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史料中的“國府的抗戰”——消滅國家哪家強？_風聞

消滅國軍哪家強？

1944年夏，重慶發生了一件令朝野震動的奇事，軍政部兵役署署長程澤潤中將被蔣介石當眾用手杖痛打。一年之後，1945年7月6日，程澤潤被執行槍決，對程潤澤的判決書是這樣寫的：

程澤潤，軍政部兵役署長兼兵役幹訓班主任，辦理兵役舞弊多端，於去年六七月間利用職權，調用工兵建築私宅，省工圖利，經蔣委員長查悉，扣交軍法總監部，審明屬實，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於本月六日上午執行槍決！

程澤潤，四川隆昌縣人，生於1894年，1917年入北京陸軍大學第五期，1937年任軍政部兵役署署長，主管全國役政工作，為軍政部長何應欽親信。關於程潤澤被蔣介石杖打，過程很有戲劇性，説法也各式各樣：

1944年7月，戴季陶之子戴安國向蔣介石彙報説，關押在重慶某處壯丁“境遇悲慘，備受虐待”。蔣介石得到戴安國的彙報後親自前往視察，正巧撞見税警團軍官虐待折磨壯丁的場景，壯丁骨瘦如柴的慘象讓蔣介石怒不可遏，他隨即叫來兵役署長程澤潤，當場嚴厲訓斥杖打程澤潤。

華文出版社出版、美國作者陶涵所著、林添翻譯的《蔣經國傳》中記載：蔣經國帶蔣介石視察營區，蔣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裏飢病而死，於是召來程澤潤，當場杖打併解除程的職務。

兵役部部長鹿鍾麟回憶是：時間大約是1944年秋冬之際，一天，蔣經國接到了一份密報，説是有一隊新兵，住在重慶某地一所破房子裏，無衣無食，厥狀甚慘。蔣經國看了這份報告後，立即稟報了蔣介石。蔣介石便偕蔣經國乘車馳赴該隊新兵往處。進入這所破房子一看，果見有幾十個叫化子似的新兵橫七豎八地躺在狼藉的稻草上，個個面黃肌瘦，形同餓殍。蔣介石問他們：一天吃幾頓飯？答是：吃兩頓稀粥；問他們：為什麼現在還穿着破爛的單衣？答是：還沒有發給棉衣；問他們：害病的有醫藥沒有？答是：沒有。蔣介石聽罷大怒，立刻叫跟隨的侍從打電話給兵役署，要署長程澤潤前來！這時，程澤潤正在公館裏，大排酒宴，慶祝五十大壽。聽説“委員長”現在某隊新兵住地，喚他前去，便自知不妙（據説：有一位星相家曾為他算過命，説他交五十歲時，流年不利，當有大禍臨頭）。他硬着頭皮，匆匆地趕到某隊新兵住地。蔣介石看見程澤潤，便咆哮如雷，連説：“看你辦的這兵役！看你辦的這兵役！”一邊説，一邊掄起手杖，向程澤澤身上亂打，打後，又立即命侍從把程澤潤送進監獄，後來便槍決了。[①]

台北“國史館”編寫的以蔣介石生平為核心的編年體史料彙編《事略稿本》是這樣記述的：8月30日，昨夜聞重慶市機房街運輸隊果有虐待新兵之事，今晨早課畢，上午九時率參謀總長何應欽及兵役署長等親往視察，目睹病兵與被毒刑新兵之慘狀，不禁痛憤難忍。[②]“難忍”，大概是指打了程潤澤。僅僅在一個月之前的“黃山整軍預備會議”上，蔣介石就嚴厲地批評了役政工作，可會後不久就給蔣介石“上眼藥”，程潤澤確實該打。

7月21日，軍事委員會在重慶黃山官邸召開“黃山整軍預備會議”，會上蔣介石説：

“現在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員要知道不僅是你們失職無能，而且是我們軍委會全部的恥辱，我對於新兵如何徵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應該怎麼樣考核，應該怎麼樣改良，一切具體的辦法和步驟，五年以來，不知説了多少次，而到如今還是這樣腐敗，還是一點沒有改進！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徵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乾的什麼事？這個責任究竟應歸哪一個機關來擔負？可知我們現在一般機構真是有名無實，內部一天一天的空虛，一天一天的腐敗，長此下去，我們國家只有滅亡。我們主管官一定要負責任，部下如果違法瀆職，我們一定要將他軍法從事；一定要徹底懲儆，毫不寬假，才能提起大家的精神，現在我們合作站也有，運兵的經費也有，然而我們經費用下去，完全沒有成效。如果我們真是能節省浪費，一切的費用都用得其當，即我們軍隊決不會像今天這種情形，軍隊的地位，也決不致低落到今天這種地步；這些弊端所在，究竟應該如何改革，如果説改革有困難，又應該如何克服這種困難，我們在這次會議中間，都應該有一番根本的檢討才好。”[③]

蔣介石在黃山整軍預備會議上講話中提到的紅十字負責人是指紅十字會會長是蔣夢麟。蔣夢麟視察紅十字會的工作，從昆明到貴陽，再到桂林，然後轉衡陽，再折回桂林，到湘西鎮遠，又回到貴陽，最後又到了重慶。幾個禮拜視察途中看到的極其殘酷的事，讓蔣夢麟心悸神傷，他把他看到的寫在了他的《新潮》一書：

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裏，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裏來的？”他們説：“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説：“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説：“怎會只剩下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説：“先生，沒有人逃跑啊！老實説，能逃跑到那裏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連水都沒有的喝。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捱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聽了這些話，我不禁為之悚然！當時那十七人中有幾個病了，有幾個仍患痢疾，我便找醫生給他們診治。照那情形看來，我相信他們的確沒有逃跑，像那荒涼的地方，不但沒有飯吃，喝的又是有傳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那裏去呢！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裏，為的是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捱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劣，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那徼倖未死的一些壯丁在兵營裏受訓練，大多數東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穩。這是因為長途跋涉，累乏過度，飲食又粗劣而不潔，體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惡性瘧疾流行，因此一般壯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極了！

押送壯丁的人，對於壯丁的死亡，似毫無同情心，可能因為看得太多，感覺也就麻本了。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屍體，它們常因搶奪一條新鮮的人腿，而紅着眼睛厲聲低吼，發出極其恐怖的叫聲，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壯丁們被埋起來，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條腿或一隻腳在地面上，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着，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屍太多，空氣裏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

有一天晚上，貴州馬場坪一個小市鎮裏，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壯丁。我用手電筒向他們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見其中的一個奄奄一息。我同他怎樣了？他的眼睛微微睜開，向電光注視片刻，只哼了一聲，使又閉上，大概從此就長眠了。

在雲南——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的人，正在賭博。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輸贏的數目很大，大堆的鈔票放在桌上，大家賭的興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瀕於死亡的壯丁。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邊，一再要求：“給我點水喝，我口渴啊！”辦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裏鬧什麼？”

我沿途看見的，都是這些殘酷悲慘令人憤慨的事。辦兵役的人這樣缺乏同情心，可以説到處可見。

有一天我看見幾百個人，手與手用繩子串成一串。他們在山上，我們的車子在山下馳過。他們正在集體小便，好像天下雨，從屋檐流下來的水一樣；他們連大便也是集體行動。到時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錯過這個機會，再要大便，是不許可的。

有好多話都是壯丁親口告訴我的。因為他們不防備我會報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菅裏去，那些辦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當然，曲江壯丁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的説：“只會多不會少。”可惜我把估計的方法忘記了。因為那時所根據的各項數字是軍事秘密，我沒有記錄下來。現在事過境遷，為保留史實計，我在這裏寫出來，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為野史的記載看。[④]

壯丁的慘狀不只是讓蔣夢麟一人看到了，在中國的西方觀察者也目睹了壯丁命運的悲慘。謝偉思在他1943年7月2日寫給美國政府的調查報告——《重慶到蘭州沿途所見軍事調動》中寫道：

6月18日，三隊四川新兵，每隊約100人，北行進入陝西省茅台子（柳巴）附近。每一隊人都有攜帶步槍的約10人左右的武裝押送人員，由一名軍官負責，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軍官都是由新兵用滑竿抬着走。在一隊新兵中，還有一位婦女，也由他們抬着行進。新兵沒有個人的東西，每一隊的炊具和口糧都由他們分攤負運，有人告訴我，在這條路上，不斷有四川新兵北上。1942年10月，我在這同一條路上曾看到許多批新兵雙手被反綁在背後行進……

尤其是在西北地區，新兵的這種悲慘處境是如此普遍，以至成了外國人和中國人議論的普遍話題，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向你講述好幾個“可怕的故事”。

在茅台子關（在雙石鋪以南的公路上約有5000英尺高的一個並不險要的關）下面6公里的地方，一隊約100人的新兵，因筋疲力盡而死去了兩人。有一個已經死去的在我乘坐的卡車駛過時被拖到了路邊。另一個還沒有完全斷氣，頭朝下躺在一條溝邊上。兩個因長途跋涉也骨瘦如柴的、顯然是被派遣去抬他的人，無動於衷地呆望着他。

一個外國人看到，因飢餓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這樣就可以免得背扛肩抬他們的麻煩了。

據報道，在雙石鋪一天夜間有60個士兵死去。大多數屍體都未加掩埋，沿途經常可以看到死人，有一些被投到河裏。

這條道路沿線一直有斑疹傷寒和迴歸熱流行。在天水，新兵被安置到居民家裏，因為他們歷來住的房子已改作為傳染病中心。在寶雞和雙石鋪，斑疹傷寒相當流行，從四川帶來的瘧疾在陝西相當普遍。

中國人自己並不隱諱地説，新兵餓死是因為軍官剋扣了他們的口糧。我曾看到他們吃飯，除了米飯之外一無所有，一個經常存在的問題是，身強力壯的人能夠搶到很多，而體弱有病的人則吃到的很少。在廣元，我看到一羣新兵圍攻一個跛腿的賣精果的小販，他被推到一邊，糖果幾秒鐘後就被一搶而光，押送的人不管不問，直到事情過去。然後，他們朝幾個人肚子上踢去，並用槍托打另外一些人。這些人顯然是飢腸轆轆，

在蘭州，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病號兵被帶着去醫院或診療所，人多數人都幾乎走不了路。可是，每一批都有一兩個荷槍的人押送。

每一個傳教士都碰到過開小差的士兵要求給以保護和幫助的事，傳教士們不得不拒絕這種要求。一批被強迫入伍的河南難民告訴一個外國人説，在前來甘肅的路上，他們有一半人死去了。在蘭州的中國內地佈道會的院子，後面緊靠城牆，有好幾個士兵設法開小差，從城牆上跳到佈道會的房頂上，然後逃走。最後，當局沿城牆內築了一道牆，以防止這種逃跑。夜間檢查客棧和居民住宅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查獲沒有適當證明文件的人，因為他們會被認為是逃兵。有些傳教士碰到過官階高至陸軍中尉的開小差的人。[⑤]

中國戰區參謀長、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的繼任者艾伯特·魏德邁，在任職期間和蔣介石配合得很好，他曾經送交蔣介石一份關於中國軍隊徵兵狀況的備忘錄，備忘錄如此寫道：

徵兵對於中國農民來説就像災荒或洪水來臨一般，只是來得更正規，每年兩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罷了……。徵兵的軍官與地方官員相勾結並通過他們的拉夫隊來賺錢。他們從徵兵中勒索大量金錢，這些錢由地方官員移交給他們，並用抓來的人充替應徵者。在徵兵中私下的人販子已形成一種生意。他們從捱餓的人家購買壯丁，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兒子更為迫切，或者從縣長那裏買一些多餘的人……

壯丁們經過隔離和集結成隊後，被驅趕到訓練營地。他們從陝西行軍到四川，又從四川走到雲南。他們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頭幾天裏就開小差逃跑了。以後他們就虛弱得無法逃走。被抓回來的人會受到嚴酷的拷打……[⑥]

黃山整軍預備會議上蔣介石講：“五年以來，不知説了多少次，而到如今還是這樣腐敗，還是一點沒有改進！”確實，對役政問題，蔣介石是反覆強調的。

早在抗戰初期，蔣介石就注意到徵募壯丁中的種種弊端。淞滬會戰期間，1937年10月31日，蔣介石向何應欽指示兵役問題：“查近來各處徵兵百弊叢生，而以地方保甲長等藉故索詐良民與捆綁其被徵者，形同囚犯，此種弊端若不從速防止與積極改正，則擾民害國，影響戰爭伊于胡底。”

1938年7月14日，蔣介石致電重慶行營代主任賀國光，痛斥行營人員虐待壯丁：“行營派駐各地壯丁驗編處工作人員及各隊長，對於壯丁不人道之待遇，使受驗者如入地獄。每日只吃兩粥，且關閉陰室，不發被服，潮濕滿地。壯者不逃則病，病者必死。死者照相，徒為領報埋葬之費，並將其衣褲脱光，用席包屍，遺棄於溝中，亦不埋葬。”[⑦]9月9日，又致電重慶行營主任張羣，表示四川強拉壯丁之事仍未革除，希望設法改正。

1940年3月20日，在中央訓練團召開的兵役會議上，蔣介石就講了一件他親眼看到的事情：“前天我在清水溪看到四五十個壯丁，由一個差役領着，用繩綁着在路上走。我問他為什麼要綁他？他説不綁恐怕逃走，當時一個壯丁説：‘有誰逃走？我們都不會逃跑。’他們既沒有逃走，為什麼要綁他們？而且那個差役一看就可以知道不是一個安分的人，手上帶着一個很重的金戒指！試問他每月生活費最多不過十元，他從哪裏來的戒指呢？重慶附近的兵役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可想而知！”會上，蔣介石對兵役工作人員做出要求：“以後絕對禁止綁縛壯丁！”“更要嚴格訓練，切實考察，不僅不能借辦理兵役的機會來營私舞弊，敲詐民眾，更要能積極的鼓勵出征壯丁，安慰壯丁家屬，來減少他們別離的痛苦！”[⑧]蔣介石的要求似乎沒有效果。當年12月15日，蔣介石再次批評兵役工作：“有些地方對於入伍壯丁，用繩索捆綁，防之如囚犯，待之如盜賊，這完全是侮辱壯丁的自尊心，是我們中國役政上的一個大污點！格外要絕對禁止，不許再有這種舉動！”[⑨]

在1942年9月10日的西安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又一次痛斥役政種種弊端：“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覆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系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⑩]

1942年10月6日，第四屆兵役會議上，蔣介石講到：“我在重慶附近，就常常看到一隊一隊的新兵，用繩索串綁起來，後面由一個槍兵押送；這件事我既然看到，我想你們也一定常常看到。這種情形是説明什麼？就是説明我們兵役人員犯罪！我們把一般無罪的壯丁捆綁起來，用槍兵押送，這完全是違犯法律，侵犯人權的事！但是我們一般兵役人員竟習以為常，並不覺得這是犯法，而且以為如不將他們串綁起來，他們就一定要中途逃跑。這就可以看出你們平時辦事不勤勞，不徹底！你以為這樣綁起來，他們就不逃跑了嗎？事實上他們逃得更多！即令路上逃不掉，到了部隊裏面，他還是要逃跑！因為你既把他當作囚犯看待，他當然不願當兵。”[11]

可是，這種事偏偏總是讓蔣介石親眼看到。1944年6月7日下午，蔣介石赴重慶白市驛機場，途中又看到巴縣某自衞隊官長，牽拉壯丁以行，“公見此不法情事為之痛憤無已”。[12]

蔣介石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新兵被虐待之慘狀，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斥兵役工作。但是，直到杖打程潤澤，數年時間，兵役工作並無改善。

蔣介石清楚，“現時最要之工作為如何改善新徵壯丁之待遇，免除員役之勒索，以及嚴禁接兵官長在中途之虐待，俾免因病死亡，務使所徵壯丁一人能得一人之用，此為減少徵兵額之惟一要旨，如此事不能徹底解決，則人心更視兵役為畏途，而社會對政府之憤恨亦必日深，亡國之因即在於此。”[13]因此，蔣介石是很關注新兵生活的，他曾手諭指示何應欽和新任兵役署署長徐思平，要求他們新兵食宿擬定辦法：“新兵最初集合之處所，及沿途新兵宿營地，均應有完整之食宿設備，至少須有一席子草墊（厚約二寸）及被服等，每日並應準備三餐米飯及茶水，行軍時亦應加備稀飯。希即照此擬定具體辦法切實實施具報為要。”[14]蔣介石對新兵的關心已經到了“事無鉅細”，連一日三餐都需要蔣介石親自佈置，可見，做兵役工作的人員，連新兵的一日三餐都無法保證。

鑑於役政工作中存在嚴重問題，為加強對役政工作的監督，1944年9月5日，蔣介石手諭憲兵司令張鎮，指示各地憲兵對“當地新兵及過境新兵部隊之官長，有否虐打情事，對於其食宿衞生及行軍紀律等事宜，皆應負責查察監護，如發覺其官長有虐待新兵以及凍餓捆打患疾不治等情弊，應嚴予制止，並即向主管機關檢舉，同時直接報告憲兵司令部速轉本委員長。”[15]可是沒過多久，12月28日，蔣介石又手令張鎮：“據報，最近各地之憲兵，漸生驕矜，且多流弊。對於人民與警察之態度，屢多傲慢無禮，動輒隨便打人且任意開槍，而對本身職責反多疏誤。”

為進一步加強兵役工作，1944年11月，國民政府將兵役署升格為兵役部，任命鹿鍾麟為兵役部部長。

但是，鹿鍾麟認為自己是“一位不高明的大夫，面對着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深感束手無策”。鹿鍾麟在他的遺稿《國民黨兵役部的設置和“役政”》寫道：

“區、鄉、保、甲人員的“捉丁”，通常是夤夜破門或越牆而入，如捕捉強盜一樣。將壯丁捕獲後，使用繩索捆綁起來，禁閉在一所屋子裏。之後，再由鄉送區，由區送縣，再由縣送師、團管區。或由師、團管區到各縣去接。層層機關，接到壯丁，都居為奇貨賣放頂替，大發其財。賣放或逃亡的缺額多了，便又隨時隨地胡亂拉人補充。這樣層層輾轉遞送，層層舞弊，又層層互相勾結、層層互相包庇，縱有人控告甚至也難以查出一個“水落石出”來。”

“至於説到壯丁和新兵的生活，自從他們被徵集後，正確一點説，是不幸被捉後，便算落入了魔爪控制之下。首先是在層層輾轉送接途中，被繩捆索綁，由帶槍的兵丁前後左右監押着，如同解運囚犯一樣。毆打辱罵，更是家常便飯。”

“由於送兵人員的剋扣貪污，新兵在長途跋涉中，吃不飽，穿不暖，又無醫藥，忍受飢寒和疾病的折磨。患病的新兵，輕的是在鞭策之下，被迫跟着踉蹌行進，重的常常便被遺棄在路途之中，更有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接送兵人員，竟把未斷絕呼吸的重病號，挖坑活埋，以免累贅。”[16]

雖然“層層舞弊，又層層互相勾結、層層互相包庇”，難以查出一個“水落石出”，但是，兵役部成立後，還是懲辦了幾個貪污不法的補充團長。可是，之後查辦幾個師管區司令，打“大老虎”就不那麼容易了。四州遂武師管區司令，因為貪污舞弊，經查明撤職法辦，但憲兵司令張鎮，親自去找兵役部次長秦德純説情，結果是師管區司令的職務撤是撤了，案件移送到軍法總監部後不了了之。廣西某師管區司令，虛報徵兵數額，冒領徵兵費和軍餉，無法撥補新兵而敗露，兵役部查辦，李宗仁給鹿鍾麟打電報要求“特別關照”，結果也只能將其撤職了事。安徽皖北師管區司令李文田，和鹿鍾麟同是“西北軍”舊人，經人告發有種種貪污不法行為，鹿鍾麟將其調到重慶，交軍法總監部法辦，李文田並不在乎，告訴鹿鍾麟“我的案子既已由軍法機關審理，你就不要管了。”李文田多方疏通，結果是“證據不足”，免予法辦。有一接兵部隊路過江津縣，把七個病兵活埋在城根之下，屍體被羣眾從土裏扒了出來，激起公憤，包圍了縣政府，要求縣長扣押帶隊軍官。兵役部接到江津縣報告，派軍法處長徐業道趕到江津將直接責任者先行就地槍決。鹿鍾麟把這個事件報告蔣介石，並主張懲辦該部主官，但報告石沉大海，毫無消息。後來鹿鍾麟才知道，這個接兵部隊的主官是“穿黃馬褂的”（指出自黃埔）。

按照國民政府的《兵役法》，所有男子，凡在18-45歲之間——除去學生、獨生子和嚴重疾患者——均得服從徵召，他們以抽籤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選。首先調查適齡壯丁、檢查壯丁體格、發榜公佈合格壯丁、然後由全部合格壯丁進行抽籤、按籤號決定應徵入伍。徵兵抽籤的基本原則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獨子免徵”。表面上看起來，這些手續很周到、很平等，但實際上呢？

貧苦農民子弟大多上不起學，能上學的多是有錢人，於是，有錢人家子弟如果正在上學，自然就被免除了兵役。適齡壯丁的調查是由鄉、保、甲長負責的，他們在調查工作中，就把有錢人家的子弟排除名冊之外，而一般農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錢去賄賂鄉、保、甲長。有的鄉、保、甲長就故意把不應列入徵兵名冊的人也列進去，即便獨子也列進去，以便他們敲詐，以後每通過一關就有一次敲詐。軍醫也是肥差，體檢中，如果軍醫開出證明，證明壯丁的身體不合格，那麼他就可以免役，當然，壯丁若要得到這份證明是需要花錢的。沒錢又不想應徵的只好自殘，有自己弄瞎右眼的，有自己砍斷右手食指的。

走向“死亡之路”的往往是最貧苦的農民。免役證被官員以公開的價格出賣，任何普通農民，賣地也好、借錢也好，只要湊得出錢，也能買到免役證。最後被抓走當兵的人，往往是最貧苦的，而他的家庭往往更需要他。

抽籤名義上公開進行，中籤的壯丁也出榜公佈，實際上是否中籤完全為縣、區、鄉、保長把持操縱，只要肯出錢賄賂，中籤可以變成不中籤，沒有錢賄賂，獨子也會成為中籤壯丁。很多時候連徵兵手續都沒有，直接強徵貧苦的農民入伍，甚至直接到田裏抓捕勞作的農民。一個地區內壯丁拉光之後，就綁架過路人，甚至從有組織的壯丁販子那裏購買壯丁。

徵集到的壯丁要送到部隊補充，新兵的逃亡和死亡大多發生在這個過程。送往部隊的漫長路途中，新兵要當做兵役人員販運違禁品的運輸工具。長途跋涉中，壯丁吃不飽，生病沒有醫藥。為防止新兵逃亡，往往把幾個新兵一串縛在一起，使他們互相牽制，或者收去新兵的褲帶，迫使新兵用兩手提着褲子走路，有的在夜間宿營時收去新兵的褲子。“哄營”是新兵一種強烈反抗虐待、迫害，集體逃亡的行動。發生“哄營”後，逃跑的新兵若被捕獲，將施以殘酷地吊打，甚至被殺害，為的是恐嚇、警戒其他新兵。

由於逃跑和死亡，新兵人數大大減少。嘉峨師管區司令黃佔春説：“為了交足一定數字的新兵，大都在行軍中沿途拉壯丁抵補缺額。只要是18歲以上、45歲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商人還是學生、農民、挑夫，財貨衣物一概全部沒收，人則充當新兵。如果有人敢於反抗，便有在夜間被殺害滅口的可能。”[17]

張發奎回憶：我們曉得，當時的徵兵工作是有很多弊病的。徵兵本是現代國家的一大要政，首先要公平與公允。凡屬男子，達到一定年齡，而身體強健無疾病者，均有服兵役之義務。政府亦應基於公平與公允之原則予以徵召。初無貴賤之分，更無貧富之別。但政府辦理兵役不善，官家和有錢人的子弟極少被徵，貧苦者則多被強迫徵去。加以後勤補給及管理不好，於是，壯丁被虐待，捆綁者有之，餓斃者有之，冷凍疾病者有之。[18]

陳誠對徵募壯丁是這樣評價的：“平等、平允雲者，簡直就是不平等、不平允的別稱。大抵有錢有勢人家的子弟，可用種種方法避役，那麼所有的新兵，實大半都是窮苦無告的農民。這件事充分説明當兵的人只是平日與國家毫不相關的人。反之，平日受國厚恩的人，倒有不服兵役的特權。天下事之顛倒反常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嗎？”[19]

蔣介石批評道：“但是現在一般黨務人員，不僅沒有協助兵役，而且自己還要逃避兵役，不僅自己逃避兵役，還要憑藉他在黨部裏面的職權和地位，來包庇他的親戚朋友逃避兵役，這樣我們辦理兵役怎麼能真正作到平等的原則？”[20]

但是，積弊難改，蔣介石也有蔣介石的無奈。可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認為徵兵是難做的一件事情，拉丁只是辦事人員在工作方法上的問題，而民眾則是愚昧的，隨便拉人是不得已而為之，於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徵兵中的種種弊端。早在抗戰初期，1937年11月5日，在南京國防最高會議上，蔣介石就講：“徵兵，這本是一件極難辦的事情，要想國民大家都自動樂意的應徵，不要説國民知識程度極不整齊的中國，一時不能辦到，就是歐美各先進國家，都還不能辦好。現在各省辦理徵兵，容或不免隨便拉人的情弊，但這只是辦事人員的不好，或在辦事方法上應改進的一件事，即不能因噎廢食，主張不應徵兵，更不好藉此攻擊中央，全認為是中央政府的罪狀。”[21]1942年9月9日的西安軍事會議上，蔣介石還説：“後方既有兵員交給我們補充，那就不能説後方兵役人員未盡他的職責。”[22]

這也許才是兵役工作中出現種種弊端的根源吧？

到達前線軍中的壯丁，其境遇比被徵時也好不了多少，飢餓疾病仍舊伴隨着他們，等待他們的依舊是死亡。但這對他們的長官來説，卻並不是壞事，“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屍體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冊上卻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報告此人已經死亡，他就永遠是軍官們的一個大財源，因為事實上死者已停止花費，於是軍官們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軍糧和薪餉就變成指揮官口袋中的長久的紀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23]

於是，缺額就成了國軍部隊中的普遍存在。

1943年夏天，何應欽曾召集各省軍、師、團管區司令到重慶復興關中訓團開會，他説：全國軍隊（包括警察部隊）總數不過七百多萬人，而我們徵出的新兵數字卻較此數大得多，各部隊的長官反而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新兵，這是什麼原因呢？根據派到各師去的點驗委員報告，照每個師的編制人數應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師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的，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的關係。[24]據原國民黨將領郭汝瑰回憶，1941年10月他接任暫編第5師師長時，發現前任師長戴季韜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不特領餉吃缺，他甚至把多報部分人的軍裝、襯衣、被蓋等全部拿去賣了。吃缺最厲害的是大米，僅一個月就可多領一萬六千多斤。這些大米賣成錢，都被戴季韜等人裝進了腰包。”[25]陳誠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對第六戰區部隊缺額調查，結果是：“六戰區所屬各部隊，每師大約缺三千人，合計約缺十萬人，輸卒缺約八萬人。部隊缺額太多，名義上一個軍，實際上戰鬥力尚不及一個師。領餉者人多，作戰者人少，這是各戰區都有的通病。”

負傷的士兵，即便在戰場得到救助，轉送至傷病收容所，轉送至後方醫院，也未必能夠得到適當的醫療和護理。武漢會戰期間，位於南昌附近的後方醫院由於腐敗就遭到蔣介石的嚴厲批評。1938年7月19日，蔣介石手諭何應欽轉軍醫處：“據泰僕醫生報告，南昌附近各後方醫院腐敗情形（見另紙），你們軍醫處所為何事，竟致各醫院腐敗至此，使受傷者過如此地獄生活？不僅喪失你們醫生與職員人格，而是使國家受莫大羞恥，亦喪失國格，可痛之至。”[26]10月13日，蔣介石巡視傷病收容所，見傷病收容所污穢不堪，蔣介石嘆氣：“所長無識遊惰，苦我傷病，痛恨之至。”[27]

空軍是待遇最高的軍種，可是，就在首都重慶，就在重慶汪山空軍醫院，1942年12月5日，蔣介石來視察，竟然發現病人連禦寒的棉被都沒有。蔣介石很是憤怒，批評道：“際此嚴冬時節，病人尚無被毯，將何以禦寒？此非治病，而實加病也。該院與該主任住處，近在咫尺，何以不常往視察？航會工作何以如此腐敗？其尚得謂有人心乎？思之痛憤。”[28]蔣介石手諭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命令嚴懲醫院院長。

治病救人的醫院，連傷病員基本的生活保障都無法滿足，醫療與救護又能好到哪裏？因治療不良與腐敗而死於醫院的傷病員，是無法統計的。

抗戰期間，到底徵募多少了壯丁？有多少壯丁沒有補充到軍隊而是死走逃亡？補充到部隊的新兵不是犧牲在戰場，而是被虐待致死或逃亡又有多少呢？準確數字是不可能知道的。

蔣介石侍從室組長唐縱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徵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 [29]又根據1945年5月5日召開的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上何應欽所作的軍事報告：自抗戰迄今，共徵募壯丁13558493名，補充各部隊缺額11691210名。而戰後何應欽所著《日軍侵華抗戰八年史》中《抗戰期間各省歷年實徵壯丁人數統計表》的統計數據，抗戰八年全國各省實際徵送壯丁為14050521名。這應該是一個比較準確的數字，但這個數字是“徵送壯丁”，應當送到團管區或師管區的壯丁，不會包括在徵送過程中的死亡與逃逸者，因為送到者才可以計數。[30]

按照何應欽在1945年5月5日的報告，補充到各部隊的壯丁數額比徵募壯丁少了1867283人，這近200萬人去了哪裏？蔣介石指責兵役中的弊端：接兵官不領到足額新兵，且放任新兵逃跑，丟棄生病新兵，卻在歸隊覆命時候在軍隊駐地附近捉拉民眾充數。那麼這些在軍隊駐地附近被捉拉的壯丁自然不會包含在何應欽所統計的徵募壯丁總數中。

再算一個數字。

按照何應欽的《日軍侵華抗戰八年史》顯示：抗戰前陸軍182個師又46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又6個獨立旅，炮兵4個旅又20個獨立團，陸軍人數約170餘萬人。如果算上海空軍和軍事機關的軍事人員，在抗戰前國軍人數應該在200萬。1947年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發佈的《關於抗戰損失和日本賠償問題報告》中公佈：軍人作戰傷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作戰傷亡加上因病死亡數，抗戰期間軍隊減員數量為3650405人。抗戰前200萬兵員加上八年所徵募壯丁1400萬，扣除戰爭期間減員的365萬，戰後國軍數量至少應該1200萬。如果按照何應欽在1945年5月5日的報告中補充部隊缺額數1169萬算，戰後國軍至少也有1000萬。

戰爭結束時國軍有多少呢？根據1945年7月國民政府軍政部的統計，當時擁有280個步（騎）兵師、32個炮兵團，以及憲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特種兵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各戰區的挺進縱隊在內，擁有兵力422萬人。再加上各軍事機關的85萬人、軍事學校的16萬人，陸軍的總兵力為524萬人，加上海空軍國軍總兵力不會超過600萬。如此計算，按照補充到部隊的壯丁算，國軍至少有400萬人不翼而飛了，而按照徵募的壯丁算，有600萬壯丁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按照有據可查數據的計算，並不包括部隊自行徵募的壯丁和壯丁送達前的死亡和逃逸者，此二項是沒有統計的）。

國民政府國防部所屬戰史局的《抗戰史料叢編初集》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這個數據沒有對死亡與逃跑的新兵做區分。蔣夢麟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徐復觀也提出了同等數額的新兵大量死亡數。[31]曾任淮項師管區司令李昭良估計新兵死亡率達到50%，他回憶：“當時國民黨需要大量壯丁運入駐印中國遠征軍去訓練，我們也樂於把壯丁送到大後方去，這樣可藉機販運違禁品。我們徵的壯丁總是步行幾千裏由河南經湖北送到重慶，在重慶由補訓處接收空運昆明。1000人送到重慶能剩下500餘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的很少，絕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為儘管他們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幹部擔幾十斤私貨，又沒食物吃、沒鞋穿，一天趕幾十裏，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談不上醫治了。”[32]“滬州師管區補充團團長肖子榮、四十五補訓處的團長伍克明等，利用到雲南交兵的機會，各帶1萬斤川鹽到雲南販賣，全部用新兵肩挑背馱。……這些新兵在長途行軍中，由於負擔太重，過分疲勞，又吃不飽、穿不暖，大半在沿途病死。”[33]

抗戰期間損失的幾百萬壯丁，有多少死亡？有多少逃亡？已無從得知。

整個抗戰期間，由於徵募壯丁補充部隊中存在的種種弊端，種種慘無人道的行為，按照有據可查數據做最保守的計算，國軍至少損失了400—600新兵或者壯丁，這個觸目驚心的數字遠遠大於國軍在戰場上損失的320多萬。試問一句，到底是誰在消滅國軍？

附：蔣夢麟呈給蔣介石的有關兵役狀況的視察報告是這樣的：

  夢麟此次視察桂湘紅十字會醫務工作，道經貴陽至獨山，計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貴陽至鎮遠，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東來壯丁必經之道。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所見所聞，若隱蔽而不言，實有負鈎座之知遇。謹舉例上瀆，幸賜垂鑑：

  （一）落伍壯丁手持竹杖，髮長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東行，蓋其心必念家鄉也，沿途所見者十餘人。

  （二）在馬場坪見一落伍壯丁，年約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詢之，則以手劃地作“吾傷風”三字，問其自何來，曰：“宣化。”繼曰：“頭痛眼看不見。”遵囑同行醫生以藥物治之，並予以法幣十元。翌晨，見其已能立起。同地又見落伍壯丁倒卧街旁，以電棒照之，但略舉目，已不能言語，翌晨死矣。

  （三）在離龍里縣城一華里公路旁，午前十時左右，見一大黃狗在一死壯丁左臂大嚼。

  （四）渝築路上桐梓縣，在寓所後面院子裏見壯丁百數人正在訓練中，面黃肌瘦，食時，見只給兩中碗。旁觀有中央軍校畢業之李上校嘆曰：“天哪！這種兵怎麼打仗？唉！辦兵役的人啊！”

  （五）據黃平縣長雲：“有一湘人挑布擔過重安江時，遇解送壯丁隊，被執，堅拒不肯去，被毆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鄉人恐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蘇，送縣署，詢之，得知其實。”

  （六）黃平縣長檢得道旁卧病壯丁七人，送醫院治之，死其六，其餘一人病癒逸去。

  （七）據馬場坪醫生雲：“有湘人十餘人，挑布擔迤邐而行，近貴定縣，遇解送隊，數人被執，餘者逃入縣城報告。適一卡車至，持槍者擁湘人上車，向貴陽行駛。湘人賂之，被釋。方下車時，以槍擊斃之曰：彼輩乃遠兵也。”

  （八）據鎮遠紅十宇分會長雲：“分會有掩埋隊，見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將死而去斃者。”

  （九）韶關解來壯丁三百，至築只剩二十七人。江西來一千八百人，至築只剩一百五十餘人。而此百餘人中，合格者僅及百分之二十。龍潭區來一千人，至築僅餘一百餘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級文武官吏醫生教員，所言大致相同。

  （十）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鹹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思不及百分之十矣。

這份報告是民國三十年（1941年）七月寫的，據蔣夢麟記載，他把報告送到軍事最高當局收發室，但等了好久沒有迴音。蔣夢麟詢問陳誠，陳誠也不知，再找陳布雷，對此事也毫無所聞，陳布雷知道此事重要，面詢軍事最高當局，有沒有看見紅十字會會長的信？答説沒有。最後才得知，報告還擱置在秘書室。

據蔣夢麟記載：最高當局看了信以後，就帶一位極親信的人，跑到重慶某壯丁營裏，親自去調查，想不到調查的結果，完全證實了我的報告。於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員，交付軍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瞭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裏搜出了大量金條和煙土，於是依法把他判處死刑而槍斃了……過了幾天，軍政部長行了一角公文，送到紅十字會昆明辦事處來。內有最高軍事當局批示給軍政部長的話。現在我所記得的為：“役政辦法如此腐敗，某之罪也。但該部所司何事，腐敗一至於此，可嘆可嘆。”可笑的是軍政部的報告中竟説某處患病壯丁，已送醫院治療。某處被狗吃過的壯丁屍體，已飭掩埋。這些話真是牛頭不對馬嘴，壯丁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並無醫院，狗吃人肉早已吃完了，還要埋什麼呢？這真是“科員政治”的徹底表現了。[34]

[①] 鹿鍾麟：《國民黨兵役部的設置和“役政”》，載於《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7輯，1987，第1頁。

[②]《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8冊，台北國史館，2011，第240頁。

[③] 蔣介石：《對於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年7月21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第449-450頁。

[④] 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第294-297頁。

[⑤] [美]埃謝里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34-37頁。

[⑥]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下冊，商務印書館，1995，第641-642頁。

[⑦]《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台北國史館，2010，第54頁。

[⑧] 蔣介石：《目前兵役應改進之要點》，1940年3月20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7卷，第201-202頁。

[⑨] 蔣介石：《兵役人員之急務》，1940年12月15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7卷，第566頁。

[⑩] 蔣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1942年9月10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9卷，第281-282頁。

[11] 蔣介石：《革新兵役之根本精神與必循的途徑》1942年10月6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9卷，第327頁。

[12]《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7冊，台北國史館，2011，第218頁。

[13] 同上，第243-244頁。

[14]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8冊，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283-284頁。

[15]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8冊，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284-285頁。

[16] 鹿鍾麟：《國民黨兵役部的設置和“役政”》，載於《內蒙古文史資料》第27輯，1987，第10-11頁。

[17] 黃佔春：《我親歷的“徵兵”禍民種種》，載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第40頁。

[18] 張發奎：《張發奎將軍抗日戰爭回憶記》。台灣蔡國楨發展有限公司。1981，第79頁。

[19]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台北國史館，2005，第235頁。

[20] 蔣介石：《革新兵役之根本精神與必循的途徑》1942年10月6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9卷，第329頁。

[21] 蔣介石：《出席最高國防會議致詞》，1937年11月5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4卷，第649-650頁。

[22] 蔣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1942年9月9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9卷，第247頁。

[23] [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下冊，商務印書館，1995，第641-642頁。

[24]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兵役真相》載《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第67頁。

[25]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148頁。

[26]《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台北國史館，2010，第74-75頁。

[27] 同上，第432頁。

[28]《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台北國史館，2011，第25頁。

[29] 公安部檔案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羣眾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30] 何應欽：《日軍侵華抗戰八年史》附表十，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8月。

[31] 徐復觀：《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載於《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

[32] 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竇叢生的國民黨兵役》，載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第3頁。

[33] 趙璣：《國民黨軍政部兵役署內幕》，載於《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機構》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0頁。

[34] 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第298-3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