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安民 | 王夫之文武關係論舉要_風聞

摘要：王夫之的文武關係論，不脱離具體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評價，而處處滲透着現實觀照、宏觀通論與哲學思辨。就基本態度而言，他強調在民族政治體內部，軍事力量應統屬於並服務皇權，而在朝廷腐敗、危及衣冠存亡的關鍵時刻，應優先考慮夷夏之防的千古通義，肯定武將僭越自立或割據自雄以保民保族的積極意義。他特別注重文武分途的不可逆轉與軍事發展的專業化趨勢，從文武關係的角度分析了武功與國勢的衰微之由與強盛之道。王夫之認為在政權並立之際，弱者的和談策略運用得當只能應強敵於一時，切忌“空談無實，坐廢遷延”，加強軍備與人才培養的實幹才是根本之道。當政者必須切記“夷狄相攻非中國之利”，要扼殺敵人兼併弱小、做大做強之勢，避免文教與謀略外傳。可能存在“一時之害”的開疆拓土對於文教擴展具有長時段的積極意義，而歷史文化認同對於統一大業亦不可或缺。

　　作者簡介：陳安民，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文章原刊：《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4期。

　　在明遺民看來，明亡清興，朝代更替之外，還有衣冠之亡的憂患。黃宗羲形容為“天崩地解”，顧炎武稱之為“亡天下”。王夫之也有類似的痛感：“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1]卷15，335可以想見他對明亡的態度。思有明之所以亡，作為滅亡的直接表現與動因，軍事的失敗首當檢討。與之緊密相關、明人斷續有所關注的文武關係論[2]，也在明遺民“亡天下”之痛後的歷史考察與理論思辨中具有了新的厚度。今日回顧王夫之所論，不惟在文武關係之歷史實際的分析上有學術價值，在謀略層面亦有尚可汲取的智慧，與維柯相較亦多有異同。本文承繼《維柯的文教武功論——王夫之與維柯的文武關係論（上）》[3]，擬專就王夫之所論擇要梳理如下，以為下篇的比較研究奠定基礎。失當之處，敬請方家不吝指正。

　　一  論處理文武關係的基本原則

　　現代政治學經典文武關係論認為，“文武關係論的首要焦點是軍官團與國家的關係”[4],23問題。稍許拓展，也即“武裝力量與社會中其他團體之間相對權力的問題。” [5]這不僅是當代國家須慎之又慎加以處理的問題，也是維柯曾經竭力求解的疑難，更是中國傳統歷史語境中文武關係論關注的重點。

　　在王夫之看來，在民族共同體內部，君主與中央朝廷應是武裝力量的絕對主導者。這與儒家傳統強調絕對皇權之下“文武分離、以文制武”[6]的主張並無二致，也是他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產物，乃其政治見解的邏輯必然。君主的一個基本功能是保有其民：“聖人之大寶曰位……寶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7] 卷19,723對內而言，須維持綱紀、制止互相殘殺；對外而言，則須利用天地之產、聰明材勇以“給其衞”.[8]《宰制》,508而這兩者都有賴於“宗社生民所倚以為存亡生死者”[7] 卷15，580的“兵者”支撐。因而，“兵皆統於天子”[7]卷11,425、“持征伐之權於一王”[7]卷2,82是首要前提。他認為歷代亡國不出二軌：“夷狄之奪，晉、宋是已。君昏、將懦、兵弱而無紀，則民雖帖然圖安，乃至忠憤思起為之效命，而外逼已危，不能支也。奸臣之篡，則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必編民積怨，盜賊繁興，而後奸臣挾平寇之功，以鉗服天下而奉己為主，漢、唐是也。張角起而漢裂，黃巢起而唐傾。”[7]卷26,1019都無外乎昭示着一個道理：君主與中央朝廷掌控和建設一支強大武裝力量極其重要。相應地，在軍力配置上就須注意如下兩方面：一則，重朝權、固本根而又須避免肘腋之禍。“內文外武”、“兵在外而守在夷”，則“外戚奄宦、遼遠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挾以爭。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7]卷2，94二則，重邊防而又不重兵孤懸前置。“內屯重旅，以時應敵，而不容棲重師於塞上，使玩寇失防，一敗而無以為繼……大戎遽起，烽火無援。”[7]卷22,850實即須考慮機動力量與戰略縱深的問題。在防內與御外的處理上，歷代教訓甚多，不過也不乏差強人意者。如唐之十六衞“畜養戎臣儲將帥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屬焉，而環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駐以待命，蓋分合之勢，兩得之矣。分之為十六，則其權不專，不致如晉、宋以後方州撫領擁兵而篡逆莫制也。統之以十六，則其綱不弛，不致如宋之廂軍解散弱靡以成乎積衰也”[7]卷26,997，既避免了方州撫領擁兵自重威脅皇權，又能有力應對外部威脅。

　　在朝廷腐敗虐民或者不能保衞族羣、危及文化與信仰存亡的狀態下，應超越一姓之私、遵循夷夏之防的千古通義，肯定武將僭越自立或局部割據自雄的合理性。他説：“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之擾為小，而篡弒之逆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涖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肖也，則寧喪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窺竊弄兵以相吞齧也。”[7]卷17,669也就是説，從生民存亡的角度講，寧可一姓失去社稷，也不能削奪有為的將相而致綱紀大亂，使得天下生民遭禍。他感概東晉朝廷不睦、內外不協而致桓温北伐失敗時甚至宣言：“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猶賢於戴異類以為中國主。”[7]卷13,487則是站在民族公利的角度，突破了君臣倫理的藩籬。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不能很好地管理某處戰略要地，寧可准許割據自雄，也不宜棄於敵手。他論宋初趙普阻撓曹翰圖取幽州時道：“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驁之夫而無難芟刈。即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為吾藩棘。此之不審，小不忍而寧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棄割……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禍，唯此而已矣。”[1]卷1,34在大一統理念、絕對皇權學説深入人心的思想背景下，王夫之能有此論，正得益於其天下之大公高於一姓之私利的堅守，這是他對歷史與現實的回應。

　　在價值層面，孔子論《武》盡美而未盡善，儒者軒文王而輊武王，深刻地形塑了後世對於文武的態度，王夫之亦不例外。除此而外，對於文武二者的關係，王夫之還強調覿文匿武與慎戰。他意識到戰爭的殘酷性與戰敗對於朝代興亡的消極影響，因而強調非面臨民族文化危亡之際而不輕易對外用兵。如他批評嚴尤向王莽進諫伐匈奴：“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幹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於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7]卷5,208慎戰思想，也體現在他對“覿文匿武”的一再申論。《國語》雲“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9]《周語中》，54前者要大肆表彰，後者則須不露痕跡而增強威懾力。這與楚莊王所謂“定功戢兵”之戢有相通之處。許慎解釋道：“戢，藏兵也。聚而藏之。《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戢與觀正相對，故許易毛曰藏。以其字從戈，故曰藏兵。”[10]632上欄王夫之深受這一理念的影響，他論以實戰練兵而反對教戰就有保持震懾力這方面的考慮。除此而外，其解讀大致還有如下幾層意思：一是強調不可炫耀武力、窮兵黷武。“古之言治者，曰‘覿文匿武’。匿雲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覿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1] 卷15,335二是強調民間無兵器，防備“羣盜”四起。“秦銷天下之兵而盜起，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盜益橫，故古王者之訓曰‘覿文匿武’。明著其跡曰覿，善藏其用曰匿……夫銷之則無可藏也，無可藏非匿也；令民置之，則覿之矣，雖覿之而固不為我用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覿也，是以其速亂以亡，均也。” [7]卷27,1037三是強調君主應以此為指導，謀劃儘快從戰亂走向休養生息。他贊光武帝趁早設法安置“千萬”兵士道：“蓋其覿文匿武之意，早昭著於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於不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早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亦惡有不帖然也？”[7]卷6226在這裏，合乎道義的戰爭只是制止不義戰爭與暴虐行為的必須手段而已，理應儘快結束。“覿文匿武”之説的深遠影響，如果進一步聯繫新中國有關軍事力量的宣傳從緘口不言、故作神秘到主動爆料的歷史性轉變的漫長過程來看，我們可以有更深切的體會。

　　二  強調文武分途與軍事專業化

　　與王夫之同代之人，反思朱明、上溯歷史，不乏文武合途的主張者。如黃宗羲鑑於“唐、宋以來，文武分為兩途。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閫帥州軍，猶文武參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制，與兵士離而不屬”的經驗與教訓，希冀能“使文武合為一途，為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為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為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11]《兵制三》，34-35尤侗（1618-1704年）亦謂“文章馬槊，二事當兼”，並舉歷史上文能兼武與武能兼文者以為證明，進而呼籲“若國家設科，令文士必習騎射，武人常讀經書，則奇才並出，而兩家亦無廉藺之爭矣。”[12]卷2,44二者設想，都指向了文武合途，甚至期望以文兼武。不過，王夫之對文武關係之歷史實際的觀察與黃、尤差異明顯，其提出的解決之道也與“兵農合一”、“軍兵合一”的主張大異其趣。

　　第一，將相分離與兵農分離是歷史的必然。

　　要正確認識歷史上的才兼文武，將相分離在所難免。尤侗言武能兼文者，例證有郤縠悦禮樂而敦《詩》《書》是以為帥，黃宗羲言歷史上重武亦舉“晉作六軍，其為將者皆六卿之選”[11]《兵制二》，33為例。至於文能兼武，二者亦各舉數例。對於前者，到底有何歷史的意藴？而後者，到底是否可行？王夫之分析前者的同時也否定了後者。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13]僖公二十七年，445-446黃、尤二人以此作為文武合途的典範，確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之評論何武（？-3年）欲分宰相之權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東漢，行之二百餘年至曹操而始革這一歷史現象時，談及相權不可分的同時也系統而簡明地回溯了文武分職的歷史。在他看來，從分離而反覆，有防微杜漸之意，故為皇帝所樂用，但並非制度設計的正道：

　　若以古今之通勢而言之，則三代以後，文與武固不可合矣，猶田之不可復井，刑之不可復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將帥。伊尹、周公，始皆六軍之長也。以將帥任國政，武為尚而特緣飾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國之卿，各以軍帥為執政，敦《詩》《書》，説禮樂，文之於既武之後，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於農，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其折衝而敵愾者，一彼一此，疆場之事，甲未釋而幣玉通，非有獷夷大盜爭存亡於鋒刃之下者也。而秦、漢以下不然，則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勝其任而國不為之敝哉？則漢初之分丞相將軍為兩塗，事隨勢遷，而法必變。遵何武之説，不足以治郡縣之天下固矣。特漢初之專大政以大將軍，而丞相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楊敞、韋玄成、匡衡，名為公輔，奉權臣以行法，則授天下於外戚武臣之手，而禍必滋。故武之説，可以救一時之欹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將相不可合也，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子曰：“所損益，可知也。”[7]卷5，190-191

　　此論明確道出了文武分離的必然及其所以然之由。抽而繹之，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一則，指出列國以君帥為執政，系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正如中國現代國防論鼻祖蔣百里所説：“當時的一羣貴族，沒有一個沒有部屬的，也沒有一個不會打仗的，從這許多武士中間，尋出一位‘説禮樂敦《詩》《書》’的人來當元帥，這自然是正當……因為那時貴族的教育，是禮、樂、射、御、書、數，件件都是人生實用的東西”，後世卻改習《詩》《書》《禮》《樂》《易》《春秋》，自然難以勝任爭戰。[14]49二則，指出文武必分的所以然之由，在於三代與秦漢以降歷史條件根本變化，戰爭規模與慘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語，非專業化不能應對。也正緣於此，兵農也必須分離。三則，何武之説，乃救弊一時之舉，法隨事變乃勢之所必然。王夫之對經典的歷史解釋與通變的歷史眼光，可謂從根本上動搖了文武合途論者的立論根基。如從明代歷史實際來看，文武不兼備的認識，在明代宗室的教育理念中，至遲在弘治朝已得到認可。[15]其勢難兼備，由此可見。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文武分離，王夫之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

　　他之所以反對兵農合一，除應對殘忍戰爭的專業需要外，還有減輕農民負擔的考慮與尊重人性差異的依據。唐代府兵制廢，多有惋惜者。德宗君臣曾議恢復，此後如杜牧、白居易諸人亦撰文設想恢復之法。[16]819-820黃宗羲亦道：“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老弱之卒則兵強。人主欲富國強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來但有彼善於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末嘗不與有明同也。”[11]《兵制二》，32他們皆期望以兵農合一解決國家與民眾負擔過重的問題。揆諸歷史實際，王夫之對兵農合一之制深不以為然，從多個方面予以了辨析。概而言之，有如下幾端：一則，從歷史時期作戰武器、戰爭形態與戰爭規模的演變來看，兵農分離使得農民脱離兵戰之苦，是歷史的進步，兵農合一的府兵制是不人道的退步。“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匈奴、突厥、契丹之侵偪，兄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攻而各相防爾。然忿忮一逞，則各驅其負耒之願民以蹀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癉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鬬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善為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也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保婦子，乃輟其田廬之計，奔命於原野；斷其醇謹之良，相習於競悍；虔劉之，爚亂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十萬，豈樂為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為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為士，脱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7]卷17,659-660二則，府兵制下的官兵關係實即主奴，不僅戰鬥力堪憂，以此減輕農民負擔更是無稽之談。張説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未見騷亂，他解釋道：“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於穹窒栗薪之間，故帖然也。於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審矣。説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衞及役使營私而已。’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為奴隸而已矣。縱遣歸田，如奴隸之得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7]卷22,842三則，從人性材用的角度來看，亦當兵農分離。“秀者必士，樸者必農，僄而悍者必兵，天與之才，習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謂天秩，此之謂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然則拘府兵之故紙，疑彍騎為虛文，困天下材勇於隴首，蕩泆遊閒，抑不收農民之利者多矣。違其性，棄其長，強其短，徒弱其兵，復窳其農，唐安得有兵與民哉？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農而農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為將帥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7]卷22,855因而，衞所興屯之法也是不可取的。合理的舉措是：“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衞農，固分途而各靖。”[7]卷17,660

　　第二，強調軍制的專業化與軍事訓練的實戰化，反對文臣將兵。

　　王夫之論軍事專業化的應對之道，從軍制而言，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強調戰兵與守兵之別：“兵之為用，有戰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衞家即以衞國者也；而守之數不欲其多，千人乘城，十萬之師不能卒拔，而少則無糧薪不給之憂。戰兵者，欲其遄往而用其新氣者也；一戰之勇，功賞速效，虜退歸休，抑可無長征怨望之情。然則十六衞之與邊兵，互設以相濟，寇小入，則邊兵守而有餘，寇大入，則邊兵可固守以待，而十六衞之帥，唯天子使，以帥其屬而戰焉。若夫寇盜有竊發之心，逆臣萌不軌之志，則十六衞中天下以林立，而誰敢恣意以逞狂圖乎？唯是十六衞之兵，必召募挑選，歸營訓練，而不可散之田畝，則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勢，不可以寓兵於農之陳言，坐受其弊者也。”[7]卷26,997如此方可以有效、靈活應對對外防禦與保衞政權的需要。二是主張軍事指揮機關要將軍備建設與作戰指揮分開。即以兵部“統銓敍功罪，稽核門廕，制卒伍之踐更，清四海之郵傳，核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掌“兵籍之常”；以樞密使統領“戰守之變”。[7]卷25,955因為“兵戎者，國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長，執其常不恤其變，變已極，猶恐不守其常，文書期會，煩苛瑣屑，以決呼吸之安危，兵無異於無兵，掌征伐者無異於未嘗掌矣。屬吏各持異議，胥史亦握樞機，奏報會議喧騰於廷，間諜已輸於寇。”他認為唐代創設樞密，雖然以宦官任使而弊端叢生，不過，“樞密之官有專司，固法之不可廢者也”，“因唐之制，置樞密使以授士人，則兵權有所統，軍機有所裁，人主大臣折衝於尊俎，酌唐之得失以歸於正，王者復起，不能易也。”[7]卷28,1098這些極具前瞻性的設想，已驗之於明清以來的歷史事實與當前的軍事改革實踐。在軍事指揮權上，自然應嚴格執行“閫以外，將軍制之”的古訓，以避免陸敬輿所言“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加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上掣其肘，下不死綏”[7]卷24,925的情形。

　　王夫之對軍事專業化的另一個要求是以實戰練兵。他認為沒有經過訓練的軍隊不能上戰場，但戰鬥力又非日常教戰所能習得，因為戰鬥所需要的勇氣和謀略只能從戰爭中獲得，所以必須以實戰練兵。“教之者，戲之也。日教之者，日戲之也。教之精者，精於戲者也。勁敵在前，目熒魄蕩，而盡忘之矣。即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戰也。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之道無他，以戰教之而已矣”[1]卷2,55；“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枵，其取敗亡必矣。兵之所尚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謀，謀非可豫設而為教者也。”[7]卷14,514雖然他可能低估了日常訓練與軍事演習的意義，不過“魏之東征，蜀之南伐，皆所以習將士於戰而養其勇也”[7]卷10,390的做法確實有其合理性。這些思考和憂慮無疑契合了當下中國軍隊承平日久的困境。

　　王夫之強調軍事指揮的專業化、反對文臣將兵，從其贊同陳壽對於諸葛亮“將略非其所長”的評價可見一斑。他甚至斷言：“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1]卷10,243趙宋因猜忌武臣而致使無將可用，面對元昊反叛，“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範雍之不足有為也。韓、範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鈐之説未嫺，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慎則失時，勇則失算。吟希文‘將軍白髮’之歌，知其有弗獲已之情，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豈足與狡詐兇橫之元昊爭生死者哉？”[1]卷4.126實際上也是強調了將略專長的作用。[7]卷10,384-385至於一般文臣將兵的可能弊端，他還從心理學視角予以了分析：“古今文臣授鉞而墮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懦者，固藏身於紳笏，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為懷已夙，一旦握符奮起，矜小勝而驚喜逾量，不度彼己而目無勍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志氣以頹，外侮方興，內叛將作，士民失望而離心，奸雄乘入而鬥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嘆持重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為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文人之躁志。”[7]卷27,1046專業之事，自然應交由專業之人。將兵作戰，絕非文臣熟讀兵書加一腔熱血可競其功。

　　文武分途與專業化的論述，足見王夫之的卓識。而其侷限之特出者，則在於對軍事技術及其變革的漠視，與維柯相較體現得尤其明顯，下篇將對此予以詳論。

　　三  文武關係事關武功盛衰

　　第一，內部團結、文武協調是戰事取勝的基本保障。

　　用兵是系統性工程，需要政治決策、後勤保證與輿論宣傳的支持，且一般耗時甚長、花費巨大。即使在皇權尚相對穩固之際，一旦決策者不能正確評估取勝的難度、無戰略定力而只求速勝，前方將士定會面臨多方掣肘，最終武功不競。何以至此？王夫之在評論趙充國平定羌叛時有所解釋：“為國者，外患內訌，不得已而用兵。鄙陋之臣，以其稱鹽數米於烓廚之意計而為國謀，庸主遂信以為憂國者，而害自此生。司農怠於挽輸，忌邊帥之以軍興相迫，窳敝之有司，畏後事之責，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辭，而害自此成。茫味徼功之將帥，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為耗國毒民，乃進蕩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7]卷4,167而在朝廷存有嚴重派別鬥爭之際，抵禦外侮將艱難倍增。他論東晉時期：“蔡謨之諫北伐，為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諫北伐，為殷浩言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温不協，而欲立功以折温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7]卷13,494至於手握權柄的文臣中撓武將，忌其功過於己，趙普是王夫之批判的典型，在《宋論》中多有表露。剖析心曲，西晉賈充也是此類情形：“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為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後以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己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己為操、懿也無難。”[7]卷11,429通觀各代，東晉與趙宋在這方面的教訓尤為突出：“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為疑忌以沮喪成功，庸主具臣之為天下僇，晉、宋如合一轍，亦古今之通憾已！”[7]卷14,504隆武二年（1646），王夫之親歷親聞的何騰蛟、張先壁、劉承胤之齷蹉即是近典。[17]卷10,440-441“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得。”誠哉斯言！

　　第二，強調要重視軍人的社會地位，以綱紀與信義馭將、以榮譽勵將。

　　在王夫之看來，武人羣體，有其特定的羣體性特徵。就其負面而言，貪功嗜殺、邀譽於人、忌裨將之有功、貪其所獲、虛報軍情，甚至“鬻國而貪盜賊夷狄之苞苴”[7]卷8,311，等等此類，皆會造成難以挽回的影響。尤當注意者，可能在如下數種。情形一：武將內部關係動盪。針對“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為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己而上之”，需要理順內部的政治紀律，以綱紀統領：“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即正也。綱紀者，人君之以統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7]卷13,467“將爭於內，敵必乘之”、“將不和，則師必覆”，故當國之臣應當有所預判，必要之時當有權謀手段。尤其是當弱勢的文臣面對“雄猜難御”的武將，一旦處置失當，將會影響政局穩定。情形二：武將虛報軍情、養寇以自重。就邊患而言，“無可信之邊將者國必危。揜敗以為功，匿寇而不聞，一危也；貪權固位，懷憂疑以避害，無寇而自張之，以自重於外，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國，而張虛寇以怙權者尤為烈焉。”他的解決之道是“擇人而任之，既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臨之，彼敢欺我哉？故莫愚於猜疑防制之主，而闇者猶次也。”[7]卷15,591-592就內寇而言，武將故意縱寇做大，明代有其慘痛教訓，唐末黃巢起義是也是典型。王夫之説：“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荊門，追而殲之也無難；即不能殲，亟躡其後，巢亦不敢輕入兩都。而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遂逸賊而任其馳突，使陸梁於江外。此古今武人養寇以脅上之通弊也。國亡而身家亦隕，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瘳已！”其痛恨之情溢於言表，如何處置？他的回答是：“ 如使寇難方興之日，進武臣而責以職分之所當為，假之事權，而不輕進其爵位。大正於上，以正人心，獎之以善，制之以理，而官賞之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於上，皎如日星，膏血塗於荒郊，而亦知為義命之不容已。及其策勳拜命，則居之也安而受之也榮。雖桀驁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東未平，不行使相之賞，而曹彬不曰國家負人，誠有以服之者也。” [7]卷27,1042-1043在這一問題的認識上，黃宗羲也有與王夫之有着相似的觀察：“國家當承平之時，武人至大帥者，干謁文臣，即其品級懸絕，亦必戒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褲靴，趨入庭拜，其門狀自稱走狗，退而與其僕隸齒。兵興以後，有言於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於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臣擁眾，與賊相望，同事虜略。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青、齊諸鎮，櫛比而營，大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嗚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11]《兵制二》，32明末急功近利的“重武”之效竟已至此，足見王夫之所論並非無的放矢，其史論的政論色彩也顯露無疑。“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值得任何時代的統治者引以為戒。

　　至於將帥邀譽於人，情形各有不同，而背後所反映的問題之一也是武人的政治與社會地位的低下。在中國歷史上，將帥以其氣壯山河之勢、悲壯淒涼之情而為後世所懷念惋惜者，可能首當數李廣與岳飛。王夫之對二人有理解之同情，也有冷靜的分析與批評。其批評的一個共通之處就是他們取譽於“流俗之簧鼓，士大夫之臭味”，因為“將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所繫者也。流俗何知而為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為之扼腕。”[7]卷3,140概而論之，“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為軟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奸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他認為，岳飛之死，後世扼腕、稱道，其緣由也與此有關。其之所以如此，源於“統大眾，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不過，這樣做的結果卻適得其反：“且為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奸也，廟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己為援，己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奸人之媢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深惜嶽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於譽嶽侯者之適以殺嶽侯也。悠悠之歌誦，毒於謗訩，可畏矣夫！”[1]卷10，243-244由於實際政治地位的低下，武臣不得不想辦法“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太完美卻會遭致君主的疑忌，小人的挑撥。實際上可以將之視作文武關係在社會風氣方面的表現。王夫之曾效力於永曆朝廷，這類情形是他所親見親聞的。“[楊]國棟和諧，喜與文士交，恂恂自下。部卒貧枵，菜食不給，多為諸營傭保，國棟約束之如固，所至不為民患，然以是亦不能得士心，常退朒，未嘗與敵一相當。”[17]卷10,439怎樣解決這一問題？他論邊屯的管理可以借鑑：“厚以養之，簡以御之，弗與民雜處而殊之，屯聚之於邊陲，而與民相忘以安之，庶幾乎民無所施其恩怨，士大夫無所容其譭譽，為將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而後兵可得而用也。”[7]卷7,279其根本，或許即在軍民分離、充分信任前提下的“厚養”。

　　武人地位低下，原因眾多。王夫之從邊疆安穩、兵源來源、政治體制角度的分析，也有其特色。一則，兵賤則將亦賤。寓兵於農時代，重農即是重兵；招募初興之時，“樸者耕耨以養兵，強者戰守以衞農，相為匹而不相下，坐食農人勤獲之粟而不以為厲農，其有功則立朝右，與士伍而不以為辱士”，亦是重武。不過，及至大規模的刑徒充軍，相應惡果便逐漸顯現：“使犯鈇鑕之刑，為生人所不齒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為四裔之徒，則兵之賤也，曾不得與徒隸等，求其不厭苦而思脱、決裂而自恣、幸敗而潰散者，幾何也？兵賤則將亦賤矣，授鉞而專征者，一岸獄之長而已，廉恥喪，滷掠行，叛離易於反掌，辱人賤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7]卷15,580也就是説，刑徒充軍降低了軍隊將士的地位、敗壞了風氣。二則，對待邊將與守令的不恰當選拔方式，造成人們的消極認知。王夫之認為，“腹裏之安，雖大而非安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菲薄所堪”[7]卷17,650，“在邊之將，貪殘駑闒者，甚於腹裏；在邊之守令，污墨冒昧者，甚於內地。” 在他看來，以異國降人邊陲之地為下州，純屬亂政。在實際的政治運行中，“邊方郡邑永為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為之”，“人士之習見既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為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苶，其情偷，苟且狼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為而為之不恥。”財物生計無保障、政治上輕視，社會輿論自然等而下之，最終危及的政權的穩定與存亡。袁翻、李崇面對“債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賕吏橫於邊而民心離”，憂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鑑。”[7]卷17,637-638

　　第三，和談策略運用得當只能應強敵於一時，加強軍備與人才培養的實幹才是根本之道，切忌“空談無實，坐廢遷延”。

　　戰爭與和平談判是相伴而生的，怎樣合理運用兩者達致某一戰略目標，在歷史上留下了不盡的經驗教訓。王夫之通觀歷代戰和，既有事實的對比，又有理論的分析。一則，闡明瞭戰和對於不同民族主體、屢勝者與新敗者的不同影響，強調只能以戰求和，不能為求和而自損。“和者，利於夷狄而不利於中國，利於屢勝之兵，而不利於新敗之國者也。劉宋以和而罷兵，趙宋欲罷兵而講和，趙宋尤憊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於外未忘於內，故劉宋猶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唯恐己之不弱也，故趙宋君臣竄死於海濱而莫能救。”[7]卷15,565二則，強調戰和並用方為上策。“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用和以戰耳。知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女直，而激為兩不相協以偏重於和，飛亦過矣。抗必不可和之説，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後墮其所以戰而一恃於和，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非飛之戰，檜亦安能和也；然則有檜之和，亦何妨于飛之戰哉？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製夷之上算也。”[7]卷20,742此處分析唐代與突厥關係的得失，聯繫到岳飛與秦檜的各執一偏，錯失戰和相輔相成、互為手段的遺憾。三則，分析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前提條件與事前規劃的重要性，指出和談前情報分析、戰略意圖評估的重要性。“‘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戰功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之謂也。奪之於未戰之前，不戰而屈，即戰而已先餒，其衄敗可八九得矣。”[1]卷3,81-82至於戰略評估的失誤，王夫之認為宋對金的誤判是一個典型。“遼之既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賂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賂耳，求為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1]卷9,207分析金人的真正動機在於割地、求賄賂、屈服臣宋，趙宋不明乎此，成為之後選擇助蒙滅金而失去戰略緩衝的重要動因。

　　對於弱者而言，無論戰和配合多麼成功，謀略使用多麼得當，終究不是應對強敵的關鍵。強國勢、厚積蓄、儲人才、勤戰備，才是根本之道。在這方面，南渡後趙宋的教訓尤為典型：

　　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仇復宇為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冑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為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為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奸，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掩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絀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仇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既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説，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説，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仇復宇昌言於眾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苻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敝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1]卷13，303-304

　　事關生死存亡的戰和之爭，卻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壓。而強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無論哪方，僅求言辭之勝，而無“扶危定傾之實政”以扭轉衰頹的國勢。正因為“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趙宋最後面對蒙古夾攻金人的邀約才會束手無策。明人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慘痛教訓其來有自。面對強敵，我們“不能禁其不取”祖宗之疆土，能做的也必須做的只能是“備芻糧，繕城堡”[1]卷9,207，“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閫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1]卷11,259

　　第四，對敵戰略與謀略至關重要，切記“夷狄相攻非中國之利”，要扼殺敵人兼併弱小、做大做強之勢，避免文教與謀略外傳。

　　王夫之特別注重中原皇朝應對周邊民族政權的戰略與謀略得失，如強調存弱者以作戰略緩衝、必要之時捨棄都城與戰略放棄、避敵鋒芒、知恥而後圖與戰略定力。此處嘗試指出如下數點：就地理之險與德而言，決定性因素不在地理之險而在德與人，但地理之險萬萬不可輕易放棄：“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窳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岝崿，一水之波濤，足以為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廣衍之神皋，如手足處末而衞其頭目，夫是之謂真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1]卷14,327他看待戰略要地也類乎此，且具有一種深刻的歷史發展眼光。如論“西域之在漢，為贅疣也，於唐，則指之護臂也，時勢異而一概之論不可執，有如此夫！ 拓土，非道也；棄土，亦非道也；棄土而授之勁敵，尤非道也。”[7]卷24,927尤為可貴的是，他強調要具有全局的視野，警惕因局部焦點而影響長遠與整體利益。“小人之爭也，至於利而止矣；而更有甚焉者，始見為利而爭之，非必利也，爭之以不相下，氣競而不能止。晉悼公與楚爭鄭，用兵十年，連十二國之諸侯，三分四軍以疲於道路，僅服一鄭，而中國之力已憊。當其時，若舍鄭而無可以制楚者，乃服鄭而晉遂不競，楚亦惡能制哉？幸楚之不覺而亦相競於鄭耳，使其舍鄭而他圖，三川危、天下裂矣。夫晉與楚，非擇利而趨也，氣不相下，捐軀命以求贏，匹夫匹婦之情也。”[7]卷18,681面對社會輿論與民族主義因素，決策者切記意氣用事，因小失大。從某種意義而言，新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的某些領土爭端，提倡擱置爭議，或許也有這層考慮。至於存弱者以作緩衝，強者對弱者可以運用，旗鼓相當者有其必要，兩弱對強或許就必須如此了。“高氏為己之捍衞而急撤之，陳何恃以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敗。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禍移於宋。’其愚同，其禍同也”[7]卷18,684；“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1]卷14,314在今日一超獨霸的國際局勢下，這一教訓仍有其現實意義。

　　“借援夷狄”為王夫之所反對，而“夷狄相攻，中國之利”的思想和行動更為他所着意批判。兩者皆有一時之利，前者“導之以蹂中國，因使乘以竊據”，其禍易見，[7]卷23,866而後者的危害具有迷惑性，不易為人所察覺。他説：“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孱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用以恣般樂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夔、羣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7]卷4,153-154相攻，其實是走向強大的手段和過程。不僅對於周邊小國，要警惕這一動向，對待大國依然如此。所謂維持實力均勢，實質也不外是防止某方做大做強。拋開民族因素，僅從謀略而言，今日中國的困境，尤其是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何嘗不是被非友善國家用王夫之所言之策所束縛呢。

　　如從消極被動的一面來説，己方要禁止謀略外泄與文教外傳，王夫之與維柯對此都有特別強調。因此，通婚和親為其所反對，為少數民族政權服務的漢族士人更被他言辭批判。這兩者涉及封建化與長時段的民族交往問題，也較多的反映了王夫之民族觀狹隘性的一面，下篇再適時詳論。至於謀略外傳而陷己方於危境，他認為是有歷史實例的：“中國震而矜之曰：吾以斷匈奴之右臂。於是匈奴亦因而曰：是可以為吾右臂也”[7]卷7,291；“曹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 [7]卷11,432所言傳到敵方，恰好給了他們以啓示。戰略討論、機要信息管控，在網絡信息時代對於國防安全的意義就更加重大了。

　　四  開疆拓土與歷史文化認同的辯證統一

　　從長時段的眼光來看，一方面，存在“一時之害”的以武力為後盾的開疆拓土對於文教擴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由文教而培育起來的歷史文化認同對於維繫一個政權與文明的存續亦不可或缺，這一點在國土分裂亟待統一之時體現得尤為明顯。對於文武關係在這一層面的辯證關係，王夫之也不乏深刻精闢之見。

　　武力拓殖是文教傳播、文明擴展的前提與保障，他的相關論述滲透着對於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一時利弊與長遠得失、客觀形勢與人力作為的辯證認識。漢武帝之窮兵黷武固然有其一時之害，而趙宋之苟且則危害長遠：“先王聲教所及者，悍然於彝倫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恝棄之哉！武帝平甌、閩，開南越，於今為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雲之民，畫塘水三關以絕之，使漸染夷風，於是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天且歆漢之功而厭宋之偷矣。”[7]卷3,127而其動因，固然有雄才大略之人的慾望與主動作為，更是天意與時勢的產物；感時傷世，他熱切渴望有人能重振華夏武功以恢復文教：“君臣父子之倫，詩書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為得，即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啓，人為效之，非人之能也。聖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濱、滇雲之壞，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石敬瑭割土於契丹，宋人棄地於女直，冀州堯、舜之餘民，化為禽俗，即奉冠帶歸一統，而黨邪醜正，與宮奄比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俟焉以廓風沙霾噎之宇，使清明若南國哉！”[7]卷3,138-139也正因為此，他雖不屑於某些歷史人物的私德，卻不吝文辭表彰其事功，宋人章惇正是典型。他説：“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待辯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縣，迄今為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漵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為梗。近蠻之民，軀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惇之為功為罪，昭然不昧，胡為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1]卷6,174王夫之關於文教與武功的長時段思考，真正將天理、人情、事勢與現實融為了一體。

　　逆向來看，共同文教所培育的歷史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可也是民族共同體武功強盛的心理支柱與輿論基礎。國土分裂之際，歷史文化認同對於謀求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尤為關鍵。

　　一則，強調要趁早推進統一。他論及趙宋統一之策時，從主客兩方與故土百姓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廬帳為便安，視幽、燕為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羶俗，如吳巒、王權之不忍陷身汙薉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遲之又久，而契丹已戀為膏腴，據為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為誰氏之餘民，畫地以為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7]卷30,1165；“當石晉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恥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祿，耕者習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中夏為絕域，衣冠為桎梏，禮樂為贅疣，而力為夷爭其勝。且唯恐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1]卷2,59

　　二則，理性分析了被分離之民緣何會被胡化，揭示了他們胡化後再統一時可能會面臨的政治壓力與歧視眼光。“自劉淵起，中國人士詘於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齕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為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中國衣冠之名而恧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7]卷13,493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王夫之對於存文脈、道統於亂世的儒者予以了極高的評價。

　　三則，更為諷刺與悲哀的是，遷延日久，正統與道統的傳承者自己都忘了統一大業。“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夷狄之世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為誰氏之土，而盡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君忘其為中國之君，臣忘其為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非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衣冠之主如寇賊，而戴殊族為君父乎？”[7]卷644故土分離，時勢變遷，不僅有百姓認同感流逝之虞，且有應當繼承大統者苟且偷安、忘卻統一大業之憂，甚至成數典忘祖之勢。反思今日的台海局勢，我們不難體會王夫之的感懷與悲憤，也愈益凸顯出其歷史認識的理性光輝與現實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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