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香港運動、歐美政治的右翼民粹化及人類政治的複雜性_風聞

兔主席 09-22 12:33 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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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主席 20200915

筆者寫美國國內政治及社會主義，寫到第八篇，筆者今天要稍息，折回一點，回顧一下香港。首先我希望強調，寫這個系列的根本，是因為我認為分析中美關係主要應該圍繞美國國內政治展開。中美關係很大程度是美國國內矛盾的外化。如果美國國內矛盾不解決，就有將國內問題轉移到中國的動力和風險。一方面，右翼政客會這麼做（參考Trump及目前的共和黨），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政治可能有集體右翼的風險。

在一個多世紀的帝國年代、極端年代，發達國家通過對外侵略轉移壓抑的國內問題是一個非常慣常且在國際上可以被接受的手段。對外侵略及對國內少數族羣的壓制（例如納粹對猶太人）彼時還有“科學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理論支持，認為對外侵略是傳播文明。

二戰之後，侵略他國領土和戰爭已經不再是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外交手段。種族主義也退出歷史舞台，至少在明面上被唾棄。但發達國家的國內經濟和社會問題並沒有消失。

到了21世紀10年代，這種問題體現在：

——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全球化及人工智能/自動化，使得中低階層在全球競爭之下丟失了過往的工作機會）。這種問題在自由市場經濟主導的社會里（例如美國）尤其嚴重，因為社會再分配和福利資源非常有限；

——移民問題，讓人覺得社會及族羣的穩定性、同質性、傳統受到外族威脅，這個在所有歐美國家，不分大小，都存在，小國（即便有社會主義/福利主義在經濟上安撫大眾），情況反而可能更嚴重。

——政治精英在利益上、階層上、認識上、觀念上脱離廣大民眾，使得廣大民眾覺得政治精英、政黨不能再代表自己的利益）……

這些問題可以被看作自由市場經濟和西方代議民主制的雙重“失靈”。

但這並不意味着自由市場和代議民主/選舉政治就因此“失敗”。

其一，右翼政治/右翼民粹主義可以通過族羣/身份問題來轉移矛盾。經典手段故技重施。只不過今天不再用軍艦和大炮，而採用其他手段（例如科技戰、金融戰、貿易戰），藉此轉移國內矛盾。

其二，西方民眾反對的是精英政客，認為當代制度存在失靈，但他們又不反對選舉政治本身。選舉政治也為新的政治力量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新的政治力量可以通過贏取選票登上政治舞台。

在歐洲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裏，新興的右翼民粹政黨通過贏得選票進入立法機構。

在英美的簡單多數制（first-past-the-post）裏，右翼民粹政黨通過固有的右翼政黨登上舞台（例如Trump通過共和黨這個平台當上總統），或右翼政黨進一步響應右翼民粹（例如英國的保守黨）。

右翼民粹化，就是本世紀10年代以來歐美國家解決全球化之下積累的國內經濟社會問題的手段。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去年的香港鬧事，會發現情況非常相似。筆者在去年運動早期就做過如此分析，指出香港問題也是全球化問題的一個縮影，呼應的是英國脱歐與Trump當選。

香港的源頭問題：

**1、**全球資本主義：在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也在經歷“產業升級”，出現了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向內地的問題。資本家將工廠轉投設立在內地，內地工人取代香港工人。香港的大眾開始轉向各類服務行業。穩定的製造業/產業工人消失，工會力量逐漸淡出，勞動者的僱主中小型企業化。香港製造業水平不高，產業轉型發生得更早，也不受後來的人工智能/自動化等因素的影響，時間上早於歐美國家90年代以來才大規模經歷的大規模工作崗位離岸化。

**2、**高度金融化。香港發展成為金融中心，而金融產業能提供的就業是有限的，只能惠及極少數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羣，無法直接惠及普羅大眾。如果導一個圖，一定可以發現過去幾年金融行業在香港GDP的佔比與香港的基尼係數（社會經濟不平等情況）成正比。

3、移民問題：從內地來到香港的各種移民，包括一百萬單程證移民，其中中低技能勞動者會分流本地的中低技能工作崗位及有限的社會福利資源。高端人才移民（內地背景出身，在中環上班的金融或相關行業從業人員）則在搶佔香港核心產業的崗位。移民給本地人帶來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的，還有文化、政治、價值觀層面的，即本地人認為大量的內地人前來會影響、稀釋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觀及生活方式（Way of Life，包括粵語和繁體字），給當地人帶來很大的不安全感。這種牴觸有狹隘的地方主義族羣意識，也有過去大半個世紀香港與內地意識形態分野及不少人口及先輩的逃港經歷，在21世紀仍然將內地妖魔化。

4、原教旨/野蠻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顯然，上面這些問題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遇到的頗有相似之處。解決方案方面，如果不能源頭上解決問題，只能通過社會再分配來解決，就是採用某種形式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會主義制度。但香港有一個堅定的、以原教旨主義方式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等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政府和精英。在此點上，沒有什麼比香港政府採取的市場化的、資本家利益先導的房地產政策更能説明問題，與政府主導、社會主義化的新加坡形成極度強烈的反差。在自由市場和積極不干預的小政府制度下，香港逐漸發展成為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經濟最不平等者，中低層民眾與上層精英經濟差距越來越大，無法分享香港繁榮的果實。年輕人更看不到希望。

在歐洲大陸人看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和小政府是野蠻、粗俗、沒有品味的，是一個多世紀前不開化的資本主義。美國就是這種野蠻生長制度的代表。歐洲則是開化的社會主義（social democracy）的樂土。英國始終介乎於美國和歐洲之間，因為發明了NHS（英國的全民醫療體系），也算有了國民驕傲，離歐洲大陸的福利國家拉近了一點，比美國更加“文明”。而作為遠東自由港、飛地的香港，就野蠻生長了，當然這麼説也不公平，因為“六七”之後，英國殖民者在香港也推出了一些社會福利政策，例如修建了一些公屋，但畢竟還非常有限。香港社會仍然由盎格魯-美利堅經濟意識形態主導，並且認為這種制度就是香港發展和繁榮的原因。在迴歸後，香港繼續堅持右翼經濟政策，其不但沒能擺脱過往的政治經濟價值形態，還將這種政治經濟價值形態視為自己的核心價值，用來將自己與內地進行區分和隔閡（在經濟上也無限放大“兩制”）。

結果，在這種野蠻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經濟鬧矛盾越來越尖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普羅大眾苦不堪言。

**5、對政府的不信任。**香港老百姓對港府精英有嚴重的不信任。這種對政客的不信任在發達經濟體裏普遍存在：過去幾十年來，政客/官僚的成長背景、“所屬階層”、教育水平、價值觀念、社會網絡等與普羅大眾的差距越來越大，用內地話説，“不接地氣”，用香港本地説法，越來越“離地”。他們發自內心無法理解和體恤普羅大眾的痛點，對於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實際上也並不尊重，始終拿出高高在上的姿態。美國民眾不喜歡希拉里，和香港民眾不喜歡林鄭，可能有類似的原因，都覺得她們太精英，太職業化，專業化，太自以為是，不接地氣，不尊重老百姓所想。（筆者再回想起去年香港鬧事高峯時林鄭與市民的對話，就是這個感覺。對話效果非常不好，在老百姓看來完全就是走走形式，結果起到反作用。）

香港老百姓對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政客/政黨的不滿，其實與西方民眾對主流政治家的不滿非常相似，是人們對政客和官僚根本上的不信任。

這時就為新的政治力量出場提供了空間。是用左翼政治（社會主義）改革現有體制，還是走右翼政治的道路？讀者們肯定已經有了答案——右翼政治。

美國面臨着有許多深層次的社會原因，使得它成為西方國家中最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香港也有類似的問題——在過去大半個世紀與內地的複雜關係。筆者曾經回顧六七以來的歷史，寫過一篇左翼政治在香港“透支”的問題。

結果，香港和歐美一樣，選擇了右翼民粹政治。一些更加敏鋭、更能貼近民眾的人抓住了老百姓反移民、反精英政府、嚴重缺乏安全感、對“香港文化”及“香港人族羣身份“的關注，搞起了反中政治，將香港本地經濟社會矛盾外部化。他們最初完全是一支新的政治力量（“本土派”），獨立於甚至挑戰傳統的民主派（認為民主派也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但逐漸被走向並納入主流，並開始塑造和影響反對派政治。這個情況和Trump在美國及右翼民粹政黨在歐洲一樣。

香港許多建制派政黨和政治家其實很關注民生，希望指向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經濟問題，但這並不能幫助他們贏來更大的民眾支持。在政治衝突下，建制派精英政府選擇和內地站在一起（他們不可能有其他選擇），則進一步加大了本地人的不滿，人們可以把所有的矛盾和不滿都集中發泄在本地政府身上，並在最後集中發泄在香港警察身上：警察一度成為香港右翼民粹政治的宣泄口。

這表面費解，但看看其他地方，很容易找到可比案例：美國的中低層白人認為民主黨不能再理解和代言他們的利益時——特別在文化價值、移民問題、種族問題等——他們就集體轉向共和黨，擁抱右翼民粹政治——即便共和黨提出的是代言權貴、傷害中低層民眾經濟利益的各種反動政策（reactionary policies），中低層白人似乎選擇了一個在經濟上更不利於自己的政黨。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英國中低層白人與工黨身上。一旦從全球範圍看，香港的問題就容易理解了：它是歐美政治右翼化、民粹化的一個呼應。

中央政府總説要關注香港深層次的民生問題，是正確的。深層次的民生問題一定要解決，但政治的驅動力量是非常複雜的。老百姓的不滿來自經濟，但並不限於經濟，不能完全從經濟角度去理解和解決。如果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那麼代言中低階層利益，提倡全民醫保、提高社會最低工資、要求對富人加大增税、減免學生貸款的民主黨左翼們為什麼不能獲得美國中低層白人的青睞呢？顯然，問題那麼沒有簡單，人類是非常複雜的動物，訴求非常多樣，經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但人們的政治選擇不能僅從經濟維度去解釋和預測。

對政治背後的民眾，需要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去分析，要深入他們的內心，從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訴求，高高在上，自認為比他們更懂得他們的真正利益（“把羣眾當阿斗，把自己當諸葛亮”），認為民眾就會算經濟賬，只要通過經濟施惠就可以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加深隔閡，帶來反效果。

左翼政治始終從經濟和階層入手，而右翼政治始終從族羣和身份入手。從一百多年的現實政治看來，右翼政治更能貼近普羅大眾，是更好的政治工具。

筆者在寫《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這裏的社會主義泛指一種更加崇尚結果公平、正義、公共及合作的政治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裏，可以有私人產權，市場經濟可以運行，但政府要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去消除、消解資本及自由市場帶來的問題。政府要在經濟和社會資源分配與再分配中要佔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歐洲，這叫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在美國，這叫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及進步主義（the contemporary ‘Progressives’）。中國也有從自己政治傳統發展出來的版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全世界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的一個分支組成部分。

筆者以為，資本和金融的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經濟矛盾不會在全球範圍推動社會主義，但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有可能成為在全球範圍內推動社會主義的真正力量。到那個時候，不同社會制度會開始趨同，殊途同歸。

不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或香港的問題，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