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進無出，700萬外賣騎手的內卷人生——睡前消息169期_風聞

大家好，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169期睡前消息。相信大家已經知道我們今天節目的主題了。但是在聊國內話題之前，我想先説説美國的現實。

彭博社9月1日報道，芝加哥郊區的亞馬遜送貨站附近出現一種奇觀：樹上掛滿了手機。手機當然不是樹上長出來的，而是亞馬遜的特殊送貨規則逼出來的。亞馬遜要送貨的時候，會優先考慮距離倉庫比較近的司機。

平時司機都是忙自己的生意，有空了過來搶一單，現在疫情期間，生意艱難，兼職送貨司機完全靠亞馬遜的運費吃飯，所以把手機掛在亞馬遜送貨站附近，0距離搶單。甚至還有人為這種外掛手機開發了專門的APP。

這種操作在美國並不稀奇，甚至可以説上行下效。頂層社會怎麼作，底層社會就做一個山寨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期貨交易市場，有一家公司在交易所附近花1400萬美元買了12公頃的土地，就為了造一個微波通訊塔。如果市場出現一點套利空間，高頻交易公司能比其他人早幾個毫秒拿到交易信息，賺個差價。

這還不算最誇張的搶單投資。另外一家高頻交易公司，花了3億美元打穿阿巴拉契亞山脈，鋪設一條專門的交易光纜，就是為了把芝加哥和紐約之間的信息差縮短一毫秒，搶在所有人之前利用兩地之間的交易差價，每天賺上幾百萬美元。

無論是掛在樹上的手機，還是為了高頻交易建造的天價通訊設施，對美國經濟來説都是絕對的浪費，因為整個社會沒有因此提高任何生產效率，只有一部分人因此得到了額外的好處。如果所有司機都在樹上掛手機，所有公司都修一條直通光纜到交易所，整個世界除了浪費更多的通訊設備之外，沒有任何變化。這就是最近很常見的一個詞，內卷。

上週，《人物》雜誌有一篇成功的深度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連續三天在中國互聯網成為刷屏內容，讓我們認識了送餐員這個熟悉又陌生的羣體。在外賣平台與系統的算法驅動下，600萬送餐員變成了高危職業**，為了不超過送餐時間，無視一切交通規則穿越繁忙的城市。

今年才過去3/4，上海交警查處快遞外賣騎手交通違法行為4.3萬起，是去年全市違章數的1/5。當然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被大大低估的數據，因為大多數送餐員的違章沒有記錄，警察根本管不過來。

各位觀視頻的觀眾如果關注《從書説起》節目，上一期可以看到餓了麼首任營銷總監解釋送餐時間的起源，最早的“38分鐘必達”完全是一個拍腦袋制定的數字。但是隨着送餐競爭越來越激烈，送達時間不斷被壓縮。過去送餐員闖一個紅燈，可能是為了提前一分鐘送達，現在的送餐員全程逆行，目標只是不被罰款。

這也是一種**“內卷”**。

為了更深刻地理解外賣違章問題，馬前卒施工隊前幾天採訪了十幾個送餐員，前面視頻裏的那位王先生只是比較典型的一位。接下來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采訪情況。

靜靜：插一個問題，人物雜誌這篇《外賣騎手 困在系統裏》的瀏覽量非常大，我們採訪的外賣騎手，自己看過這篇文章嗎？

從採訪結果看，我們的採訪對象只有1人看了這篇文章，還轉發在自己的同事羣裏，但是沒有激起同行的任何反應。這説明文化產品的傳播是分層的，送餐員和這篇文章的讀者屬於兩個平行層次。但是，對我們媒體人來説，這是是個好消息，可以在**“無干擾”**的狀態下了解送餐行業。

我先從這位關心全行業問題的送餐員説起。他姓梅，來自湖北，今年35歲，到廣州打工已經11年了。他剛到廣東的時候，房租只要250塊一個月。

梅先生的教育經歷到高中位置，之後做過銷售、產業工人，四五年前做過外賣騎手，在所有大平台都打過工，今年年初跳到美團。他平時喜歡讀書、看新聞，也比較喜歡在網上發言，是比較關心自身權益的人羣。對於這篇文章，他的態度是**“雖然（我們）有委屈，但畢竟要看主流，我們只能去適應、調整”**，但也感謝有媒體能替他們發聲，認為有這麼一篇文章“很不容易”。

對於外賣騎手違章問題，他認為，在超時、差評的壓力下，違反交通規則，是新手進化到老油條的必經之路，是不得不培養的**“生存智慧”**。

節目最前面提到的王先生來自山東萊陽，33歲， 14歲就出來賺錢，在煙台、濰坊當過多年紡織工人，幾年他和朋友來上海，在飯館打工，中間回過一次山東，最終在2018年再次選擇來上海，現在給餓了麼當外賣員。

王先生算是這個行業的頂尖人物，但是接收採訪的時候還有點不好意思。他也解釋了自己無視交通規則的理由，比如飯店出餐慢，小區難找、寫字樓不讓騎手坐客梯，這些意外因素是沒****人替他們考慮的，只能自己在路上跑得快一點，把時間補回來。

王先生的電動車

站在送餐員的位置上，梅先生和王先生最大的共識就是，送餐員承受了全部時間壓力，沒有任何反饋的權利和渠道，只能通過跑得快來搶時間。

靜靜：送餐員違反交通規則，肯定也知道會有巨大風險，為什麼他們能接受這樣的“內卷”生活？

這幾年外賣平台的補貼在逐漸下降，但是外賣騎手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在增加，無論算法本身有多不合理，最核心的原因必然是競爭激烈，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越來越惡****劣的工作條件。

“民工荒**”的話題已經説了快十年了，外賣平台卻能找到新的送餐員來相互競爭，目前看來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農村和城市底層存在一個龐大的低技術羣體**，真實就業率不高，現在外賣平台通過低門檻的工作把他們挖出來，投入實際上的全職勞動，增加了勞動力供給。第二個原因是中國製造業長期停留在中低端水平，不能給工人提供更好的上升空間，所以製造業也給外賣平台提供了人力。

我們採訪到的第一個騎手鍾先生，恰好是是第一天當外賣員，連工作服都沒穿，跟着朋友跑一下流程。鍾先生生於1988，結婚兩年，父母在老家湖南永州種地。他之前在廣東的工地工作，9月來上海找工作，他自稱之前在廣東承包建築項目，賠了60萬。這次到上海來本來也想談項目的，但沒有談妥，只能先兼職做外賣員。

第二位採訪對象，在網文圈有點小名氣，他給穿越小説**《臨高啓明》提供了一個著名ID“梁存厚”**。

梁存厚是廣州番禺人，已經46歲了。過去他家做對外貿易，生活無憂。後來運氣不好，生意做不下去了，只能下廠當工人。

2015年，梁存厚所在的工廠為了降低成本，大量解聘本地人，僱傭工資更低的外地民工，所以梁存厚失業了。他先當了幾年外賣騎手，覺得太緊張了，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份工作**“像上緊了發條的跳跳蛙”**。他不喜歡對陌生人畢恭畢敬地説話，後來發現快遞員接觸的人比送餐更少，就和兩個兄弟一起送快遞。他直接使用了“內卷”這個詞，來形容外賣員的激烈競爭。

梁存厚的選擇

當工人時，梁存厚的最高月薪有五六千，再加上比較低的五險一金。後來他當外賣員、快遞員，沒有保險，但是月收入能達到八千。從工作強度來看，他認為送外賣，比業工人輕鬆一點，而且時間靈活。

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廣州，接受採訪的騎手都感受到了同行在增加。前面採訪過的王先生認為，今年的新人多了一倍都不止。梅先生説，一個區域內的騎手基本相互認識臉，新人一眼就能看出來。今年進入外賣行業的新人尤其多。他還為自己的判斷給出兩個證據，一是大學生都來幹外賣了，哪怕開始聲稱只是體驗生活，最終留下的還是不少；二是女性同行越來越多。

統計數據證明，這幾位資深送餐員的感覺沒錯，今年的疫情刺激了勞動力轉移從其他行業轉過來送外賣。1月下旬到現在，美團與餓了麼累計新增200多萬騎手，其中30%來自製造業工人，80%是40歲以下的年輕人。全國外賣員至少有700萬。

靜靜：這麼多人來當送餐員，是不是收入還不錯？

很多觀眾應該看過美團官方的**《2020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這個報告顯示，45.7%的騎手月收入在4000和8000元之間，；7.7%的騎手月入過萬。但是很快就有人指出，在統計工作時間的時候，美團把兼職和全職的騎手放在一起算平均數；算收入的時候，刪除了接單量較少的騎手數據，高估平均工資的同時降低**了勞動時間，數據不可信。

我這裏暫時不討論平均工資的真假，給大家介紹幾位資深送餐員的自述，可以讓我們理解最高薪那批騎手是怎麼工作的。 

鍾先生給我們介紹，他在上海做外賣騎手的親戚每個月能賺1萬塊錢，但這有兩個前提，首先要圍繞主要商圈工作，房****租不能太低。其次要每個月幹30天。

廣州的梅先生主要在天河CBD工作，但是每天收入只有200左右，在廣州也不算高。原因是他只有自行****車，比不過騎電瓶車的同行。他以前當過餓了麼、蜂鳥平台的外賣員，現在選擇美團的理由很簡單：給錢多。

梅先生説，儘管有種種不如意，但美團的體量最大，給它幹比較放心。出的壞消息多，主要是因為基數太大。用他的話説，餓了麼不是一個好的模仿者，美團出了什麼新功能新機制，餓了麼都要學一學，但是好的沒學會，壞的卻都學到了。

梅先生的朋友圈裏有好幾個負債二三十萬的騎手，有的沉迷賭博，有的替朋友借錢，有的打賞女主播，靠信用卡和網貸平台維持運轉。這樣的人最需要拼命工作來保持財務平衡，也許他們是平台最喜歡的僱員。

王先生的選擇和梅先生相反，堅持給餓了麼平台打工，理由是第二天就能取錢，而且每個月不限次數。而美團每個月只能提取兩次收入，超過就要付手續費。採訪的時候，他反問我們，“現在幹工廠不是一樣要被拖欠工資嗎”。

前面的短片提到過，王先生的的月收入在外賣員中算是頂層。他住在郊區閔行，願意接全市派送的單子，經常送一次餐單程跑幾十公里，最高時能拿到2萬多月薪，平均也有1.2萬收入，攢下八九千。我給大家看看他的朋友圈截圖： 

他的相對高收入，一部分是平台算法給出的獎金。比如今年夏天有個活動，鼓勵多接單，接到一定限度，每天有額外的100塊補貼。平台還有一項每週任務，如果一段時間內的業務量保持在平均每天15單以上，保持一週可以獲得160塊的獎勵，保持兩個月會得到4800塊錢的獎勵。

但是，稍微做一下算術題，就知道王先生這些獎勵拿起來有多難。獎勵是按照每天平均單數計算的，而且要扣除超時和被投訴的單數。每週休息一天，其他日子就要每天多接兩到三單，才能保證拿獎。所以王先生一個月工作三十天，每天的工作時間是從早八點到晚十點。我們上門採訪，王先生只能在晚上九點半才能擠出時間回答問題。

這意味着王先生每個月的工作小時數是400左右，相當於2.3個普通八小時工作制，週末正常休息的勞動者。這麼一算，他的平均時薪只有30元，和月薪5000塊的普通勞動者差不多。考慮到他大多數工作是在加班時間乾的，實際收入就更低了。

靜靜：實際報酬這麼低，還是有那麼多其他行業勞動力願意給送餐平台打工，而且進來就不願意離開，競爭激烈也不走，這是為什麼？

前面王先生已經説了一部分理由。隔日能提取工資就給他提供安全感，看來多年幹製造業，他不止一次被老闆賴掉過工資，至於説缺乏社保問****題，我在採訪中發現，雖然大多數騎手都幹過不止一個行業，但是基本上都沒享受過**“五險一金”**甚至不知道社保概念。

《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顯示，我國社保基數合規的企業只有27%。外賣騎手這份工作至少可以讓他們自己掌控勞動時間，有體力的時候就”多勞多得”，沒體力了也可以自主休息幾天，所以他們覺得這份工作還不算太壞。富士康曾經13連跳，珠三角曾經每年被機器切斷的手指超過4萬根。如果要比下限，那是比不完的。

美團、餓了麼平台近年來大量裁減和平台有直接僱傭關係的騎手，將派送業務承包給外包公司，還取消了保底工資。工人每天花3塊錢購買意外傷害險，如果發生交通事故，平台用這個保險來回避工傷義務。但是， 我國的大多數企事業單位乃至政府部門都積極使用派遣工，外賣平台只是有樣學樣而已。

7月份有一個熱搜新聞，湖北黃石市財政局要求臨時工和有編制的公務員一起承擔防洪義務，不去就開除，還要通報批評。和這些要求相比，外賣平台的條款也就不算可怕了。大多數外賣騎手根本不關心自己和哪一家公司簽約，只關心計件工資本身。

國家統計局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報告顯示，2013年到2018年，中國工業從業人員減少2504.3萬，41個工業行業大類中，有37個從業人數下降。今年60多萬人今年湧入外賣行業，就證明了統計局發現的趨勢。2019年我國城鎮私營單位制造業平均年薪是4400元，考慮到收入中位數一貫低於平均數，大多數私營企業的工人能拿到4000月薪就不錯了。如果我是流水線操作工，我也會選擇在過去兩年跳槽送外賣。

過去兩年，勞動力願意送外賣，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賺平台的補****貼。但是最近幾年，小規模外賣平台不是倒閉就是被吞併，大資本之間的競爭已經快決出勝負了，所以平台開始逐漸減少補貼，追求盈利。外賣騎手們發現日子越來越難過。

比如説，前面提到的廣州梁存厚回憶，剛開始做外賣員的時候，真的能夠輕輕鬆鬆月入上萬，最高的時候接近一萬二，，他認為那是**“值得緬懷的一段幸福時光”**。但2017年之後，經濟不景氣加上補貼收縮，月收入逐漸降低到了七八千。他作為餓了麼外賣員，一度還偷偷開通了美團的眾包去搶單。廣州的梅先生也給我們看了他上週的收入明細，1400多塊，算下來每個月不到6000。

8月23日，美團點評CEO王興給高盛分析師解釋二季度盈利問題時，公開承認**”季節性的每單遞送成本降低也對盈利有非常大的貢獻。”**這就是外賣騎手日子越來越艱難的原因之一。

採訪中我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反差數據。在騎手每單分成減少的同時，美團給騎手挖人開出的提成增加了。梅先生説，前幾年拉一個人當外賣員只能提成二三十塊錢，現在拉一個人是180到200塊錢，有的站點甚至開出過300的高價。顯然，一個新來的騎手給平台創造的價值，遠遠超過這兩三百塊獎金。

這説明送餐平台很清楚，這個行業只有熟練騎手，沒有技術工人。提升現有勞動力的技術沒什麼意義。王先生這種月入1.2萬的超級送餐員，和其他人相比，區別只在於更能吃苦，是騎電動車更熟練，找到了更多交警監視的死角。無論怎麼投入，平台也不可能再提高他的送餐效率，只是為了向其他送餐員證明自己真的有獎勵機制，才會留下這樣一個高薪樣板。所以，與其培訓現在的送餐員，不如繼續吸引更多的簡單勞動力。這就是普通送餐員眼裏看到的**“內卷”**。

靜靜：大多數送餐員工作一兩年就應該能意識到，這個行業沒有上升空間，只會不斷消耗簡單勞動力。面對新來勞動力的競爭，年輕的送餐員為什麼不選擇離開呢？

的確，大多數行業至少有理論上的上升空間，只要堅持學習，總有工人變成工程師，職員變成管理層的機會，送餐行業只有底層。這一點，送餐員自己也有清晰的認識。梁存厚會笑着對我們説：”從工人變成送外賣的，地位降低還是挺明顯的”。梅先生經常會説**”我們底層百姓如何如何”，行業頂端的王先生對於自己的身份一方面是認命，另一方面也帶着一點不服氣：”感覺這個職業比別人低一等，但是有的人（辦公室白領）賺的錢還不到我的一半呢”。** 

這些外賣騎手自認底層，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也不跳槽，第一個原因前面説過了，就是其他行業也很殘酷。據我們採訪觀察，還有一個原因是這份工作制造了社交陷阱。 

外賣騎手沒有集體宿舍，沒有廠房，沒有交接班的同事，從早到晚就是一個人騎車送餐，看起來的確比工廠工作自由，但自由的代價是孤獨，在鬧市區工作的他們，每天在上百萬人中間穿行，但無論是對飯店老闆，還是對訂餐的白領，他們都只有模式化的一兩句交流。而超長的工作時間又壓縮了他們的網絡社交。 

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之間，送餐員訂單少的時候，他們偶爾會聚在少數寫字樓的陰影下面，抽煙聊天，交往對象也基本是同行。可以説，一旦幹上送餐員的職業，就基本接觸不到行業之外的信****息流了。 

前面採訪過的梅先生今年35歲，還沒結婚，好多年沒有回過湖北老家。十多年來，他的朋友圈越來越窄，能組織起來的活動也來越來少了，剛入行時候的的騎手朋友有的受傷了回家，有的幹不動了回到三四線縣城去，都提供不了積極的跳槽方向。 

他説，20歲出頭的時候的確有過夢想，但是現在只能接受現實。對未來也沒什麼想法，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他認為自己是還不算太慘的**“駱駝祥子”**。 

那個作到行業頂端的王先生同樣是單身，也同樣很少回家。他的微信他的個性簽名是**“此生若能幸福安穩，誰又願顛沛流離？”** 

他現在的朋友分兩類，一類是剛來上海時候認識的，開鴨脖店、小飯館的朋友，其他的新朋友只有一個，就是和他一起跑全市送餐生意的同事。他唯一的計劃是攢點錢，過幾年和朋友合股搞一個小飯店。 

從這些例子來看，一旦做上送餐員，勞動力就很容易長期陷在這個行業裏面，無論有多少新增勞動力競爭，也很難抓住機會離開。只有極少數職業頂層勞動力會考慮攢錢開店的計劃，但不意外的話，這個小店也依然是外賣平台生態圈的一部分。在一個勞動力進來容易出去難的行業裏，競爭必然越來越激烈，必然會**“內卷”**。

 

靜靜：幾百萬送餐員的“內卷”生活聽起來很可怕，但督工你前面也説了，這是社會自發競爭形成的就業結構，送餐員是被其他行業逼過來的，強行把他們趕回製造業，恐怕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我們是否需要用外力來改變現在的送餐行業呢？

肯定需要改變，因為這個行業的隱性成本非常高，而且大多數隱性成本是社會、政府和送餐員承擔的。

比如説，《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那片文章着重指出了交通安全問題，算法只懲罰遲到，不顧其他任何客觀條件，等於鼓勵送餐員違章，這既威脅了自己員工的生命，也威脅了其他人的生命。每個外賣員每天三塊錢的保險費，顯然蓋不住這份損失。只是大多數外賣員懷着僥倖心態，覺得自己也能因為從低保險費裏面賺一份錢，所以暫時能接受。但是一個好的制度，絕對不應該讓員工抱着僥倖心理去工作。

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外賣平台希望用儘可能低的管理成本，去控制最多的簡單勞動力。所以要把最終用户和送餐員放在對****抗的立場上，讓用户單向發出差評，幫平台控制騎手。至於因此產生的安全問題，平台根本就不在乎。前面提到那位月收入1.2萬的王先生，自己改裝了電動車，可以續航二三百公里，達到80公里時速。這必然會明顯增加火災風險，增加交通事故的概率。但是因為他甚至不算外賣平台的直接僱員，公司完全無視了這些風險。

相比之下，出租車和網約車起碼能保證用户和司機站在同一個立場上支持安全駕駛，送餐平台顯然是一個反****動的制度。從經濟學的角度説，這就是企業向社會輸出**“負外部性”**。

其實，哪怕從純粹提高效率的角度説，外賣平台的算法也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平台為了充分壓低簡單勞動力的工資，極力避免騎手之間相互聯繫，對於同一地址先後只差幾分鐘的外賣單，系統會安排不同的騎手去送，同時嚴禁騎手之間相互換單。但在實踐中，經常在同一區域活動的騎手會繞開站點，私下建羣，羣內換單提高送餐效率。這説明資本為了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會推出反效率的算法。從而讓自己站在全社會的對立面。

8月23日，美團點評第二季度財報電話會議，CEO王興説：“中國城市人口有8.6億，按每人每天三頓飯計算，每天需要吃25億頓飯。但是這個行業中兩家（頭部）公司合起來的滲透率只有2%，增長潛力很大”。這説明，行業領袖覺得現在的幾百萬外賣員遠遠不夠，還需要吸引更多的人進入這個就業陷阱。

就在昨天，阿里巴巴公佈了自己轉向製造業的第一批成果，重點推廣了自己的配送機器人，號稱反應速度是人腦的7倍，充4度電能跑100公里，每天送500個快遞。我之前在上海交大院子裏就看過類似的無人快遞車，現在看到了阿里升級版，我毫不懷疑這東西幾年後會進入送餐行業，和送餐騎手競爭。

這週二還有一個新聞，中印對抗的高原前線，後勤部隊派出一大隊廉價無人機，給前沿陣地送飯。看來無人機送餐時代也不遠了，畢竟我們每次下單需要的是幾公斤食品，而不是送餐員帶着自己的幾十公斤體重上下樓。

看到這些新聞，我意識到，送餐平台最恐怖的**“負外部性”，是把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吸引到一個就業陷阱裏面**，消滅他們的上升空間，客觀上切斷他們的社交，但並沒有告訴他們這個就業結構很快就會崩塌。到那一天，送餐平台可能會用自己的利潤轉入機器人時代，但這被算法馴化的簡單勞動力無處可去，瞬間進入社會，就像崩塌****的堰塞湖釋放出洪水，淹沒下游的平原。所以我們要在堰塞湖崩塌之前，給他們找一個出路。

靜靜：督工你常説，任何聽起來不錯的計劃，一定要先問錢從哪裏來。幾百萬人要改變生活方向，誰來支付轉型成本呢？

大多數企業搞安全生產，都是自發監管為主，政府監管為輔。平時企業內部控制，安監局負責抽查和事後追責。但是大多數企業的工作都集中在少數車間，勞動紀律控制很嚴，安監局也只需要到車間和廠區內部巡視。

外賣平台這種企業很特殊，僱傭了上百萬的員工，分散在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市區搞生產，政府安監局也不可能撒網去替代交警的工作，只能讓企業搞內部監管，比如説要求美團和餓了麼平台發放統一的低速電動車，安裝行車記錄儀，有違章行為立刻叫停工作，整改以後再開工。政府主要負責事後追責，而且不允許外賣平台註冊一大堆外包公司來逃避責任。這樣至少能降低競爭烈度，減少交通安全事故這個**“負外部性”**。

更重要的事情，是解決幾百萬，未來可能上千萬員工的前途問題。這部分錢只靠增加工資收入是不行的。美團外賣今年二季度盈利剛剛轉正。去年外賣佣金收入496億元，其中支付給騎手的成本410億，也就是説平台佣金收入的**80%**多都支付給了騎手，如果簡單地加20%，不能從根本上上改變騎手的生活現狀。反而可能回到補貼狀態，吸引更多人進入這個陷阱。

所以，正確的做法是政府對這種只簡單勞動力的行業收税，把錢集中起來，給工人開設帶薪培訓班，讓他們在被自動化設備淘汰之前，有逐漸轉型到其他職業的能力。西方國家為了對抗AI和自動化帶來的失業浪潮，正在考慮對使用機器人的行業加税。我們作為一個還需要快速發展的國家，不能用這種反生產力的辦法去籌集資金，所以要對外賣平台行業收一份**“簡單勞動力陷阱税”**。

 從目前的財務數據看，外賣平台頭部公司的利潤雖然不算太高，但是股價上漲極快，市場普遍認為這些寡頭公司會通過僱傭龐大的簡單勞動力賺錢。2018年9月，美團點評上市的時候，老闆王興的身價是53億美元，排在富豪榜300多位。到了今年8月，美團市值超過2000億，王興身價200億美元，排入富豪榜前20，甚至壓倒了京東的劉強東。

這種通過輸出負外部性來吸引資本的企業，需要多承擔一點社會責任。但是他們希望把錢放在更安全的地方。

2018年以來，在海外建立家族信託的中國老闆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前十名大陸富豪拿出5000億資產放進了海外信託，在界面新聞的富豪的離岸信託榜單上,王興恰好排第十。

富豪把財產委託給信託基金。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給家族存錢，尤其是給能力差的後代留一筆錢。但中國這些信託，都是創業者在壯年就設立的信託，或許還有別的用途。

但根據各國現行法律原則，只要這些信託屬於不可撤銷性質，並且注入基金的時間在債務產生之前，它們與委託人之間就切斷了連帶責任。即使委託人之後欠債不還，甚至破產，家族信託名下的財產也不****受影響，依然可以向受益人發錢。之後在經營中出了任何問題，無論是負債還是擔保，都牽連不到信託資產本身。

樂視破產後，賈躍亭就一度被傳聞為子女設立了不可撤銷信託。雖然賈躍亭否認了這個消息，但人們發現，假如他真做了，債權人很可能毫無辦法。這給信託基金的避****債功能做了一波極好的廣告。

除了切割債務外，離岸信託還可以用來隱藏財產和避税。正常來説，國內創業公司投資人，套現股權換成個人財產，要交20-35%的税。但在一些**“避税天堂”**地區，非本地收入可以免税。

中國税務局目前還掌握不了全球的税務數據，很多信託都有潛在的避税效果。這些信託到底有沒有成功避税，我們不太清楚。但無論如何，一個不斷向社會輸出“負外部性”的企業，聚集的利益變成離岸資產，對國家來説是個巨大的黑****洞，也説明企業控制者自己對行業的未來抱有疑慮。老闆的家族有信託不用擔心，但我們必須關心陷在送餐行業的幾百萬勞動力，畢竟他們不太可能通過出****國來解決自己的失業問題。

好，169期睡前消息到此結束，感謝各位收看超長的一期，我們週日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