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所作所為，從文化層面講，就是侵略文化使然_風聞

中美關係，雙方同為大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關係。言其重要，這是因為：兩國的政治、經濟、貿易、軍事、文化關係，對於全世界的穩定與發展十分重大。

中美關係，雙方同為大國，又是全世界很難處理的國際關係。這是因為：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和文化上具有明顯的對立性，一個是秉持和平文化、信仰共產主義、主張平等、互惠的國家；另一個則是秉持侵略文化、信仰帝國主義、沉迷侵略、掠奪的國家。

在處理外交事務方面，和平主體中國不愛好拉幫結派，締邦約盟，喜歡交真成朋友，做好自己的事。而侵略主體美國老喜歡專管、愛管他國事情，不是這裏插個樁樁，就在那裏橫個槓槓；同時還愛大搞結邦約盟。

在國家經濟方面，和平主體中國喜歡利用、引進外資，務實地從事國家建設，而侵略主體美國更願意輸出資本，精於去算計他國，攻股市、控期貨、擊基金、宰利（匯）率，以虛擬手段獲取財富。

在價值觀方面，和平主體中國人講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安寧的生活即可；而侵略主體美國總是高亢地鼓吹“自由、人權、民主”。

在消費方面，和平主體中國人總是勤儉持家，勤儉節約，勤儉建國；侵略主體美國人卻是貸款消費，提前消費，或者什麼AA制。

……

中美關係，雙方同為大國，還是全世界最敏感、棘手又難以處理的國際關係。這是因為，侵略文化文明主體的國家總是要時時、處處為難和平文化主體的國家，即美國國家戰略智庫所認為的，中國為其戰略對手——敵手的一種晦稱。故而，在“台獨”、“港獨”、“疆獨”、“藏獨”禍亂國體問題上給和平文化主體中國製造麻煩；或者是在貿易、關税、匯率多方面壓制。

這是因為：曾經不可一世的侵略主體美國，自1776年建國後，在戰略上立足美洲，再踏平歐洲，碎片化伊斯蘭後；再進軍亞洲，意欲肢解中華和平文化主體。同時，其侵略實力的發展從橫霸全球的霸權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國家恐怖主義——侵略文化發展末路，中華和平文化主體的發展之勢鋭不可擋，而侵略主體美國則盛極轉衰，其霸權被全世界熱愛和平的力量一天天的削弱，雖然其有超越全球的硬、鋭、軟三大實力，也難以促成霸權的迴歸。

 一

從人性的角度解釋，侵略，是人類貪婪、自私、寄生惡劣本性的集中表現形式。

在理論層面，侵略，是擴張主義概念的核心與全面表現；從人類有史以來數千年文明發展史中，有史籍可考的侵略歷史超過五千年之久。人類最早的侵略，發生於公元前3000年今伊拉克東南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居住着最早的蘇美爾民族。“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之上也就是一部印歐人入侵者和閃米特人入侵者為爭奪這塊肥沃的兩河流域地區而展開的長達數千年的鬥爭史”。[1]這裏所説的“入侵”，即是侵掠，也是侵略。

從歷史的表現來看，“侵略”的簡單定義，就是一個社會羣體對其他社會羣體發動有組織的殺戮與財物搶劫行為。

而現今國際公認的“侵略”，其定義，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以及財富掠奪。

由於人作為高智慧生物，存在與一般動物所截然不同的思想、精神活動；在遠古時代，人們對於上天、土地、大型森林動物、飛禽以及人的自身的瞭解十分有限，在羣體性生產、勞動、甚至侵略、掠奪的過程中，產生了若干的原始崇拜、原始圖騰——原始宗教的稚形。在侵略行為中，原始宗教在侵略主體以及侵略客體中，都發生着凝聚力的作用。

人類“侵略”的產生，緣起有二：一、以掠奪食物為主要表現，即以動物和動物羣體最基本、最原始的本質屬性體現。

二、當人類羣體社會化，產生一定的宗教信仰後，從信仰征服方面而引發侵略。即信仰征服成為侵略的強力助推。

人類侵略史，自公元前3000年時期，印歐人和閃米特人侵略美索不達米亞為表現，是最早的人類侵略活動。主要是在蘇美爾地區建立侵略者政權的薩爾貢一世。那是帶有獸性的貿易、搶劫、爭戰且長久持續的掠奪歷史。

與此相聯關的問題則是：猶太人的祖先“亞伯帕底赫（Abdi-Hepa）的名字來自西閃語族（米特族）——閃族人或閃族語是許多中東民族與語言的通稱”。[2]能夠初步肯定：閃米特（族）人某一支應為猶太人的祖先，從而説明：早在公元前30世紀時候，古猶太人就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民族。從侵略的意義出發，可以得到進一步説明：古猶太教以及衍化出的基督教，具有侵略性，就不足為了怪了。

以公元紀年為界，公元以前遠古時期的大侵略以攻城、殺戮、並滅、略地為主要表徵。

從公元紀年開始，較完整意義的西方宗教——基督教產生，自產生的時候起，便參與到侵略戰爭之中。古典時期的侵略，是侵略的發展階段；除以攻城、殺戮、掠奪、並滅、略地為根本表現之外，更重要的，是人類創立的文化方面的宗教成份，作為侵略戰爭的“軟武裝”方式，也即攻擊思想、信仰、精神的“武器”，直接參與到侵略戰爭之中，誘使侵略客體降低抵抗，即假託“上（天）帝”之名，以此來降低侵略成本，獲得更大侵略利益。

    細查遠古或古典時期的侵略，其盛行和猖獗的地區，多存在於海岸不遠的、且存在城邦、商品貿易的地區。

居集於內陸山川的陸地國家，其文明創造羣體，所創造的文明帶有以土地為根本生產資料的內陸農耕文明；反之，居集于海洋的島國、半島國的文明創造羣體，所創造的文明則帶有濃郁的海洋特質。

內陸文明的特質與海洋文明的特質存在很大的分野，該分野主要存在於：內陸文明的全部文明創造羣體，多注重於內部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安寧，經營的重點往往在於勞動者與土地之間的和諧關係處理方面。

海洋文明的全部文明創造羣體，多注重於外部環境與資源的探索，經營的重點往往在於探索對外界的獲（索）取，顯現掠奪方面。

從人性的角度而言，侵略、殺戮、掠奪、貪婪這類惡劣本性對於內陸文明全部文明創造羣體而言，具有較大的擯棄性；反之，侵略、殺戮、掠奪、貪婪這類惡劣本性對于海洋文明全部文明創造羣體而言，則具有較大的發揮性。

起於公元至中世紀古典式侵略活動，所具有的特點：範圍廣、烈度強、殺戮眾，宗教開始介入侵略活動之中。

起於公元15世紀而開始的現代式侵略，是歷史侵略的變異性發展與侵略文化的集大成。這個階段以麥哲隆、哥倫布遠洋探索性侵略，到直接性大侵略為開端。

所具有的特點：範圍更廣、烈度更強、殺戮更眾、殖民地擴展甚多、奴隸販賣，宗教侵略成為侵略軍隊的次先鋒。

美國學者法裏德·扎卡利亞所著《後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時代》，對比了鄭和與哥倫布的航海，但卻忽略了航海的本質問題，那就是鄭和的航海，與哥倫布、麥哲倫等海上強盜們的航海所存在的本質區別問題：鄭和的航海，無論航行到哪兒，所傳播的都是饋贈與入貢，友誼與和平；而強盜們的航海所傳播的則是侵略與仇恨、殺戮與掠奪！

西方的“文明”人不可能深入瞭解古華夏不追逐利潤背後的文化因素，以及對外航海侵略、掠奪的不道德根源。由此可見，西方人、特別是他們的學者，對於中華文化的知曉與瞭解，淺薄得可怕。

與古典侵略所不同的是，除宗教侵略方式介入之外，隨着文明的發展，其他如經濟、貿易、貨幣、文化方面，均成為大侵略者綜合運用的侵略方式而實施侵略。

在人類存在的數百萬年生存與發展史中，對於人性本性的改造與放縱一直交織而存在着。

侵略文化的形成源自於兩個方面的交織：其一，宗教文化的轉化。其二，在實施持續、長久的侵略行為中形成。

本著認為，所謂侵略文化：文明體系和平文化的對立成份，指在創造文明以及傳承歷史的進程中，基於發展的文明主體（國家）對非文化趨同性或同一性的其他文明主體（國家）施以有組織、有目的、有步驟地持續侵佔領土，掠奪、搶劫財富，奴役或殺戮被佔領地人民的國家武裝犯罪行為，籍此在文明主體內所形成並延續的思想傳統與行為傳統。

在這個定義中，言其有組織、有目的，就涉及到社會的宗教文化因素及其轉變，在古代，以宗教來組織羣體力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無論在任何國土，侵略文化的產生，不可否認，是基於人性幽暗、貪婪、享樂、自私的惡劣本性而來，但並不能肯定地説：是那些作為文明創造羣體之中、曾經的社會政治文明導向羣體羣員們的貴族、權臣、紈絝子弟們，基於人性的貪婪、罪惡、醜陋、自私自利而刻意“創造”。

侵略文化的本質特點：

首先，侵略文化在社會邏輯行業領域存在的本質特點：

第一、侵略文化在政治上具有極大的反動性。

第二、侵略文化在經濟上具有極大的壟斷性和掠奪性。

第三、侵略文化在軍事上具有強烈的霸凌性。

第四、侵略文化在文化上具有極大的摧殘性。

對於秉持侵略文化的文明主體——文明創造羣體的文化意義方面表現出的普遍特性而言，主要具有的本質特點：

第一、侵略文化對於文化非同一性的異族、異國具有強烈的排斥性。

第二、侵略文化具有強大的野蠻擴張性，即國家霸權主義。

第三、侵略文化具有極大的國家犯罪性，即國家恐怖主義。

第四、侵略文化具有羣體寄生性。

侵略文化的發展性 具有三方面的表現形式：

一、改進遠古的、傳統的又顯性的殺戮、侵佔、掠奪方式，為武力恫嚇或小規模、少死人的局部戰爭，來替代傳統的大規模戰爭侵略方式。這是基於人類、文化素養提高、進步的壓力所迫使；絕對不能看成是傳統侵略者們在修正其歷史祖先的罪惡之上，進行改正。

二、傳統侵略方式退卻，取之而代的是新生性又隱性的、即以更隱蔽、更表現柔和，也更易於為被侵略客體人民接受的現代方式進行侵略。

三、侵略文化發生變異轉化。侵略文化主體發生變異轉化，是指曾經受侵略文化主體過於深重的災難，喚起侵略主體及其子孫們自身潛在的良知或認知，反過來促使侵略主體子孫們發起對歷史祖先大侵略行為的深刻自省與檢討，以此來促成子孫後代對於侵略文化的擯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就是這樣）。

侵略文化存在兩種形成形式：原生性侵略文化和文化異化性侵略文化。

原生性侵略文化，是指未受到其他外來文化的重大影響或不良影響，多以原住民為基礎，而自然萌發的侵略思想，以及該思想指導下的侵略行為——財富掠奪、土地侵佔，以此形成的文化。在全球範圍內，原生性侵略文化的文明主體，主要有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原生性整體移植）等，而其中以美國為侵略文化的集大成，並將侵略文化發展為霸權主義和國家恐怖主義。

文化異化性侵略文化，是指某一文明創造羣體在汲取其他文明羣體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份後，發生異化性改變而形成的侵略文化。在全球範圍內，文化異化性侵略文化僅古倭寇日本所獨有。

宗教參與侵略，是中東與西歐宗教產生的政治性所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説，中東與西歐、西方的宗教，並不是準確的精神文化，而是表現為社會政治的附屬物而產生的，即不為煽動社會的精神而產生，而是為社會的政治所產生。

“‘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號是十九世紀末美國準備向東方擴張所發出的一個信號”。[3]

這樣的擴張信號，既表現為宗教的擴張侵略性，即侵略主義。同時，又體現為侵略者們發動大侵略，以宗教來美化侵略行為、遮掩侵略行為，使宗教成為大侵略的裝飾品。

西方侵略宗教——基督教自產生的那一天，便產生了兩個重要特點：

其一，與古猶太教發生對立。這可能是因為：耶穌創立的基督教，源自古猶太教，對於猶太教而言，存在一種另立門户式的背叛之緣。

其二，生活於凡塵的耶穌，暴力相伴，其死亡經歷，更是血腥相隨，變種血腥容易演化成仇恨的伏因。

公元6世紀再產生的伊斯蘭教也是如此，具有強烈的侵略性，而且政教合一。

此外，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自其產生的時候，就具備了不可調和的世仇對立，其根本原因是，它們同時都是具備政治性和侵略性的宗教。

西方宗教——基督教及其分支，導致了人的信仰狂熱與精神病態，脱離了理性的支配，助長了強烈的侵略性。

在宗教學領域，侵略，又是宗教羣體力量以脱離宗教根本的教旨、教義，所表現的異化性使用結果。

宗教的政治性，則是羣體（個人）精神、心理、思想在虛幻的尋求中未能得到的安慰、解脱與滿足，從而使人性貪婪本質：財富、安逸、寄生、私佔、遠離病痛、逃避生死又發生現實化的結果。

西方的基督教及其衍生的若干教派，雖有廣泛的信眾，但卻很難從宗教本義上給人以心靈上的慰藉：超脱塵世，與世無爭，獲得心靈的清靜，修煉自我。反而成為侵略、殺戮的興奮劑。

侵略性的宗教與和平性的宗教，通過宗教的政治性在社會生活中直接表現。即存在政治性的宗教必然具有侵略性，反之，不存在政治性的宗教具有和平性。

在這裏，有必要對比一下中國宗教與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所存在的幾點根本不同：一、中國宗教，含中國道教、中國化的佛教，其起源的根本教旨、教義方面，尤其注重個人的思想、心靈的“修煉”，這種“修煉”通過具體的行為：打坐、參禪、悟道、雲遊來體現，既有個體獨自的行為表現，也有出行、接觸社會的羣體表體，而且不存在絲毫的強迫性，所以從宗教產生與傳播的那天開始，就不具備、或言擯棄了宗教的政治性。

二、中國道、佛宗教與經濟、掠奪、侵佔無關，教徒多自稱“貧道（僧）”，以真情坦誠獲得別人施捨，與搶、盜、掠關聯甚遠。

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與之相反，從產生的開始，羣體的政治性便隨着產生了。它注重的是以期達到羣體的某種共同性：普世（適）。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以此來進行各種羣體活動或行動，就是羣體最大的政治性表現。形成了羣體大凝聚，從事所謂的“以上帝之名”搶劫、掠奪、殺戮便顯得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另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帶有強迫性劃誘使性的皈依，無論對羣體，還是個體。這種強迫性質，也為日後宗教內部發生羣體分裂與羣體對立、或者引發羣體衝突種下始因。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存在政教合一的近似之處，羅馬時代，基督教終成其“國教”，與社會政治親密無縫；而伊斯蘭教則不須説：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極大地強化了宗教本不應具有的社會政治性，對於全部文明創造羣體侵略慾望的激發，必將發揮極大的蠱惑作用。

關於社會精神充實、慰藉的宗教，本不應該與社會的政治性搭界、糾纏，但宗教羣體的本身就顯現為一個社會，個人更是存在於社會（羣體）之中，社會的現實決定並支配着社會的精神。因此，當羣體（個人）的思想、心理，很難實現精神化的慰藉與寄託——純粹意義的宗教時。反之，將羣體（個人）的思想、心理，在做到精神化的慰藉與寄託的同時，更是回到現實社會的不當索取——宗教的政治意義就產生了。具體則體現為：喪失羣體（社會）基本公平正義的搶劫、掠奪——侵略。不論原始侵略、還是成形宗教，都是一樣；當宗教羣體的侵略行為發生以後，又反過來推動宗教的發展和信眾羣體的擴大。

當以宗教羣體為實力的而組建成的軍隊，或以傳播宗教為名，或直接對外發動大侵略時，宗教，就成了徹頭徹尾的侵略性宗教。其宗教文化也轉變向侵略文化改變、發展。

在巴勒斯坦，上千年以來，依然發生若干起阿拉伯伊斯蘭宗教羣體與猶太人（希伯來語：יְהוּדִים‎, Jews, Yhudim）之間的羣體衝突，死傷無數。猶、阿兩族的宗教仇恨過於深厚，化解太難。

這種表現，不僅限於不同的穆斯林國家，即使在同一國家內部，只要存在幾種不同宗教的信眾，也是矛盾重重，積怨難解。

從政治學説方面，如果説軍事進攻、戰場撕殺是剛性的政治；那麼，宗教的懷柔與利誘，所產生的皈依，則是柔性的政治表現。

1943年，黎巴嫩即將獨立，對於國家權力，不同的教派進行激烈的爭奪，其妥協結果是：總統和軍隊總司令職位歸屬由基督教馬龍派人士，議長和總理分別歸屬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人士，議員和各部部長則按不同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隨着人口結構與數量的變化，國民中伊斯蘭教信眾增多，穆斯林成員又要求擴大權力範圍，併成為宗教羣體鬥爭——國家內鬥的導火索。

美國文明，首先，從地域環境對於文明形態形成的影響而言，屬于海洋文明體系；而且是屬於侵略主體英國的侵略文化，在北美大陸生根，與母體的侵略文化並無二至。

其次，從文明體系內部包含的社會宗教特點而言，屬於基督教文明。

其三，從文明體系內部包含社會發展性質而言，屬於先進的科技文明，其存在已長達數十年，並引領着全球科技的發展方向。

其四，從文明體系內部泛文化性質而言，屬於以侵略文化為內核所形成的社會文明。

其五，從文明體系內部所包含的社會政治文化（明）成份而言，屬於社會政治文明導向羣體自我鼓吹、自我標榜的“自由”、“民主”、“普世（適）價值”社會文明。

就現今侵略主體美國，其國家有良知的學者，都覺得美國是“超級帝國主義”、“金融帝國主義”、“貨幣帝國主義”、“霸權帝國主義”、“流氓超級大國”……可能是因為對於侵略主體美國在其國內自身矛盾重重的情況下，依然對世界行使橫蠻霸道的國家作風，甚至對全球施以國家恐怖主義，而引起反感的緣故。[待續]

 二

       傳統軍事武裝侵略，在時段上起於古典時期後期，中世紀前十字軍東征的宗教大略時期，而且一直持續着。在這種大侵略活動中，宗教參與侵略是其重要特點與表現，而且，經歷了一個從高亢到衰落的歷史過程，在20世紀中期開始，不同的大侵略活動中，宗教介入的侵略近於絕跡。

        與此相應，宗教退出傳統侵略行列之後，取而代之的則是以奴隸貿易、貨物貿易、貨幣、資本輸出、軍事霸凌等方式為表現的侵略。

        公元前4世紀的亞歷山大大帝侵略中亞、印度，是人類文明史上發生的較早的大侵略。與19世紀英不列顛侵略印度、南亞，成立東印度公司，同為侵略，在目的方面卻存在很大區別。這種區別在於：

        一、根本目的的不同。亞歷山大的侵略在於妄想進行從版圖到思想的大一統，掠奪的性質相對弱化。而東印度公司，妄想的是建立海外殖民地，並實現對殖民地在財富、貨幣、資源、勞動力掠奪的同時，擴大侵略主體產品銷售渠道，開闢並拓展市場。

        二、侵略方式的不同。亞歷山大以征服、殺戮，使對方屈服為主；而東印度公司除征服、殺戮之外，更有掠奪、建立殖民地方式。

        三、前者屬國家擴張主義，後者為資本擴張主義。

而英國侵略文化移殖美洲後，侵略主體美國的社會羣體層次大體可以劃分為：資本控制者、白人、舊白奴（契約奴）、土著印第安多種族、舊黑奴五個層次。且奴隸非常多。“到1708年時，有白奴一百二十人，黑奴四千人，和印第安奴隸一千四百人。據估計，英國各殖民地的黑奴有1714年時為六萬人，1760年時為三十一萬人，1775年時約五十萬人”。[1]這都歸於罪惡的、產業化的奴隸販賣。

        除奴隸販賣之外的另一罪惡，對於在獨立建國與立足北美的過程中，施行大屠殺：“在墨西哥灣一線，傑克遜在亞拉巴馬的馬蹄灣打敗了克里克人，屠殺了557名印第安人，逼迫印第安人割地求和……”。[1]“（美國的侵略）擴張是通過這樣一個順序——先是對於土地的飢渴，然後是宗教的狂熱，最後才是軍事武力——來實現的。土地開拓者與宗教狂熱分子的人數大大超過士兵的數量……屠殺印第安人的戰爭無疑是殘酷的”。[2]

“‘殖民地是用火和劍取來的，殖民地居民受着殘酷的虐待，他們遭到了各式各樣的剝削’。擄掠、奴役、屠殺、甚至種族滅絕”。（侵略者，即）“殖民主義者毀滅了多少殖民地的古老文明，殖民征服的歷史，每一頁都充滿着血腥的味道。馬克思曾借用威·豪依特的話，譴責萬惡的殖民制度：‘所謂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採取措施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3]這就是侵略者們殖民的罪惡。

        一般認為，西方侵略文化推動擴張主義產生的根源：

        一、城邦集中居住形式產生，這種現象的產生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紀以前。

        二、而在公元10世紀以內，西歐的古羅馬、古希臘地區以及非洲的埃及地區，商品交換產生，以金銀為形式的貨幣和商業貿易出現，重商主義產生，並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

        三、城邦加商品交換，貿易加金銀貨幣，促成了擴張性宗教的產生。

        相比之下，在古華夏地區，公元前10世紀前後，沒有城邦出現，只有遊移狀態的牧（漁）獵。

        公元前的西周時期，商品交換已經出現，卻只是限於以物易物的交換，缺少嚴格意義的金銀質穩定貨幣。而代貨幣形式的刀幣、銅幣也是戰國時期（前221～前47）才出現；戰國末期的秦國嬴政完成大一統，才統一貨幣。

        重農並抑商的社會共識深入人心，也算重農主義，散居狀態的封建農民“一夫授田百畝“，沒有閒暇的時間從事思想、觀點、價值、生命等各種內容的交流，不具備產生宗教的條件，從而屏蔽了羣體可能產生的侵略、掠奪思想。

        這就是外國人所認知的“在中國，商賈低人一等，不被尊重，在服飾衣着、攜帶武器、乘坐車輛和佔有土地等方面都受限制。往來於各地之間運輸商品的工作，被認為非生產性的和寄生的”。[4]

        與此相應的是，侵略主體美國立國後，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建設多方面，均對其父代侵略主體英國進行了全面的傳承，傳承以後在侵略實踐中求變求新。

        在其立國早期以及侵略發展的前期，其侵略方式：奴隸貿易、攻城略地、殖民地開發均極大程度地保留。

        在政治方面，推行兩黨輪流坐莊制。雖然其建國之初，兩黨政局並不十分穩健和鞏固，但兩黨輪流執政格局並無改動。

        在經濟方面，大資本財閥階層、種植園主、奴隸主，是作為政府的後台存在的，對內從事盤剝、壓榨的同時，又對外發動侵略。

        如此國度，曾有榨取奴隸血汗的幾任總統，來標榜自己的“人情味”，過於蒼白無力。在當時的立法體系內，黑人在部分條件下，幾乎與奴隸身份不存在區別。“在美國統治之下，路易斯安那保留了婚姻中的這個‘共同體財產’（community property）的原則。但是自同黑人的地位卻遭遇了直線衰退。當地的立法機構通過了南部最為全面的奴隸法典之一，禁止奴隸們‘奢望他日與白人是平等的’，限制他們獲得釋放的機會和進入法庭的通道。路易斯安那的奴隸在西班牙暴政統治下享有的自由要遠遠多於他們成為鍾愛自由的美國人之後所享有的自由”。[5]

        侵略擴張，無疑也屬“自由”範疇，“美國人對北美大陸的佔有權來自於美國擁有的歷史使命，即要擴展自由的疆界”。[6]在奧沙利文的文章裏，大肆鼓吹自由擴張，美國人應該“遍佈和擁有整個大陸”，它“是上蒼賦予我們用來進行關於自由的偉大實驗”，而且任何人不能阻擋。所以，“美國自由既是一種‘現實的思想’，又是一種‘神秘的思想’——它意味‘一種行動和運動的自由，美國人則得上用這種自由在上帝賦予他的這片廣闊領土大肆擴張，並將其征服為自己所用’”。[7]

        從1776年建國後，美國便成為一個秉持並極力弘揚、發展侵略文化的國家。承襲其父代侵略主體英國的侵略文化之後，為了侵略利益，又與父代侵略主體的英國、法國、西班牙發生侵略利益的持續爭奪戰爭，從而使侵略利益在美洲大陸逐步擴張。先後驅逐了西班牙、法國、英國的侵略勢力，並謀求控制海洋運輸、貿易，與此相應是的建設強有力的海上專職軍事力量，對於這方面，侵略主體美國超越其父代英國，軍事理論家艾·塞·馬漢提出了相對完整的海洋控制理論——海權論。開啓了傳統武裝侵略、以侵略方式發展己方文明主體的國家發展道路。對外推行侵略、掠奪的武裝大侵略，常以“自由、人權、民主”一套虛幻的價值觀理念到處鼓吹。

        從門羅主義到“一戰”、“二戰”，都是侵略文化美國在強大自身的立場上，所進行的最捷徑、又最有效的軍事衝突戰略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説，伍德羅·威爾遜（英語：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第28任總統）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英語：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第32任總統）二位都是侵略文化霸權主義的戰略家。

         “二戰”行將勝利前夜，投身參與，收得碩果：一是經濟上獲得了交戰國雙方難以統計的不當利益。二是，將歐洲列強們各個擊破，然後，是對傳統侵略方式戰略的重大調整：確定佈雷頓森林體系，主導建立聯合國，利用貨幣、利率、匯率、金融、資本輸出，對世界各國的財富進行隱性或顯性的洗劫與掃蕩。

        為了更好地對世界進行侵略，聯合了父代侵略主體的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等，諸多劣跡斑斑的侵略文化衰落國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父代與子代侵略主體羣體力量抱團。抱團的侵略主體或者在世界範圍各地顛覆他國政權、發動政變、或扶持反對派力量，或共同發動對其他國家傳統的兼有非傳統方式的侵略，又共同對付極具有侵略傾向的前蘇聯。

        為侵略主體美國尋找或樹立對手、肢解伊斯蘭世界的歷史時期。而經濟極度虛弱、軍事強大的俄羅斯，侵略主體美國從經濟下手，進行軟侵略對之侵略已無利益可得；而從軍事下手，從事硬侵略，核戰爭風險又無法把控。因此，只能選擇不同的制裁方式，以削弱俄羅斯的經濟復甦與發展。

        侵略主體美國為確保在中東的石油開採、石油定價與銷售的不當利益獲取，“二戰”結束以後扶持以色列建國就精心佈局，具有兩方面的表現：

        其一，扶持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打楔子，肢解穆斯林世界，使曾有構建“阿拉伯聯盟”的國家擯棄這種幻想。

        其二，通過遍佈中東地區的駐軍，加以情報人員的滲透，促成中東伊斯蘭各國的反政府力量成長壯大，或發展親美勢力，對伊斯蘭國家制造混亂、動亂和戰亂。

        此兩方面的背後，是為了控制中東地區的鉅額石油資源，確定由侵略主體美國操縱的石油定價。在侵略文化思想指導下，先粉碎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開始。接着搞亂黎巴嫩，後又向敍利亞滲透多年；同時威懾伊拉克、利比亞、也門、埃及等國。當使用霸凌式侵略不能發揮很好效應之時，借題發揮，扯出若干侵略幌子，諸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人道主義災難”、“疑似化學武器”等，對可憐的伊斯蘭國家直接發動多種方式的侵略，促成其政權更迭的同時，製造國家重建的災難。

只要簡單回顧一下二戰及戰時將參選的侵略主體多任總統，可以肯定的是，戰時參選連任的總統，得票率較高。以反擊恐怖主義發動顛覆伊拉克戰爭的小布什，連任時的支持率一度高達95%，還有羅斯福、奧巴馬等。其背後的主導因素，就是侵略主體的社會政治文明導向羣體，利用選舉大肆美化侵略戰爭，淡化反人類的掠奪，對普遍文明創造羣體羣員們進行戰爭的“愛國”蠱惑，使其成為傳統教育的重要組成和核心組成，形成全民性因侵略戰爭而產生“愛國”傳統。

        侵略主體美國支持戰時總統的連任，不遺餘力地宣傳“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以及美國的戰爭對手“威脅”着世界“和平”，以及美國的利益，蠱惑形成了文明創造羣體侵略性的 “愛國”熱情，故而戰時總統易獲連任。如二戰期間繼任、又發動朝鮮戰爭的杜魯門，侵略伊拉克時期的小布什；侵略伊拉克、阿富汗時期的奧巴馬……表明美國的文明創造羣體大多數，都支持美國對外侵略。

        美國建國時間雖短，但是在英國侵略文化基礎上加以弘揚而建立的侵略主義國家。其對全世界的武裝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超越了世界文明史上以往的任何大侵略，將侵略文化思想發揮到極致，代表人最衰朽的文化思想——侵略主義也發展到盛極必衰的境地。

[1]《美國史綱》[蘇] 阿·符·葉菲莫夫 著 庚生（蘇更生）譯  1972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38頁

 [2]《美國軍事史綱》陳海宏 著 1991年長征出版社97頁

[3]《巨人—美國大帝國的代價》[美] 弗格森 著 李承恩 譯 2007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頁 

[4]《菲律賓史》金應熙 主編 1990年河南大學出版社87頁

[5]《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美] 斯塔夫裏阿諾斯 著 遲越 王紅生 等譯1995年商務印書館 27頁 

[6][7]《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美] 埃裏克·方納著 王希 譯 2010年商務印書館381、420頁

[待續]

[1]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七版 [美] 斯塔夫裏阿諾斯 著 董書慧 譯 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59頁

[2]《耶路撒冷三千年》[英] 賽門·蒙提費歐里 著 黃煜文譯 2013年台灣究竟出版社49頁

[3]《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顧長聲 著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