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節選）少數民族文化與語言教育，中國、蘇聯和西方的區別_風聞

8月26日，中國內蒙古教育廳發佈新政策，要求自2020年秋季學期起，蒙古族中小學的語文、道德與法治、歷史三門科目，逐漸轉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

此次內蒙教材改革，雖有強化公民認同的用意在其中，卻並非如某些媒體所用的“禁絕蒙古語”、“文化滅絕”等聳動標題般誇張，也絕非如外界臆想：蒙古族意欲保存，北京竭盡全力要摧毀。

首先，由地域分佈觀之，錫林郭勒盟東烏穆沁旗（牧區）等地的蒙語通行情況較好，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半農半牧區）等地則相對稀疏，大城市則漢語通行比例較高。**漢語的使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與都市化呈正比，**揭示出經濟與語言分佈的相關因果。

如今的內蒙人口中，蒙漢雙語使用者的比例逐年上升，這並非國家刻意打壓蒙語教學，而是蒙古族家長在就業前途考慮下，傾向讓孩子接受雙語教育之果。

在蒙語通行度高的牧區，約有30.1%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蒙古語接受教育，有54.9%的人口認為孩子們應用蒙漢兩種語言受教育，另約有9%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漢語受教育；在半農半牧區，上述三種民意的數字分別是23.6%、67.1%、11.5%；城市則是22.8% 、63.6%、13.6%。上述數據既顯示少數民族面對市場的生存之道，也解釋了此次罷課何以未在蒙古族家長間全面引爆。

此外，在中國的蒙語教學有一特徵，舉世唯一，那便是保存了具有800年曆史的回鶻式蒙古文書寫系統，並以其作為官方蒙語教材、出版品、行政公文的正式文字。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雖源於蘇聯，但兩者有明顯區別。蘇聯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在斯大林上台後，便成為力促少數民族斯拉夫化的國家機器。

十月革命結束時，列寧曾奉國際主義之名，致力推動蘇聯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運動，1935年起斯大林推動“泛斯拉夫化運動”，1941年蒙文的拉丁字母正式被西裏爾字母所取代。內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兩個世界，直至今日。

**蘇聯解體後，蒙古人民共和國意欲褪下斯拉夫的文化枷鎖，卻難竟其功。**1990年，2003年、2010年、2014年、2020年出台廢棄西裏爾字母的相關政令，但不論是以回鶻式蒙文或拉丁蒙文相替換，皆難撼動西裏爾字母累積70多年的語言慣性。

俄羅斯境內的卡爾梅克人、布里亞特人則維持西裏爾字母的書寫系統，蒙語的聽説讀寫能力（卡爾梅克語、布里亞特語皆為蒙語方言）遠低於內蒙。10%至20%的卡爾梅克、布里亞特人認為，俄語才是自身母語。

內蒙630萬蒙古族，其中近500萬人使用蒙古語；俄羅斯的布里亞特人約有46萬，卻只有將近一半的人口能使用布里亞特語，且多為中年以上。

在全球高度交流、互賴的今日，弱勢語言的消亡遠比工業革命前迅速；民族國家崛起的歷史趨勢下，少數民族的語言存續與“國家”形成微妙關係：**國家需借統一的語言文字形塑集體認同，少數民族則有賴政策扶持母語生命，**雙方互有所望、各自妥協，以求在當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內共生。

中國此次內蒙教材改革風波，西方媒體一面倒地貼上“文化滅絕”、“種族同化”標籤，但批評者幾乎無人反思，為何西方少有類似爭議爆發？

**中西之間，光是在民族政策上，立基點便有天壤之別。****中國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身份識別基礎上，施行區域自治、財政補貼、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等政策，與美國等號稱“大熔爐”式的民族圖景本就有所不同。前者長期實施，固化了少數民族的身份意識；後者則未對少數民族施以民族文化與語言教育，放任其遭強勢文化吞噬。**換言之，多數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在類似爭議中獨善其身，不似中國動輒得咎，是因為缺乏保護的少數民族文化與語言早被市場機制殘酷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