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貞曄 | 全球正進入“動盪變革期”，中國如何找準方位與出路？_風聞

當今世界處於全球經濟政治發展大變局之中，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呈現前所未有的大轉折。全球大變局中我們身在何處？又將走向何方？時代的大變局、大轉折呼喚我們理性的認知和進取的變革精神。

全球大變局中我們身在何處？

環顧當今時代的全球大變革，我們身在何處？全球體系結構和世界發展結構發生鉅變，西方世界在全球體系中的傳統主導地位面臨全新挑戰，新一輪工業化進程顛覆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核心-邊緣”區位，全球化發展出現大翻轉，經歷了長期的經濟全球化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國家主義治理範式強勢迴歸，中美關係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歷史性轉折，等等。如歷史驚雷般的大變局和大轉折，等待着我們以超級理性的態度來把握和定位。

（一）全球體系結構和世界發展結構的鉅變

當前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大變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球體系鉅變。這一鉅變體現為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全球體系發展總體趨勢的鉅變。有研究認為世界經濟的重力點在1820 年之前一直在亞洲，但是之後經過一百年的歷程轉移到了歐洲和大西洋，現在世界經濟的重力點在2010 年左右又重新回擺到亞歐邊界，大約到2025 年左右回擺到亞洲大陸腹地。

圖表來源：Richard Dobbs et al., 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June 2012，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world-cities-and-the-rise-of-the-consuming-class.

二是經濟總量的結構性變化。根據世界銀行2018 年7 月發佈的2017 年世界各國GDP 總量矯正數據，按照萬億美元為單位進行統計，排名前11 位的國家分別為美國19.39，中國12.24，日本4.87，德國3.68，英國2.62，印度2.60，法國2.58，巴西2.06，意大利1.93，加拿大1.65，俄羅斯1.58。回望2007 年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總量僅相當於美國的23.7%、日本的75%。而十年之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則增長為美國的63.1%、日本的2.51 倍、德國的3.33 倍，以及分別相當於英國、印度和法國的約4.7 倍，巴西、意大利的約6.1 倍，加拿大、俄羅斯的7.4 和7.75 倍。同樣引人注目的還有印度和巴西經濟總量在十年內迅速上升為世界第六和第八。按照世界銀行統計，2007 年世界經濟總量為57.6 萬億美元，美國約佔24%，中國僅佔5.7%。但十年之後的2017 年世界經濟總量約為80.68 萬億美元，美國所佔比例基本沒變，仍約為24%，中國的比例則大幅上升為15.2%。

三是國際組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經濟結構變化。如果按照世界銀行制定的購買力平價指數（PPP 值）計算的話，到2014 年，美國經濟總量可以説是自1870 年以來首次被其他大國超越，這個超越美國的就是中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則聲稱，從2014 年到2022 年，中國的經濟份額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將由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6% 快速上升到超過20%，而美國則會下降到僅佔14%。其他衡量世界經濟權力結構變化的指標還包括，到2013 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進出口貿易大國，網絡用户和電子商務交易量世界第一大國，等等。

四是全球發展領域的結構性變化。第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佔到世界經濟總量的57%，佔全球經濟增長的2/3 以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為全球發展融資、基礎設施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第二，發達國家在經歷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提供援助的能力不斷下降。長期以來發達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佔全球發展援助的比例維持在95%以上，但近年來持續下降。2014 年OECD 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支出僅佔其國民總收入的0.29%，遠低於自身承諾的0.7%目標，也低於上世紀90 年代的援助水平，而且這一比例還在下降，其中2014年的援助支出就比上一年減少了16%。第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資金來源已經徹底改變了對發達國家援助資金的依賴。在上個世紀70 年代，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資金幾乎相當於外商直接投資的4 倍，可以説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援助具有絕對依賴性。但是到2015 年這種依賴關係徹底翻轉，外來直接投資額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提供的援助資金額4倍以上，由此帶動的對外貿易額更是高達官方發展援助額的43倍以上，外來直接投資已經在絕對意義上替代發達國家的援助，成為發展中國家獲得發展的根本推動力。

（二）西方世界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面臨挑戰

自1500年以來，西方世界裹挾着工業化和軍事征服的優勢，一直推動着世界沿着西方中心化的趨勢演進，但是這一趨勢隨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這種挑戰，西方學者提出了各種應對戰略，如亨廷頓提出了保持自身文明獨特性的文明孤立對策，基歐漢提出了維持制度霸權的戰略，米爾斯海默提出了全球均勢與遏制戰略，等等。但這些戰略對策好像都不能夠有效應對這種全球性大變革帶來的挑戰，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於這種挑戰的非對稱性。

首先，這種挑戰主要是非軍事性的。當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既非搞軍備競賽，也非與體系主導大國爭奪勢力範圍，更沒有哪個新興崛起國提出爭奪世界霸權的主張和行動。因此，西方體系主導大國的遏制策略較難找到用武之地，當然也就難以取得政策效果。

其次，這種挑戰更像是一種非對稱性經濟挑戰。新興崛起大國與體系主導國和發達國家集團在人均GDP水平、人力資源稟賦、工業化主導性內涵以及商業模式競爭方面都不在一個競爭軌道上，但是卻對發達國家和體系主導國形成了挑戰。主要崛起中的新興大國在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資源稟賦方面總體上大大低於西方國家，但是卻具有大量充足的製造業勞動力資源和非常低的福利支出壓力的優勢，使之能夠在投資競爭和製造業競爭中獲得超過西方的優勢。在工業化內涵方面，發展中國家接過了轉移自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快速走上了製造業工業化的道路，其低成本優勢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造成了極大衝擊。再有就是新經濟和新商業模式在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創新性成長，給發達國家傳統商業模式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和挑戰。如中國的傳統服務業本來就不發達，電子商業模式帶來的衝擊在經歷一定的陣痛期之後已經慢慢被消化，進而西方國傢俱有優勢的傳統商業模式在中國很快就被新興電子商業模式擊潰。但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傳統商業服務業佔到國民經濟的總量的70%以上，甚至更高，新興電子商業模式被人為抑制而難以獲得發展的政策空間。於是，西方世界在新興商業模式競爭中還沒有感受到真正的挑戰，就已經落伍。

再次，西方世界面臨的挑戰不是體制外對抗，而是來自體制內挑戰。當今的主要新興大國全面加入了西方世界主導的全球貿易體制、金融體制和全球資本交易體制，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控制等各種非傳統安全治理機制。西方主導性大國不是在與新興大國的對抗中，而是在合作中迎來了新的挑戰。

（三）新一輪工業化進程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核心-邊緣”區位的顛覆

按照沃勒斯坦的“核心-邊緣”理論，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控制了生產、資本、技術和貿易，因而處於主導地位，成為世界經濟的核心區，發展中國家則成為依附於發達國家的邊緣區，以便從核心區獲得生產、資本、技術和貿易。但是今天非西方世界持續性發展和崛起為沃勒斯坦的理論帶來了不同的解釋：西方發達國家擁有太多的過剩資本需要尋找投資機會，其製造業因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需要產業轉移，其發達的技術需要找到市場以換取市場價值，貿易商也需要找到貿易商機。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新一輪工業化浪潮恰好提供了這些機會和條件：

圖源：新華網

首先，發展中國家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擺脱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之後，經過幾十年的國家建設走向了政治穩定，並能夠提供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比如義務教育和交通等最起碼的基礎設施。合格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只有在新興工業化國家才能夠找到，這是製造業和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原因。

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機會和廣闊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工業化帶來了龐大的資本需求、生產（原料、能源、設備、技術）需求、基礎設施需求、貿易需求。儘管發展中國家的新一輪工業化主要還是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化，但是其所具有的人力優勢，工業化起飛所造就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需求優勢，工業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優勢，等等，將發展中國家打造成了世界經濟中新一輪工業化的核心區、動力源、世界生產的核心需求區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區。

放眼全球經濟，世界發展的工業化任務，包括製造業工業化的任務遠未完成。目前，世界各國中除了OECD國家、部分實現了工業化的非OECD經濟體和俄羅斯等少數轉型國家之外，有130多個發展中國家，其國土面積和人口均佔到世界的70%以上，它們亟待通過工業化實現經濟增長和擺脱貧困。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估計，發展中國家每年工業化所需資金缺口高達1.9萬億至3.1萬億美元，其中僅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每年就高達1.6萬億至2.5萬億美元。

在這種強大的工業化需求下，過去的十幾年裏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迅速增長，其中僅私人資本的投資就增長了三倍以上，2013年達到3277億美元。.近幾年來隨着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大規模海外投資和印度等新興大國積極開展的南南合作，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更是增長迅速。這充分説明，由中國等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所引領的新一輪工業化，正在由新興工業化國家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持續擴散。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新世紀以來在發展中國家興起的新一輪工業化範圍之廣，規模之大，程度之深，遠超原發工業化和後發工業化時期，它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範圍的羣體性工業化和羣體性崛起，也必將帶來更根本意義上的全球大變革。

（四）國家主義治理範式的迴歸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成為國際國內治理的潮流，但是當前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大變革中，國家主義治理的迴歸已經成為其中的一個突出特徵。

首先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主要是國家戰略驅動的工業化，其不同於原發性工業化國家幾百年所經歷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社會驅動的工業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具有強政府驅動的典型特徵，有些國家甚至是以國家資本和政府部門為主導力量推動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主義的治理特徵最為典型。

其次是全球治理向國家治理的迴歸。在許多關鍵性全球治理領域，全球治理對資金的需求非常龐大，而治理投資的最大受益方仍是各個具體的主權國家。如全球氣候治理要求有鉅額資金推動國民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這種誰投資誰受益的巨大利益鏈條最終推動了《巴黎協定》的國家治理方案的生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015 年後發展目標和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發展、消除貧困和低碳減排為核心任務，兼顧了國家發展目標和全球共同利益訴求，但是顯然各個主權國家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受益者。因此，無論千年發展目標還是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都是以國家方案為全球治理的核心方案。況且，全球氣候治理和全球發展議程所要求的援助資金與需求之間有天壤之別的距離缺口，即便是那麼微小的援助額要求，也始終沒有得到落實和兑現。因此，全球治理迴歸國家治理方案也就勢所必然，這正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沒有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

再次，國家治理能力成為理論上和現實政治生活中被問責的對象。在理論上，弗朗西斯科·福山近年來的長篇鉅著持續地問責國家治理職能和能力，指出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和國家治理職能錯配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繁重負擔的主要根源。.在實踐上，全球治理的任務最終要在國家治理中“落地”，.國家治理能力既決定了自身的發展能力，也決定了全球治理的成效和目標的實現程度。更重要的是，2008 年金融危機的到來更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檢驗，全球範圍內對國家應對金融危機責任的苛責，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的內向化”——各國只願意關注和履行與自身國內治理議程相重合的全球治理責任。

由此，國家主義的治理在當今世界強勢迴歸。

（五）全球化的大翻轉

當前的全球大變局中最引人矚目的可能就是全球化的翻轉，各種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在這場大變局中竭盡能事，全球化的發展的確面臨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波折。甚至當我們在回顧第一次全球化高潮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打斷時，會不自覺地懷疑這一輪全球化大翻轉會否走向全球化的終結。

首先，這次全球化的逆轉主要是來自全球底層和邊緣“革命”的推動。經濟全球化經過幾十年的長期發展，在金融危機中其負面影響在某些國家內部被空前放大和扭曲，各種民粹主義、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仇外排外主義紛紛出籠，全球化的確在逆轉。

其次，全球化長期發展所積累的矛盾必然要有一個調整期，這個調整期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機時就變得異常激烈。其中，全球化發展不平衡、全球貿易不平衡等矛盾更為突出，中美貿易不平衡和當前中美貿易戰更是這種激烈調整的典型寫照。

再次，這次全球化的翻轉因蔓延全球的極端反全球化政治思潮、政治運動和極端的國家去全球化政策疊加而顯得更加激烈。本輪反全球化潮流的最突出特點，就是將從根本上否定全球化的思潮與極端民族主義政治運動、政黨政治、政治選舉和國家的去全球化政策與行動（如英國脱歐）整個地貫穿起來，演變成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全局性政治大變動。這必將對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走勢產生深遠的影響。

（六）中美關係發展的巨大不確定性和歷史性轉折

2018 年可以説是中美關係發展的大轉折元年。這一大轉折以兩個重大事件為標誌：一是美國特朗普政府掀起中美貿易戰，開啓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矛盾的強制性調整。二是中國國內發展道路和戰略的清晰化，以2018 年全國人大會議的召開為標誌，中國開啓了道路自信的新探索。中美經濟總量相加佔到世界經濟總量約40%，貿易量佔到世界貿易總額的20% 以上，中美兩國又分居世界其他國家貿易伙伴的前兩位，可以説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世界所有國家，成為影響全球化發展和世界貿易的關鍵性影響因素。中國國內發展道路和戰略的清晰化，一方面將繼續深刻影響中國國內政策的走勢，另一方面也必將深刻地影響美國戰略界對中國政治走向的判斷，進而引發中美大戰略上的合作還是對抗的較量。

可以説，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性轉折和巨大不確定性，已經成為當今全球大變革中的最巨大的系統性影響變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根本走勢。

全球大變局中我們又走向何方 ？

面對全球大變局和世界發展大轉折，中國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又如何理性應對其中複雜的國際國內變動因素，進而制定恰當的戰略策略以實現自身的發展？大致説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思考：

（一）保持戰略定力，不犯方向性錯誤，中國的發展就不可阻擋

發展是頭等大事，發展是硬道理。沒有發展，社會主義就是死路一條。任何事業的發展都不能以犧牲發展為代價。有段時期輿論上出現個別聲音，認為發展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的過頭了，犧牲了其他方面的建設。總結改革開放 40 年建設經驗和蘇聯社會主義政權滅亡的歷史教訓，可以明確地得出結論，中國 40 年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建設的成功經驗就是緊緊抓住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較好的發展；蘇聯社會主義政權滅亡的歷史教訓恰恰就是沒能把經濟建設好，蘇聯國家政權的核武庫超級強大，國家安全組織“克格勃”也極為發達和健全，但是卻沒有能夠保住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很好地實現經濟發展。因此，扭住發展這一核心任務不放鬆，執拗一點，頑固一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就。

當然，在今天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面臨着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挑戰，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對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建設事業的干擾並沒有止步，各種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勢力也並沒有放棄對我國國內的各種滲透。但是隻要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得好，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戰略扭住不放並取得發展成就，只要我們的發展能夠不斷地滿足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期待，那任何勢力和干擾因素都動搖不了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基和決心。因此，作為一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居世界前位的社會主義大國，只要我們在戰略上不犯方向性錯誤，特別是只要我們不主動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戰略，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干擾得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國的和平崛起。

（二）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多邊主義和互利共贏的外交合作道路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 40 個年頭，總結 40 年來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就是我們順應了國內國際發展大勢，在國內搞改革，在國際上搞開放，把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統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立足點。這其中，對外開放具有重要的導引作用，通過對外開放我們引進了先進技術，學到了先進管理經驗，學會了在文化上吸收借鑑和更加包容，確立起了互利共贏的外交合作路線。總結這 40 年的對外開放歷史，成功的經驗有很多，最寶貴的至少有兩個方面：

　　這是2019年4月12日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用無人機拍攝的點亮燈光的蓮花塔。科倫坡蓮花電視塔項目是中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合作項目。

一是對外開放是一個學習和吸收借鑑的過程。通過對外開放，我們學習了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學會了文明互鑑和多樣包容。可以不誇張地説，我們 40 年的改革開放成果，是在學習和吸收了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礎上達到的文明高度！沒有對外開放，沒有向一切優秀的人類文明成果學習，我們就很容易陷入自我陶醉、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境地。

二是在對外開放中確立了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外交路線。通過對外開放，我們更加堅定地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國際革命為綱的外交路線，走上了理性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並存、和平共處、共同發展與合作的外交路線。在今天，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將其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方略。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外交必須為內政服務，為我國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服務。如果我們堅持以國際革命和鬥爭為綱搞外交，那就沒法真正搞對外開放，也就不能為國內經濟建設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40 年對外開放的經驗説明，對外開放具有學習的功能和合作的功能，目的都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但是在向誰開放這一問題上，我們是吃過苦頭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我們向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學習，向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學習。本着這樣的先進理念，我們在40 年的對外開放中，學會了與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學會了與所有發達國家以及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多邊組織開展合作，學會了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競爭中理性應對其中的複雜矛盾和挑戰，而沒有走回頭路。

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越艱鉅，就越需要堅持和平、發展、合作的外交路線，越需要堅持倡導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只要我們堅持對外開放，就會不斷地向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學習，就會博採眾長，吸收和借鑑到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能夠站在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最高峯取得新成就。

（三）抓住歷史機遇，積極推進新一輪工業化發展

新一輪工業化在範圍、程度和規模上顛覆了傳統工業化的效應和發達國家在其中的支配與主導地位。有些經濟學家把新一輪工業化引發的全球化模型稱作“雙迴路”模型，即發達國家與中國等新興大國形成了較高技術、貿易和投資合作層級的迴路，其中中國處於迴路的較低層級。同時中國等新興大國又與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形成了技術、貿易和投資迴路，其中中國處於核心地位，位於較高層級。傳統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邊緣”格局，在新一輪工業化和全球化中被顛覆和重構，説明了兩點：一是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貿易和投資合作仍然是在工業化中獲取自我提升的關鍵路徑；二是中國憑藉在新一輪工業化和全球化中所處的位置，已經能夠在南南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新一輪工業化不僅僅是所謂的工業化4.0，還有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工業化所需要的傳統製造業工業化。中國在與發達國家就工業化4.0做出妥協的同時，還具有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推進傳統製造業工業化的巨大歷史機遇。只要我們在“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中，堅持符合我國國力承受能力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需要的合作道路，中國就能夠在新一輪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工業化中發揮引領作用；只要發展中國家能夠順利步入羣體性工業化道路，在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工業化為核心的全球化中，中國的主導作用就是無可置疑的。

當然，中國的這種主導作用和在南南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根本上還要靠自身在新一輪工業化中的技術、市場和資本優勢，這些優勢的獲得很大程度上離不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貿易、投資合作。因此，我們應該對中國在新一輪工業化和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有清晰的認知和定位，即我們的重要角色更多地應體現在南南合作的工業化和全球化中，中國在與發達國家的經貿合作中仍然是一個學習者、追趕者。

（四）理性認知國家主義的回潮，既要堅定中國國家治理的道路自信，又要對國家主義的走偏保持警醒和警惕

經濟學界曾經流傳着這樣的一種説法，説是大約每隔 20 年左右，就會有一次肯定或者否定國家主義的思潮，可能在冷戰之後以華盛頓共識為典型的自由主義盛行太長時間了吧，如今國家主義以兇猛之勢席捲而來。概括説來，這一波國家主義的回潮大致包含三股潮流：一是蔓延西方世界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潮流；二是全球治理向國家治理方案的妥協和退卻；三是新興大國的國家主義治理道路取得成就併產生競爭性效應。在這三股潮流中，中國的國家治理樣式可以説是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中國在過去 40 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的國家治理呈現出比較典型的國家主義治理樣式，吸引了世界上眾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發達國家讚賞的目光，我們自身也大大增強了道路自信。發展道路本來就應該有許多種，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在國際上強行推銷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模式，但是這並不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和發展需要，中國發展的成就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不同的選擇。中國的發展經驗和道路本應該得到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的尊重和借鑑，而不是貶低和排斥。同理，反過來説，我們也同樣應該對自身的國家主義治理範式保持理性認知，在充分肯定自身發展成就和道路的同時，對國家主義可能的走偏保持警醒和警惕。一段時期以來，國內部分學者以“厲害國”文體對國家主義治理模式過度褒譽，盲目排斥其他治理方式的有益經驗，甚至出現了否定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錯誤言論。這都説明國家主義如果走偏，也必將動搖和破壞 40 年來改革開放取得的重要成果。從歷史上來説，我們幾千年的國家治理歷史，國家主義的東西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在社會主義的建設史上，我們也曾陷入全面國家化和高度集權體制的泥潭，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把國家治理從這種泥潭裏拉出來，走向一種更加重視市場經濟規律和充分發揮民間經濟有益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踐上，我們的慣性思維很容易強調把國有經濟做大做強，民營經濟則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推上“原罪”的審判席。特別是在國際上普遍颳起國家主義和民族保護主義的潮流時，國家主義就與民族主義合流，再加上我們歷史上“左”比右好的思維慣性，國家主義走偏的可能性就迅速增大。新中國近 70 年國家治理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必須對國家主義的走偏保持警惕，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不至於走彎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走上正途。

（五）理性認知全球化的逆轉和進退，積極推動全球化健康良性發展

當今正在經歷的全球大變革中，全球化的確正在經歷大反轉，但是，全球化大潮是否真的在退卻，再也不復存在？鑑於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主要是在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我們很有必要對於今天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保持理性的認知和判斷，在此基礎上堅持積極推動全球化的發展。

對全球化發展的第一個理性認知就是要理性看待全球化發展的動力。全球化發展究竟是技術推動的，還是市場推動的，抑或國家的全球化政策推動的？嚴格説來這三者都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

　　2018年11月10日，參觀者在上海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參觀。 

第一，技術動力層面。技術進步使得全球互聯成為可能，無論是全球互聯網還是全球交通技術，都推動了全球性聯繫。特別是全球網絡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向深度發展的情況下，全球化也隨着技術進步向深度發展，網絡和智能技術將每一個具體的網絡使用者變成了一個個全球化的微觀終端，全球化在終端層走向了個體化，個體終端匯聚成了大數據，個體成了全球大數據的一個個最微小的節點，這也可以簡稱為全球化的“個體化”。

第二，市場動力層面。全球市場藉助國際分工和貿易將全球所有國家聯結起來，更深層面是全球價值鏈將全球生產鏈條和銷售鏈條跨地區跨國家鏈接起來，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全球化由國家間的全球化向深度拓展到跨國公司間的全球化，進而再深化到跨國公司內部的全球化！全球價值鏈的產生是由跨國公司的利潤最大化、經營成本的最小化和一系列市場要素的價格成本以及組織成本決定的。市場以看不見的手在推動全球價值鏈向深度拓展，從而推動全球化向着公司內部的全球化深度拓展。

第三，國家的全球化政策層面。國家的全球化政策既受到國家自身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損益判斷的影響，也受到國內利益集團政治壓力的影響。特別是在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弊端充分暴露，全球金融危機到來並沒有一個全球政府進行整體性治理和施救，危難之中的國家只能靠自身施救，因此國家主義回潮就成為各國救治危機的必然反應。反思國家在全球化中穿上的“金色緊身衣”，重新找回經濟治理政策的合法性和自主權，這是當今時代國家主義回潮和去全球化政策盛行的最重要原因。當然，西方主要國家由反思全球化弊端走向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乃至仇視全球化，進而推行極端的去全球化政策，這是與技術和市場推動的全球化總體趨勢相逆而行的。

另外，還有一個層面就是時代的動力。今天的全球化發展還恰逢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工業化浪潮。眾多發展中國家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紛紛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工業化推動了新興國家的羣體性崛起，新興國家引領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藉助全球化力量走向高潮。因此，全球化在發展中國家羣體中沿着羣體性工業化的道路，向着緊密的全球化方向拓展。

在以上四個方面中，除國家政策層面之外，其他三個層面都在繼續推動全球化向深度拓展。在理性認識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站在全球化發展的歷史大趨勢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推進全球化發展。

對全球化發展的第二個理性認知就是戰略上藐視各種去全球化政策，戰術上重視其帶來的挑戰，積極應對，以推進自身的改革，化解風險。

以美國特朗普政府為代表的新一輪去全球化政策者，其實並不是真正地反全球化，而是要推行由其主導的全球化，其在美墨加自貿協定和美韓自貿協定中推行的高標準市場規則，給我們很多非市場化領域帶來了新的規則挑戰。在挑戰面前，我們既要堅持自身的制度自信，但也要順應大勢，站在市場經濟發展的總規律角度重新審視自己，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深層改革。必須承認，改革開放40 年來，很多積痾難改的領域已經日益固化為部門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堡壘，對這些領域的改革就是一場革命。多年來我們期待能夠推行改革的強有力政治權威，期待最高領導層能夠有魄力強力推動改革的頂層設計。改革之路如逆水行舟，我們不能等到沉痾蔓延，個別利益部門和特殊利益團體的逆改革病變為大面積的逆改革，一旦到那時，改革的推行就更加困難了。由此，改革更需要我們奮發有為地推行下去。

（六）積極發揮自身在發展領域的優勢，着力推動構建發展能力共享的命運共同體

在今天全球大變局和世界發展的轉折時刻，發展問題要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引人注目。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被西方世界界定為是一個民主化問題，是向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靠攏並趨同的問題，發展中國家也大都採用了西方式民主政體。但是發展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複雜工程，西方式民主化並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只有靠自己結合自身國情不斷探索，才能夠找到自身的發展道路。改革開放40 年來，中國將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實現了傳統製造業的工業化，並奮力挺進到新型工業化的進程之中。政府主導的國家治理進程，通過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對外開放實施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戰略，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先行，工業化園區建設，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的發展投資與發展合作，等等，這是40 年來中國發展的主要經驗和取得成就的主要秘訣。今天我們通過倡導“一帶一路”建設和建立新型發展融資機制，將自身的發展經驗和發展能力與世界各國分享，通過各種形式的發展融資和發展合作，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結成發展能力共享的共同體；甚至通過平等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與發達國家形成發展能力共享的命運共同體，真正推動實現全球範圍內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