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一本書 認識一個人_風聞

        近期讀了一本書，書名叫《入黨——40個人的信仰選擇》，記述的是40個人的入黨故事。這本書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謝春濤主編。這中間有老一代的革命家朱德、彭德懷等；也有著名民主人士宋慶齡、鄧初民等；原國民黨將軍高樹勳、續範亭等；著名文化人沈雁冰、錢學森等；還有幾位全國勞模徐虎、民營企業家梁穩根等人。許多人的故事我都能知道一些，但有一人的入黨故事，卻使人印象深刻，這位使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就是楊度，在書中的故事以《從“帝制禍首”到共產黨員——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走上光明大道》為題。

對楊度的記憶，腦子裏只有他曾為袁世凱當皇帝出過力這樣一點模糊印象。其實楊度的人生非常精彩。在中國近代史中許多重大事件，楊度多有參與，是一位中國近代史上繞不開的人物。

參與“公車上書”。 1893年，18歲的楊度參加順天府的鄉試一舉成名，考中舉人。中舉之後，楊度旋即赴京參加會試，在1894年冬季會試中，因文章不合規制而名落孫山。“公車上書”事件就發生在1895年春。清王朝在1894年與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慘敗，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愛國主義浪潮迅速高漲。在康有為、梁啓超的領導下，發動在京的外省舉人聯名上書，史稱“公車上書”。當時作為湖南籍在京舉人楊度也在北京，參與了這一活動。

參與預備立憲。清朝末年，為了抵制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拉攏立憲派，加強中央集權，清政府決定實行預備立憲。一是替“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撰寫報告。1905年7月，清政府決定派鎮國公載澤、湖南巡撫端方等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但這五大臣對西方憲政一無所知，急需尋找一位精通憲政、捉刀代庖之人。於是，五大臣的隨行參贊熊希齡專程趕到日本拜謁楊度，希望楊度能為考察組代寫考察報告。楊度曾是一代鴻儒王闓運的門生，向王闓運學習“帝王之學”，楊度曾感慨地説：“餘誠不足為帝王師，然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道或然歟？”於是欣然受命，並作《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實施憲政程序》兩文。二是擔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由皇太后和皇帝發佈了“預備仿行憲政”的諭詣。這年九月，實行中央官制的改變。此時的楊度由北洋大臣袁世凱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位封疆大臣的聯名保薦，1908年，清廷授予楊度四品京堂官銜，擔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參與預備立憲。但清朝朝廷宣佈的預備立憲，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抵制革命，宣佈仿行立憲只不過是個空洞的諾言，而且以後幾年中沒有采取什麼引人注意的步驟。沒幾年，清朝政府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主張君主立憲。1907年初，在日本東京有一些中國留學生出版了一種名為《中國新報》的雜誌。楊度撰的發刊詞宣稱，按照中國的事實來看，中國只能實行君主立憲，不能實行民主立憲，楊度認為“吾人之所問者，不在國體而在政體，不爭乎主而爭乎憲”。楊度的主張得到了梁啓超的讚揚，引為同調。

為袁世凱稱帝鼓與吹。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後，仍不滿足，渴望成為中華帝國的皇帝。1914年袁世凱聘請楊度為顧問，任職參政院，授予二等嘉禾勳章。1915年，楊度為報袁世凱的知遇之恩，揮筆寫成二萬餘言的《君憲救國論》，將君主立憲稱這為“救亡之策、富強之本”，極力為袁世凱復闢帝制鼓譟吶喊。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下，以楊度為首，串聯孫毓筠、楊燮和、胡瑛、劉師培、嚴復，成立了籌安會——“籌一國之治安”，以學術團體的名義，研究共和政治的得失，宣揚君主立憲，公開鼓吹復辟帝制。但袁世凱的中華帝國皇帝只當了83天，便告失敗。楊度也因“助紂為虐”遭到通緝。

在袁世凱的中華帝國的皇帝夢破滅後，楊度還一度與張勳糾合在一起。

在經歷了清末的預備立憲、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張勳復辟等一連串失敗的事實面前，楊度的“帝師”夢終於破滅，在思想上發生劇烈轉變。在他的人生轉折中，孫中山、李大釗、陳賡、周恩來等人對楊度的人生產生過重大影響。

孫中山。楊度於1902年和1903年，兩次東渡日本負笈求學，在日本求學期間，楊度與孫中山相識，儘管兩人的主張不同，但不妨害他們成為朋友。 1905年在日本東京楊度與孫中山曾經約定：“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於是，在楊度於1922年趕往上海對孫中山坦誠地説：“我的君主立憲主張已經失敗，今後再也不會有君主出現了。我認識到時代已經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羣眾，積極參加革命運動，才是救國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這次來上海，就是為了遵守當年臨別時的諾言，願以劫後餘年來為革命事業出力，協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國。”此後楊度便跟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時代洪流之中。

李大釗。在為國民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楊度結識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中共著名領袖李大釗。楊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閲讀過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和《每週評論》上的許多關於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文章，他對李大釗的文章欽佩有加，兩人一見如故結為摯友。幾次推心置腹的交談後，楊度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共產主義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他表示願意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為共產黨做些有益的工作。1927年4月，楊度得知張作霖準備大肆撲殺共產黨員的消息，急忙派長子將情況轉告李大釗，但李大釗等30多名革命志士最終還是因為轉移不及而被捕。為營救李大釗，楊度“毀家紓難”，斷然賣掉了在北京的“悦廬”公館，用所得4500塊大洋積極疏通關係，奔走呼號。

陳賡。1928年，楊度遷居上海，加入郭沫若發起成立的“中國革命互濟會”，將自己賣字和代人撰寫墓誌的酬金悉數捐出，用來撫養中共烈士的遺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楊度為黨的事業不憚劬勞、慷慨解囊的行為被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所看重。中共上海特科負責人陳賡到楊度家中拜訪，希望楊度能為黨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報信息。楊度當即表示：“為了挽救中國，願盡一切力量為共產黨工作，願以自己的社會地位、身份、關係，為黨貢獻情報。” 此後，楊度利用杜月笙門下“清客”的身份蒐集了大量來自國民黨內部的反共情報和絕密軍情，及時轉送給中央特科單線聯繫人潘漢年，為黨在白色恐怖猖獗的上海堅持革命鬥爭作出了突出貢獻。

周恩來。1929年秋，因為對黨的堅定忠誠，對黨的事業的無私付出，經潘漢年介紹，時任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的周恩來同志批准楊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來總理囑秘書轉告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並説：“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我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請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辭目時，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

1931年9月17日，楊度因病離世，當時由於中國革命的複雜嚴峻形勢，楊度的秘密黨員身份一直沒有公開。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難忘的記憶》一文，明確指出了楊度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實。楊度曾是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的身份才被人們所瞭解。

《辭海》（1989年縮印版）裏是這樣介紹楊度的。楊度（1874——1931） ，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闓運門生。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留學日本，被選為留學生聯合會副會長，與楊篤生等創刊《遊學譯編》。後為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主編《中國新報》（月刊），主張君主立憲。辛亥革命爆發後，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副大臣，與汪精衞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參政。次年著《君憲救國論》一文，並聯絡孫毓筠等組成籌安會，策劃恢復帝制。袁死後被通緝。此後嚮往革命，1922年起投向孫中山，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1927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前後，他曾多方營救。晚年移居上海，參加中國互濟會及其他進步團體。192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黨的工作。（查閲相關資料發現，楊度出生日期為1875年1月10日）

楊度是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中國憲政史上留名的人，一位在白色恐怖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前輩、同志。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尊敬！

參考資料：

1、《入黨——40個人的信仰選擇》，謝春濤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第一版。

2、《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胡繩著，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2012年1月第一版。

3、《中國近代史》，陳旭麓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