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史料中的“國府的抗戰”——蘇聯VS美國：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_風聞

蘇聯VS美國：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

在國民政府短暫的統治期間，兩次處境艱難的時候，都是蘇聯充當了“雪中送炭”的角色，而當國民政府形勢好轉，又都是美國做“錦上添花”，摘了桃子，成為國民政府親密的夥伴。當國民政府遇到第三次危機的時候，蘇聯和美國都拋棄了國民政府，於是，國民政府失去在大陸的統治，依靠台灣海峽才得以在島上苟延殘喘。

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後，1913年，國民黨人發起“二次革命”欲要推翻袁世凱，但二次革命失敗了，孫中山等人流亡海外。1915年，袁世凱黃袍加身要稱帝，並非國民黨人的蔡鍔帶頭髮起護國運動，袁世凱眾叛親離一命嗚呼。袁世凱死後，北京中央政權落入北洋軍閥段祺瑞、馮國璋等人的手中。1917年，孫中山藉助滇系和桂系等地方軍閥的勢力，在廣州成立軍政府，發起護法運動想要推翻北京政府，可是，滇系桂系軍閥只是想利用孫中山的聲望維護自己的統治，並不是真心幫助孫中山，在他們的排擠下，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1920年，孫中山藉助他一手栽培的陳炯明打跑了滇系桂系軍閥，重回廣州。可陳炯明與原來的滇系桂系軍閥一樣，並不想與強大的北洋軍閥作對，對北伐不感興趣。1922年，陳炯明發起叛亂，炮轟孫中山的非常大總統府，孫中山逃至永豐艦，第二次護法又歸於失敗。

頑強的孫中山可算是屢敗屢戰，但也是屢戰屢敗。孫中山希望得到列強的援助，可列強並不看好孫中山。“中山先生倡導護法以來，致力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援助，曾寄望美國，也曾結援日本。但美國態度冷淡，日本別有用心，均令中山先生失望。”[1]列強並不關心中國的革命，對列強來説，誰能幫助其攫取和維護他們的在華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孤立無援處於廣州一隅（當時國民黨政府連廣東都沒有實現全境控制）的廣州政府，在四周大大小小軍閥的環伺下，實在是可憐。

這時候，蘇聯向它伸出了援助之手。蘇聯派駐華特命全權代表越飛來到了中國，在與北京政府談判未果後，越飛南下赴上海與孫中山商談合作，答應為廣州政府的革命提供援助。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越飛發表聯合宣言：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熾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當時只有蘇聯不屬於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對中國伸出援手，贊助中國革命。這是中山先生由因應帝國主義對外政策，轉而為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關鍵。”[2]1923年8月，蔣介石率“孫逸仙代表團”赴蘇聯爭取援助。蘇聯對世界革命的援助政策是：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資上予以儘量援助，但不派蘇聯軍隊參戰。因此，“蘇聯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方式，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3]

1923年10月，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鮑羅廷來到廣州，擔任孫中山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到廣州後發現，國民黨組織極為渙散。據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澤如介紹，國民黨在廣州有30000名黨員，其中交納黨費的只有6000人。中共駐粵代表譚平山也向鮑羅廷反映，國民黨無任何組織可言，既沒有黨綱，也沒有章程，甚至沒有組織機構，“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4]

為改組國民黨，10月18日，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員，之後，正式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幫助國民黨改組。於是，鮑羅廷按照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方式着手對國民黨加以改造，從此，國民黨開始變得有戰鬥力了。

蘇聯的軍事顧問也來了。一百多名蘇聯的軍事顧問來到中國，他們以協助中國革命的“國際志願兵”名義來華，這是一批不需付酬的軍事顧問。黃埔軍校成立了，大批中國最進步的青年走進黃埔。隨後蘇聯援助的8000支步槍，400萬發子彈，以及一些機關槍和大炮也運到了黃埔。“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七月、十月、十二月，各有俄援軍火運抵廣州，計有步槍約二萬八千杆，機關槍九百零五挺，炮九十尊以及彈藥，另有飛機零件五十箱。又據《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的資料顯示，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莫斯科核准撥給廣東飛機十五架，採取商業交易形式，以六個月付款擔保。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五月六日、七月六日，均有俄艦運軍火來粵”[5]

“正是由於莫斯科分別提供經費或貸款來幫助創辦黃埔軍校、中央銀行和支持國民黨改組，提供武器彈藥裝備其軍隊，國民黨人才得以在粵、滇、桂等諸多小軍閥虎視眈眈下，在廣州牢牢地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孫中山對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強求援失敗之後，孫中山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國家，這無疑是他堅定地實行聯合蘇聯政策的關鍵所在。”[6]

國民政府開始變得朝氣蓬勃，自此，從屢戰屢敗走向屢戰屢勝。

1924年10月，平定商團叛亂。

1925年2-3月，第一次東征，打垮叛軍陳炯明的部隊。

1925年6月，回師平定劉震寰和楊希閔在廣州發動的叛亂。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了陳炯明的殘餘部隊，廣東成為北伐戰爭最穩固的根據地。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發動旨在消滅北京北洋政府的北伐戰爭。北伐軍從軍一級到師一級，幾乎都派有蘇聯顧問協助指揮。總顧問加倫將軍不僅親臨前線，而且多次乘飛機飛到敵軍陣地上空了解戰場情況。正是依照加倫所制定的作戰計劃，北伐軍迅速奪取了湖南和湖北，進而佔領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區。不到一年，國民政府已經佔有長江以南半壁江山。

北伐勝局已定，北京政府的垮台已經為時不遠。之前擺出“中立”、“觀望”姿態的西方列強，開始逐步調整同中國南北政權的關係。國民政府也開始對列強示好。

1926年8月20日，掌握國民革命軍實際權力的蔣介石在長沙發表對外宣言，認列強為友邦，宣稱：“中國之獨立，即世界之和平，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敢援此義，反覆聲明，其扶持正義，贊助我國民革命者，中正愛之敬之，如其有妨礙我革命運動者，中正攘之闢之。敢掬至誠，敬告友邦，謹此宣言，昭示天下。”[7]24日，蔣介石向外國記者表露，自己是國民黨員，不是布爾什維克。他身邊曾有俄國顧問15人，因為需要他們的幫助以及蘇俄的軍械與子彈；但是一到武昌，他就立即把他們清除出去。[8]

1926年9月下旬，美國公使馬慕瑞到達廣州，進行“非正式訪問”，成為國民政府成立後接待的第一位外國公使。國民政府北遷武漢後，美國再次派遣麥耶前去探訪。

1927年1月4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特提出一項議案，力主美國應援助和鼓勵中國建立一個鞏固的政權，能夠有效地統治全國各地。議案建議籲請美國總統立即同有權代表全體人民發言的中國政府談判，商訂“平等互惠”的新條約。

國民政府與美國逐漸接近，1927年2月15日，與廣州政府財政廳長孔祥熙過從甚密的美國人柯亨拜訪美國駐廣州總領事精琦士，向他説，蔣介石與鮑羅廷已嚴重不和，他們之間已經有了“多少是永久性的分歧”，蔣是恨俄國人的，他之所以與鮑羅廷合作，是因為他絕對需要蘇聯提供的軍火和財政援助，如果其他大國取代蘇聯提供這種援助，蔣立即就會與鮑羅廷決裂，制止其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暴力活動。[9]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開始清黨，6月22日，曾經獲得蘇聯巨大援助的馮玉祥國民軍也將共產黨人“禮送出境”，7月15日，汪精衞也在武漢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隨着清黨，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的蘇聯顧問也消失了。1928年2月6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寧漢兩方決議案，決議稱：“凡與聯俄容共政策有關之決議案，一律取消。”至此，聯俄政策正式宣告結束。

國民革命宣稱要打倒的帝國主義列強成為國民政府的友邦。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國民政府再一次陷入危機。在此緊要關頭，國民政府寄希望於得到親密友邦西方大國特別是美英的援助。

事變之初，蔣介石企圖謀求事變的和平解決，希望美英等國予以調解。7月12日，國民政府向美國政府作出試探，但美國政府認為，現今美國“以調處者的身份採取任何措施都為時過早，都是不明智的”，7月13日，英國向美國提出由英、美、法三國聯合調停中日衝突的建議，但美國答覆：美國國務院已經對中、日兩國使節強調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性，兩國可以通過“平行的但各自獨立的”做法保持合作。7月16日，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再次向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希望《九國公約》締約國採取行動，並稱，大國代表如能親臨現場將有利於制止日本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但赫爾發表聲明，不分是非曲直，要求中日“雙方自我剋制”，“通過和平談判與協商”解決爭端。[10]

8月30日，國民政府向國聯控訴日本違反《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和《九國公約》，對中國發動新的武裝侵略。9月12日，國民政府代表顧維鈞向國聯秘書長提出了申訴，要求國聯根據盟約第10條、第11條和第17條有關規定，宣佈日本是侵略者，並對日本採取制裁措施。13日，國聯開會，但國聯並未商討對日本製裁問題，而是建議《九國公約》締約國和在遠東有特殊利益的國家舉行會議、共同討論結束中日衝突的辦法。國聯大會既沒有對日本作任何制裁，也沒有給中國以任何實際援助，而是將問題推給了《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

召開《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的建議雖然是英國首先提出的，可英國並不積極。美國也不願充當會議的發起人和領導者。英美甚至都不願會議在自己的國家召開，最後好不容易才説服比利時充當東道主，會議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

10月19日，國民政府派顧維鈞為團長，組成出席《九國公約》會議的代表團。25日，國防最高會議第26次會議對中國代表團在會外活動應遵循的原則作了規定：“（一）繼續運動各參加國政府及社會，加緊對日一致之經濟壓迫（積極的排斥日貨、消極的不以財力物力幫助日本），務使國聯譴責日本之決議事實化。（二）向參加各大國請求戰費借款及軍械貸款，儘量予以滿意之條件。關於運輸事項，尤須隨時於中國以最大之便利。務使國聯不減少中國抵抗力並幫助中國之決議具體化。”[11]

1937年11月3日，《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在會議上，中國提出：會議要依據國際公法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原則，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給予日本以經濟制裁；英、美、法、蘇等國應不排除以軍事演習、示威等方式來顯示共同意志，向日本施加壓力；中國希望得到貸款、軍火等各種物資支援的保證。

英國政府反對制裁日本。布魯塞爾會議召開之前，英國首相張伯倫在10月13 日的內閣會議上説：對日經濟制裁，“不能保證日本不會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可能慫恿下進行某些報復性的進攻，例如進攻印度的某些石油供應，或進攻香港和菲律賓”。20日，他又在內閣會議上指出：布魯塞爾會議的宗旨應當是綏靖。21日，他在下院稱：“我認為，到這個會議上去談論經濟制裁、經濟壓力和武力，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是在這裏締造和平，而不是在這裏擴大沖突。”[12]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也不願帶頭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國，只是希望“以斡旋或調停的方式”使中日雙方達成“休戰”協定。法國不但不同意討論制裁問題，甚至還早在10月中旬就決定答應日本的要求，禁止軍用物資經滇越路運往中國——而英國也在1940年關閉滇緬公路，為此，國民政府甚至請求蘇聯對英國此舉表示反對。

布魯塞爾會議僅僅確認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建議日本停止行動。會議既沒有對日本作任何制裁措施的決議，也沒有給中國以任何援助。相反，日本看到了西方列強對它的縱容。會前，日本擔心它的侵略會受到列強的譴責。由於日本所需的石油、鋼鐵、鉛、錫，鋁、鋅等戰略原料主要是從英美等國進口的，故而，日本更害怕英美等國對其實行經濟制裁。但布魯塞爾會議使日本看到西方大國繼續推行“中立”、“不干涉”、“綏靖”政策，互相推諉，甚而討好日本，日本擴大侵略的氣焰更加囂張。正義沒有得到伸張，邪惡沒有受到制裁，英美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法西斯侵略的縱容和鼓勵。

蘇聯的在華利益在中國北方，而美英等國家的在華利益主要在南方，尤其是在上海。英國在中國投資的約八成、法國的約九成，意大利的七成、美國的六成以上都在上海。在通過外交手段謀求西方大國支持的同時，國民政府主動把戰火引入上海，企圖讓戰爭損害美英的在華利益以促使他們干涉中日之間的戰爭。

8月13日，國軍在上海主動發起淞滬會戰。對此，汪精衞曾問蔣介石：“這次中日戰爭發生在北方，怎麼上海也打起來了？如此豈不成了兩個戰場，我們的兵力夠使用嗎？”蔣回答：“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13]

為了得到列強的調停，淞滬會戰期間，蔣介石先後三次下令停戰，可並無結果。到淞滬會戰後期，中國軍隊處境越發困難，張發奎、白崇禧等將領建議撤退，利用已構築的吳福防線逐步消耗日軍。10月28日，在蘇州召集第三戰區師長以上官長軍事會議上，蔣介石講：“目前九國公約會議即將召集，倭寇顯已成為舉世所共棄的國家了！如果我們再能維持三四個月，則我們軍民的精神愈益發揚，我們國家的地位愈益提高，國際對我們的同情，愈益深切，而倭寇武力的破綻和其野蠻殘酷的暴行愈益表露於世，則國際形勢的轉變，將更不利於敵人！”[14]當晚的松江軍事會議上，張發奎等人提出應採取“持久消耗”戰略，但蔣介石卻採取了宋美齡的意見：“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衞一二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盡力固守上海”。[15]

8月25日，日本宣佈封鎖從上海到汕頭的中國海岸線，並宣稱在日本軍艦所控制的封鎖區內可以扣留外國的船隻並檢查貨物，對於船上所載被日本認為是走私的貨物，日本即可扣留並享有優先購買權。9月5日，日本又宣佈把封鎖範圍擴大到中國全部海岸。9月11日，英國政府聲明接受日本的此項決定。8月26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遭到日機掃射，身受重傷。11月11日，日本攻佔美英等西方國家在華經濟利益中心——上海。12月12日，日機炸沉了停泊在南京附近長江水面的美國軍艦“帕奈號”和三艘美國油輪，英國炮艦“瓢蟲號”也曾遭到日機轟炸。英美除了口頭抗議外，並未採取實際行動干預日軍。

正如蔣介石設想的那樣，日本的軍事行動的確損害了英、美、法等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但蔣介石並沒有得到他所希望的美英因利益受損而給予國民政府的援助。

至11月8日，眼見調停無望，蔣介石才下令軍隊西撤。淞滬會戰，中國軍隊在地理最不利的地方，動員軍隊70萬，與日軍打了三個月，付出了傷亡30萬人的代價，卻並沒有得到美英等西方大國對中國的援助。

1938年2月2日，蔣介石反思淞滬會戰：“去年最大之失着，為美國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説，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16]

國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美國提供貸款。在布魯塞爾會議期間，中國向英、美、法三國要求5億美元貸款，用來購買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品，遭三國拒絕。

1938年1月30日，蔣介石親自致函美國總統羅斯福，希望美國在經濟上物質上給予中國援助：“貴國於世界各國之和平與秩序，更於遠東國際之公平及和睦，向居領導之地位，就往事言，遠東如有不穩之情形時，美國無不及時予以有效之援助，至今思之，仍感於懷。……此次遠東大難之應付，各國均盼望美國之合作，誠以美國政府對於共謀國際和平與安全，向已公認為各國之前驅，中國鑑於中美間之非常友誼，在此併力奮鬥國家存亡一髮千鈞之時，其希望美國之援助，尤屬勢所必然，中正用敢重向閣下要請盡力設法，務使日本之侵略，能得從速終了，俾貴我兩國所確信之主義得以實現，吾人急迫之願望，為美國即於此時在經濟上及物質上予中國以援助，俾得繼續抵抗，至其他美國所可採之有效辦法，足使閣下意想中之最後解決，得以實現，則惟閣下之裁奪。”[17]

但美國並沒有接受蔣介石的請求，羅斯福婉言答覆道：“國會中立空氣濃厚”，“只可逐漸進行”。5月22日，蔣介石再次函請羅斯福對日本實行貿易制裁，“絕對禁運軍用材料及器具與日本，尤以鋼鐵與煤油為最”，“禁止日本重要產物之輸入，增加日本物產進口税率……禁止日本船隻駛入若干商港”，但仍無效果。[18]

抗戰初期，西方大國的政策表面中立而實質上有利於日本。

受孤立主義影響，美國製定有中立法，但它以中日之間沒有宣戰為理由，一直沒有對中日兩國實施中立法。1937年9月14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屬於美國政府的商船在進一步指示之前，不許運送任何種類的軍火、軍用品和軍事裝備去中國或日本……其他懸掛美國國旗的商船，在進一步指示之前，如企圖運送上述物資去中國和日本，一切責任和危險由自己擔負。這一聲明，顯然利於日本而不利於中國。中國沒有遠洋運輸能力，更加上海軍力量薄弱，實際上是被封鎖了海岸，斷絕了軍火來源；而日本實力強大，完全可以自由地將它所需要的物資運到國內。不利於中國的影響隨即出現，8月間中國向美國購買的19架飛機，正由美國輪船威契塔號起運至香港，中途被迫停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還要求香港政府，不準中國航空公司的美籍駕駛員離開香港前往中國，華盛頓方面對應聘擔任中國空軍教官的美國人，也拒絕發給護照。[19]受此影響，中美貿易鋭減，1937年上半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物資為11538萬元，下半年則跌至7347.3萬元。

但是，美國和日本兩國的貿易一直很興旺。

“自抗戰軍興以來，美國雖然對中國表示同情，但對中國的援助往往遲疑不決，甚且加上重重限制。反觀美國對侵略者日本的態度，確相當優容，惟恐對中國的援助行動或對日本的強硬反應，會刺激日本……中日戰爭期間的前四年，美國對日出口值高達對華出口值的四倍半。抗戰前日本工業用原料和半工業製品本身生產甚少，主要依賴國外輸入。中日戰爭前期，日本用以侵略中國的戰爭物資有百分之五十四是由美國供應。美駐日大使格魯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月致國務卿的信函中，指出日本對美、英、法三國出口貿易佔其總出口的百分之七十，均用以購買主要的工業原料……在艱苦抗戰中，中國企盼美國政府能對日實施禁運，以削弱日本的作戰力量……日本戰爭資源主要依賴美國的供應，美國實助長日本侵華的氣焰。”[20]

1938年日本進口貨一覽表（美元）

資料來源：諸坤《一九四一年的美日關係》載《東方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一號，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頁七四。轉自王正華《抗戰期間外國對華軍事援助》，台北環球書局，第200-201頁，百分比計算似有誤。

從1937年到1939年，美國對日本的出口總額為7.41億美元，佔其對亞洲出口額的26%以上，佔其總出口的8%以上。同期，美國從日本的進口額為4.92億美元，佔其從亞洲進口額的22%，佔其總進口的6.6%。美國在對日本出口總額中，軍用物資所佔比重逐年增加。1937年美國出口到日本的物資為28855.8萬美元，其中軍用物資佔58%；1938年，出口日本的物資為23957.5萬美元，其中軍用物資佔67%；1939年，“現購自運”法案通過前後，美國出口日本軍用物資激增為近1.87億美元，約佔美國對日本全部出口額的86%。日本是一個戰略資源匱乏的國家，它發動侵略戰爭所需的戰略物資大部分購自美英等西方國家。1932年以後，日本每年從美國進口的戰略物資在其戰略物資進口總額的比重是：廢鋼鐵佔90%，鉛佔45%，銅佔60%，鋁佔18%，石油和石油製品佔65%。1938年，美國出口戰略物資竟佔日本全部消耗額的92%。英國是日本的第二個戰略物資供應國，1938年，它輸往日本的戰略物資佔日本戰略物資進口總額的20%左右，其中軍事物資佔17%。英國的船隻還租給日本作軍事運輸之用。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美國賣給日本的軍火價值5億美元，相當於日本所使用武器彈藥價值的1/2以上。[21]

是西方大國，尤其是中華民國的親密友邦美國從資源上支撐着侵略中國的日本。美日貿易對中國危害之深，以至於蔣介石請求斯大林幫助促使美國廢除美日商約。[22]

在國民政府最艱難的時候，又一次是蘇聯充當了“雪中送炭”的角色。

“七七”事變一爆發，國民政府就先後派軍事委員會的沈德燮和軍委會參謀次長楊傑赴莫斯科商洽用蘇聯貸款購買蘇聯軍火事宜，很快，中蘇就達成貸款協議和購買軍火訂單。從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間，蘇聯先後向中國提供三筆貸款，共計2.5億美元（其中1938年3月一筆為5000萬美元，1938年7月一筆為5000萬美元，1939年6月一筆為1.5億美元）。三筆貸款年息3%，用於向蘇聯購買中國急需的飛機、大炮、坦克及其他軍需物資，中國以茶、羊毛等農副產品和錫、銻、鎢等工礦產品償付。據李嘉穀的《評蘇聯著作中有關蘇聯援華抗日軍火物資的統計》一文確認：從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蘇聯向中國提供飛機92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轟炸機318架，驅逐機562架，教練機44架），坦克82輛，牽引車602輛，汽車1516輛，大炮1140門，輕重機關槍9720挺，步槍5萬支，子彈約1億8千萬發，炸彈31600顆，炮彈約200萬發，以及其他軍火物資。[23]

1938年5月，因德國下令召回在華軍事顧問，正在莫斯科訪問的立法院長孫科建議蔣介石改聘蘇聯軍事顧問。6月2日，蔣介石電駐蘇大使楊傑，讓他請求斯大林派軍事顧問來華協助中國抗戰。[24]蘇聯方面先後派遣了德拉特文、切列潘諾夫、卡恰諾夫和崔可夫等，以駐華武官身份來華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到1941年初，蘇聯在華軍事顧問人數達到140人。從1937年底到1939年2月中旬期間，蘇聯派往中國的軍事顧問和專家有3665人，他們分別在國民政府軍隊的總參謀部、各軍兵種，各戰區司令部工作，幫助制訂作戰計劃、訓練、演習等。[25]“當時蘇聯派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均經過嚴格挑選，他們擁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及軍事理論素養，主要任務為協助中國軍隊戰術上的訓練與現代化武器的使用。”[26]

1937年12月， 蘇聯還向中國派遣700名飛行員和技術人員，組成航空志願隊，直接參加了武漢、岳陽、杭州、南昌、南寧和廣州等地的空戰，轟炸或配合陸軍作戰。轟炸機大隊長庫裏申科、驅逐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等200多人，均犧牲在中國對日作戰中。至1939年底，有2000名蘇聯飛行員派至中國。而在此期間，蘇聯還幫助中國在伊犁、蘭州、綏寧、成都等地開辦空軍學校，由蘇專家擔任教員，幫助培訓的飛行員、領航員和其他各種航空技術人員，則達到8354人之多。[27]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也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構成威脅。蘇聯在遠東的兵力從1931年的6個師，增加到1937年的20個狙擊師，另外還有3個騎兵師，以及部分海軍。到1938年7月，蘇聯又進一步把“特別遠東紅旗集團軍”擴編為“遠東紅旗方面軍”，下轄兩個集團軍，增加官兵105800人，軍事撥款也比1937年增加近一倍。強大的紅軍駐紮在蘇聯遠東地區，迫使日本也不得不在中國東北地區配備重兵，這就牽制了日軍在中國其他戰場兵力的配置，從而直接或間接地支援了中國的抗戰。1939年9月22日，蔣介石在致斯大林的電報中説：“自中國抗戰以來，日本之未敢以全部兵力加諸中國者，實由貴國在我東北邊境牽制之力為多。”[28]

早在抗戰全面爆發以前，中蘇關係就開始緩和。1934年10月，國軍奪取了中共的中央蘇區，剿共取得重大勝利，蔣介石就派蔣廷黻訪問蘇聯，瞭解蘇聯對日態度。1935年，日本在華北對國民政府步步緊逼，逼迫國民政府簽訂“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打算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蔣介石渴望得到蘇聯的幫助，7月4日，孔祥熙秘密拜會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想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10月18日，蔣介石親自秘密會見了鮑格莫洛夫，明確提出希望和蘇聯簽訂一個軍事協定。[29]12月14日，蘇同意與中國談判。得到蘇聯肯定的答覆後，23日，蔣介石派陳立夫化名李融清，以駐德大使程天放隨員的身份，轉道柏林去莫斯科與蘇聯談判軍事互助協定問題，但由於消息泄露，陳立夫輾轉於歐洲各地最終未能到達莫斯科。

為讓中國減少內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全力對抗日本，蘇聯要求中共放棄反蔣政策。1936年7月23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明確指出：“在中國的任務，現在不是擴大蘇區和發展紅軍，而是尋找機會，尋找途徑和尋找適當的口號、適當的方法，使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聯合起來抗日。”[30]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併發出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電，提出：在中國目前應當主張建立統一的中華全國民主共和國，主張在普選的基礎上召開中華全國議會和成立中華全國國防政府，蘇區應準備加入統一的中華全國民主共和國，參加全國議會，並在自己的區域內實行民主制度。[31]

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這個協定顯然是針對蘇聯的。蘇聯政府感到有可能被迫在東西兩面作戰，因此，拉攏國民政府牽制日本以避免兩線作戰成為蘇聯的當然選擇。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蔣介石被扣留後，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長，他致電國民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讓其去“請求蘇聯出面協助平安釋放”蔣介石。蔣廷黻隨即拜會了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會談中，蔣廷黻請求蘇聯出面協助解決西安事變，他説：“張學良及其同黨都很信任蘇聯，如果莫斯科能夠表示一下，對事變的解決必然很有幫助”。[32]

對西安事變，蘇聯一開始就持有明確反對的態度，聯共（布）召開會議，建議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給中共發電，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政府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莫洛托夫曾直言不諱地説，由於在西安事變中蘇聯的干預有利於蔣介石，所以，莫斯科希望這一行動將會帶來中蘇關係的改善。[33]

1937年3月11日，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再度向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提議簽訂中蘇互助協定，李維諾夫則希望締結有中、蘇、美、英、日等國參加，而以中蘇為核心的太平洋地區公約。[34]顯然，蘇聯更希望通過共同安全機制來保證蘇聯的安全。4月初，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國民政府表示蘇聯願意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援助。蘇聯方面提出：兩國政府應首先開始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如果太平洋公約不能簽署，蘇聯也願意考慮締結蘇中兩國互助協定。

日軍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7月下旬，國民政府向蘇聯提出兩項請求：一是增加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包括向中國提供1.5億元貸款；二是中蘇兩國簽訂互助條約。陳立夫還解釋説，中方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是因為“日本的目的是佔領中國北方各省”。然後，日本將利用中國北方“作為侵蘇戰爭的策源地。”[35]

但蘇聯還是堅持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條約規定：雙方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另一方在衝突期間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一方。[36]

蘇聯並不想與中國簽訂互助條約而只同意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是擔心中蘇互助條約有可能把蘇聯拖入對日戰爭。和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在對華關係上就比較進退自如，既可以在實際行動上援助中國，又不受互助條約的制約。中蘇雖未簽訂互助條約，但實際上，蘇聯給予中國巨大的援助，在戰爭的前兩年，幾乎是蘇聯一國在支援着中國的抗戰。

在當時中國處於極端困難的國內外形勢下，這是蘇聯給予中國抗戰以政治上、道義上和外交上的重大支持。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對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説：“蘇聯和中國本來在近年任何時候都可能締結這個協定，卻偏要選擇這個特殊的時機和特殊的局勢來簽訂，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37]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迅速斷絕了同日本的貿易關係，並禁止向日本出口軍事戰略物資。蘇聯還在一切國際場合聲援中國，如在9月10日召開的國際聯盟行政院第九十八次會議和13日召開的國聯大會上，英、法等國的代表態度曖昧、不敢仗義執言，是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態度鮮明地譴責日本侵略，支持中國要求。蘇聯還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通過集體制裁和共同援助的方式來遏制日本的侵略。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的第二天，國民政府即派以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傑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商談購買武器事宜。很快，大批的蘇聯軍火運往中國，“在1937年下半年，大規模的武器運往中國，為中國裝備了24個師的軍隊。這些交易在貸款的具體協議尚未簽訂時就實現了。”[38]

單純的援助並不能讓國民政府滿意，蔣介石最期待的是能與蘇聯簽訂軍事互助協定，蘇聯直接出兵，幫助中國作戰。蔣介石曾多次請求蘇聯出兵參戰。在淞滬會戰中，中國軍隊損失慘重，南京即將不保，1937年11月26日，蔣介石致電楊傑囑其向斯大林請求出兵：“我屢次得到您的援助。在中國的這一困難時期，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刻，我再次斗膽向您提出下列衷心的請求。為了中國人民的生存，出於國際義務，中國正與日本侵略者進行着堅決的鬥爭。現在，中國軍隊在最大限度地做出最後努力的同時，在進行着撤退，但仍保衞着南京。我希望友好的蘇聯將給予中國重大的援助。如果此時此刻為挽救東亞的危險局勢您決定派出您的部隊，那麼這一決定將加強中蘇之間永遠合作的精神。上述一切完全有賴於您，也只有您能解決。”[39]

蘇聯從自身利益考慮，卻不願意直接出兵同日軍作戰，只能在人力物力上盡力援助中國。蘇聯雖沒有主動出兵作戰，但在東北與日軍的局部衝突中，堅決還擊。在1938年的張鼓峯事件和1939年的諾門坎事件中，蘇軍給予日軍以沉重的打擊。

在抗戰前期，只有蘇聯大力援助中國，為此，1938年5月5日，蔣介石致電斯大林與蘇聯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中國對日抗戰，迭承儘量援助接濟，俾戰局克以支持，迄今敵人消耗甚巨。不獨私衷感激靡量，即全體將士與民眾，對貴國仗義相助，抑強扶弱之厚意，均表示無限之欽佩與感激。”[40]1939年8月26，蔣介石又親筆寫信給斯大林表示感謝：

斯大林先生：

您6月19日的親筆來信收到了。為崇高的友誼向您表達無限的謝意。

對於我們在艱苦的條件下進行保衞戰爭的、處於孤立狀態的軍隊來説，蘇聯是惟一為解放被壓迫民族而鬥爭的國家，自始至終被寄於真誠而熱切的期望的國家，而且是您親自領導着全世界保衞和平事業的鬥爭。

在爭取民族解放鬥爭將要取得的勝利中，全中國各民族永遠不會忘記貴國的真誠援助和在為伸張正義的鬥爭中您的卓越領導。

蘇中兩國的偉大人民對於維護全面和平和正義負有同樣責任。

我深信兩國之間的合作將日益加強，侵略者最後失敗的日子定會到來。

我惟一的願望就是：與您一道，通力合作，儘快促其實現。

謹以此信作復，並祝健康！

蔣中正親筆

                                     8月26日[41]

1941年6月22日，550萬德軍對蘇聯發動進攻，蘇德戰爭爆發，蘇聯也陷入了巨大的危機，自顧不暇，再也無力大規模援助中國。

1938年10月，廣州和武漢相繼失守，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政府度過了它最艱難的時刻。

第一批美國借款來了。1939年2月8日，中美簽訂借款合同，中國以桐油作為借款擔保，借款額為美金2500萬元，年息四釐半，期限為五年，該款只可用於購買美國農產品及工業品，而不能用於購買飛機、軍火。國民政府非常感激美國的援助，駐美大使胡適在謁見羅斯福時，一再表示有救命及維持體力的作用，也是心臟衰弱時一針強心劑。[42]6月23日，美國首批物資卡車（用於借款擔保物桐油的運輸。）510輛，軍布200噸，到達海防內運。[43]

桐油借款杯水車薪，中國亟待美國再次提供財經援助。1939年12月，蔣介石致電羅斯福，希望予以現金借款，羅斯福表示：“餘保證無論何時，美國政府皆願提供適宜而實用之援助。”[44]1940年1月，美國國會將進出口銀行對外借款額度增至10000萬美元，每一國家借款限制不得超過3000萬美元，而中國的桐油借款2500萬美元，僅餘下500美元額度，無濟於事。經胡適與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光甫多方奔走，4月20日，滇錫借款終於得到美國政府的同意。借款規定：“一、借款總額美金二千萬元，利率定為年息四釐，由中國銀行擔保；二、擔保品為中國一號九九純錫四萬噸；三、所得貨款用以購買美國農產品及工業品，惟如有一九三九年中立法案所禁運之軍械、火藥及軍用品等，不得動用此款支付。”[45]

隨着日本在遠東地區對美國的威脅越來越大，美國逐漸加大對中國的援助。1940年10月，美國同意以鎢砂作抵，借給中國2500萬元美元貸款。1941年2月，美國答應以五金礦砂作抵押借款美金5000萬元。上述四筆借款共12000萬美元。

1940年9月，日本進佔越南北部。9月27日，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簽訂軍事同盟條約，日本在遠東對美國的威脅越來越嚴重。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和英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9日，中國對日宣戰，中國不再是孤軍奮戰，可想而知，來自經濟實力無與倫比美國的援助將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國。

蘇聯的援助就顯得不再那麼重要了，何況此時蘇聯亦自顧不暇。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回國，由古巴列維赤代理總顧問，至6月，在華服務已滿一年以上的顧問還有51位，正待新任總顧問來華商辦續約的時候，6月9日，蔣介石批示：“凡未經中國政府邀請者，不能由蘇俄擅自遴員接換，以後中國如需要顧問時，必由中國自動要求，如未有要求，則不能派員接替也。”[46]

蘇聯的“雪中送炭”與美國“錦上添花”皆是基於他們自身的利益，基於當時的國際關係。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一個全新政權的出現破壞了原有的舊秩序，西方大國就希望把這個異類扼殺在搖籃中，他們對蘇聯發起了多次武裝干涉，但均遭失敗。一個新生的政權也希望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求得一個安定的發展環境，在西方大國的敵視中，蘇聯只有把目光轉向那些弱小的國家，因此，蘇聯頻繁向中國示好。親英美的北京政府沒有接受蘇聯的秋波，蘇聯才把目光轉向了南方的國民政府。1923年，蘇聯特使越飛是在和北京政府外交談判中受挫，才南下上海與孫中山洽談合作的。蘇聯扶植國民政府是為了培植一個親蘇政權，但讓蘇聯沒想到的是，國民政府羽翼一豐就開始反蘇，中蘇關係隨即惡化。三十年代，法西斯政權上台，德意日法西斯政權既對英美法等國構成威脅，他們也同樣威脅着蘇聯。夾在當年列強分化的三方勢力（蘇聯、美英法、德意日法西斯）中，是那些小國弱國，而這些小國弱國基本上親近英美的，東方如中國，西方如波蘭和捷克等國。戰爭氤氲籠罩下，英美法希望德意日能夠先消滅了蘇聯，以實現自己當年的願望。而蘇聯則希望建立集體安全機制來保證自己的安全（蘇聯大概不敢奢望德意日先進攻英美法，畢竟自己是一個另類，而他們在價值觀上屬於同一陣營的）。德意日則利用雙方這一心態，先進攻那些親英美法的小國弱國以壯大自己。於是，在歐洲，面對希特勒德國的軍事擴張，英法袖手旁觀，任憑德國吞併捷克，與蘇聯瓜分波蘭；在亞洲，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之後全面侵華，美英也是隔岸觀火，置之不理。他們看到的形勢是：當德國佔領波蘭，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對蘇聯已經構成東西夾擊的態勢，德日兩軍東西對進消滅蘇聯已經為期不遠。而蘇聯，為了自身安全，一方面尋求建立集體安全機制，希望與美英法聯合對付德意日；另一方面對被德意日侵略的國家施以援助，以拖住德意日的軍事力量，比如援助中國，或趁火打劫，瓜分小國壯大自己，比如和德國瓜分波蘭。

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蘇聯支援中國並不奇怪，其目的是為了讓中國有力量能夠拖住日本，所以，它要求中共停止反蔣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並給予國民政府在資金和人力以及軍事上的巨大援助；

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蘇聯和德國瓜分波蘭也不奇怪，蘇聯通過與德國瓜分波蘭，把國境線往西推進幾百公里，加大了自己的戰略縱深，讓自己更安全；

在這種國際形勢下，美英法面對中國和捷克波蘭等弱國小國遭受日德的侵略袖手旁觀也不奇怪，他們期望德日的下一步行動——消滅蘇聯，何況德日一直有東西合擊蘇聯的打算。

人算不如天算，狡猾的德國，佔領波蘭後並沒東進，而是把戰爭的矛頭首先指向了英法；在遠東，日本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放棄北進計劃，偷襲珍珠港，把美國和英國拉到了東亞和太平洋戰場。

蘇聯和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或者對日本的縱容，是基於他們自身的利益。對於正在遭受侵略的中國而言，危害是現實的，能得到援助還是應該感謝蘇聯和美國，畢竟，日本對蘇聯只是構成威脅而沒有現實的侵略，而美國實力強大，對中國的需求顯然小於中國有求於美國。

[1]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台北環球書局，1987，第95頁。

[2] 同上，第95頁。

[3]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第22頁。

[4]《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367-370頁。

[5]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台北環球書局，1987，第97頁。

[6]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第21-23頁

[7]《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台北版，1926年8月20日條。

[8]《長沙郵政分局郵務總辦致北京郵政總局函》，1926年8月27日，《北京郵政總局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9]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58頁。

[10] 李巨廉、王斯德：《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獻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第3頁

[11]《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全宗18卷，卷號128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2] [英]張伯倫：《為和平而鬥爭》，倫敦1939年版，第42頁。

[13] 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載《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47輯，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頁。

[14] 蔣介石：《以光榮的犧牲求最後的勝利》，1937年10月28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4卷，第635頁。

[15] 張發奎：《張發奎將軍抗日戰爭回憶記》，台灣蔡國楨發展有限公司，1981，第13頁。

[16]《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台北國史館，2010，第127頁。

[17] 蔣介石：《致美國羅斯福總統函希望美國在經濟上物質上給予中國有效之援助》，1938年1月30日，載於《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37卷，第167-168頁。

[18] 郭榮趙編譯：《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第39，80-82頁。

[19]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台北環球書局，1987，第191頁。

[20] 同上，第198-200頁。

[21] 王繩祖：《國際關係史》第五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第206-207頁。

[22]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二)，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第426頁。

[23] 李嘉穀：《評蘇聯著作中有關蘇聯援華抗日軍火物資的統計》，載《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第231頁。

[24]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二)，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第341頁。

[25] [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2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第117-119頁。

[26]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台北環球書局，1987，第128頁。

[27] [蘇]杜實斯基：《1937-1945年的蘇中關係》，莫斯科思想出版杜，1980，第100-102頁。

[28]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二)，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第347頁。

[29] 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電報，1935年10月19日，載《近代史資料》第79 輯，第219-222頁。

[30]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1936年7月23日，轉引自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第55頁。

[31]《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8月15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2]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第207頁。

[33]《中美關係資料彙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第139-140頁。

[34]《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與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的談話記錄》，1937年3月11日，載《近代史資料》第80輯，第186-187頁。

[35] [蘇]米羅維茨卡婭：《國民黨對蘇戰略》，莫斯科1990年，第193頁。

[36]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二)，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第328-329頁。

[37]《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1卷，華盛頓1943年版，第360頁。

[38] 程天放：《中蘇關係史》，華盛頓公共事務出版社，1957，第211頁。

[39] 沈志華：《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709-710頁。

[40]《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台北國史館，2010，第471頁。

[41] 沈志華：《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717頁。

[42]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四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第27頁。

[43]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三冊，三聯書店，1957，第1124頁。

[44]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一)，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第260-261頁。

[45]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三冊，三聯書店，1957，第1151-1157頁。

[46]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二)，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第396-3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