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史料中的“國府的抗戰”——誰是友軍？誰是敵人？_風聞

誰是友軍？誰是敵人？

日本防衞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錄有日軍第1軍的一份作戰計劃：

為擊潰沁河河畔的共軍，威懾第九十八軍，使其歸順，從而將該地區加以肅清。為此作出以下計劃，並進行準備。關於開始作戰時間，參照晉察冀邊區肅正作戰進度，預定為9月下旬。

第一  方針

軍決定殲滅掃蕩沁源及馬璧村附近、沁河河畔之共軍。對敵之中央軍則採取謀略活動使之歸順，或保持中立，不得已時亦將其殲滅。

第二 指導要領

一、首先殲滅府城鎮、馬璧村、譚村附近的共軍主力。為此，一面嚴加保密，一面在另外地方進行作戰準備，俟機迅速機動急襲敵軍。

二、其次調轉一部兵力，殲滅綿上鎮、沁源、松交附近的共軍，各兵團開始進攻的時機由方面軍統一掌握。

三、擊敗敵軍集團部隊後，分駐於原敵盤踞的地區繼續搜查、殲滅殘餘敵匪。消滅敵軍根據地，掃清其勢力。

四、對中央軍（第九十八軍）進行謀略活動，使之歸順或保持中立。為此，對中央軍只進行警戒、監視，不進行攻擊。如果敵人主動向我進攻，可於擊敗馬璧村附近共軍之後，將其殲滅。

五、命浮山南方的山西軍，在翼城、臨汾平地阻止共軍逃脱，協助我軍作戰。

六、作戰開始為 y 月 x 日，作戰期間預定約 4 周。[1]

這份作戰計劃讓人驚訝的是：日軍竟然能夠命令國軍閻錫山的部隊（山西軍）協助日軍對中共軍作戰。而實際上，閻錫山的第61軍也確實接受了日軍的命令配合日軍對八路軍作戰。《華北治安戰》一書記載：“師團從17日以後，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隊，以一部兵力轉向沁水，主力則一面掃蕩，一面南下，對馬壁村（沁水東北10公里）附近之敵進行了剿滅戰。在21日夜間，從沁水、浮山、府城鎮一線，縮小包圍圈，隨後進行掃蕩，取得了很大戰果。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了戰鬥，此點值得注意。”[2]

據時任61軍副軍長兼暫48師師長的婁福生回憶：“1941年12月9日，61軍軍長梁培璜與駐臨汾日軍第41師團師團長清水規矩在浮山見面，達成如下協定：第一、到達浮山的第61軍與日軍，成為友軍關係。除浮山城十里以內地方，作為日方的政權範圍外，其餘的地方，都由日軍讓給第61軍作為駐紮軍隊和活動的區域。第二、第61軍如能向東發展，日軍表示極端歡迎，並儘量予以協助。第三、第61軍後方聯絡，即到晉西與閻錫山聯絡，日軍則劃襄陵大橋為通路，得以自由通過。第四、除61軍以外，其他屬於地方的政權，如翼城、曲沃、安澤等，不在此限。隨後，按照協定，61軍的第69師和暫48師一部，向太嶽軍區遊擊支隊進攻，佔領浮山以東地區。”[3]

對這次戰鬥，中共軍史是這樣記載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日軍七千餘人，多路奔襲嶽北中心區沁源、閻寨等地領導機關，各部隊進行了六次阻擊，掩護機關轉移，襲擊了敵後方交通線，二十日‘掃蕩’結束。二月二十一日，日軍南北對進，向嶽南唐村、南北孔灘、東峪村合擊，三月四日結束。在此同時，閻錫山以六十一軍九個團加一個保安隊共七千餘人，於一九四二年一、二月，配合日軍向我浮山、翼城地區縣游擊隊、機關及二一二旅派出的遊擊支隊進攻，摧毀了兩個縣的全部政權，區以上幹部幾乎全部被殺，冀氏縣村幹部十二名被活埋。二月底，更以四個團進佔我四十嶺陣地，與日軍在佛廟嶺會師。”[4]

據時任八路軍太嶽縱隊政治委員薄一波的回憶：“1941年後，晉綏軍六十一軍就由襄陵東渡汾河，開到臨汾、浮山、翼城一帶駐防，並與日軍勾結，多次襲擊我二一二旅，殘殺根據地羣眾。1942年3月21日，我曾在《太嶽日報》上發表對記者的談話，歷數六十一軍東渡半年以來向我進攻和破壞抗戰的事實，呼籲六十一軍懸崖勒馬，幡然悔悟。4月初，我又和戎子和聯名，兩次致電閻錫山，要求制止六十一軍的反共行動。但是，對方一再置我們的勸告於不顧，繼續進攻我軍。”[5]

對國軍61軍配合日軍作戰的可恥行為，中共的反擊方針是：給予61軍還擊但不要與閻錫山決裂。1942年3月12日，毛澤東同朱德電彭德懷，就閻錫山部梁培璜第61軍配合日軍掃蕩八路軍太嶽區，摧毀抗日根據地的嚴重事件，指示彭德懷：“六十一軍橫行，勢必還擊，但目前不宜組織大規模的戰事，致招決裂，而應組織若干突擊隊堅決打擊其個別出犯部隊，以警戒其行動，以後再觀其態度，決定對策。”[6]

 4月15日，中共部隊發起浮翼戰役，集中129師的385、386兩個旅，決死縱隊的決1旅、212旅兩個旅，共10個團的兵力，分左右兩個縱隊，向61軍展開反擊，至16日，共俘獲61軍665人，斃傷392人。

發生在國民政府軍與中共部隊之間的戰鬥，讓西方人感到詫異：“整個局勢中具有諷刺意味的一個現象是，閻一直與之作戰的不是日軍而是共產黨軍隊——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這支軍隊都是在他的統率之下，因為他是第二戰區的頭頭，而朱德只是副手。”[7]

之後，西方人不再詫異，而是感到戰爭的滑稽。1944年，在閻錫山的指示下，第61軍第二次和日方聯繫。3月15日，軍長梁培璜，與日軍師團長山浦三郎在浮山城會見，重申1941年梁培璜和日軍清水師團長的“協定”繼續有效。日軍將距浮山城10裏以北的王村，交給第61軍，作為其駐紮的根據點，使第61軍以東西張村為中心，跟左村、北王村、四峯山、二峯山等據點聯成一氣。繼續開來的山西軍第19軍，亦駐在該區域內。山西軍打算把駐在合鹿、趙城附近活動的八路軍第57、第58團，壓迫至四十里嶺以東地區。日軍“讓地戰役”，“很快以滑稽的作戰方式開始了。為了看上去像個樣子，並給人以‘強行’越過同蒲路的印象，61軍計劃在夜間越過鐵路，並製造一些虛假的戰果。可是，日軍另有想法，堅持要該軍白天過鐵路。因為在大白天日本軍官可以歡迎他們的中國兄弟，並且在他們穿越日軍佔領區時給他們以食物慰勞。他們沒有放棄拍照的機會以紀錄下中——日合作的這一熱烈場面。”[8]

閻錫山與日本人的關係是很微妙的。閻錫山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軍閥混戰年代中的一個另類。

從中華民國成立到垮台長達近40年的時間裏，大大小小的軍閥中，能夠一直牢牢控制住自己地盤和軍隊的，唯閻錫山一人。佔據北京中央政府的北洋軍閥到1928年就垮台了，而南方的地方軍閥派系，如桂系、滇系軍閥也換了新人。即便是在遙遠的新疆，民國期間也經歷了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三代軍閥的統治，最終也納入了中央政府管轄之下。而閻錫山自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山西都督開始，到1949年4月解放軍佔領太原，他在山西的統治才宣告終結，掌控山西達38年之久，貫穿中華民國在大陸統治全過程，可算得上對中華民國是“從一而終”。

閻錫山能夠掌控山西38年，除了地利、人和等因素外，就閻錫山個人的思想上也有其原因。閻錫山創立了他自己命名的“中的哲學”，他的哲學思想是“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理”。依據這樣的思想指導，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終以“存在”為最高準則。為了“存在”，他是：抗日又和日，聯共又反共，擁蔣又反蔣。閻錫山與日本軍界關係很深，1904年他東渡日本學習軍事，1907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期間，岡村寧次當過他的隊長，板垣徵四郎當過他的教官，土肥原賢二和他同是第六期學員。1930年中原大戰失敗後，閻錫山被迫下野離開山西老巢，就是躲在日本人控制的大連。“九一八”事變前不久，閻錫山回到山西。回到山西的閻錫山在與其親信趙承綬密談中，就提到張學良“此時方自顧不暇，那能顧及我們。”[9]閻錫山應該是知道日本的陰謀，可見閻錫山與日本關係之深。抗日戰爭期間，為了生存，對閻錫山來説，與日本合作又算得了什麼？何況上面蔣介石也在對日和談。

為了瓦解抗日陣營，1938年6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制訂了一套誘降計劃，對中國各地方實力派人物進行誘降，其中針對閻錫山的誘降工作，秘密代號為“狸工作”。1939年，中國派遣軍成立，針對閻錫山的誘降活動更名為“伯工作”，由日本華北方面軍第1軍司令巖松義雄中將和參謀長花谷正少將負責。

1939年11月1日，閻錫山以其第13集團軍總司令兼第19軍軍長王靖國和第6集團軍總司令兼61軍軍長陳長捷的名義，經過投敵任偽山西省長蘇體仁的介紹，派第19軍的梁培璜和第61軍的呂瑞英（另一説這二人都是由閻錫山的特務頭子楊貞吉等人冒名頂替的）為代表，赴臨汾與日方師團長清水的山下參謀進行談判。

閻錫山方面代表提出的條件是：

一、晉綏軍一部將改編為“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專事“剿共”。請日軍將隰縣、午城、蒲縣、勍香鎮等據點撤退，並將汾陽、孝義一帶地區讓與晉綏軍駐防。

二、日軍須幫助晉綏軍剿除在山西境內的八路軍、決死隊。

三、日軍須供給晉綏軍槍械彈藥，充實“剿共”力量。

四、山西各將領在日佔區之住宅、財產，請日軍完全發還。[10]

日軍當時提出條件，叫閻錫山“全部投降”，閻錫山未敢答應。臨汾會談後，日軍為拉攏閻錫山，主動從隰縣、午城、蒲縣、勍香鎮等據點撤退，讓與閻軍進駐並協同“剿共”，其餘具體問題，答應以後根據情況，逐次解決。

1940年初，日軍派漢奸白太沖和特務小林高安到孝義，與駐隰縣閻錫山的警衞軍軍長傅存懷聯繫，商討日閻兩軍“現地妥協、共同防共”的問題。不久，日本又派憲兵特務頭子大矢親自到吉縣克難坡，和閻錫山交換意見，確定“雙方在山西境內進入停戰狀態，彼此合作，消滅山西境內的抗日力量——八路軍和決死隊”。

6月，日閻雙方在太原秘密簽訂一項“軍事協定”，日軍為了和閻軍初步實施“合作剿共”的方針，先將靈石境內之雙池鎮據點，交閻軍駐防，由閻軍騎1軍派部隊連夜出發，以“佯攻”的形式，佔領雙石鎮。

7月，日方與閻錫山代表在太原會談，日方提出日閻“合作草案”：閻軍所屬各部分駐山西各地，閻錫山在太原設長官司令部，並歡迎閻錫山到北平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這個“合作草案”由第二戰區長官部參議張仲孚帶回克難坡交閻錫山。但閻錫山更注重實力，對日方答覆：要求日方先幫助他充實力量，然後再協商具體的“駐防問題”。日方希望先把閻錫山誘到太原，把他的兵力分散到各處，讓閻錫山當個“傀儡”，因而對幫助他充實力量並不感興趣，對閻錫山的要求未明確答覆，日閻和談一時停滯不前。

1940年11月，閻錫山派其心腹趙承綬前往孝義白壁關村與日方見面，閻錫山囑咐趙承綬向日方提出“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四點要求。趙承綬與日軍第1軍參謀長楠山秀吉少將談判，趙代表閻錫山向日方提出先給閻軍裝備30個團，所需兵員、武器、彈藥、糧食、服裝、經費等等，均由日方負責供給，日方對閻錫山提出的要求滿口答應，又讓出孝義縣的兑九峪、胡家窯、高陽鎮、如來村等據點讓與閻軍駐防。

1941年3月，閻錫山又派趙承綬偕同騎1軍軍長温懷光再到白壁關村與日軍駐汾陽之若松旅團的高級參謀宮內中佐會商，達成如下協議：（1）日閻雙方首先消除敵對行為，互相提攜，共同防共，尤其是前線部隊要彼此友好往來，不得發生衝突；（2）離軍公路以北地區對共軍之“防禦進剿”，由日軍負責，離軍公路以南及汾陽、孝義以西之地區，由閻軍負責，必要時，雙方可以實行“會剿”。之後，日方又把孝義縣讓給閻軍。[11]

為掌握閻錫山與日方接觸情況，1941年7月底，蔣介石派軍令部長徐永昌到克難坡考察閻錫山。8月25日，考察歸來的徐永昌向蔣介石彙報：一、閻錫山“通倭之事，實防萬一（在我抗戰御共失敗後）”；二、晉綏軍“最大煩悶，一是受中央軍欺，二是受共黨軍逼”；三、閻氏“惡共惡到極點，日盼中央除共”；四、“晉對中央誤會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權”；五“閻先生想到國家，當然日日盼將敵逐去大陸，但想到一己，則必虞戰後彼且末路窮途”。[12]徐永昌出身晉系，有替閻錫山解釋的意思。

實際上，閻錫山與日本的合作，並非如徐永昌所彙報的“萬一”之舉。8月間，閻錫山就與日方簽訂了《晉綏軍與日本停戰協定》（也稱《汾陽協定》）。8月11日，閻錫山委派的全權代表趙承綬從孝義出發到汾陽，12日，在汾陽城南水井3號屋頂花園與日方簽訂停戰協定。趙承綬在協定書上籤上閻錫山的名字，蓋上閻錫山的圖章，另在下邊簽上“趙承綬代”的字樣。

《汾陽協定》將閻錫山提出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作為原則，並規定“日、閻雙方徹底停止一切敵對行動，親善友好，共同提攜，實現東亞共榮”。協定共二十條，據趙承綬回憶，協定要點有：

一、日本實行的條款如下：

1、日方給予閻方步槍五萬支，輕機槍五千挺，重機槍五百挺，並配給一個動員額的子彈；

2、日方給予閻方軍費（國幣）二千萬元，另給閻本人機密費七百萬元；

3、日方供給閻方軍隊給養及一部裝備；

4、日方先撥給閻方能新成立五十個團的壯丁及全部武器、裝備，爾後根據形勢發展，再繼續撥給五十個團的壯丁和武器、裝備，以充實閻方力量；

5、日方將雁門關以南全部山西地區的政權讓渡閻方，由閻方陸續派人接管。初步接管晉中各縣及晉南臨汾等縣，再逐漸接管其他各縣；

6、日方將山西境內同蒲（寧武以北除外）、正太（娘子關以西）兩鐵路管理權讓給閻方（這一條先有爭執，後來日方答應“共管”）。

二、閻方實行條款如下：

1、閻本人即刻通電，表明脱離重慶政府，發表“獨立宣言”；

2、閻本人第一步先進駐孝義，待日方將晉中各縣政權交讓後，進駐太原，接管雁門以南政權，擴充力量，再進駐北京和“南京政府”“合作”，或擔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3、爾後根據形勢發展和需要，閻可以組織“華北國”；

4、閻方營以上部隊，必須聘請日本人擔任顧問及指導官；

5、閻方將通往陝西的黃河渡口小船窩（吉縣境內）讓給日軍駐守。[13]

10月，趙承綬又代表閻錫山與日方簽訂《日閻合作條款》，即《汾陽協定》細則。《合作條款》簽訂後，閻方在太原、汾陽、臨汾、運城等日本佔領區設立了辦事處，辦理與日方的日常聯繫工作。

《汾陽協定》簽訂後，日閻雙方停戰和平已成公開的秘密，尤其是閻部騎1軍，很多軍官知道此事。騎1師的副師長兼汾陽縣長段炳昌，騎2師副師長兼介休縣長張玉堂，騎1師參謀長於耀先，騎2師參謀長馬學良以及個別團長，都曾換上便衣到過汾陽城，和日方軍官舉行“聯歡會”。

協議雖然達成，但閻錫山要求日軍按協定撥給武器、經費、兵員，然後自己才能通電“宣佈獨立”，而日方要求閻錫山早日通電與重慶國民政府脱離關係，然後再逐步撥給武器、經費，雙方都是“不見兔子不撒鷹”。

1942年4月，日方派人見閻錫山，促使其對《汾陽協定》表明態度，閻錫山又派趙承綬到太原與日方商談，駐山西的日軍第1軍參謀長花谷正向趙承綬表示：閻錫山詭計多端，你代表不了閻錫山，要求和閻錫山親自面談。經過漢奸蘇體仁、樑上椿、梁挺武、劉迪吉等從中奔走接洽，最後，日閻雙方決定5月6日在山西吉縣安平村舉行會議，閻錫山親自參加。

出席安平會議的日方代表有：山西派遣軍第1軍司令官巖松義雄中將及其參謀長花谷正少將、華北派遣軍參媒長安達十三中將等人。閻錫山方面，除閻本人親自出席外，還有趙承授、王靖國、吳招之（閻的秘書長）等人。當日，閻錫山與日軍巖松義雄握手寒暄，拍了照片。閻錫山在事前也曾向日方提出“請勿拍照”的要求，但事到臨頭，日方並未照辦。後來閻錫山對樑上椿説：“日本人連這一點小事都不照辦，還能談到合作共事嗎？”[14]

 談判臨時休息期間，閻錫山的警衞人員，在安平村外發現前面山路上來了許多馱騾馬匹，誤認為是日軍炮兵部隊開來（實際是日方給閻錫山的槍械、款項等），大為恐慌，閻錫山得知此事，與王靖國等由預先修好的小道離開安平村。

日閻會談破裂，日方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履行援助閻錫山的諾言，閻錫山最終也沒有公開投敵，但閻錫山與日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觸。

在前面談到的1944年閻錫山的第61軍第二次東渡汾河，與中共軍摩擦中，閻錫山向蔣介石告狀：“此次汾東奸軍……向我第六十一軍全面猛烈進攻，現仍在激戰中，……據報，奸軍此次能由遠處抽調重兵攻我，系得到敵人諒解。”[15]

國府方面對抗戰時期的閻錫山是這樣評價的：“公處此日共軍交相煎迫苦境中，領導軍政民，克服萬難，堅決奮鬥，粉碎敵人多次進攻。”[16]

可是在蔣介石的筆下，閻錫山是這樣的：“閻錫山又欲降敵叛國，其所想念者無一不與革命主義背道而馳。”[17]

在國民政府方面的資料中，也有中共軍隊與日軍配合作戰的記載。蔣緯國編寫的《抗日御侮》一書中寫道：“是年冬，共匪復與日軍配合圍攻魯東萊陽之暫編第十二師，致該師幾全部覆滅。”

《抗日御侮》提到的暫編第12師是一支什麼軍隊呢？

暫編第12師的師長名趙保原，山東省蓬萊縣人，曾是東北軍的營長，“九一八”事變後加入偽滿軍，多次率部鎮壓抗日活動，1937年升任團長。1938年春，趙保原跟隨化名張宗援（冒原山東督軍張宗昌之弟）的日本人伊達順之助進入山東，部隊發展到5000多人，配台日軍參加過台兒莊戰役。1938年10月，趙保原率部進攻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遊擊第5支隊失利，怕日本人追究，於11月借部隊移防平度城的機會，接受了國民政府山東省第八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厲文禮（屬軍統復興社）的收編，趙部被編為山東省第八區保安第3旅。

中統的膠東行轅主任盧斌暗中拉攏他，趙保原脱離厲文禮。1939年2月下旬，復興社與中統因爭奪權力，發生“膠東行轅事件”。盧斌欲將厲文禮任命的萊陽縣長王海如換成行轅秘書處長苟孟龍，厲文禮決定殺掉盧斌，他讓王海如和保安團長鬍鼎三帶人襲擊膠東行轅，槍殺了盧斌和苟孟龍等人。中統的七區黨務專員李先良恐該內訌事件消息外洩，日偽軍趁機攻擊，而此時趙保原手握重兵，於是電請山東省府任命趙保原為萊陽縣縣長。趙保原有了地盤，大力擴充部隊，趙部數次與日偽軍作戰，均失敗，此後他便對日軍避戰以保存實力。

1939年秋，國民政府給他的部隊以暫編第12師的番號，趙保原任師長。趙保原以行署主任李先良名義，聯合膠東二十幾個司令及地方武裝，自封總指掉，並秘密與日偽聯繫，取得日偽默許在他展開反共行動時，日偽軍不攻擊他。藉此機會，趙保原大肆擴軍，到1940年底，他的部隊擴充到13000人，對不依附他的勢力，以武力兼併，如1941和1942年擊敗膠縣的姜黎川，1943年與平度縣西部的汪尚志部火併，並攻擊牙山的蔡晉康。

1940年夏，趙保原派代表與駐青島的日軍談判，日軍同意暫編第12師在萊陽城公開設立辦事處，趙保原任命他的軍需處上尉李富亭為辦事處聯絡員，與日偽互通情報。國民政府在反共的前提下，默認未公開投敵的趙保原與日軍合作。趙保原與駐萊陽的偽綏靖軍少將司今李燮坤是偽滿軍政部訓練處的同學，和李部上校參謀長滕澤龍是趙在偽滿任職時候的同事。1941年4月，趙保原派李富亭為代表見李、滕，答應以人力物力協助日方完成大東亞聖戰任務。1941年冬至42年春，趙先後兩次強徵大批壯丁送交日軍，又籌款資助日軍戰費，1942年趙部還三次協助日軍進攻膠東抗日根據地。作為回報，1942年5月，日軍撥給趙部10萬發子彈。1942年春，趙保原把一個團交給日軍，接受偽治安軍108團的番號，公開投敵。1942年冬，日軍對膠東抗日根據地進行“拉網合圍”大掃蕩，趙保原部也參與了這次掃蕩。

1944年秋，趙保原派副師長張起陸、參謀長皋鳴九分赴青島和萊陽城與日軍秘密談判，接受日軍提出的投降條件，秘密將趙部改編為“剿共軍第7路軍”，其中部分部隊公開使用偽“皇協軍第107團”番號。1944年11月，日偽軍集結4000餘人掃蕩八路軍根據地，趙保原派出兩團兵力追隨日軍作戰，造成根據地根重大損失。1945年2月，趙保原部共計8個團，號稱12000餘人被八路軍打垮，部下如姚子棟、王竹川、黃愛君、穆俊峯等人紛紛自立山頭，不聽命於趙保原，趙保原再度找到張宗援，成立皇協軍，此時，趙保原手下不足千人。

抗戰勝利後，趙保原以暫12師番號，擴充部隊到7000多人。1946年5月10日，趙保原以國民黨代表身份參加膠東軍調部第21小組高密小組會談，遭到共產黨副代表辛冠吾嚴辭質詢，辛冠吾指出：趙保原是大漢奸，沒有資格當代表，不能參加談判。於是，趙保原被逐出會場。5月20日，辛冠吾返部途經蔡家莊時，被趙保原駐軍綁架殺害。1946年6月8日，八路軍膠東軍區攻克膠縣城，將趙保原擊斃。

台灣學者劉熙明在他的《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一書中評析趙保原：

趙保原為了拉攏日軍，提供後勤與兵源支援日軍的大東亞戰爭，以此點觀之，相對於汪政權拒絕提供兵源讓日軍調離中國，其他集團偽軍也沒有將自己所屬兵源提供給日軍，趙似乎更加不計任何代價地巴結日軍，這猶如他在偽滿軍時期，為求發展，不惜全力鎮壓抗日行動的“漢奸”作風。此外，1940年趙未投日偽，卻暗通之，又默許部屬投偽，這與閻錫山的作法相似。1944年他起初為了企求日軍保護，並共同對付共軍，接受日軍的投降條件。然而，他只是秘密降日而不願公開，國軍番號始終保留。即是説，他雖投偽，仍兼有國軍的番號，這似乎又表示他在意當“漢奸”以及國府默許他以曲線救國方式，投偽反共。他在民族意識上的矛盾行動或許可以從他強烈的反共意識與反共行動，以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中找到答案。[18]

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的秦孝儀在其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作戰經過》第三冊記載：“民國二十八、二十九兩年之間，山東個行政區保安團隊遭日匪夾攻，消滅過半，保安師（亦稱新四師）被迫降敵……同年（1942年）與日軍配合，圍殲萊陽我暫編第十二師長。”[19]

這段資料，除了提到趙保原的暫編12師外，還稱“保安師（亦稱新四師）被迫降敵”。那麼新4師的情況又是如何？

新4師最初是山東省主席、第3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屬下的手槍旅吳化文部，編制為兩個團。韓復榘放棄濟南被國民政府處決，他帶去的一個團也被繳械，吳化文只剩下一個團。沈鴻烈擔任山東省主席，吳化文部隊被沈鴻烈收編，擴充為師，為新4師。在沈鴻烈的指使下，吳化文部隊曾配合日軍，夾攻中共的部隊。據國軍第51軍軍長牟中珩回憶：1939年春，沈鴻烈的省政府衞隊與吳化文部隊用藍旗作聯絡信號，與日軍聯合進攻中共部隊。[20]

1942年1月，沈鴻烈被國民政府免去山東省主席調到重慶，吳化文失去了靠山。吳部經常受到繼任山東省主席牟中珩的排擠。1942年春，吳化文部隊三名特工在濟南被日軍抓獲，吳化文寫信給駐濟南的日軍第12軍軍長土橋一次（1924年吳在陸大讀書時，土橋是教官），要求釋放被俘的吳部人員，藉此，吳化文和日軍拉上關係。1943年1月吳化文公開降日，吳部改稱和平建國軍山東方面軍，吳化文任上將總司令。當1943年初吳化文部被日軍攻擊，部隊面臨潰敗，準備公開降日之前，沈鴻烈以機密電報表示蔣介石默許他公開降日，他同時也接到戴笠類似“曲線救國”的密諭。1943年5月，吳化文部配合日軍共約3萬餘人向沂水、蒙陰間山區遊擊根據地國軍于學忠的部隊進攻。吳化文攻擊于學忠之前，於要求與吳保持無線電聯繫的第28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制止吳的進攻，李委婉電告吳化文：於公為中央大員，似應投鼠忌器，留作他日轉圜之機。暗示吳雖是曲線救國，也要為自已留後路，但吳不接受，仍協助日軍擊潰於部的周光烈第51軍及劉桂堂部，俘虜挺進第2縱隊司令厲文禮等多人。

何應欽的《對第五屆十一中全會軍事報告》如此説明此事：

敵為肅清我留置魯南之遊擊部隊，以去後患，乃於（民國）卅二年五月上旬，配合偽軍吳化文部共約三萬餘人向我沂水、蒙陰間山區遊擊根據地進攻。我軍在於總司令指揮下奮起抵抗，敵我傷亡相當重大。……吳逆化文借敵之攻勢，亦乘機進據山區，目下除吳逆化文部仍據守山區與我對峙外，已無敵軍部隊。[21]

吳化文投敵後，從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中共部隊先後發起三次討伐吳化文的戰役，將吳化文部隊消滅大半。抗戰勝利後，吳化文又重回國軍陣營，任國軍新編第五路軍總司令。

將叛國投敵解釋為“被迫降敵”——被中共逼迫降敵，這種解釋實在是太過荒唐無恥，是什麼思維邏輯支撐着史料編輯者秦孝儀們用“被迫降敵”為叛國者開脱？即便從西方人的道德視角看：“共產黨人對於叛變行為的觀點，同大多數中國人相比，更接近於西方人。”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謝偉思認為，除了投敵做偽軍之外，還是有其他道路可以選擇：

第一條選擇是，如果中央政府的軍隊處境困難，他們可以與共產黨部隊合作，或者加入他們的行列。共產黨人説，他們對此表示歡迎，而且從來沒有拒絕過這種合作。他們舉出許多事例，説明他們實際上用這種合作的辦法，援救過中央政府的部隊。

其次一個選擇是，可以採取共產黨部隊的作戰方法，以小股部隊同當地人民密切合作，進行極其機動靈活的游擊戰。共產黨部隊採用這種辦法，使自己能夠在6年多的時間裏，在同一個地區存在下來，並堅持某種形式的抗戰。

第三種選擇是，如果繼續作戰已確實成為不可能，就乾脆繳械投降，當日軍的戰俘。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採取這些作法？為什麼整個大批部隊顯然是準備好了似的投靠了日軍？[22]

對謝偉思提出的疑問，台灣方面的學者給出答案，台灣學者劉熙明認為：

奉國府密令、國府默認、或藉口國府默認降日投偽，是當時國府系統不分集團正規軍、地方軍隊或是否嫡系的普遍現象，此情形國府方面稱為“曲線救國”，它具有保存實力和聯偽反共的意義。……簡言之，曲線救國就是投偽反共，意即名義上“暫時犧牲名譽”，在“反共第一，抗戰第二”的原則下，將中共視為主要敵人，從而降日投偽以保存實力。於是敵後的國府黨政軍官員提出“寧亡於日，勿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變匪區為淪陷區” 、“寧可讓給敵人，不可讓給匪軍” 、“寧投日本人，不投八路軍”等反共言詞。……就國府言，敵人除了外來的日本及日本附庸的偽政權外，心腹大患的中共更是。於是國府應該避免被日軍消滅，從而保存元氣地接受日軍招撫而投入與其關係曖昧的偽政權與偽軍，以便反共的相關行動有其必要。……為反共與保存實力而以降日投偽做為不得已的權宜措施，也只是在文件上使用模擬兩可的詞句：如“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忍辱負重、以待將來”、“只要護黨愛國勿入歧途，他事均可相機辦理”、“分別輕重以作和戰之方針”、“暫聯敵偽以作緩衝”、“戴罪立功”、“暫時屈就，圖報將來”、“望即受命危難，權宜行事，勿負黨國重託” 、“國而忘家”、“國家至上”與“見機行事”等。[23]

抗戰勝利後，在國民政府審理漢奸案件過程中，有許多漢奸提出自己是奉命投敵的。抗戰期間任國府江蘇省南通縣保安團團長的張自健，在法院被以“漢奸”罪審判時，他提出自己部隊瀕臨瓦解時，國府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指示他“忍辱負重”，所以，他才率部投偽反共。張步雲投敵也得到沈鴻烈“只要護黨愛國勿入歧途，他事均可相機辦理”的指示。[24]

    1941年秋天，在安徽省奉李仙洲命令，到山東省膠東地區辦理軍校招生事宜的少將參議林建五在膠東公開説：“敵後堅持確實不易，必不得已時，可以考慮投偽問題。投偽有話説，不論時局如何變化都會有出路。不能讓匪黨吃，道理很簡單，赤化了就要亡黨麼！”[25]

對於叛國投敵當偽軍這種勾當，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發明了一個著名的詞彙“曲線救國”，張蔭梧的部下柴恩波投敵，張蔭梧給蔣介石的一封電報：

柴恩波在文安、新鎮與八路不兩立。同時又被倭寇重兵壓迫，勢甚孤單。職前率隊赴冀中游擊，期與之聯絡，卒因途遠不果。現該部為保存實力及實施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日，實際仍為本黨做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隊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擊也。[26]

關於“投敵”這種行為，是真叛國投敵？還是如張蔭梧所解釋的那樣“俟時機成熟，定率隊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擊也”？或者屬於其他某種情形，可以用這樣幾個問題來拷問：

第一、事前是否經過批准？

作為“投敵”如此嚴重的行為，影響重大，即便是為了某種目的奉命投敵，也必須經過國民政府高層的同意。再則，為防止“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誤會，也只有掌握全局的高層才能做出適當的安排。事前沒有經過批准，只有事後解釋，這種解釋實際上不過是為自己投敵的辯解。柴恩波投敵，柴恩波的直接上級又是雜牌出身張蔭梧是沒有資格批准的，張蔭梧的解釋不過是蒼白的辯解，但這種解釋符合國民政府的利益，因而“曲線救國”成為國軍將領投敵的遮羞布。

第二、投敵是個人行為，還是帶部隊成建制投敵？

如果是經過批准打入敵偽的間諜行為，比如，個人“投敵”做情報工作，這屬於戰爭期間甚至和平時期也經常採用的對敵手段。1940年，蔣介石直接命令唐生明離開重慶到南京加入汪偽政權，這是明為“投敵”實則間諜的對敵情報工作。但如果高級將領帶領大批軍隊成建制投敵，則只有相機對敵偽軍實施重大軍事打擊才有理由成立，單純情報工作並不需要成千上萬的部隊隨行。抗戰期間帶着五六十萬正規部隊成建制投敵的幾十位國軍高級將領，直到抗戰結束，也沒有對日軍實施重大的打擊。抗戰後期，投敵的國軍人數超過日軍，已經是“時機成熟”，但卻並未“率隊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擊”。

第三、投敵後做了什麼？

國軍高級將領帶領大批成建制部隊投敵後，如果在戰場上配合日軍與抗日部隊作戰，甚至單獨與抗日部隊作戰，造成中國人的大量傷亡，如此何以稱得上“曲線救國”？退一步講，如果不與國軍而只對中共部隊作戰，那麼，這種“曲線救國”救的是政治意義的中華民國，而不是民族意義的中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與日本多次秘密談判中必有條款之一即為“共同防共”，那麼，奉命投敵後的國軍在戰場上與日本配合對中共軍隊作戰，其實就是“共同防共”條款的具體實施了。如果投敵後不但與中共軍隊作戰，而且還與國軍作戰，那麼對國民政府來説，連拯救中華民國都算不上，又如何能稱為“曲線救國”？

根據上面的拷問，看看投敵偽軍做了什麼？

叛國投敵的偽軍，基本上抱着只與共軍作戰而不於國軍作戰的原則。據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回憶：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東省張店，檢閲了該地雜牌軍的投誠部隊，當晚在日本飯館招待各部隊的五、六位部隊長並進行了懇談。……他們到北京或在當地初次見到我時就説：“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晌。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27]

由於投敵偽軍只與中共軍隊作戰而不與中央軍作戰，重慶國民政府很是體諒他們，不但繼續發軍餉，而且還予以表彰。據張述孔的《流氓軍閥孫殿英》一文記載：“孫投敵後，漢奸汪精衞仍任孫為新編第五軍軍長。”國民黨政府原定頒給孫殿英的三等雲麾勳章，仍以府令公佈頒發，何應欽並專為頒給勳章一事致電蔣鼎文：“希將此事告其眷屬，善為撫慰，並傳達委座及弟惦念彼等之意。”[28]

但也有很“生猛”的，不但進攻中共部隊，也攻打國軍，如吳化文，他也是宣稱“曲線救國”的。

上述偽軍很多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投敵的，由於美軍參戰，日本失敗是清楚的，連在抗戰初期投敵的汪偽成員都明白這一點，周佛海認識到自己當年誤判了形勢，此後就開始秘密和重慶聯繫。但大批國軍高級將領帶領成建制部隊投敵，恰恰是在1943年達到最高峯。

對於大批國軍高級將領投敵，埃謝里克在他編寫的《在中國失掉的機會》一書中寫道：

對於同日本正在進行浴血奮戰的美國政府來説，中國戰場成了一個屢遭挫敗的戰場。這些挫敗有許多都是由於中國軍官率部投敵，轉而替日本人作戰。重慶政府不願意談論這個問題，但是，共產黨人和日本人一再提到這一現象，而且引證事實和指出具體人名來支特他們的説法。自然，日本人可以把這種叛投説成是中國人越來越效忠於他們的大東亞共榮圈的跡象。共產黨人對這一點有更深刻的説明：他們説，國民黨蓄意指示它的前線將領叛投日軍。他們的這種説法是貼切的。中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有一項宏大的計劃，要在中國被佔領的地區部署一些反共部隊。在日軍投降後，這些部隊就可以防止佔領區落到共軍手裏。在共產黨人看來，這是又一個例證，説明國民黨更着眼於將來同中國共產黨進行內戰，而不是注意當前的對日戰爭。謝偉思承認結局可能正如共產黨人所指出的。[29]

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幾乎沒有成建制部隊投敵的，日本防衞廳編寫的《華北治安戰》記載：“在1月下旬，一二○師正規部隊的連長率兵前來投降，這是少有的現象。”但是，國軍高級將領帶領上萬成建制部隊投敵卻不在少數：如國軍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蘇魯戰區遊擊縱隊副總指揮李長江等，都是帶着大批部隊投敵的。連創造臨沂大捷的抗日英雄龐炳勳，在1943年擔任河北省主席、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的時候也投敵了。

這些投敵的國軍，配合日軍對中共部隊作戰，他們是誰的敵人？是誰的友軍？

閻錫山的第61軍梁培璜部，在沒有投敵的情況下，配合日軍作戰，他們又是誰的敵人？又是誰的友軍？

[1] 日本防衞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461頁。

[2] 日本防衞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3頁。

[3] 婁福生：《閻錫山兩次派梁培璜勾結日軍的經過》，載於《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一卷，1998，第342頁。

[4] 陳廉：《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解放軍出版社，1987，第170頁。

[5] 薄一波：《大家風範 舉重若輕》，載於《人民日報》2004年09月03日。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368頁。

[7] [美]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60頁。

[8] [美]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59頁。

[9] 南桂馨、趙承綬：《抗戰期間閻錫山和日寇的勾結》，載於《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中華書局，第117頁。

[10] 魏宏遠：《民國紀事本末——抗日戰爭時期》（五）上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第570頁。

[11] 趙承綬：《我參預閻錫山勾結日軍的活動情況》，載於《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一卷，1998，第767頁。

[12]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六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41年8月25日條，第190-191頁。

[13] 趙承綬：《我參預閻錫山勾結日軍的活動情況》，載於《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一卷，1998，第775頁。

[14] 趙瑞：《閻錫山勾結日軍的罪惡活動》，載於《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一卷，1998，第225頁。

[15]《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8冊，台北國史館，2011，第366-367頁。

[16]《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第112頁。

[17]《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6冊，台北國史館，2011，第278-279頁。

[18] 劉熙明：《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319頁。

[19]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作戰經過》（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第152頁。

[20] 牟中珩：《我所接觸的沈鴻烈》，載於《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第104頁。

[21] 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下冊，上海書店，1948，第575-576頁。

[22] [美]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50頁。

[23] 劉熙明：《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102-105頁。

[24] 同上，第105頁。

[25] 趙嘉樹：《我所知道的越保原》，載於《煙台文史資料》第3輯，第73頁。

[26] 劉熙明：《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103頁。

[27] [日]稻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第327頁。

[28]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載於《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第159頁。

[29] [美]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