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史料中的“國府的抗戰”——可敬、可恨又可憐的雜牌_風聞

可敬、可恨又可憐的雜牌

北伐戰爭中，吳佩孚與孫傳芳的軍隊被消滅，張作霖的東北軍也退回東北。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帶領東北軍通電，宣稱接受國民政府的管轄，將原來懸掛的北京政府五色旗換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自此，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統一。此時，具有全國影響力的軍閥有五大派系，包括參與北伐的蔣、馮、閻、桂四大軍閥和“易幟”歸屬國民政府的東北軍閥。外部敵人被打垮，內部即開始爭權奪利，矛盾迅速激化。先是蔣介石的中央軍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軍隊發生戰爭，之後是蔣系與馮玉祥的西北軍發生戰爭。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和桂系李、白團結起來共同反蔣，於是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雙方勢均力敵，戰爭處於僵持狀態，坐山觀虎鬥的張學良東北軍就成了影響戰爭勝負至關重要的砝碼，雙方都極力拉攏張學良，但最終，張學良選擇了蔣介石。“九一八”事變前整一年的1930年9月18日，東北軍再次入關，反蔣勢力隨即土崩瓦解。閻錫山與桂系被打垮，而馮玉祥的西北軍作為一個整體則不復存在。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很快佔領東北，東北軍失去它賴以生存根據地，張學良不得不聽命於蔣介石將東北軍投入到剿共戰場。戰場上的失利，加上老家東北被日本人佔領，促使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送蔣介石回南京的張學良被扣押，東北軍失去首領，內部又發生分裂，作為一個整體的東北軍也不復存在。

至此，五大軍閥派系中，蔣介石的中央軍一枝獨大，閻錫山的晉綏軍與李宗仁的桂系被削弱，西北軍與東北軍則失去首領成為一盤散沙。

抗日戰爭爆發後，各路軍閥統一於蔣介石控制的國民政府麾下，中央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各路地方軍閥的部隊則稱為雜牌軍，而被雜牌軍收編的部隊，那就屬於雜牌中的雜牌。

抗戰初期，基於民族大義，大量的雜牌軍走向戰場，他們不怕犧牲，英勇作戰，上演了許多可歌可泣、令人肅然起敬的壯舉。

在軍閥混戰的年代，四川是比較獨特的，全國性大軍閥能夠控制數省地盤，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保持境內的安寧，而四川一省就有眾多軍閥打來打去，是軍閥戰爭最頻繁的地區。抗戰初期，川軍出川抗戰，拿着簡陋的武器，穿着草鞋，長途跋涉來到北方戰場。在山西，川軍搶了閻錫山的軍械庫，還騷擾百姓要求強買強賣，為此，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十分惱火，認為川軍抗日不足，擾民有餘，簡直就是一股土匪，要求蔣介石把川軍從山西調出去。蔣介石想把川軍調到第一戰區，結果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也一口回絕：“閻老西都不要，你們送給我？我不要這種爛部隊。”蔣介石對川軍也很惱火：“把他們調回去，讓他們回到四川去稱王去吧！”最後，是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收留了川軍。川軍將領對李宗仁的收留心懷感念，説川軍慷慨出川抗日，第一、第二戰區竟然都不要，天下之大，怎麼會沒有川軍的容身之處？[1]川軍也沒有辜負李宗仁的希望，他們通過自己的頑強作戰、不怕犧牲贏得了國人的尊重。

台兒莊戰役中，為了給第五戰區贏得軍隊部署的時間，川軍第22集團軍受命防守滕縣，集團軍司令孫震把防守滕縣縣城的任務交給了第41軍第122師長王銘章。1937年9月出川，徒步走了上千公里，在山西戰場傷亡嚴重的川軍第22集團軍雖然編制有兩個軍，此時總兵力僅僅有兩萬人，兩個師的規模，那麼，留給王銘章防守滕縣的人數就更少了。

3月14日，日軍出動步兵和騎兵萬人，在20多門火炮、20多輛坦克以及30餘架戰機的配合下，對川軍陣地展開了全線攻擊。15日，滕縣左翼因為只有第370旅防守，部隊傷亡很大，形勢危急，王銘章為了保住正面陣地，防止日軍向滕縣側後迂迴，急調在滕縣內防守的第372旅奔赴左翼陣地支援，但是到下午，左右兩翼陣地還是被日軍逐漸滲透，滕縣被包圍。據王銘章部下第364旅第727團團長、滕縣城防司令張宣武回憶，當時王銘章下決心死守，他告訴部下：“我們決定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立即把南、北兩城門屯閉堵死，東、西城門暫留交通道路，也隨時準備封閉。可在四門張貼布告，曉諭全體官兵，沒有本師長的手令，任何人不準出城，違者就地正法！”[2]

日軍猛攻滕縣縣城，3月17日中午，日軍坦克攻進滕縣縣城，坦克後面就是洪水般衝鋒的日軍，727團的一個連奉命反擊，150人的連隊只剩下14人，連長張荃馨和副連長吉昌全部陣亡，到傍晚，四周城門全被突破。為讓各個方向的官兵都看見他們的師長還在，王銘章把他的指揮部搬到了滕縣正中央的十字路口上。

第五戰區給第22集團軍的任務是防守滕縣三天，現在已經是第四天了，但援軍湯恩伯部遲遲未到，王銘章給孫震發出了最後一封電報：

目前敵用野炮、飛機，從晨至午不斷猛轟，城牆缺口數處，敵步兵屢登城垣，屢被擊退。憶委座成仁之訓，開封面諭嘉獎之詞，決心死力扼守，以報國家，以報知遇。[3]

王銘章對身邊的滕縣縣長周同説：“你可以走了，你應該走了，這兒的事有我。”周同縣長説：“抗戰以來，只有殉土的將領，沒有殉職的地方官，我們食國家之祿的，也真慚愧得很。師長這樣愛國，這樣愛民，我決不苟生，我要做第一個為國犧牲的地方官！”[4]

冒着日軍密集的槍彈，王銘章師長走上了滕縣城牆殘破的西北角，命令身邊僅有的一個排官兵向西門猛撲，但此時的西門已完全處在日軍的火力封鎖下。王銘章轉身，準備到火車站附近的第124師第372旅去，日軍的機槍手發現了他。——“王銘章將軍一彈中腰撲地，猶振臂高呼殺敵不已。此時，有日兵數人慾趨前加辱，王將軍竭其餘力，連斃日兵三人，壯烈殉國！”[5]

“縣長周同聞知王師長殉難，急忙從城北趕來，撫摸着王之遺體大哭。最後，緩步登上城牆，對天長嘆，墜城而亡。”[6]

滕縣保衞戰，與王銘章師長一起陣亡的還有：第122師參謀長趙渭濱、師部副官長羅甲辛、第124師參謀長鄒慕陶、師部副官長傅澤民、740團團長王麟。第364旅旅長王志遠、第370旅旅長呂康、第727團團長張宣武均負重傷。未能突圍的滕縣守軍，沒有一人放下武器，也沒有一人投降，全部戰死。因為官兵全部戰死，沒有人運送傷員，城內的三百餘名傷員用手榴彈自殺殉城。

王銘章他給官兵提出的道德原則是：受命不辱，臨難不苟，負傷不退，被俘不屈。王銘章師長做到了，保衞藤縣的川軍官兵也做到了。

戰後，王銘章師長的遺骸被民眾尋到並細心收殮。遺體裝船運回四川，船沿長江溯流而行，國民跪拜於岸，英、法船舶也降半旗致哀。在故鄉四川新都，民眾為王師長舉行了迎靈安葬儀式。毛澤東敬獻的輓聯上寫着：“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爭光。”王銘章墓園楹聯為蔣介石親撰：“執干戈以衞邦家，壯士不還，拼將忠誠垂宇宙；聞鼙鼓而思將帥，國殤同哭，忍標遺像肅清高。”[7]

台兒莊戰役中，龐炳勳的部隊防守臨沂，傷亡慘重，向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求援。援軍來了，令龐炳勳想不到是，援軍竟然是張自忠的部隊。張自忠與龐炳勳同出自西北軍，都是馮玉祥的部將，但在中原大戰中，龐炳勳被蔣介石暗中收買倒戈反馮，他出其不意地襲擊了張自忠的部隊，張自忠本人都險遭不測。從那時起，張自忠認為龐炳勳不仁不義，此仇不報，誓不甘休。抗戰爆發後，張自忠曾向李宗仁説過，他的部隊可以在任何戰場上與日軍拼死作戰，唯獨不能和龐炳勳在同一個戰場上。臨沂危機，但除了張自忠的第59軍之外，李宗仁已無兵可調，為此，李宗仁希望張自忠以國家利益為重，增援臨沂解救龐炳勳部，並且還要張自忠服從龐炳勳的指揮。李宗仁誠懇地對張自忠説，“你和龐炳勳有宿怨，我甚為了解、頗不欲強人之所難。不過以前的內戰，不論誰是誰非，皆為不名譽的私怨私仇。龐炳勳現在前方浴血奮戰，乃屬雪國恥，報國仇。我希望你以國家為重，受點委屈，捐棄個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去臨沂作戰。你務要絕對服從龐軍團長的指揮。切勿遲疑，致誤戎機！”張自忠聞言，不假思索，便回答説：“絕對服從命令，請長官放心！”張自忠和龐炳勳在臨沂戰場相見了，仇人相見竟然如同親人久別重逢，前嫌隻字未提，張、龐二人合作，擊敗進攻臨沂的日軍坂本支隊，取得臨沂大捷。從此張、龐二人，竟成莫逆，為抗戰過程中一段佳話。[8]

1940年5月16日，張自忠在棗宜會戰中戰死。戰役發起前，張自忠給他的老部隊第59軍多年來與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軍官們，留下了一封長信：

近日之事，我與弟等共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敷衍，一切敷衍，我對弟等敷衍，弟對部下也敷衍；敵人未來，我們對敵人是敷衍的佈置；敵人即來，我們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敷衍一下就走。這樣的做法，看起來似乎聰明，其實最笨；似乎容易，其實更難；似乎近便宜，其實更吃虧。因為今天不打，明天還是要打；在這裏不打，退到任何地方還是要打。平定是一樣的平定，犧牲是一樣的犧牲。所以這條路的結果，一定是身敗名裂，不但國家因此敗壞於我們之手，就連我們自己的性命，也要為我們所斷送。這就等於自殺，所以這條路是死路，沉淪滅亡之路。我與弟等同生死、共患難十餘年，感情逾於骨肉，義氣逾於同胞，我是不忍弟等走這條滅亡的死路。弟等素識大體、明大義，諒必也絕不肯走這條死路。無疑地，我們只有走另外一條路，就是拼。我們既然奉令守這條線，我們就決定在這條線上拼，與其退到後面還是要拼，我們不如在這條線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令絕不後退。我與弟等受國家豢養數十年，無論如何艱難，我們還拼不了嗎？幸而我們的拼，能擋住了敵人，則不僅少數的幾個人，就連我們全軍，也必然在中華民國享有着無上的光榮，我們的官兵也永遠保持着光榮的地位。萬一不幸而拼完了，我與弟等也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四萬萬同胞父老，我們沒有虧負了他們的豢養，我們也不愧做了一世的軍人。所以這條路是光明的，是我們唯一無二應該走的路。我與弟等參加抗戰以來，已經受了千辛萬苦，現在到最後一個時期，為山九仞，何忍功虧一簣？故惟有盼弟等打起精神，咬定牙根，拼這一仗，我們在中國以後算人抑算鬼，將於這一仗見之。[9]

抗戰初期，張自忠奉命與日本人周旋，外界不明真相，均誤以張自忠是賣國求榮的漢奸。輿論界對其攻擊尤力，大有“國人皆曰殺”之概，張自忠百口莫辯，只有在戰場上證明自己的清白。

張自忠的衞士谷瑞雪報告張自忠殉難情形：“當敵人大部向我包圍時，總司令即登山督戰。十六日午左肩受傷，請回部綁紮，堅不肯回，仍神色自若，復大呼向前衝殺。未幾，胸部又受重傷，即拔槍自決，為隨從副官朱增源所奪，隨即倒地微呼曰：你們快走，我自己有辦法。又曰：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殺敵報仇。遂瞑目殉國。”[10]

張自忠戰死後，日軍將其遺體洗淨，用布裹好，備棺埋葬，用木牌標誌，上書英勇上將張自忠靈等字樣，並向靈墓敬禮。[11]張自忠是抗戰中陣亡的第一位集團軍總司令，也是抗戰期間中國軍隊陣亡的軍銜最高職務最高的將領。

張自忠部下官兵得知噩耗後，當夜不顧一切地向日軍第39師團司令部後山發動襲擊，為的是搶回張自忠的遺骸。日方的記載是：“張自忠將軍……眼光遠大，為人温厚，威望極高。……第三十九師團在參謀長專田盛壽大佐（是張將軍在陸士時的同期同學，盧溝橋事變時為日方談判代表）檢查後，莊重地將張的遺體裝殮入棺，埋葬在司令部後面的土坡上，但當夜即被數百名中國兵採取夜襲方式而取走。”[12]

張自忠的遺骸被中國軍民重新洗淨，換上整潔的內衣和軍裝，軍裝上佩掛着上將領章和短劍，裝入一副貴重的楠木棺材裏。靈柩運抵宜昌後，民生輪船公司派專輪護送前往重慶，一路經過巴東、巫山、雲陽、萬縣、忠縣、涪陵等地，所經之處祭祀的供桌綿延數里，祈願的香火繚繞不絕，中國百姓在長江岸邊長跪不起。5月28日，靈柩抵達重慶，蔣介石臂挽黑紗立於江邊迎靈。此時轟炸重慶的日軍戰機飛臨上空，防空警報長鳴，但重慶全城無人躲避，百姓們把盛滿手擀麪條的大碗高舉過頭頂，這是他們為張自忠做的一碗送其遠行的北方飯。

時年50歲的張自忠，16歲那年由母親做主與同鄉的17歲李敏慧結婚。婚後數十年中，兩人互敬互愛，相濡以沫。張自忠為國捐軀後，李敏慧絕食七日而亡，夫妻二人合葬於重慶梅花山麓。

張自忠殉國後，蔣介石通電全軍稱：“張總司令藎忱，殉國之噩耗傳來，舉國震悼，今其靈柩已與本辰運抵重慶，中正於全軍舉哀悲慟之餘，謹述其英偉事蹟。……迨抗戰既起，義奮超羣，所向無前，然後知其忠義之性，卓越尋常，而其忍辱負重，殺敵致果之概，乃始大白於世。夫見危受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譭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固非尋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13]

至今，在中國有許多城市以“張自忠”命名城市街道來紀念張自忠。

抗戰期間，在戰場上殉國的上將軍銜（包括追授）國軍高級將領共有十人，他們是：佟麟閣、趙登禹、郝夢齡、饒國華、王銘章、馮安邦、陳安寶、張自忠、唐淮源、李家鈺十位。其中張自忠、郝夢齡、馮安邦、佟麟閣、趙登禹五位將軍都出自西北軍。

在抗日戰爭期間，有很大一批雜牌將領，投敵叛國，淪為可恥的漢奸。西北軍高級將領犧牲大、英烈多，但可恨的是：叛國投敵做漢奸的，出自西北軍的也最多。

抗戰期間，國軍投敵的高級將領有幾十名，隨這些高級將領投敵的正規軍也有五六十萬人之多。在投敵的國軍將領中，屬於中央軍派系的比較少，如葉蓬、項致莊、楊揆一、黃自強等人。出身黃埔系、屬於“天子門生”的將領則更少，這是因為，黃埔軍人多在正面戰場，作戰環境相對要好一些，也由於黃埔軍人資歷尚淺，抗戰初期升至高級將領的人數並不多。抗戰期間投敵黃埔系軍人有：黃埔一期的劉明夏、李寄梅、黃子琪，黃埔二期的劉夷、劉啓雄、陳孝強和張海帆等人，黃埔三期的金亦吾、高鶴飛，黃埔四期的蘇玉衡、李炳南、錢新民、蔣先啓、熊子浩等。這僅僅是指投敵的軍隊高級將領，如果算上政府高級官員的話，中央系統裏汪精衞一派高級幹部幾乎全部投敵，組成汪精衞偽南京政府的主要高級幹部大多是中央派系的。

在大量叛國投敵的雜牌軍高級將領中，人數最多的是西北軍，其次是東北軍。西北軍投敵的高級將領有46人，東北軍投敵的高級將領有11人。

最沒有氣節的國軍高級將領當屬出身西北軍的石友三。石友三是著名的“倒戈將軍”，最初投在馮玉祥的西北軍，馮玉祥失敗後投過閻錫山、蔣介石、汪精衞、張學良等人。1931年7月起兵反對張學良，失敗後逃至天津，與日本著名的間諜頭子土肥原賢二搭上關係，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再次拉起隊伍。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為防止石友三做漢奸，抱着給出路的目的，任命石友三為冀北保安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後，石友三部擴編為181師，同年底，石友三任69軍軍長，後任第10軍團總司令。1938年，石友三奉命留在敵後進行游擊戰，為保存實力，石友三又與中共合作。1939年4月，蔣介石以主政華北為條件，密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立刻轉為徹底反共，並與八路軍不斷髮生衝突。

1940年1月，石友三部先後將八路軍第129師東進縱隊兩個連、青年縱隊1個排包圍繳械，並圍攻東進縱隊第3團及清江、清河兩個縣大隊，將清河縣大隊大部消滅。2月，八路軍第129師反擊石友三。石友三部隊受到八路軍的毀滅性打擊，轉而投靠日軍，在開封與日本駐軍司令佐佐木簽訂互不侵犯協議，並準備在聯合消滅八路軍後向日軍投降。石友三部下、新8軍軍長高樹勳不願做漢奸，密謀處決了石友三，將石友三綁架後活埋於黃河岸邊。對此，國民政府方面的資料如此記載：“嗣石友三被共匪壓迫叛國，明正典刑，任孫良誠為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轄第六十九軍及新八軍，在冀魯豫邊遊擊，旋孫良誠被俘。”[14]可事實上，一年以後孫良誠也投敵叛國了。

孫良誠，也是出自西北軍，由於受到湯恩伯的排擠，1942年4月率部投降日偽，6月任偽第二方面軍總司令，8月任偽開封綏靖公署主任，11月任偽蘇北綏靖公署主任。抗戰勝利後，孫良誠部被蔣介石收編，孫任新編第二路軍總司令。

1943年4月，孫殿英和龐炳勳投敵。

當時，從新鄉和鄭州傳來消息，説龐炳勳與敵偽勾結。第一戰區上報蔣介石後，蔣介石不信，4月3日，蔣致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外傳龐總司令與敵偽勾結之説，全系敵偽挑撥離間之卑劣手段，斷不可信。況更陳（龐炳勳字更陳）為本黨同盟會之老同志，其平生志節歷史，皆純潔高尚，毫不容疑，並應極力闢謠設法安慰為要。”[15]

孫殿英投敵後，致電蔣介石稱自己不得已被日軍俘虜，蔣介石清楚孫殿英為人，“此種匪性難改，無怪其然。”[16]之後，蔣鼎文又告知蔣介石：孫殿英派員來洛表明心跡，並報告龐總司令被俘經過。龐炳勳表示，我不是投降，我的部隊都交給孫軍長去剿共。[17]

5月17日，蔣介石聽日方廣播，稱“龐炳勳率部投降”。蔣介石認為，“此必為孫魁元（孫殿英字魁元）匪類陷害更陳之奸謀，深信更陳決不降敵。”[18]，

得知龐炳勳被俘，蔣介石寄希望於龐炳勳不接受偽職。因為龐斌勳的政治影響遠遠超過孫殿英，龐炳勳擔任河北省主席，國民黨河北省黨部書記長，冀察戰區副總司令，第24集團軍總司令，更重要的是，龐炳勳為取得臨沂大捷聞名全國的抗日英雄。

因此，第一戰區派人到新鄉見龐炳勳，指出：龐為封疆大吏且負方面之責，萬不可屈任何種名義。應待機設法歸來。對孫殿英要求，可積極與敵偽周旋，待機反正。

但是，龐炳勳最終還是擔任了汪偽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五方面軍總司令，第24集團軍總司令，開封綏靖公署主任等偽職。

對國軍高級將領投敵的原因，在國民政府的史料中基本上解釋為被中共軍隊逼迫誘引所致。國軍第59軍副軍長李九思著的《中國共產黨與敵偽》是這樣解釋的：

“中國共產黨不斷的襲擊各大小部分抗敵游擊隊，被迫充偽皇協軍者，已屢見不鮮，民軍張蔭梧部下之李少？等都如此。有如河北民軍喬明禮部，冀察第四縱隊侯如墉部，被中國共產黨竭全力圍攻時候，兩部均各有萬餘人，但被襲擊後，喬部僅剩四千餘人，侯部僅剩一千餘人，其擊潰部隊，即由中國共產黨誘引而投入偽皇協軍。如閻支隊哲承部即是。有如中國共產黨圍攻石友三部，孫良誠部，邵專員鴻荃部時，冀縣保安隊王尚雨部，衡水保安隊戴月波部，即被迫充偽軍。[19]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國軍失敗後投偽的情形也有以下描述：

渝方治下游擊戰區內之中共八路軍，對蔣系游擊隊不斷侵凌與敵視，蔣系軍亦時時欲將八路驅逐與消滅。八路軍由於自身勢力膨脹，實力日大，蔣系渝軍大受威脅，鹿鍾麟、石友三、張蔭梧等悉因而遭危害，因而蔣系軍隊投向和平陣營日眾。”[20]

這種解釋是非常是荒唐的，在敵後戰場國共兩軍發生衝突，且不論衝突原因如何，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失敗者也沒有理由投敵做漢奸，為何不投降中共一起抗日？

實際上，倒是國軍內部的派系傾軋導致了大量的雜牌軍投敵。江蘇地方雜牌軍李明揚與李長江部受到李宗仁的支持，與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不和，受到韓德勤排擠。黃橋戰役，韓德勤部進攻新四軍，二李袖手旁觀。1940年底，韓德勤撤銷二人的江蘇省正副保安處處長的職務。李明揚的部屬李長江、閻秀五、陳福才等人秘密與揚州日偽代表熊育衡聯繫，並經投敵的國府要員繆斌（屬何應欽系統）拉攏，1941年3月，李長江率部投敵。國軍第144師原是川軍劉湘的部隊，抗戰期間受第三戰區顧祝同的指揮。144師長唐明昭離職後，顧祝同為吞併控制該師，任命戰區長官部少將高參柏良出任師長。144師的三個團長張昌德、李志千和黃克立，拒不服從命令，公開抵制柏良上任，甚至策劃在其上任途中設伏狙擊。顧祝同於是決定將144師徹底瓦解兼併，番號撤銷，武器收繳，官兵分散補充到其他部隊。已經行使師長職權的張昌德得知後，召集部隊構築工事準備以武力抗拒整編。顧祝同遂調集新7師、第52師、第108師等共9個師的部隊圍攻144師。144師走投無路，新四軍聯繫144師，希望他們加入新四軍，但144師參加過皖南事變，怕新四軍報復，遂投降日軍，被編為“皖南獨立方面軍”。

台灣學者劉熙明對國軍雜牌軍叛國投敵是這樣説的：“類似孫良誠的降日投偽是由於日軍攻擊，以及受到國府嫡系部隊壓迫或國府內部火併的雙重或多重原因者，可説不勝枚舉。”[21]

在抗戰期間，日本人、國民政府、從國民政府分化出來叛國的汪偽政權、以及地方雜牌軍勢力，無論他們之間有何種利益衝突，但在反共立場上則是一致的。汪精衞政權成立就以“和平、反共、建國”為宗旨。日本一直以“反共”為誘餌，誘惑國民政府與其實現和平，因而，在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秘密和談中，“共同防共”的條款是不可缺少的。日本人清楚，“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但是，“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22]鑑於國內一般民眾“一致對外”的要求，國民政府不能公開反共，但秘密制定了《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和《異黨問題處理方案》等，在國軍內部秘密執行反共策略。

雜牌軍以生存為第一原則。當在敵後作戰，打不過日軍，也打不過中共軍隊的時候，為了生存，選擇投向中共，還是投降日本？雜牌軍是很清楚自己是應該如何選擇的，投降日軍還有重歸國民政府的可能，如果投降中共則萬劫不復。於是，在國民政府指示或默認下，他們選擇了投降日軍。

劉熙明在他的《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一書中評價投敵偽軍：

這些被日軍或共軍擊敗而降日的國府系統偽軍，或許沒有獲得國府中央默認其保存實力而反共投偽的“曲線救國”，因與國府較深的淵源及與中共間的仇恨，其政治立場通常是親國府而反共，他們投偽後有時就藉着日軍的庇護，繼續從事反共活動。[23]

對於大批雜牌軍偽軍化的原因，謝偉思的分析是這樣的：

首先，這些軍隊的司令官以及他們所統率的士兵，都不願意再繼續進行在他們自己看來是無望的戰鬥。他們不是日軍進攻的對手，這些軍隊領導人近幾年來名義上雖然站到了中央政府一邊，可是他們從來沒有變成真正的國民黨的人。相反，他們過去都同國民黨打過仗。下層軍官從未受過堅強的政治教育。如果是從軍閥時代過來的那些人，多是來自流氓地痞和社會渣滓，而新徵入伍者，則是被迫服役。如果是自願兵，他們簽名應徵是舍此而別無生計。再不就是出身綠林。不管怎樣，他們都沒有多少民族感，也沒有堅苦卓絕戰鬥的熱情。不管是軍官還是士兵，他們都不信任國民黨，懷疑中央政府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他們充當犧牲品。

其次，談不到與共產黨人合作，因為這些軍隊的領導人過去都有強烈反共的經歷。地方軍閥追求個人的權力和財富，他們通常都與當地的地主鄉紳階級有密切關係。由於這些原因，他們不斷受到共軍的進攻。軍閥和共產黨人不能合流——即使面臨着同一個敵人。

第三，他們不採用共產黨人的辦法，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這樣做。這些軍隊領導人軍事水平一般都很低，沒有受過訓練，不按游擊戰的方針來思考問題。他們所統率的軍隊也不夠堅強有力。更有甚者，由於他們對人民的態度，他們無法得到勝利進行游擊戰所必需的人民的支持。他們都是些僱傭軍，舊時代，駐守城市，過着悠閒的生活，而且脱離人民。到貧困和人口稀少的山區和湖沼地帶進行艱苦的游擊戰，對他們來説一點也沒有吸引力。

最後，他們所以願意變成偽軍，並且必要的話，願意為日軍賣力，正是出於這些原因。而從更根本的意義上來説，是由於他們是僱傭軍。在中央政府控制下，他們軍餉少得可憐，給養和裝備都不足。對於那些遠離中國主要後方、物質上處於孤立無援地區的軍隊來説，情況尤其是這樣。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從日本人那裏得到了高官厚祿的許諾。向士兵們提出了增加餉銀，改善伙食和給予更多武器的建議。不但如此，他們投靠日本人後還可有機會戍守較大的城市和較富庶的地區——都在日軍佔領之下，從而可以過較好的生活。他們幫助和追隨日軍，還可以有機會進行搶掠。[24]

冀察戰區的國軍部隊，在與中共軍隊搞摩擦中被擊敗，1940年3月被迫退出河北省境，退到魯西南。由於石友三投敵被處決，孫良誠、孫殿英和龐炳勳等高級將領投敵，到1943年，冀察戰區殘餘部隊退到安徽渦陽整訓，冀察戰區垮台。

在臨沂戰場，張自忠能夠摒棄前嫌與龐炳勳共同殺敵，上演一出團結禦敵的佳話。但在魯蘇戰區的山東戰場，同出自東北軍的于學忠與沈鴻烈卻是水火不容。

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支持了蔣介石，因此被蔣任命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是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整個華北囊入東北軍的勢力範圍，東北海軍也進駐青島，海軍司令沈鴻烈還兼任青島市長，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在抗戰初期，沈鴻烈帶着海軍陸戰隊退往山東內地。由於原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不戰而退被處決，蔣介石即令于學忠擔任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兼第3集團軍總司令的職務。于學忠表示，只願接任第3集團軍總司令，不願接任省政府主席，並推薦沈鴻烈擔任山東省主席一職。於是，沈鴻烈被任命為山東省主席兼任山東省保安司令，掌握了山東的軍政大權。1939年1月，魯蘇戰區成立，以于學忠為總司令，沈鴻烈為副總司令。4月，于學忠率東北軍第51和第57兩個軍開進山東。沈鴻烈不甘居于學忠之下，於是電請國民政府任命于學忠為山東省政府委員，如此，在政府系統，于學忠屬沈鴻烈管轄。國民政府竟然同意了這個荒唐的提議，任命于學忠為山東省政府委員。

魯蘇戰區成立後，山東敵後戰場的經費統一由中央用空軍投給魯蘇戰區司令部，然後轉發給各部隊。經費不足時，對沈鴻烈部所需經費，于學忠往往託辭不發或少發。對於給養區劃分，山東省政府和保衞省政府之吳化文部新編第4師的給養區，也被于學忠劃在地瘠民貧、籌集給養十分困難的地區。為此，沈鴻烈對于學忠很不滿意。

于學忠與沈鴻烈都積極拉攏地方實力派，以壯大自己的力量。1939年4月，山東省第八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厲文禮將沈鴻烈任命的膠東行轅主任盧斌殺害。沈鴻烈要撤銷厲文禮的本兼各職，但厲文禮拒不交出所轄部隊，擁兵自重。于學忠入魯，蔣介石令于學忠徹查此案。于學忠為防止厲文禮叛國投敵，決定收編厲文禮部，任命厲文禮為魯蘇戰區第2縱隊司令。偽軍張步雲和于學忠的部隊多次交戰，後張步雲於1939年9月26日通電反正，被沈鴻烈改編為山東省保安暫編第2師，卻完全不聽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的指揮。

1941年夏，于學忠在去給戰區幹訓班講課途中遭人襲擊。刺客投出手榴彈後，向八路軍防區跑去，八路軍將刺客俘獲後交與于學忠。經魯蘇戰區軍法處審訊後得知，刺客名韓子嘉，原系57軍112師334旅667團第1營營長。據其交代，是山東省黨部委員李子虔持沈鴻烈的親筆信令其充當刺客，並涉及到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魯蘇戰區軍法處一再傳李子虔、寧春霖到庭對質，但沈鴻烈不令二人前往，此案便成為了一樁懸案。于學忠根據韓子嘉交代的材料，向蔣介石控告沈鴻烈，蔣卻並未就此懲處沈鴻烈。于學忠將案件交山東省高等法院公開審訊，韓子嘉被判以死刑，事件經過也上報中央。

于學忠與沈鴻烈的矛盾公開化，蔣介石將沈鴻烈調離山東。沈鴻烈到重慶後，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農林部部長。1942年1月9日，國民政府任命第51軍軍長牟中珩為山東省政府主席，免去沈鴻烈的山東省政府主席一職。由於沈鴻烈離開山東，屬於沈鴻烈派系的部隊紛紛叛變投敵，其中實力最強大的是吳化文的新編第4師。到1943年，山東成為偽軍最多的地區，有18萬人之多。在日偽軍的進攻下，于學忠部逐步敗退，1943年夏，于學忠率魯蘇戰區撤離山東，魯蘇戰區於是被撤銷。

正如時任山東省政府教育廳秘書主任的劉道元回憶錄中所言：“於、沈兩軍政主持人之間的淡漠關係，是敵後山東抗戰的一大損失……兩者對於日寇雖發揮了犄角之效，但缺乏聯合之功”。[25]

從廣州和武漢失守到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在抗戰的相持階段，日軍侵佔的中國領土包括：東北和華北的全部，京滬杭三角地帶，武漢周圍地區，以及武漢以下的長江沿岸地帶，另外，日本還侵佔了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城市。日本侵華是從北往南，從東往西進攻的，大西南和大西北是中國的大後方。部署在西部的中國軍隊擁有廣闊的縱深，背後又是安全的大後方，是無後顧之憂的。蔣介石第一愛將胡宗南的部隊一直駐紮在西北，在他的東邊是第一戰區，東北是閻錫山第二戰區，東南是李宗仁第五戰區。由於胡宗南部遠離日軍佔領區，抗戰期間，胡宗南的部隊很少與日軍作戰。在日軍發起豫中會戰，擊垮第一戰區的部隊侵佔豫西后，胡宗南的部隊才有和日軍接觸的機會。蔣介石最信任的陳誠的第六戰區部隊在武漢以西，背靠着四川大後方，利用鄂西險要的地形，保衞戰時首都重慶。東南沿海日軍僅僅佔領了港口城市，福建、廣東、贛南、浙西、湘南等大片領土仍為國軍所控制，因此，長江以南國軍也有很大的戰略迴旋餘地。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和薛嶽的第九戰區部隊即部署在長江以南，在他們的背後則是第四戰區和第七戰區，和第四第七戰區背靠背。位於華北與長江之間的是第一戰區和第五戰區的部隊，第一戰區在北，第五戰區在南。第一戰區北邊是第二戰區和冀察戰區（敵後戰區），東北和東部是魯蘇戰區（敵後戰區），背後是第五戰區。桂系李宗仁為司令長官的第五戰區南邊是武漢敵佔區，第五戰區廖磊、李品仙的部隊部署在安徽，東、北、南三面受敵。閻錫山的第二戰區範圍主要是山西，但山西大部淪陷，閻錫山的部隊退守晉西，蔣介石明令閻錫山的部隊不能退過黃河。

在敵後的抗日部隊四面受敵，毫無疑問，敵後是抗戰最艱苦的地方。國府在敵後設立了兩個游擊戰區。1939年1月，國軍冀察戰區成立，作戰區域為敵後被日軍佔領的河北和察哈爾兩省。原西北軍鹿鍾麟上將任戰區司令長官，副司令長官為同屬於出自西北軍的龐炳勳和石友三，指揮的部隊包括龐炳勳的第40軍，石友三的第69軍，孫殿英的新編第5軍，朱懷冰的第97軍，以及孫良誠的第1遊擊縱隊和張蔭梧的民軍。其中孫殿英與孫良誠也出自於西北軍，張蔭梧出自閻錫山的晉軍，只有朱懷冰屬於中央軍系統，但其指揮的第97軍卻是改編自湖北地方雜牌第94師和東北軍騎兵第4師。冀察戰區的作戰區域雖然包括河北和察哈爾兩省，但由於察哈爾遠在華北北部，冀察戰區的部隊實際上是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帶作戰。1939年4月，魯蘇戰區組成，作戰區域為山東全省和江蘇北部，原東北軍于學忠為戰區司令長官，原東北軍沈鴻烈和中央軍系統的韓德勤擔任副司令長官。于學忠與沈鴻烈的部隊在山東，韓德勤的部隊在蘇北，魯蘇戰區山東和江蘇兩部實際上是各自單獨作戰。在山東的部隊包括東北軍牟中行的第51軍和繆徵流的第57軍以及沈鴻烈指揮的山東遊擊軍。在蘇北，韓德勤指揮的部隊有屬於中央軍系統的第89軍和獨立第6旅，以及地方雜牌軍李明揚的蘇魯皖邊區遊擊軍等。當年國軍五大派系中，西北軍和東北軍失去了他們的核心領導人馮玉祥和張學良，現在，這兩支部隊成為國軍在敵後堅持抗戰的主要力量。

這種部署上，很難説蔣介石沒有點不可告人的目的。當年，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最初並不是針對是弱小的紅軍，而是針對反對他的地方實力派。1929年10月，馮玉祥起兵反蔣，蔣介石連續發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呼籲，26日，蔣介石發表討馮文章指出：“此次討逆之意義，非特安內，實為攘外，蓋內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26]28日，蔣介石又通電全國強調：“自古未有國賊在內不先去之，而能外禦其侮者。”[27] 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國民黨大軍閥派系，或瓦解或削弱，而此時共產黨紅軍的勢力卻如星火燎原之勢，迅速壯大，蔣介石政權才將“安內”的重點轉移到剿滅紅軍上。但即便如此，在圍剿紅軍的同時，蔣介石也沒有放棄消滅地方軍閥的念頭。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到貴州，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部隊損失慘重，蔣介石的中央軍追擊紅軍進入貴州，趁機解決了王家烈。1935年5月，王家烈被迫辭去軍長職務，到中央軍事參議院擔任中將參議，他的軍隊被中央軍改編。

這種露骨的軍事部署，以至於作為旁觀者的外國人看得也很清楚，謝偉思在他的調查裏寫道：

由於存在大量舊式軍閥軍隊，而這些軍隊時蔣介石的忠誠又是大可懷疑的，因而國民黨的軍隊受到很大削弱，蔣處理這些軍隊的辦法是相當典型的：把他們調離他們的家鄉基地，送到前方同日軍作戰，以消耗他們的實力而使中央政府的軍隊取而代之……蔣介石手法的這一例證是有趣的，不是因為它是如此赤裸裸和造成如此大的破壞性結果，而是因為它具有典型性。他對四川軍閥、東北軍、馮玉祥部，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採用這一手法……總的説來，把舊的地方“軍閥”的殘餘部隊派赴前線和前沿孤立地區，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固定政策。這一政策是要達到兩個目的：（1）保留訓練和裝備通常都比較好的中央政府自己的軍隊，（2）消滅瓦解這些異己軍隊，他們過去曾是對國民黨權力的威脅，將來可能還會構成威脅。[28]

處在敵後戰場的各路雜牌軍，是“強權競逐下的卒子”，他們被國民政府派到敵後，實力不如日軍，後來也不如蓬勃發展的中共部隊，而他們內部也是爭權奪利，甚至火併，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結果處在敵後的雜牌軍，不是被消滅，就是投敵做了漢奸，其餘的待不住也退出了敵後戰場。

抗戰初期，國軍全部的部隊中，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佔三分之一，到抗戰勝利前夕，已經佔到二分之一。李宗仁的桂系軍隊佔比一直穩定在4-5%，西北軍系統則從12.89%降至7.72%，更慘的是東北軍，從佔7.56%降至3.09%，其他軍閥的部隊也從佔比為三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雜牌軍唯一例外的是閻錫山的晉綏軍，在抗戰後期竟然超過了十分之一，閻錫山在山西四十年不倒，看來真的是有一套。

附：抗戰各時期中央軍與雜牌軍實力變化情況。

抗戰初期的1938年初，國軍共225個師，各派系軍隊情況如下：

根據1940年7月16日軍委會軍令部第一廳二處編制的戰鬥序列表顯示，國軍擁有集團軍三十七個，步兵軍108個，騎兵軍3個；步兵師257，騎兵師10個。各派系軍隊情況如下：

    根據軍委會軍令部第一廳二處編制的戰鬥序列表， 至1943年4月10日，國軍在原有二百零一個師和騎兵三十個師基礎上，又擴編步兵預備師11個，新編師41個，暫編師51個，新編和暫編騎師6個。各派系軍隊情況如下：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政府軍擁有集團軍40個，步兵軍113個，騎兵軍5個，步兵師314個，騎兵師22個。根據1945年1月軍委會軍令部編制的戰鬥序列表顯示，各派系軍隊情況如下：

上述統計表説明：

1  不包括中共部隊。

2  不包括資料中空缺或未説明派系者。

3  被收編的土匪武裝歸入其他。

4  資料來源姜剋夫編著、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國軍事史略稿件》第三卷。

[1]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0，第725-727頁。

[2] 張宣武：《台兒莊會戰的前奏》，載於《徐州會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第68頁。

[3] 蔣緯國：《抗日御侮》第五卷，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第134頁。

[4] 王成斌等：《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6集，解放軍出版杜，1999，第77頁。

[5] 蔣緯國：《抗日御侮》第五卷，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第135頁。

[6] 魏宏遠：《民國紀事本末-抗日戰爭時期》（五）上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頁。

[7] 王成斌等：《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6集，解放軍出版杜，1999，第78頁。

[8] 李宗仁：《台兒莊之戰》，載於《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五冊（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第404-410頁。

[9] 王曉華、戚厚傑主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檔案全紀錄》中冊，團結出版社，2011，第173頁。

[10] 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953頁。

[11] 同上，第954頁。

[12] 日本防衞廳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2冊，中華書局，1980，第12頁。

[13]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作戰經過》（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第474-475頁。

[14]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作戰經過》（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第152頁。

[1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3冊，台北國史館，2011，第167頁。

[16] 同上，第316頁。

[17] 同上，第445-446頁。

[18]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3冊，台北國史館，2011，第450-451頁。

[19]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共活動真相》（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第151頁。

[20] 華北政務委員會政務廳情報局編：《國共相剋》（北平：1943年)，第9頁。

[21] 劉熙明：《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43頁。

[22] 日本防衞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96頁。

[23] 劉熙明：《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40頁。

[24] [美]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53-54頁。

[25] 劉道元：《抗戰期間山東省會區》，《山東文獻》（台北），第11卷第3期，第44頁。

[26] 蔣介石：《今日政府之責任與國民之地位》，《中央日報》，1929年10月28日。

[27] 蔣介石儉電，載於《中央日報》，1929年10月29日。

[28] [美]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