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史料中的“國府的抗戰”_誰都不想打（下）_風聞

誰都不想打（下）

五   暗渡陳倉——日汪重光堂會談

高宗武從日本回到香港，不敢回漢口去見蔣介石，遂派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癢攜帶此次赴日報告到漢口，將報告交給周佛海。周將報告送給汪精衞，汪精衞看到報告中有日本參謀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為吃驚，他立即將報告交給了蔣介石。據陶希聖回憶，汪精衞曾對他説過：“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1]](https://undefined)汪精衞話雖如此，實則與周佛海等人決心撇開蔣介石，揹着他單獨與日本接洽“和平”。

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初，汪精衞就鼓吹和平。8月3日，汪精衞發表廣播講話，強調“大家要説老實話”。他本人的老實話是：“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格局來。”他的老實話意思是“和”只是暫時吃虧而已，事後可以“有所以抵償”，而堅持“戰”，就會“敗個不已”。[[2]](https://undefined)周佛海與汪精衞持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較，趕不上他”，國際上“對於中國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沒有實際的援助”。[[3]](https://undefined)汪精衞是主和派的首領，周佛海為汪精衞的心腹智囊，為其叛國投敵出謀劃策，“低調俱樂部”則成為他們進行“和平運動”的基幹力量。周佛海住宅花叢下有一地下室，比較堅固，戰事一起，很多人都去周府，逐漸聚集一批主張對日和平的羣體，如周佛海、顧祝同、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低調俱樂部”成員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

高宗武從日本回來後肺病復發，於是提議讓梅思平接替自己與日本方面密談。1938年8月29日，梅思平與松本重治在香港首次會面，就“和平”、“撤兵”等問題進行詳細交談。至9月4日，他們連續進行了五次會談，對中日和平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難題均事先交換了意見，如關於承認偽滿洲國、撤兵所需要的時間及劃定例外的駐兵區域、如何消除抗日排日的宣傳和教育等問題。這次會談為日汪雙方正式談判勾畫了一個清晰的輪廓，把日汪勾結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10月22日，梅思平從香港返回重慶，向汪精衞彙報了同日方商談的結果。汪精衞認為“和平運動”的前景不錯，經與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密商，決定派高宗武和梅思平為中方談判代表，正式與日方展開交涉。

11月12日，高宗武和梅思平到達上海，住進經日方代表精心安排的位於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自11月12日晚到14日晚，二人與日本方面代表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會談了整整兩天，會談核心內容是商量汪精衞能夠接受的“和平”條件和汪精衞逃離重慶的詳細辦法。

11月15日，今井武夫帶着與高宗武、梅思平兩人達成的秘密協定草案，回東京彙報。由於談判進展巨大，陸軍省決定派遣軍務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本部派遣今井武夫作為日方代表負責這項工作。11月18日，今井武夫等人乘飛機返回上海。次日開始，雙方在重光堂舉行正式會談。由於在預備會議中雙方已就重大問題達成一致，所以正式會談僅對協議文本詞句做了簡單修改。20日晚上7點，影佐禎昭、今井武夫代表日方，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方正式在《日華協議記錄》、《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上簽字蓋章，同時還達成一項《日華秘密協議記錄》。

日華協議記錄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方面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兩人與中國方面高宗武、梅思平兩人達成如下之協議：

第一、日華兩國共同排斥共產主義，同時把東亞從各種侵略勢力中解放出來。為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場，處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關係，取得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成果，並加強聯合。為此，議定下列條件：

第一條 締結日華防共協定。

其內容以日德意防共協定為基準，取得相互協助，並承認日本軍防共駐兵，以內蒙地方為特殊防共地區。

第二條 中國承認滿洲國。

第三條 中國承認日本人在中國國內居住、營業之自由；日本承認廢除在華治外法權，並考慮歸還日本在華租界。

第四條 在平等互惠的原則基礎上，日華經濟提攜，承認日本的優先權，以達到密切的經濟合作。特別是在開發和利用華北資源方面，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條 中國應補償因事變而造成在華日本僑民所受之損失，但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第六條 本協定規定以外的日本軍隊，於日華兩國恢復和平後，立即開始撤退。

但隨着中國國內治安的恢復，兩年以內全部撤兵完畢。在此期間，中國保證治安之確立，駐兵地點經協議後決定之。

第二、當日本政府發表上述解決時局之條件後，汪精衞等中國方面同志應立即聲明與蔣介石斷絕關係；併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共同發表日華提攜及反共政策的聲明，同時俟機成立新政府。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

一、第一條防共駐軍，是為確保內蒙及聯絡線，而在平津地方駐紮日本軍。

    又，其駐紮期限即為日華防共協定的有效期限。

二、第四條所謂之優先權是指與其他國家同一條件下，對日本提供優先權之意。

三、日本協助救濟因事變而造成的難民。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日華秘密協議記錄

日華兩國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加強善鄰的團結，約定今後實行下列各款：

第一條 日華兩國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各自實施親日、親華教育及政策。

第二條 日華兩國對蘇維埃聯邦設置共同宣傳機構，並締結軍事攻守同盟條約，平時相互交換情報。為確保內蒙及其聯絡線，日本軍於必要之地區、中國軍於新疆駐紮軍隊，互相協力，在戰時實行聯合作戰。

第三條 日華兩國合作，使中國逐步從東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此共同努力，研究採取必要的措施。

第四條 日華兩國以復興東洋經濟為目的，進行經濟合作，其具體辦法另行研究。

又，在中國以外的南洋，以同一原則實行經濟合作。

第五條 為實施上述條款，日華兩國設置必要的委員會。

第六條 日華兩國儘可能努力使亞洲其他各國參加本協定。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4]](https://undefined)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於11月26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衞、周佛海彙報。汪精衞猶豫再三，但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説下，最終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12月18日，汪精衞從重慶出走越南河內，在河內發表投敵的“豔電”，叛國投敵淪為漢奸。

六波詭雲譎——誰站在軍統的背後？

1938年10月間，曾經加入過孫中山同盟會、已經退出日本政壇的元老級人物萱野長知到香港，與軍統在香港的鄭東山接洽，表示自己能代表日本中央，希望中方能派大員如孔祥熙、張羣、居正等前來與之談判，且須軍統鄭介民陪同。得到鄭東山的彙報，10月15日，戴笠向蔣介石請示：“茲事關係重大，該員所請先派鄭介民秘密赴港試與商談一節，是否可行，理合轉呈鑑核。”[[5]](https://undefined)蔣沒有同意，於是戴笠派杜石山到香港與日方聯繫。1939年3月4日，蔣介石致電軍統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 3月16日，宋美齡蒞臨香港指導。[[6]](https://undefined)17日，軍統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方萱野長知在香港大酒店350號房間開始交涉。

雙方商討出七條：

1、平等互讓；

2、領土（完整）主權（獨立）；

3、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

4、撤兵；

5、防共協定。

6、經濟提攜；

7、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7]](https://undefined)

宋美齡認為：“此種條件，何能提出於國防會議耶！如能辦到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當時時記住。蔣先生可以提出國防議者，即可成功。”[[8]](https://undefined)18日，杜石山將七條電告蔣介石。19日，蔣覆電稱，得“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字便可，餘請商量改刪。關於“防共協定”，宋美齡及蔣介石都表示以密約辦理。

3月29日，日本前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參加談判。小川平吉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即要求蔣介石將“容共抗日”改為“排共親日”，首先討伐共產黨，然後實行局部停戰，同時開始“和平交涉”。[[9]](https://undefined)

小川平吉的意見轉到重慶，蔣介石提交嫡系幹部會議討論。但此事為中共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緝主和人員”，要蔣履行西安抗日約言，不得中途妥協。桂系聲稱：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10]](https://undefined)

此時，汪精衞降日活動已有進展。東京確定實行“倒蔣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聲明：將扶持汪精衞成立中央政府列為施政方針。於是，萱野長知在10月13日離開香港，日蔣交涉停頓。

正如日本人齋藤所説“從上到下全是匪徒和被打敗了的散兵遊勇”的那樣，汪精衞集團在國民黨內部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投敵之前預想的雲南四川等軍閥響應也沒有出現，因此，汪精衞集團並沒有實力實現中日和平。鑑於汪精衞集團難成氣候，1939年底，日本重新確立了同蔣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蔣介石侍從室親信幕僚唐縱在其日記這樣記載：雨農（戴笠）説，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尋求中央路線講和，據敵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談判，汪逆可以棄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徵四郎）可親來重慶”。[[11]](https://undefined)

從1939年底到次年9月，在近一年的時間裏，中日雙方又一次秘密接觸。此次談判，日方稱之為“桐工作”。關於桐工作過程，日方談判代表今井武夫在其《今井武夫回憶錄》裏有詳細記載：

1939年底，日本駐香港特務機關長鈴木卓爾中佐通過其朋友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提出，要會見當時住在香港的宋子良。宋子良是宋美齡的胞弟，時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宋子良以需要經哥哥宋子文的同意為由拒絕鈴木的要求，但不久，宋子良主動答應見面。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2月3日，宋子良與鈴木卓爾三次會面。宋子良向鈴木卓爾表示，自己可以通過姐姐宋美齡向蔣介石傳遞日方信息。鈴木卓爾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板垣遂令高級參謀今井武夫大佐赴香港與中方接洽。

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到香港，15日，雙方初次會面，今井武夫認出張治平。當年，在今井武夫擔任日本駐北平大使館助理武官的時候，見過時任新聞記者的張治平，但對於宋子良是否真是本人，作為情報專家的今井武夫有所懷疑。宋子良表示：日華兩國政府在正式和平會談前，希望在2月底首先在香港舉行兩國私人名義代表各三名的圓桌預備會議，對和平條件進行商討。宋子良還稱：重慶政府對此次秘密討論寄予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攜帶着委任狀。另外，宋美齡也準備來香港，從側面給以援助。今井武夫認為暫且依照張治平所説，相信宋子良真是本人，即便不是，有重慶政府的委任狀，那麼，能夠抓住與重慶政府聯絡的線索，對方的建議也是可以接受的。

2月16日，今井武夫離開香港，17日返南京，向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作了彙報。19日，今井武夫秘密去東京，向閒院宮參謀總長和畑俊六陸軍大臣分別作了彙報。同參謀總部和陸軍省協商後，決定同意中國方面所提出的召開圓桌預備會議的方案。日方決定由大本營派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和今井武夫以及鈴木卓爾三人為談判代表。日方為“桐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電文暗語：“桐工作”稱為“原油交易”，日本稱為“大和商會”，蔣介石稱為“上田”，汪精衞稱為“松本”等等。

3月7日，雙方開始會談。中國方面談判代表除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和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的章友三，侍從次長陸軍少將張漢年為預備委員並負責警衞，張治平為聯絡員。日方代表出示了陸軍大臣畑俊六的證明書，中國方面只有陳超霖、章友三兩人出示了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羣的證明書，但宋子良未提供身份證明。相互證實對方的身份後開始進行討論。

中方代表提出：由重慶啓程前，蔣介石特別強調了下列三點：一、必須得到日軍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方的和平條件；三、要在絕對秘密中進行會談。中方代表還表示，重慶政府高度重視這次談判，除派蔣夫人宋美齡於3月5日來香港指導談判，還特設聯絡組，每日往返香港重慶向蔣介石彙報。

中日雙方在“承認偽滿洲國”、“在華駐軍”和“如何處理汪精衞”等問題上爭論不休，中方提出要以處理汪逆為正式談判的先決條件，日本則堅持停戰後重慶政府要與汪精衞合作。

談判期間，日方通過對機場碼頭的監視發現中方聯絡人員行蹤，另外，宋美齡到香港也從報紙上得到證實。因此，日方對此次談判感覺很有希望。

3月8日上午，張治平特地要求會見鈴木中佐，面交了備忘錄。稱日軍中某氏在上海將這次香港會議消息向中國新聞記者泄露，因其違反了會談開始前雙方的保密約定，希望採取嚴加取締手段。對此，日方認為：中國方面所以擔心這次會議的泄露，可能是因為國內各黨派，尤其是對共產黨存有戒心。日方立即向南京的派遣軍總司令部發電，要求對肇事人指名予以處理外，同時向中國方面道歉，保證今後一定更嚴加管束。

3月7-9日，經過三次會談，先由日方把談判情況寫成備忘錄，由中國方面修改後於3月10日提交日方，大體上看作是中日都同意的東西。3月10日晚，第四次會談，中方提出，日方在備忘錄上簽字，而中方在新的“和平意見”上簽字，並把新的“和平意見”提交給日方。日方反對，認為備忘錄是中日兩國委員，歷時三天討論達成的一致意見，兩國委員應一齊在這上面簽字。中方代表拒絕簽字，要求把備忘錄報告給重慶再做答覆。

3月24日，日方得到重慶政府的回覆：“關於承認滿洲國問題，政府內部意見分歧，形成對立，很難作出決定。因此，確切答覆希延期到四月十五日。”板垣徵四郎對重慶的拖延大為不滿，決定讓汪精衞在3月30日成立偽國民政府。雖然如此，但日本遲遲不承認汪精衞的國民政府，而是仍把希望寄託在蔣介石身上。

4月11日，宋子良從重慶回到香港，表示重慶政府已決定了成熟的方案，要求再舉行預備會議。5月11日，今井武夫從南京赴香港，此時報上也刊登了宋美齡為治療牙疾來港的消息。5月13日，今井武夫等與宋子良和章友三在九龍半島旅館會面。

此次會面，中方提出，“承認偽滿洲國”和“日本駐軍”暫且放一放，待恢復和平後再談判解決，只要實現停戰，重慶政府即發表反共聲明。今井武夫提出，應當儘可能省略秘密預備會議，乾脆就此進行巨頭會談。中方洞若觀火，識破了今井武夫的心思，告訴今井武夫：一旦召開巨頭會議，不論會議成功與否，僅因召開會議這個事實，就會給共產黨及其他抗戰強硬派造成反蔣介石運動的口實，而發展成為內戰。因此，巨頭會議召開的時機，一定要以簽訂協定為前提，且必須準備好剿共的部署才行。也就是説，巨頭會議一經召開，即使中國方面對內容不滿意，除了承認日方的提案外，別無其它的方法了。

17日，宋子良邀請今井武夫在香港島南岸的仔蘆山酒家共進了晚餐，飯後二人在海面上划着小艇。宋子良透露了內部機密的話：“蔣介石委員長表面如何暫且不談，他內心希望和平確屬事實。故而，在香港首次秘密會談的備忘錄上載有，日方倘對第一和第三條承認中國方面的意見時，協定必然能達成。目前，在重慶政府內部，反對達成和平的是共產黨和馮玉祥。對共產黨，如果秘密會談一旦達成協議，當然要進行討伐。而且，討共計劃業已制訂，如可能的話，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實行。”

此次會談，為查清宋子良的真實身份，今井武夫偷拍了宋子良的照片。21日，今井武夫回到南京，把宋子良的照片給汪偽政府的陳公博、周佛海等許多中國要人傳看。周説像宋子良，但更像他弟弟宋子安，而陳卻説不像。最終還是無法確認“宋子良”的真實身份。

6月4日，雙方在澳門召開第二次預備會議，此次，中方代表出示了有蔣介石軍事委員長署名的委任狀，其中，宋子良的委任狀用了“宋士傑”的名字，宋本人解釋了使用別名的理由。此次會談，在“承認偽滿洲國”和“在華駐軍”等問題上仍無進展，6日，日方提出由板垣徵四郎、蔣介石、汪精衞三者進行會談，解決一切問題。22日，日方得到宋子良的答覆：對於“三人會談”的召開，原則上表示同意，會議場所在國軍控制下的長沙。

日本方面把談判情況告訴了汪精衞，汪精衞只能同意出席。對於安全，重慶方面答應負責保障，但要求不能形成文件，理由是重慶政府強調一直到會談結束為止，始終有保持絕密的必要。由於得不到重慶方面對於代表安全的確實保證，日方建議先在上海由汪精衞與蔣介石特派代表會晤，待有結果後，再在長沙舉行板垣與蔣的會談，分為兩個階段會見。

對日汪代表的安全，日方提出重慶方面如能接受日方的要求，以書面文件保證代表的安全，則作為交換，近衞首相及板垣總參謀長向蔣介石致以私人函件。之後，日本方面又提出日方將近衞、板垣的私函，中國方面將蔣介石的私函，同時進行交換；或分別讓對方閲讀，從而同時滿足日方對保障安全所抱的希望和重慶方面對蔣汪合作問題以及對日本的態度所抱的希望。

之後雙方談來談去，並無實質性進展，到了9月27日，由於德意日三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中國派遣軍決定暫停桐工作。10月1日，日本政府嚴令停止桐工作，今後由日本政府直接對重慶政府談判。

這就是今井武夫在其回憶錄中記載的桐工作的大致情況。

詭異的是，1940年9月2日，陳布雷收到蔣介石派駐香港的張季鸞發來的一份電報，報告有人持偽造的蔣介石親筆函件和軍委會委任狀與日方接觸，宋子良也參與其事，稱：“惟有一點不容忽視者，即有人敢偽造委員長之信件，顯為重大犯罪行為，應加以徹查。”[[12]](https://undefined)原來，日方為加強桐工作，派和知鷹二赴香港，和知鷹二欲向張季鸞側面打聽一下桐工作的有關情況，張季鸞才得知此事，隨即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得知，大為惱火，下令戴笠徹查。

9月6日，戴笠將已經在重慶的張治平軟禁起來調查。張治平稱，沒有人冒充宋子良，自始至終只有自己和曾政忠與日方接洽，對偽造軍委會委任令與偽造蔣介石親筆信件也予以否認。[[13]](https://undefined)為查核張治平交代的有關情況，戴笠召曾政忠及軍統局在香港的另一個工作人員劉方雄到重慶詢問。曾政忠稱關於張治平“是否偽造文件，冒充諮議”等情況，自己“毫無所聞”。9月15日，戴笠向蔣介石報告：沒有發現張治平在工作上不忠行為，但張是否偽造文件、冒充諮議，經多方偵查與研詢，尚不能證明其確有其事。[[14]](https://undefined)此後，張治平即被以擔任“訓練班政治教官”名義，扣留於重慶，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放回香港。

張治平被扣留在重慶期間，曾政忠被派回香港繼續與日方保持聯繫。而張季鸞得到情報，宋子良仍在與日方接洽，因而大感迷惑。9月21日，張季鸞致函陳布雷：觀察最近情形，我方內部不能不承認“發生毛病”，“當假委任狀、假信問題發生之後，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將出洋之身，而尚與鈴木作私人接觸？”[[15]](https://undefined)

關於此次中日接觸，可以確認的是：

第一、蔣介石並不是收到張季鸞的報告後才得知此事的。1940年3月21日蔣介石的日記記載：“倭寇一面成立汪偽中央政會，宣言三十日成立偽政府，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識者來求和議，其條件一如往昔，以試探我方對汪偽出現之心理，此種惡作劇，去年行之一年，其愚拙卑劣，當以一笑置之。”[[16]](https://undefined)這裏所説的“陌不相識者”即指張治平。8月12日，戴笠書面向蔣介石報告張治平與日方多次接觸情況，蔣指示戴笠：“如敵方不能先行解決汪逆，則張治平不準再與鈴木輩有任何接洽。”[[17]](https://undefined)13日的蔣介石日記記載：“晚，研究敵情，曰：‘敵又託胡鄂公、何世楨、張治平等各別來求見、通問，彼之求和，乃是欺誘行動，益令人可恨，應一概嚴拒之。’”[[18]](https://undefined)

第二、蔣介石不知偽造“親筆函件和軍委會委任狀”之事。在對日秘密接觸，包括抗戰前的中日秘密談判中，蔣介石就主張不立文字，不落痕跡。抗戰以後蔣介石更是小心翼翼，不肯給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據。9月2日，蔣介石得悉張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親筆”文件後，非常生氣，日記雲：“汪兆銘探子乃捏造憑證誣我，是使我又多一意料不及之經驗也。應牢記，以自鑑戒。”[[19]](https://undefined)9月15日，蔣介石日記：“汪奸派張治平，偽造我中央函件與委狀，以欺敵人，敵人信之，以張治平為我中央可靠之路線，用力求和八個月，未得成效，今始覺悟，遂更惱怒，炸我寓所。”[[20]](https://undefined)以上材料説明，張治平與鈴木談判中出示的“委任狀”、“備忘錄”系偽造，與蔣介石無關。

第三、“宋子良”參與談判確有其事。雖然張治平向戴笠否認此事，但日方談判時偷拍“宋子良”的照片，並交周佛海等人核對，此事在周佛海日記也有記述。[[21]](https://undefined)1945年夏，這個“宋子良”在日本上海監獄中被曾在香港會談中擔任翻譯的坂田誠盛認出。今井武夫提審了“宋子良”，“宋子良”向今井武夫承認自己是藍衣社的“曾廣”。1955年“曾廣”致函今井武夫，對於當年“冒充宋子良的錯誤深表歉意”。[[22]](https://undefined)而曾廣即曾政忠，參與談判的所謂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陸軍少將張漢年等也都是冒牌貨，是軍統在香港的葉遇霖等人冒充的。

此次軍統主持的對日接洽，如孔祥熙與宇垣一成的談判一樣，蔣介石知情，但並不掌握全部情況。與日方接觸的人員，事中事後也並沒有將全部情況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也清楚，無論過程如何，最後還是需要自己拍板的。但假冒“國舅”宋子良，偽造蔣介石文書和軍委會委任狀，應該不是幾個小特務敢做出的事情，在這場談判的背後應該有一個“大人物”主使。有人認為背後主使是宋美齡，理由是敢偽造蔣介石文書，不怕得罪蔣介石的唯有宋美齡，同時，談判期間宋美齡數次去香港也確有其事。還有人提出主持這次與日議和的是孔祥熙，孔祥熙一直主張對日和談，宋美齡到香港就居住在沙遜路的孔家公館，今井武夫在其回憶錄也提到，“宋子良”多次在會談後驅車到這裏與宋美齡見面。但孔祥熙與戴笠不和，未必能如此自如地操控軍統香港站。

也可能是軍統特務精心導演的騙局。據今井武夫回憶，1953年，僑居香港的張治平到日本訪問他，告訴他關於“桐工作”中國方面的內部情況：“這次會談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直接領導下的極端秘密的工作。重慶政府方面也曾抱很大的期望。因中途泄漏了機密，受到行政院副院長和駐美大使的追究責問，致使進行上勢必受到很大的挫折。最後近衞首相及板垣總參謀長的私函內容由鈴木通知給重慶政府時，重慶政府內部有人強硬主張將此信揭露，公諸於世。但蔣介石卻予以制止，大概親自寫了答覆近衞的信。”[[23]](https://undefined)

真相也許永遠是個謎。

七   病急亂投醫——唐生明與繆斌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美英對日宣戰，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陣營形成，國民政府苦撐待變的國際局勢終於到來。隨着英美對日宣戰，12月9日，在日本侵華十年後國民政府也對日宣戰。

由於不再是單獨抗擊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在中日問題上也變得強硬起來。1942年1月29日，國民政府發表《外交部修正擬定解決中日問題之基本原則》，提出：“對於既往之清算，以恢復甲午以前狀態為標準，期我領土之真正完整，並維持太平洋之和平。”，具體而言“（一）東四省與其他淪陷地區，應予收回”，“ （二）台灣及澎湖列島，應同時收回”。關於中日政治條款的原則，國民政府提出：“中日間一切政治的不平等條款與成例，以及各國與中國所訂共同條約之政治條款中關於日本部分，均一律廢除。”國民政府甚至還提出要對日本部分主權加以限制，“為防止侵略國家之故態復萌，對於日本主權之某一部分（如軍權）有特定限制時，關於此點，在中日新條約上，最低限度，應與英美蘇之對日新約同樣辦理。”在經濟條款上，“中日間一切經濟的不平等條款與成例，以及各國與中國所訂共同條約之經濟條款中關於日本部分，一律廢除。”並且提出：“為防止侵略國之故態復萌，對於日本之經濟財政有特殊限制時，關於此點，在中日新約上，最低限度應與英美蘇之對日新約同樣辦理。”對於日本掠奪的中國財產要求“應原物送還，恢復原狀，其費用概歸日本政府負擔”，如果有必要還要求“並得另索相當物資，以賠償我方之損失。”[[24]](https://undefined)

到了1944年，由於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失敗，日本急於從中國戰場脱身，於是，又開始謀求與中國停戰。為了謀和，日本真是病急亂投醫，只要有一絲和平的希望也不願意放過。

唐生明是湖南軍閥唐生智的弟弟。1940年春，蔣介石召見唐生明，讓其離開重慶到南京加入汪偽政權。蔣介石給唐生明的任務是：一、運用過去關係，掩護營救在上海、南京活動的軍統特務；第二、傳達國民政府對投敵漢奸的政策；第三、限制新四軍在敵後的發展。簡單説，唐生明就是蔣介石派到汪偽政府方面的高級間諜。

唐生明參加南京汪偽政權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1941年5月擔任清鄉委員會軍事處處長。1942年冬，軍統局上海區組織被汪偽特工破獲，一些秘密電報也被繳獲，汪偽特工頭子李士羣發現一份電報，內容是向重慶政府建議不要暗殺個別日軍軍官，這樣做得不償失，因為日本會殺死幾十個老百姓來報復。李士羣仔細研究，認為只有唐生明才可能發這樣的電報，於是審查了唐生明。汪偽政權對唐生明很是惱火，陳公博和陳璧君向汪精衞建議嚴懲唐生明。

但此事為日本人得知，日軍從李士羣處帶走唐生明，帶至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日本人告訴唐生明：我們很久一直找不到與蔣介石閣下有關係的人商談，今天找到了你，我們非常高興，所以特別請你來談談。日方還告訴唐生明：他能夠到南京來，日方很歡迎，一定盡力支持他的工作，並要他把和重慶聯繫的電台保留下來，由日方負責保護，保證南京政府不會為難他。派遣軍參謀長河邊正三中將對唐生明説：“我們因為找不到辦法，才拉汪精衞出來，希望通過你能和蔣介石閣下直接商談中日合作方式，請你多從中協助我們早點完成這個任務。”河邊正三又陪着唐生明見了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之後，日方安排了與唐生明的聯絡人。

唐生明立即將這一情況通過秘密電台報告蔣介石。蔣介石指示唐生明：讓其先以個人名義與日方接觸，對日方提出的條件，先不做具體的答覆，但無論如何也要好好保持這一關係，不能中斷。為了加強聯繫，日軍上海駐軍司令部派一個大尉松井，每日在唐生明家擔任聯絡。自此以後，唐生明的身份慢慢公開，唐生明也把原來藏匿在郊區的電台搬到家裏，公開與重慶聯繫。由於當地輪流停電，為不影響電台工作，上海日軍司令部命令電力公司，唐生明住宅一帶不再停電。

1944年秋冬，日軍佔領湖南，打算派唐生明擔任湖南省省長，唐生明將此事報告給重慶，蔣介石很贊成，回電指示可以去。戴笠還答應將湖南廣西一帶軍統特務的武裝部隊交給唐生明改編為偽軍。由於唐生明是湖南人，很怕在湖南弄不好留下臭名，因此，後來沒有答應去湖南做省長。

唐生明這條聯絡線，一直到抗戰勝利，日本宣佈投降才停止。在這一時期，日軍方面很有耐心，認為遲早可以通過唐生明實現與蔣介石直接進行談判。蔣介石也一直不放棄這一關係，但又不表示明確的態度，就這樣若即若離維持到了抗戰結束。期間，幾十個被捕的軍統特務被唐生明保釋出來，幾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也在唐生明的要求下沒有遭受虐待，得以保全性命。

繆斌在北伐戰爭期間曾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後在江蘇省民政廳任廳長時因貪污被蔣介石罷黜。抗日戰爭爆發後繆斌投敵，但並不為重視，僅擔任汪偽政府考試院的副院長，有職無權。日本小磯國昭內閣剛剛組閣，就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作出要積極和重慶政府展開和平談判的決定。1944年10月，今井武夫被任命為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這時，繆斌對今井武夫説：“我受重慶政府的委託，願為日華和平談判而盡力，因此請從中斡旋，允許再度使用被日本憲兵隊封閉的無線電台。”今井武夫清楚繆斌的歷史，並不相信他能夠得到重慶政府的信任，但鑑於當時的形勢，日華和平是被認為非實現不可的最高政策，所以同意繆斌使用無線電台。但日方對繆斌的電台偵聽，除了買賣物資的情報，並未發現其與重慶聯繫。

日本駐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海陸軍駐南京的武官也都不信任繆斌，報告給外相重光葵。重光葵反對小磯國昭使用繆斌，他們拜見小磯國昭，向他報告繆斌的不可靠，建議政府停止“繆斌工作”，但小磯國昭還是堅持使用繆斌，甚至打算內閣進行改組，撤換掉反對使用繆斌的外相重光葵。

1945年2月，盟軍攻佔硫磺島，逼近日本本土，日本急需實現對華和平，繆斌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被小磯國昭緊緊抓住。3月16日，小磯國昭讓繆斌乘飛機到東京，繆斌到東京後受到熱烈的歡迎，住進迎賓館。繆斌一到日本當即表達了他的和平方案：

一、南京政權即時自動宣佈取消。

二、在南京政權取消的同時，重慶承認民間有力人士（即繆斌自己）組織中華民國南京留守府。

三、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府成立時，就和重慶商談停戰撤兵的事。停戰協定正式發表時，重慶的中央政府就還都南京。

四、中日代表即在澳門會商。[[25]](https://undefined)

這個方案，顯然是繆斌希望自己掌控留守府以便為自己找一條出路，繆斌是日本政府的救命稻草，那麼留守府就是繆斌的救命稻草。

這個日華和平實施方案在3月31日臨時召開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提了出來，遭到陸軍、海軍、外務各大臣及統帥部的一致反對。但小磯國昭鑑於戰局惡化，固執己見，孤注一擲，堅持推進“繆斌工作”。4月3日，小磯國昭上奏裕仁天皇請求天皇接見繆斌，但天皇認為和平工作通過繆斌這種人是不能成功的。由於“繆斌工作”的失敗，4月5日，小磯國昭內閣只好辭職。“像這樣由於中國的一個怪人物的關係而被迫總辭職的內閣是沒有先例的。”[[26]](https://undefined)直到前一天為止還被隆重款待於迎賓館的繆斌也立即被趕出去了。

抗日戰爭結束，美國駐日本佔領軍在接收日本戰時內閣檔案時，發現了日本內閣討論繆斌活動的檔案及《繆斌與東久邇宮和平會談的記錄》。東京審判時，日本方面舉出的辯護資料《木户日記》中也有繆斌工作的記錄，此事立即引起各方面的關注。於是，麥克阿瑟電詢蔣介石為什麼瞞着美國與日本單獨媾和，還準備傳繆斌去東京做證人。蔣介石覆電表示絕無此事，並立即下令逮捕了繆斌。1946年4月3日，繆斌在蘇州高等法院受審，在法庭上，繆斌陳述自己獻身於日華和平工作而去東京，為中國樹立了功勳，但法庭庭長駁斥説這是國民政府毫無預聞的荒唐無稽的胡言。4月8日，繆斌被判處死刑，5月21日被處決。繆斌是第一個被處決的大漢奸，軍統局移送繆斌之文中説：“繆對抗戰雖不無微功，乃屬投機取巧。”

八  反主為客——小鬼子，你也有今天！

南京偽政權的漢奸們也清楚日本已經是日薄西山，紛紛採取各種手段與重慶聯繫。1945年2月，偽軍事參議院院長楊揆一會見今井武夫，向其介紹了由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15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派來的一個名叫吳樹滋的人。吳樹滋是楊揆一在保定軍校的同學，來南京前，吳樹滋受重慶方面的指令而與日方接觸。當時小磯國昭內閣正專心於“繆斌工作”，今井武夫與吳樹滋的聯繫和會談只能私下進行。

今井武夫判斷：何柱國派吳樹滋來，是根據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的指示，當然是得到蔣介石的許可的。另外可以推斷，站在中國戰區現任指揮官的立場上，如果未經蔣的批准當然不能作出這個行動的。

1945年4月7日，鈴木貫太郎接替小磯國昭出任首相。為了儘快從中國戰場抽身，鈴木內閣決定拋開南京偽政府，要以“異常堅定的決心，斷然進行對重慶工作以求實現停戰。”5月，日本的形勢已經到了萬分危機的關頭，迫切希望對華和平以便撤回在華日軍來用於保衞本土。鈴木內閣決定由陸軍大臣負責，具體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擔任此項工作。在岡村寧次的安排下，於是，今井武夫加緊了同何柱國的聯繫。

5月中旬，吳樹滋向日方非正式提出中國方面的原則，大致內容是：

一、日軍無條件地從山海關至廣東的中國國土上全部撤兵。

二、日軍今後應根據日華協議的條件，從滿洲撤出兵力。

三、中國不妨害日軍在中國以外戰場上的行動。[[27]](https://undefined)

這個原則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條，中國所要求的絕對條件是第一、第二兩條，即日軍從中國大陸全面撤兵這件事，對於中國以外戰線上的日軍戰鬥行動，表示了概不干涉的意向。

6月中旬，為最後洽商會談的日期，吳樹滋離開南京，前往何柱國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安徽兩省交界處附近的沈丘向何彙報。時值雨季，路上耽擱了時間，半個多月後，今井武夫才收到何柱國的來電，指定會見地點在何柱國部下張慶弟的警備司令部——河南省周口鎮南邊的新站集。

7月4日，今井武夫從南京乘機出發，當天連降大雨，制空權又被中美空軍掌握，其座機差點成了中美空軍的獵物。今井武夫冒着被擊落的危險不遠千里乞和的行為，與抗戰開始時日軍的傲慢和狂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7月9日，今井武夫輾轉來到河南新集站，與何柱國進行會談。

會談中，今井武夫仍提出“中國承認滿洲國”和“日軍部分駐兵”等之前日方所提的和平條件。此時，距日本宣佈投降已經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卻仍幻想保有偽“滿洲國”。今井武夫還表達了中日兩國直接和談的願望。今井武夫還説：“對於滿洲國和南京政府的處理，希望努力做到不違背道義，對此很想知道中國方面的設想。”

何柱國在回答時，一開始便拒絕了中日兩國單獨和平的可能，其答覆要點為：日華單獨講和在《開羅宣言》發表後的今天，無論如何也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從而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國和平的話，那麼必須同時把世界和平作為必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日本戰敗，結果衰亡，這決非中國所希望的。我們寧願日本即使在戰後仍作為東亞的一個強國而存在，和中國攜手協力維持東亞和平。因而熱切希望在必要的國力尚未消耗殆盡的時候，日本政府明智而妥善地早日結束戰爭。因此，日本萬一有什麼請求，中國方面將毫無保留地將日本的和平提議轉達給盟國。特別是蔣介石主席對日本天皇制的繼續存在表示善意，並已向各國首腦表明了這個意向。戰後，日本首先從滿洲以及海外撤走全部兵力自不待言，朝鮮、台灣、庫頁島等地也必須交還。本條件已經盟國協議完畢，所以沒有再更改的餘地。

因為彼此的條件差距太大，會談毫無結果地結束了。這次會談讓今井真正地認識到日本大勢已去。“如果同六、七年前，不，同兩、三年前我們向重慶政府提議的和平條件相比，我重新真正認識到彼我所要求的條件完全顛倒過來了，有了天壤之別。對於歷史車輪飛速地轉動和現實世界的嚴峻，感到不寒而慄。”[[28]](https://undefined)

[[1]](https://undefined) 陶希聖：《台兒莊戰役之後》，載黃美真等：《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衞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1984，第274頁。

[[2]](https://undefined) 汪精衞：《大家要説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載黃美真等：《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衞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1984，第178頁。

[[3]](https://undefined)《首都高等法院檢察官訊問周佛海筆錄》(1946年9月21日)，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鳳凰出版社，2004，第108頁。

[[4]](https://undefined) [日]今井武夫：《渡邊工作現況》，載黃美真等：《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衞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90-293頁。

[[5]](https://undefined)《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台北國史館，2010，第437-439頁。

[[6]](https://undefined)《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9年3月17日雲：“送妻登機飛赴香港。”

[[7]](https://undefined)《萱野長知電報》(1939年3月18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日本書房，1973，第614頁。

[[8]](https://undefined)《宋美齡對條件的意見》，《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日本書房，1973，第615頁。

[[9]](https://undefined)《小川平吉致東京諸公閣下》（1939年  4月8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日本書房，1973，第618—619頁。

[[10]](https://undefined)《杜氏筆談》（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日本書房，1973，第634-635頁。

[[11]](https://undefined) 公安部檔案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羣眾出版社，1991，第115頁。

[[12]](https://undefined)《熾章（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13]](https://undefined)《張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14]](https://undefined) 戴笠：《報告》，1940年9月1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15]](https://undefined)《張季鸞致陳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16]](https://undefined)《困勉記》，稿本，1940年3月21日。

[[17]](https://undefined) 戴笠：《報告》，1940年8月1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台北國史館藏。

[[18]](https://undefined)《困勉記》，稿本，1940年8月13日。

[[19]](https://undefined)《困勉記》，稿本，1940年9月6日。

[[20]](https://undefined)《困勉記》，稿本，1940年9月15日。

[[21]](https://undefined)《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第327頁。

[[22]](https://undefined)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第162-163頁。

[[23]](https://undefined)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第163頁。

[[24]](https://undefined) 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外交，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101頁。

[[25]](https://undefined) 王曉華等：《國共抗戰大肅奸》（下），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第266頁。

[[26]](https://undefined)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第193頁。

[[27]](https://undefined)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第198頁。

[[28]](https://undefined)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第2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