幾乎佔據了一半。

晚清人沒有能力區分中國文化的體和用，心和物，日本人更不能。當無法區分體和用、心和物時，就會被用和物所迷惑，知用而不知體，知物而不知心，知利而不知義，知器而不知道。這樣就看不到中國文化之體，而只能看到中國文化之用和西方文化之用。在當時，拿中國文化之用與西方文化和日本明治文化之用相比較，中國遠遠落後，然後，就輕率地得出，中國文化遠落後於西方文化的結論，甚至落後於日本文化的結論。

總之，中國近代史中在歷史延續性和歷史變異性上出現極端性搖擺的根源，又在對中國文化認知的膚淺，無法真正理解心物之辯、義利之辯、體育之辯、道器之辯，失去文化辨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