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節選)少數民族文化與語言教育,中國、蘇聯和西方的區別_風聞
左右-大棋党非蠢既坏2020-09-21 19:22
8月26日,中國內蒙古教育廳發佈新政策,要求自2020年秋季學期起,蒙古族中小學的語文、道德與法治、歷史三門科目,逐漸轉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
此次內蒙教材改革,雖有強化公民認同的用意在其中,卻並非如某些媒體所用的“禁絕蒙古語”、“文化滅絕”等聳動標題般誇張,也絕非如外界臆想:蒙古族意欲保存,北京竭盡全力要摧毀。
首先,由地域分佈觀之,錫林郭勒盟東烏穆沁旗(牧區)等地的蒙語通行情況較好,通遼市科爾沁左翼後旗(半農半牧區)等地則相對稀疏,大城市則漢語通行比例較高。**漢語的使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與都市化呈正比,**揭示出經濟與語言分佈的相關因果。
如今的內蒙人口中,蒙漢雙語使用者的比例逐年上升,這並非國家刻意打壓蒙語教學,而是蒙古族家長在就業前途考慮下,傾向讓孩子接受雙語教育之果。
在蒙語通行度高的牧區,約有30.1%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蒙古語接受教育,有54.9%的人口認為孩子們應用蒙漢兩種語言受教育,另約有9%的人口認為孩子應用漢語受教育;在半農半牧區,上述三種民意的數字分別是23.6%、67.1%、11.5%;城市則是22.8% 、63.6%、13.6%。上述數據既顯示少數民族面對市場的生存之道,也解釋了此次罷課何以未在蒙古族家長間全面引爆。
此外,在中國的蒙語教學有一特徵,舉世唯一,那便是保存了具有800年曆史的回鶻式蒙古文書寫系統,並以其作為官方蒙語教材、出版品、行政公文的正式文字。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雖源於蘇聯,但兩者有明顯區別。蘇聯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在斯大林上台後,便成為力促少數民族斯拉夫化的國家機器。
十月革命結束時,列寧曾奉國際主義之名,致力推動蘇聯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運動,1935年起斯大林推動“泛斯拉夫化運動”,1941年蒙文的拉丁字母正式被西裏爾字母所取代。內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兩個世界,直至今日。
**蘇聯解體後,蒙古人民共和國意欲褪下斯拉夫的文化枷鎖,卻難竟其功。**1990年,2003年、2010年、2014年、2020年出台廢棄西裏爾字母的相關政令,但不論是以回鶻式蒙文或拉丁蒙文相替換,皆難撼動西裏爾字母累積70多年的語言慣性。
俄羅斯境內的卡爾梅克人、布里亞特人則維持西裏爾字母的書寫系統,蒙語的聽説讀寫能力(卡爾梅克語、布里亞特語皆為蒙語方言)遠低於內蒙。10%至20%的卡爾梅克、布里亞特人認為,俄語才是自身母語。
內蒙630萬蒙古族,其中近500萬人使用蒙古語;俄羅斯的布里亞特人約有46萬,卻只有將近一半的人口能使用布里亞特語,且多為中年以上。
在全球高度交流、互賴的今日,弱勢語言的消亡遠比工業革命前迅速;民族國家崛起的歷史趨勢下,少數民族的語言存續與“國家”形成微妙關係:**國家需借統一的語言文字形塑集體認同,少數民族則有賴政策扶持母語生命,**雙方互有所望、各自妥協,以求在當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內共生。
中國此次內蒙教材改革風波,西方媒體一面倒地貼上“文化滅絕”、“種族同化”標籤,但批評者幾乎無人反思,為何西方少有類似爭議爆發?
**中西之間,光是在民族政策上,立基點便有天壤之別。****中國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身份識別基礎上,施行區域自治、財政補貼、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等政策,與美國等號稱“大熔爐”式的民族圖景本就有所不同。前者長期實施,固化了少數民族的身份意識;後者則未對少數民族施以民族文化與語言教育,放任其遭強勢文化吞噬。**換言之,多數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在類似爭議中獨善其身,不似中國動輒得咎,是因為缺乏保護的少數民族文化與語言早被市場機制殘酷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