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華為斷芯、微信被禁重大，《中國標準2035》呼之欲出，這才是中美科技競爭的關鍵_風聞

　　◎智谷趨勢（ID：zgtrend） |  路口大爺

　　這是一場少有人提及的中美戰事。和它相比，芯片可能都是小兒科。

　　一項雄心勃勃的15年國家大戰略在緊鑼密鼓的籌謀中，有消息稱，藍圖已經制成，今年底有望面世。

　　外媒已經警惕地將其稱為“中國製造2025”升級版，因為它光名字就足以再次讓國際社會震動——《中國標準2035》。

　　站到更高的視野，你會發現這兩年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圍追堵截都只是局部戰火，這背後有一個更為宏大、越發激烈的戰事圖景：

　　中美標準之爭。

　　“一流企業定標準，二流企業做技術，三流企業賣產品”，國家競爭也是此理。正如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Frank Rose所言：“中美競爭實質上就是誰來控制全球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和標準。”

　　標準背後，是利益，是權力，是政治，是外交，是國際規則主導權的爭奪。

　　有跡象表明，低調的《中國標準2035》已經呼之欲出。

　　高層在2015年就提出過標準化戰略，2018年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稱正在制定《中國標準2035》，到今年1月15日，“中國標準2035”項目在中國工程院已經召開了結題會。

　　3月中旬，中國剛從疫情最黑暗時刻走出，國標委就發佈了一份《2020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

　　當時國內媒體鮮有報道，但這份文件在近幾個月來還是受到了外界的高度關注，且被認為可以藉此一窺中國標準2035最終藍圖。

　　文件提出，要加強在疫情防控、農業農村、食品質量和消費品質量安全、製造業高端化、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服務業、社會治理、生態文明和國家標準樣品九大標準體系的建設。

　　其中的重點領域是：區塊鏈、物聯網、新型雲計算、大數據、5G、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型智慧城市、地理信息等。不難發現，這些都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技術。

　　未來國家層面的戰略方向應該也是八九不離十。

　　8月中旬，國標委等五部門又聯合印發了《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標準體系建設指南》，明確了AI標準體系建設的目標：

　　到2021年，明確人工智能標準化頂層設計；到2023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標準體系。

​人工智能標準體系結構

　　國標委的工業標準二部主任戴紅曾説過：國際的技術研發和專利佈局尚未完成，全球性的技術標準尚在形成中，是實現我國產業和標準換道超越的良機。

　　標準的威力真的有這麼大嗎？

　　標準就是這個世界的通用語言。

　　現在國際有三大標準化組織，分別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以及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TU）。

　　有了這些標準，世界各國的技術和產業才有了全球範圍內協同工作的能力。

　　在ISO官網上有一句醒目的標語：當世界達成共識時，偉大的事情就發生了——Great things happen when the world agrees.

　　這話一點也不誇張。ISO迄今已經發布了23377個標準，幾乎涉及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我們穿的鞋子、用的A4紙，到工廠的螺紋、碼頭的集裝箱、城市的道路安全、還有無處不在的WIFI網絡，都是由ISO來制定標準，同時給各國的監管機構提供製定政策法規的依據。

　　美國前商務部長唐納德·埃文就説過：

　　“國際商業的語言就是標準。恪守達成一致的產品和服務規格支撐着國際商業，使得數兆元的貨物能跨邊界流動，而不受任何交易方口語語言的影響。對標準的共同接受是牢固、公平，和自由貿易成功的基礎。沒有標準，將難以想象能有龐大數量和複雜性的國際貿易。”

　　標準的制定，看上去似乎只是在技術上尋求最優方案的共識。

　　實際上，這歷來都是政治和利益博弈的舞台。

　　擁有了能影響標準制定的能力，就是手握威力十足的權力工具。

　　佔據了技術標準的戰略制高點，才可能切割到更多的市場蛋糕。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國家多個標準做了統一規定，統一度量衡，字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這才保證了秦朝空前強大的國家控制力。

　　而在現代以來，國際標準的制定是由美國主導。比如，美國的GPS成為了全球通用標準，那麼所有的通信技術就要以此為標準做研發應用。

　　中國在國際標準化方面治理的話語權一直很缺乏，直接後果就是，中國每年為此支付的鉅額知識產權使用費居世界第二，是中國服務貿易的第三大逆差項目。

　　中國也不是沒努力過，在17年前中國就曾嘗試挑戰美國標準。

　　2003年5月12日，中國正式發佈境內唯一合法的無線網絡技術標準WAPI，結果引發了全球慌亂，因為這是一個比WI-FI更安全、也是針對IEEE 802.11系列安全漏洞的加密標準。

　　當時中美貿易局勢本就緊張，此事一出，美國反對之聲四起，相關行業協會揚言不玩中國規則的遊戲，甚至還要對中國實行Wi-Fi芯片禁運，威脅要打貿易戰。

　　中國打算在ISO的WAPI標準宣講會上據理力爭時，卻發現所有參會的中國專家都被美國拒簽了，根本去不了。

　　中國的WAPI標準在2010年才被通過，但是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出身再怎麼風華正茂，苦熬八年也物是人非，美國已經借英特爾“迅馳”技術，壟斷了全球無線局域網的市場。

　　在這場中美標準之爭中，中國WAPI遺憾慘敗。

　　當時，行業內流傳一句話，“一個標準的成功從來就不取決於技術。”

　　沒有國家實力，談何主導標準。

　　近年來，中國越來越強烈意識到必須爭奪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

　　從外部環境來講，當然是中美對抗加大了中國的憂慮感。從航空輪胎、軸承鋼到光刻機，這兩年中國更加清醒認識到，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屢屢被美國“卡脖子”。

　　除了應對中美科技脱鈎，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預判也在指導中國的戰略方向。

　　現在全球處於信息經濟與數字經濟的更迭期，新的經濟模式和產業格局都尚未定型。

　　一旦爆發新的科技革命，必然意味着現有體系、規則、框架、標準的顛覆和再造。

　　這更加讓中國堅信數字經濟提供了彎道超車的重大機遇。

　　在數字經濟時代，標準化的重點是5G、人工智能和物聯網。

　　華為紮根5G領域讓中國明白了一個道理，先佔領市場，你就能在主導標準制定上佔得先機。

　　華為在5G“標準必要專利”提交者中位列第一，佔比達到了20%。就算華為被排擠出5G，別的企業照樣還是標準中的華為專利買單。美國商務部也不得不後退一步，允許美國企業和華為合作制定5G標準。

　　所以，中國除了在國內整合標準，還通過“一帶一路”增強中國標準的影響力。

　　比如2019年，推動8項中國標準轉化為蒙古國家標準，232項中俄民機標準納入標準互認目錄，與巴西標準局開展中巴工程機械標準化合作。

　　而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意識到自己佔據了大數據收集的優勢。

　　雖然美國在半導體領域優勢巨大，而中國市場規模比美國更大，數據收集也更容易。大數據集對算法至關重要的，黃奇帆有一個很生動的比喻，算法是人工智能的魂，但它要變得有靈氣，就需要大數據不斷地餵養。

　　還是拿“一帶一路”舉例，中國建立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標準信息平台，實現35個“一帶一路“國家、5個國際和區域標準化組織的標準信息檢索。

　　此前中國在標準國際化方面一直參與度不高，近年來也變得異常活躍。

　　中國近年來在ISO、IEC的提案年度增長率都達到了20%左右。在2019年，中國新提交ISO和IEC國際標準提案共238項，其中ISO提交150項，IEC提交77項， ISO/IEC信息技術聯合技術委員會（JTC1）提交11項。

　　此外，中國還向ITU提交了830份與有線通信規範有關的技術文件，數量居全球首位，超過了後面三個國家韓國、美國、日本的總和。

　　在這些國際組織中，中國的影響力也大為提高。截至2019年底，中國已承擔ISO、IEC技術機構主席副主席73個、秘書處88個。2020年1月，原華能集團董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舒印彪正式出任IEC主席。

　　不過，標準的數量上去了，還只是一個開始。

　　國際標準的制定其實是自願的、基於共識的，也就是説，它們也必須是被市場認可的、可以高效協作的優秀標準。

　　關鍵還是要看標準的質量，質量上去了，才有可能提升中國標準的影響力。

　　《中國標準2035》的出台自然會引起西方的警覺。

　　有外媒將其稱為《中國製造2025》的升級版，認為中國又要開始給國企補貼，不公平競爭。

　　在美國政府看來，中國明擺着在奪食。

　　在2月份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的““中國行動計劃會議”上，美國司法部長共和黨人巴爾發表了一個主題演講，他認為：

　　自19世紀以來，美國在創新和技術方面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正是美國的科技實力使其繁榮和安全。

　　目前，5G技術處於正在形成的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如果中國繼續在5G領域獨佔鰲頭，中國將能夠主導一系列依賴5G平台並與之交織的新興技術帶來的機遇。繼而讓美國失去制裁的權力。

　　未來5年內，5G全球版圖和應用主導地位格局將成。時間窗很短，他建議美國及其盟友必須迅速採取行動，甚至考慮注資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諾基亞和愛立信，以此抗衡華為。

　　在7月份，美國參議院提交了一份報告指控中國在主導數字空間。這份報告由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民主黨首席梅嫩德斯主導，他警告：

　　“美國現在正處於將網絡領域的未來輸給中國的絕境。”

　　“除非美國及其盟國退縮，否則中國可能會改寫互聯網規則。”

　　不少分析將這份報告視為民主黨轉向的重大信號，也是給歐洲施加壓力，暗示如果民主黨贏得大選，同樣會對中國強硬。

　　對歐盟來説，夾在中美之間太難做人了，所以也得爭“數字主權”。

　　在一片歐洲衰落論調中，美國《外交》雜誌在今年2月份曾刊發一篇美國教授的文章，稱歐洲實力尚未衰落，因為“歐盟標準”通行全球。

　　從iPhone手機的默認隱私設置，印度尼西亞木材採伐、巴西蜂蜜生產和喀麥隆可可農場主使用殺蟲劑的標準，到中國乳品廠安裝設備的標準、拉美互聯網用户的隱私範圍……這些證明了歐盟在規範全球市場方面的能力。

　　這也就是“布魯塞爾效應”，不靠行業巨頭來制定標準，而是靠龐大且富裕的消費市場、複雜且全面的體制架構和強大的政治決心來規範產品和服務的標準，而且還是嚴格的標準。

　　只要進入歐盟市場的好處遠大於遵守這些標準而付出的代價，企業自然願意在全球業務中推廣歐盟的標準。所以憑藉市場力量，歐盟標準就可以成為全球通行的標準。

　　歐盟自然也是希望其制定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能約束中國，助歐盟成為全球數字技術的規則制定者。

　　不過，當多數人都在擔心中國要重寫國際規則時，也有人認為《中國標準2035》不足為懼。

　　美國信息技術產業理事會（ITI）亞洲政策高級總監納奧米·威爾遜撰文稱，《中國標準2035》更多是賽前鼓舞人心的演講，而不是指令，美國政府不應該關注這份標準，而是要做好自己的事，與私營部門合作，加大對STEM教育和R&D的投入。

　　可以想象，中美之間的對抗必將更加激烈。

　　智谷此前分析過，“兩大體系、三大世界”或將成為新的國際格局。

　　而在技術標準的國際格局中，兩大體系不外乎是中國標準和美國標準，三大世界可能就是閻學通老師提出的“技術創新國”“技術商業化國”和“技術使用國”。

　　哈弗肯尼迪學院的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提出，全球技術斷裂即將到來。

　　因為當今的國際貿易秩序不是為數據、軟件和人工智能的世界設計的，而是為汽車、鋼鐵和紡織品的世界設計的。面對中國的崛起和對高度全球化的強烈反對，本已承受壓力的它已經不足以面對挑戰了。

　　在變革前夜，我們也許有幸見證奇點臨近，我們也可能會穿越風雲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