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張作霖不死，“九一八”的歷史悲劇能不能避免？_風聞
guan_15689637682586-2020-09-22 13:27
原創 劉三解 劉三解freestyle
標題中的假設是一種質問，從“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抵抗”而棄東三省之後，就一直沒斷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看看張學良本人如何解釋“不抵抗”。
01
在張學良晚年的這段採訪視頻中，至少告訴了記者兩條：
（1）“九一八”的“不抵抗”是他的主意，出發點是以“不抵抗”為“抵抗”；
（2）“九一八”時就算抵抗東北丟失也一樣得快，雙方的力量沒法比。
前一條的問題是一樁公案，某些作者言之鑿鑿的蔣介石密令在檔案中一直找不到蹤跡，絕大部分當事人也不記得有這麼一宗電文存在，反倒是晚年的張學良的回憶更加權威，就像他説的， 某些“愛護”他的人説這是“政府的命令”，可他不推：
我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
這個問題與其説爭論的是事實，不如説是立場，自然也就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談第一條，只看第二條，看看張作霖會怎麼回答。
文史作家薩蘇在《那些中國人》一書中抄錄了一段張學良衞士鄭景山旁聽來的原話：
老將訓少帥，説：“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話，你是膽小鬼……我們兵工廠裏有二三十萬支好槍，有一千多門迫擊炮，天上有飛機下蛋，地上有四條腿的騎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滿鐵路頂多有一萬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滿路沿線各縣縣長，公安局長開個會，定個日期，一夜之間就把鐵路都給扒了，給他埋在地下。咱東北軍有三十萬，重兵先佔領旅順大連，一萬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幹啥呢？”
這段父訓子的話，原作者沒有列明具體的時間，只説是北伐戰爭中戰況不利，張學良從前線回來，勸張作霖不要繼續和南方打仗，老將不聽。
張學良就説，日本人盼着我們打，我們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們的後路，我們打不過日本人，要吃苦頭的。
父子對話，一個怕日本，一個不怕日本，哪個聽着提氣？
肯定是老將張作霖，他對於奉軍（改旗易幟後才稱東北軍）和日軍在東北的力量對比分析，直到今天，仍為很多國人津津樂道。
“九一八事變”前夕，張學良名下的東北邊防軍計有步兵旅29個，騎兵旅8個，炮兵旅3個；另有獨立的空軍、海軍與屯墾軍，正規軍總共約28萬人。如果將各省非正規武裝（警察、公安等）18萬人左右計算在內，東北軍總數約為46萬人。
他們面對的日軍是關東軍所屬第2師團約1.04萬人（據日本大藏省數據為11069人），6個獨立守備大隊約4000人，正規軍總計約1.44萬人，另有1萬人左右的在鄉軍人和警察，總數約為2.4萬人。
至於張作霖説的兵工廠裏的“二三十萬支好槍”，1932年出版發行的《國聞週報》“九·一八紀念號”上，一篇題為《“九·一八”給我們的損失》記錄了當時統計的武器損失：
瀋陽兵工廠損失步槍15萬支，手槍6萬支，重炮、野炮、山炮等共約250尊，各種子彈3000餘萬發，炮彈10萬發，這些軍品足夠配備15個師，均被日軍掠去。瀋陽迫擊炮廠損失炮彈40萬發，迫擊炮600餘尊。東三省航空處的300餘架飛機（實數應為260架）落入敵手。
九一八事變次日在城牆上的日軍
02
回頭看看張作霖的判斷，確實可以算作“大差不差”，1931年的28萬東北軍加上“中東路事件”被蘇軍殲滅的2個旅，確實有30萬正規兵力，“日本子”也就1萬3、4的正規軍，真是20個打1個的優勢，小鬼子狗膽包天敢捋老張家的虎鬚？
這就涉及到張學良的判斷究竟對不對了，“我們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們的後路”，日本人敢不敢在“老將”活着的時候來抄後路？
歷史的事實是，敢！
1928年4月20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即請示陸軍省：
帝國政府應於奉軍敗退前聲明：為使關內戰亂不至波及滿洲，帝國政府將採取適當的自衞手段。另外，如奉軍或南方革命軍的武裝部隊無視這一聲明，侵入關外時，關東軍應不失時機地，把駐紮師團主力調至山海關或錦州附近，不管他們是張軍還是革命軍，均以武力阻止他們出關，必要時可解除其武裝後，再准許其進入關外。
事實上，在2天前的4月18日，日本駐上海的矢田七太郎總領事已經將日本政府要求“保證滿洲治安”的備忘錄遞交了國民政府，即明確要求北伐軍不得出兵東北。
更緊迫的是，同一天，即4月18日下午4點，關東軍司令部給下屬第14師團和由朝鮮軍緊急抽調來的第40混成旅團發出了準備出動的命令；19日，給第14師團下達了“20日在豐田集結後繼續向錦州進發”的命令，給第40混成旅團的命令是“21日在奉天集結”。
請注意，此時的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仍未下達總撤退的命令，也就是説，奉軍仍舊在華北抵抗北伐軍攻勢的時刻，日軍已經調集關東軍主力和朝鮮的駐軍，大舉殺向了錦州、瀋陽，準備軍事行動。
最重要的是，這個出兵規模，和“九一八事變”一模一樣。
4月29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門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遞交了對上述備忘錄的抗議書，同時口頭向矢田聲明：
如果奉軍撤到關外，國民軍無意跟蹤追擊。
換句話説，國民政府非正式地保證了北伐軍不會越過山海關進入東北三省。
但是，關東軍並沒有撤軍，而是在錦州、瀋陽集解重兵，等待日本國內發佈的“奉敕命令”，對奉軍進行“繳械”。
此時，老將張作霖還活着，還在坐鎮北京，以安國軍政府大元帥的身份行使中華民國“元首”的職權。
電視劇《少帥》中的張作霖
03
拖延了關東軍採取“斷然行動”的並不是張作霖的威望和人情世故，而是他的老朋友、老對手，時任日本首相田中義一。
1916年4月，時任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的田中義一就曾出面勸説張作霖反袁獨立，這個淵源是在日俄戰爭中，還只是日軍參謀的田中曾經救過被當成俄國間諜的張作霖性命。
儘管有這一層私人關係在，日本的職業軍人們卻不講什麼“人情世故”，而講“國家利益”。從國民政府北伐開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就對張作霖感到絕望，甚至打電報給駐中國的領事，提出改為支持楊宇霆，卻遭到拒絕，此後，田中義一對張作霖政權的支持就走向了消極，對於掠奪東北權益的態度也愈發強硬。
但到了1928年，他又變為支持張作霖。這大概與這年5月，張作霖對迄今為止的最大懸案——滿蒙五條鐵路的建設合同採取積極態度，接受了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的要求，終於簽約不無關係吧。（見島田俊彥《關東軍》）
請注意這個時間，1928年5月，張作霖終於在這個出賣東北路權的條約上簽字，田中義一和日本外交部門都認為已經達到了目的，對於繼續扶持張作霖政權，保障相應權益落實充滿期待。
因此，田中義一一邊急切地希望張作霖能夠停止猶豫回師奉天（張一直掙扎到5月底才表態回奉，之前一直幻想能佔據華北），一邊緊張地觀察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反應。
按照日本軍法，關東軍離開“滿鐵附屬地”（即南滿鐵路沿線條約規定範圍）到錦州和山海關發動軍事行動就屬於“海外出兵”，而“海外出兵”必須獲得“奉敕命令”，這個命令理論上是由首相上奏天皇取得“敕命”，實際上只需要首相下決心即可。田中卻一直拖延“奉敕命令”的發佈，一直拖到了5月31日，還是不允許關東軍出兵，最終等到張作霖6月3日登上回奉天的專列。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燬的張作霖專列車廂
對於已經磨刀霍霍準備武力解決奉軍勢力的日本關東軍來説，每拖一天，就有更多的奉軍部隊撤回奉天，他們的軍事行動失敗的可能性就多一分，所以，少壯派的軍人們忍不住了，他們乾脆無視了日本首相和外交部門的態度，準備自己動手。
對於這段歷史，皇姑屯事件的策劃者河本大作回憶説：
這是因為（田中義一首相）根據當時的出淵駐美大使的報告，考慮到美國的輿論嚴峻，對實行既定的方針有些猶豫。另外，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是松井石根中將，田中首相身邊的謀士有佐藤安之助少將等人，田中為他們的意見所左右，思想更加動搖了。
然而由於關鍵的中央部是那樣情況，所以什麼也不能做。不久，吳俊升從黑龍江率兵五萬，來守衞奉天城。同時，敗兵每天一萬、五千地從山海關歸來。到五月下旬，敗兵已逃進來三、四萬人。從京奉線或古北口方面陸續進來。萬一有事，關東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河本大作口述《我殺死張作霖》，《近代史資料》）
我們姑且不論日本少壯派軍官這種可笑的“受虐狂思維”，儘管他們是站在別國土地上侵略者，考慮問題時，卻每每將自己至於受攻擊、受威脅的立場上。只説“皇姑屯事件”的背景，就可以看出來幾點：
（1）田中義一對於武力佔領東北、消滅奉軍的態度，最大的影響因素竟然是“美國的輿論”；
（2）隨着奉軍從關內的撤軍，奉天的兵力越來越雄厚，日軍有一定的擔心不能乘虛取勝；
（3）直接執行炸死張作霖任務的河本大作，根本沒有把張作霖本人視作抵擋日軍武力進佔東北的主要障礙。
事實上，在河本大作的眼裏，奉軍基本上就是一支不堪一擊的垃圾軍隊：
蔣介石的早經軍官學校培養的新式精鋭軍隊和奉天舊軍閥軍隊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軍紀等等也完全不同……蔣介石等的北伐一開始，奉軍一定馬上又要使用逃回關外這一招了。
他唯一擔心反倒是：
若萬一僅以個人的責任來結束此事而不讓國家和軍方承擔責任的辦法辦不到的話，那麼虎視眈眈的列國不知將乘此機會會怎樣指責。
幣原喜重郎，日本前首相（1945年10月—1951年5月），1915年起任第二次大隈重信內閣、寺內正毅內閣、原敬內閣的外務次官，其間曾任駐美大使、華盛頓會議日方全權代表，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槻禮次郎、浜口雄幸等內閣的外相，創造了所謂的“幣原外交”概念，即對英美以協調取代對抗，承認蘇聯。對中國提出了所謂不干涉內政的口號。
04
這種對英美列強幹預的恐懼，並不只是河本大作一個人的感受，在西方列強還沒有陷入空前大蕭條的1928年，仍然受到“華盛頓體系”約束的日本朝野在中國的侵略行動非常束手束腳，乃至於在河本大作炸死了張作霖之後，在美國強硬的反對態度下，整裝待發的關東軍也沒有敢於“趁勢行動”。
他們頭上戴着的就是1920年的華盛頓會議和《九國公約》的緊箍咒。
我們的歷史課本講到過，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英美無暇顧及遠東的良機，強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以及一系列的貸款築路和主權出賣的條約，其肆無忌憚的擴張在華權益讓英美警覺。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首先騰出手的是美國，不斷要求列強廢除在華的勢力範圍，保全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直至發起了1920年初的華盛頓會議和九國公約體系，以各國互保，美國武力強迫的方式，逼迫列強，尤其是日本不再單邊侵犯中國主權。
在此壓力之下，日本政府認為：
對中國推行日益增長的，前所未有的霸道外交……逐漸受到其他列強的排斥，變成孤立狀態，造成日本國際地位的下降。（幣原和平財團編《幣原喜重郎》）
為此，1921年5月13日，日本首相原敬領導內閣制定了《對滿蒙政策》，其中強調考慮到日本在“滿蒙”獲取特殊權利的行為，往往為英美理解為“侵略傾向”，因此，行動要萬分謹慎，避免引起英美的反感乃至於干涉。
5月16日，原敬召集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官等駐外官員和閣僚一同召開了“第一次東方會議”，次日，制定了《關於對張作霖態度的文件》：
張作霖期望在滿洲維持和確保實際權力，進而向中央政界伸張其權勢，這幾乎不容置疑……對張作霖在滿洲整頓充實內政和軍備，在當地確立其牢固勢力，帝國應給予直接或間接的援助。
具體到武器供應上，由於英國發起的全面武器禁運協定，日本不可能出口武器給張作霖，但可支持他建兵工廠自給；財政支持上，儘量通過借款和中日合辦投資的方式，避免“列強的猜忌和中國政府之嫉妒”。
可以説，張作霖在東北的統治和一系列重工業建設成就的順利取得，正是在日本的這個文件的“保障”下獲得的，這個狀態，並不是説張作霖的實力足以被日本侵略者所忌憚，而恰恰在於他既表現出了保障日本在東北的侵略權利的意願，也表現出了超出所有中國競爭者的實力，即他是當時條件下最合適的“代理人”、“白手套”。
在《關於對張作霖態度的文件》也確定了一些限定原則，即為了日本的利益可以換馬，但必須是和張作霖同樣地位的人，這樣的人，在1921—1928年只出現了一個，那就是郭松齡。
郭松齡
05
郭松齡與張學良亦師亦友，也是唯一一個張學良在晚年回憶時認為，“如果他活着就不會有九一八”的人物，這個假設，張學良並沒有用他父親做過，可見在他心目中，自己的父親如果趕上了“九一八”，可能處置得還不如他好。
歷史本身不能假設，我們只能用事實説話。
然而，歷史上的郭松齡反奉戰爭，一樣是取得了日本諒解之後的行動，換句話説，他是日本政府認可的，可以代替張作霖的“白手套”人選。
1925年秋，郭松齡以觀戰武官的身份到日本觀摩日軍秋季大演習，郭派出聯繫人駒井德三向日本高層傳話説：
“決定讓張作霖隱退，以便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政權，併為此籌措了四千萬元的經費。可是，在滿洲有日本的權益，所以得不到日本政府的諒解，就不能着手進行。因此，可否把我向政府有關方面引見一下。”
駒井特意反問説：“一旦獨立政權建成，和日本的懸案就能解決嗎？”
郭立即回答：“一定要一舉解決問題。”
隨即，駒井把郭引見給日軍總參謀部第一課長小磯國昭（後來的甲級戰犯）。小磯國昭表示説：“日本陸軍決不干涉。”
郭松齡回國後，駒井認為只是一個課長的保證不足為憑，於是又到陸相宇垣一成那裏取得了“嚴守中立”的諾言。駒井一經把對宇垣進言的成功信息通知給郭，郭立即發動了反奉戰爭。（顧明義：《郭松齡事件與日本》，《日本研究》雜誌1986年第4期）
過往對於郭松齡反奉戰爭的解釋，常常説是由於張作霖簽訂了新的賣國條約，收穫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事實卻是日本政府上至首相、下至外相幣原、陸相宇垣都紛紛表態對張作霖的不支持、不反對，這種表態的背景恰是在郭軍高歌猛進的條件下做出的，不難看出他們對郭松齡的偏袒。
電視劇《少帥》中的郭松齡
而號稱由他簽署的條約，其實是出走大連的楊宇霆與滿鐵簽署的，張作霖有可能完全不知情，因為楊宇霆失聯多日，他還派人尋找過楊，當然，也不排除這是張作霖為了日後不認賬刻意做戲的可能性。
張作霖真正的救命稻草來自於日本關東軍。據島田俊彥在《關東軍》一書中記述：
在這次郭松齡事件中，白川司令官（白川義則）為什麼對支持張作霖表示出這般熱情？關於這一點，不難想象，白川與張有着不尋常的關係。可是，除此之外，陸軍內部的對抗也驅使白川援助張作霖。
當時的陸軍省向每一個重要軍閥將領都派去了一個“中國通”軍人。給張作霖派去的是松井七夫，給馮玉祥派去的是松室孝良，給郭松齡派去的是佐佐木到一。因此，張作霖對郭松齡的決戰，在另一個側面，可以説是白川對佐佐木的較量，張作霖的勝利可以説是一位大將對一位少佐的勝利。
但是，不管白川個人動機如何，他無視中央的行動，開創了關東軍獨斷專行的先例，問題十分嚴重。以某種期待和不安，迎來他們逐步增幅為大日本帝國尖兵的過剩意識的行動，實際上即始於此。
換句話説，關東軍對張作霖的支持，實際上是對日本政府“滿蒙政策”的對抗，而且還押對了寶，“抗”贏了，這無疑讓關東軍在對中國東北的政策干預上，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權，同時對東三省的政治、軍事形勢有了更深刻的判斷，直至走向“九一八”。
九一八事變後的瀋陽
06
為什麼這麼説呢？
因為“郭松齡反奉”事件，幾乎把看似強大的奉軍身上所有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大敗之後，張作霖痛定思痛，開始整軍經武，他總結自己戰敗，不是敗於謀略不精，而是裝備不好、訓練不精、制度不新。
接下來就是開講武堂、辦兵工廠，買飛機、買大炮、買軍艦，一切買買買。
軍事正規化上，也下了狠心：全軍和師旅的參謀長和各團掌管教育的中校團副，全數改由軍校出身的人充任。
以後遇有團、營長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隊參謀長、團副以及講武堂的教官和隊長調充。
軍需、軍械和軍法等也都做到了獨立。（陳崇橋：《張作霖的崛起與覆滅》，《遼寧文史資料》第一輯）
截至1930年，駐遼寧的東北軍，連長以上的軍官幾乎全是正規軍校畢業的，各連的排長，大多數也是講武堂畢業生。
在招兵上，1922年後奉系下發一系列文件，禁止收編土匪，如《不再收降鬍匪》電；1923年12月後，東三省保安司令部又下達命令，除重申1920年招募17-40歲的土生良家子要求外，還要求入伍士兵必須具備初小文化。
張作霖至少完成了自己嫡系奉軍部隊的正規化改造，這部分部隊正是由他的親兒子張學良統帶，其正規化程度甚至超越了蔣介石的中央軍，至於武器裝備上，僅九一八時丟棄的250門山野炮，雖然大部分是淘汰下來的舊炮，也已經超過了中央軍擁有的總和。
然而，奉軍完全是一支紙面上的“強軍”，一隻純粹的紙老虎。
東北軍的裝甲部隊
1925年11月，郭松齡剛剛率7萬大軍起兵反奉，一路勢如破竹。
12月8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向郭松齡和奉軍發佈第一次警告，要求戰爭中保護日本權益。13日，日軍守備隊乾脆出兵阻止郭軍渡過遼河，當日，關東軍又以戰線接近南滿附屬地為由，禁止雙方在鐵路周圍30公里範圍交戰，15日，關東軍司令部又瞞着日本國內，給郭軍的警告加了一條，“如不聽勸阻，立即解除你們的武裝。”（島田俊彥著《關東軍》）
關東軍的表態和行動，讓奉軍上下有了底氣，不久後，在巨流河畔，張學良親自出馬抵禦，黑、吉兩省援軍雲集，2萬郭軍面對5萬奉軍迅速瓦解，所謂的激戰僅僅造成了1000多人的傷亡，郭松齡等人棄軍逃亡。
哪怕在之前順風順水的情況下，“虎將”郭松齡在戰爭中，坐擁7萬奉軍精鋭，卻害怕部隊倒戈，只敢把軍餉、經費和夫人、幕僚放在鐵路上的一趟列車上，臨戰時，往往只用炮兵猛轟驅趕敵軍而不敢出動步兵進攻。
郭軍鬥志之低下也令人無語，根據參戰者回憶，郭軍的各旅旅長，絕大部分沒有戰鬥慾望，而下級軍官則在張學良的喊話下，整營、整連地倒戈。在黑龍江騎兵突襲郭軍後勤得手後，郭軍已基本處於瓦解狀態。
而對面的奉張部隊的表現也並不光彩，往往在郭軍並不猛烈的炮火轟擊中即告潰散，扔下陣地，任由郭軍佔領。
郭軍在戰時的主要傷亡，甚至主要是由於缺乏棉衣而凍傷的……
而奉軍精鋭在此戰中表現出的德行，並沒有因為“內戰”、“國戰”的區別而有所變化，在張學良發動的“中東路事件”中，日本觀戰軍官對東北軍表現的評價是：
在中蘇發生糾紛時，張學良軍簡直是烏合之眾。他們只靠人多，可是一受到蘇軍攻擊便立即潰逃。之所以如此脆弱，是由於裝備陳舊，官兵素質低下，教育訓練不足，鬥志不旺，團結力弱等因素。
尤其在受到炮擊的情況下，張學良軍的脆弱性暴露得更為明顯。（林三郎編著《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
就此而言，“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精鋭第七旅和衞隊統帶部第二隊的表現也就毫不奇怪了，哪怕他們得到了抵抗的命令，也不會打得多麼漂亮。
讓我們舉個例子。
在庫房裏還未卸下炮衣就被日軍繳獲的火炮
07
“九一八事變”當晚，駐紮瀋陽北大營的第七旅最高長官是旅長王以哲，在日軍進攻時，人在瀋陽家中，所以當時北大營部隊的實際指揮官是旅參謀長趙鎮藩。
趙鎮藩打電話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請示，公署參謀長榮臻指示：
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着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這是命令，如不照辦，出了問題，由你負責。
——看到這裏，一定有不少人就坡下驢，解釋為“不抵抗政策”的遺毒，而東北軍的一系列“不抵抗”舉動，其實是“嚴格執行命令”的“惡果”，咱得再往下看。
趙鎮藩覺得太荒謬，便準備根據8月16日做出的迎擊預案進行抵抗，他在《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紀實》中回憶了事前第七旅做出的預案：
如果敵軍進攻，在南、北、東三面待敵軍進到營垣七、八百米的距離時，在西面待敵軍越過鐵路時，即開槍迎擊；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全軍退到東山咀子附近結集，候命行動。為了應付事變，還採取下列各項措施：1，官兵一律不準歸宿；2，加強營垣工事；3，繼續加強偵查；4，為了防止敵軍偽裝我軍官兵進行偷襲，特將我軍官長改變姓名，更換符號顏色，放在兜內，以易於辨識。（《吉林文史資料》第11輯）
結果，事變發生當天，以上預案全都變成了廢紙，趙鎮藩發現所屬團長都不在營房，甚至各營的營長也大都不在。結果只有第620團團長王鐵漢於晚上11時趕了回來，其餘團、營長皆無蹤影。
——對照一下看看，1個月零2天前已經制定的“預案”，早已規定“官兵一律不準歸宿”，在“敵人越過鐵路時，即開槍迎擊”，結果，旅、團、營三級主官都不在，哪怕槍炮開打之後，也只有一名團長“歸隊”……這部隊上下哪個把軍令當一回事？
趙鎮藩回憶：
雖然事先已規定官兵不準歸宿，但旅長王以哲經常不在軍中，日軍進攻北大營了還不回旅指揮；團長張世賢當晚也回家未歸；另一個團長王鐵漢炮響起來了才臨時趕回軍中，因而指揮不靈，使部隊的戰鬥威力不能很好地發揮。
其實，至少在王鐵漢趕回部隊的前後1個小時左右，日軍的進攻根本毫無威脅，哪怕是一兩個連隊“自發”的抵抗，都可能奏效，根據當時擔任連長的姜明文在《九一八事變親歷記》中的回憶：
當我再次集合各連隊伍時，日本兵發射的炮彈落在我們營的講堂、兵舍、廚房、庫房等處，但都沒有爆炸，説明炮彈頭上是沒有“引信”的。俄頃日本兵到了北大營大操場內，吹起前進號、衝鋒號。槍聲不斷，聽其聲音都是放的“空包”，因為沒有“子溜子”聲音。這種“空包”是軍隊平時演習時用的……在樹上的士兵有時向大操場放幾槍。這樣，日本兵始終沒有朝我們這個方向前進，沒有接近我們的營房。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夜間十二點多鐘。
另據姜明文的回憶，12點鐘之前突入北大營的日軍主要是用刺刀闖入營房刺殺中國士兵，其火力並不強，衝鋒也並不堅決。
這個過程中，前線指揮官趙鎮藩的舉措，無非是發動旅部衞隊連反擊日軍，以及再次致電榮臻，希望能把位於洮南的獨立第20旅調來協防，但得到的答覆依然是“不準抵抗”，當然調20旅增援也來不及了，部隊可以相機向東撤退。
根據趙鎮藩在《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紀實》中回憶：
當部隊突圍時，仍有部分軍官盲目執行榮臻的不準動的命令不肯走，最後硬由士兵架着突圍而出，始免於被日寇俘虜。
——過往，我們總是強調高級軍官“賣國”，底層軍官、士兵“愛國”，問題是，從日本兵進攻北大營10點30分進攻北大營開始，東北軍“愛國官兵”的主要戰績就是打死打傷了幾個爬牆頭暴露的鬼子兵，面對對方只有“空包彈”的進攻，10點30分到12點多，近2個小時的時間，無所作為。説得不好聽點，哪怕有一個連長帶點“種”，也能把這些一水兒“冷兵器”的鬼子攆出營房了吧？
或許有人説你站着説話不腰疼，那我們就來看看攻入北大營的日軍數量。
説得這麼熱鬧，進攻北大營的日軍總共多少人呢？
主力是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9月18日10點30分進攻北大營的是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平時編制155人），之後第二大隊長島本正一中佐率領第一、四中隊增援，在撫順的第二中隊，也乘列車支援，該大隊平時編制為636人，戰時編制為810人。
次日4時，駐紮在鐵嶺的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由大隊長田所定右衞門中佐率領第三中隊、第四中隊增援。戰鬥到19日早晨5點半結束，整場戰鬥日軍共出動1000人左右，不過是分批投入。
——換句話説，在承擔演習任務的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悍然進攻”北大營的一個多小時裏，東北軍的“御林軍”第7旅近萬名“愛國官兵”，被155個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只有演習空包彈的鬼子，“堵”在了營房裏。
至於有些人所説的，東北軍士兵沒有子彈的説法，更是被姜明文的回憶打臉，他的連隊，雖然也接到了不抵抗命令，卻早已下發了每人100發的子彈。
更可笑的是，作為第7旅的前線指揮官，趙鎮藩的應對，只是發動旅部衞隊連反擊日軍，以及再次致電榮臻，希望能把位於洮南的獨立第20旅調來協防，但得到的答覆依然是“不準抵抗”，當然調20旅增援也來不及了，部隊可以相機向東撤退。
就第七旅在事前、事中的表現來看，確實無愧於“烏合之眾”的評價，只有在需要抵抗決心的時候才無比忠實於上級的命令，在突圍之後，看姜明文的回憶，不僅士兵在開小差，他的連就有10幾人脱隊，連同級的連長都找他代管部隊，自己要理直氣壯地變裝回家……
——在面對日軍的“猛烈”攻擊時，一個擁兵近萬，庫房裏有幾十門大炮，幾十輛坦克的高級指揮官，能夠想到的解決方案就是求援，還有請下撤退的命令……請注意，今天的洮南市距離瀋陽市的距離是462.59公里！
就以上的信息來看，説東北軍的“精鋭”第7旅是一堆垃圾，絕對不算是貶低，唯一萬幸的就是他們還有一個“不抵抗命令”作為遮羞布，如果把當事人的回憶都擺在一起看看，這一大羣“愛國官兵”的形象，實在令人作嘔。
08
過往説第七旅常説是“精鋭”，其實就戰鬥力和戰績來説，肯定算不上，但作為張學良的嫡系親軍，第七旅擁有精良的裝備，甚至有“富餘”的槍械都是事實，這是當時軍閥勢力最樂於採取的“強幹弱枝”手段，最大的價值不是為了“國防”，而是“權力”。
看似強大的奉軍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張氏父子以奉天一省作為基本盤的大山頭，帶着張作相、吳俊升等小山頭組成的股份公司，這些帶兵、掌地盤的“參股”軍頭們，可沒那麼好伺候。
具體來説，老派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包括湯玉麟、張景惠、張作相、吳俊升、萬福麟等老人，多數曾做到一省長官，張學良主政後仍然尊重，並委以要職；
第二個層次包括闞朝璽、汲金純、張海鵬、於芷山、於衝漢等人，他們較早加入奉系集團，官至師長、鎮守使的位置，卻在體系內不斷邊緣化；
第三個層次包括馬占山、李杜等人，雖不是張作霖心腹，卻又與元老關係密切，如馬就是吳俊升的心腹。
張作霖時代的新派又分土派和洋派，土派是保定軍官學校、陸軍大學的軍校生，代表人物是郭松齡和李景林；洋派是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歸來的士官生，包括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王樹常等。
必須要強調的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之所以能夠坐上“東北王”的寶座，正是因為他們是奉系這個股份公司的最大股東，一方面需要平衡老派這些“聯合創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則需要重用新派的“職業經理人”，推動奉系的大船前進的同時增強自家嫡系的實力。
然而， 最終促成郭松齡舉起反旗的，恰恰是張作霖的嫡系“洋派”首腦楊宇霆，這位奉軍總參謀部的創始人成了“清君側”的目標，只能隻身出走大連。另外一位“洋派”大將姜登選更是直接被郭松齡槍殺。
郭松齡反奉失敗後，雖有所謂既往不咎的説法，郭軍營、團以上的高級軍官之後幾乎都沒得到過重用，而他們是之前張作霖的家族嫡系，也是日後張學良嫡系部隊的軍官骨幹。
這個大變動，令張學良在經營自己的嫡系部隊時，不得不大量破格啓用講武堂和教導隊出身的青年軍官，典型案例就是王以哲，1922年進入教導隊時才是箇中尉連副，1928年已被提拔為衞隊師的中將師長。
這種幹部任用，又是張氏父子鞏固嫡系武力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大趨勢，包括“槍斃楊常”都是必然的舉動，並不以張作霖本人的生死而決定，他活着，一樣要坐視和支持兒子張學良的攬權。
這種集權的結果，無疑會不斷打破舊有的權力平衡。
比如，今人談起張學良不抵抗丟東北，往往會説是30萬東北軍被1萬多日本鬼子打跑了，這本身就是個誤會。
關外東北軍兵力據張學良1932年對國聯調查團所言：
9月18日事變之時，其軍隊在關外者，包括非戰鬥員，計駐遼寧者6萬人，駐吉林者11萬人，駐黑龍江者5萬人，共計19萬人。（國聯調查團：《關於調查團東行之種種》，《北辰雜誌》1932年第4期，數字有點奇怪，照錄）
再來看張學良的“老本錢”，其實就是遼寧的13個步兵旅加1個從遼寧調黑龍江的步兵旅、4個騎兵旅、3個重炮旅以及海空軍加一個衞隊統帶部（旅級），總計15萬人左右。
到事變發生時，只有3個步兵旅駐紮在瀋陽、興城和洮南（1902年-1934年屬遼寧，現屬吉林白山市），1個騎兵旅在通遼，另有2個旅在守衞山海關和錦州的關內外交通線。
在瀋陽周圍，實際上只有1個第7旅和另有衞隊統帶部第2隊（團級）的1個營算是張學良的嫡系作戰部隊。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的嫡系部隊基本全部聽從命令撤入關內，成為他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基礎和底氣，還一次性甩掉了幾乎全部的“老派”包袱，從他維持個人權力的角度來説，這個結果絕不算差。
09
事實上，無論站在張學良的角度，還是張作霖的角度，奉軍起家過程中眾多的“老派”重將，已經成為了集團的“負資產”，最直接的暴露，就是在郭松齡反奉的戰爭中。
郭松齡剛剛起兵，張作霖一手提拔起來的熱河都統闞朝璽即與郭秘密聯繫，希望局外中立，並藉此要求黑龍江地盤，並給張作相吉林地盤，遭到郭松齡拒絕，要求先交軍隊再談其他。
不久後，郭松齡在錦州之戰中獲勝，張作霖的把兄弟湯玉麟、第16師師長於琛澂（後任偽滿治安大臣）、闞朝璽（後任偽滿中央銀行總裁）都在與郭書信暗通款曲之後，引兵避開鋒芒，把張作相的第15師扔在了背後。
1925年12月5日，奉軍的連山防線潰敗後，連張作霖在黑龍江的老兄弟吳俊升也觀望了一段時間，彷徨無計的張作霖已經決定下野，請求日本出面調停，擬將奉天和平移交郭松齡，他自己避居大連。
當時的情況是：
張作霖就對王永江説：‘郭鬼子快進城了。我給吉林、黑龍江去電報，請他們幫忙，他們不理我。我不能等郭鬼子進城把我逮住。我要到租界地去，這房子也不能留給他，我要放火燒了它。’（鬱文《兵臨城下的張作霖》，《瀋陽文史資料》第12輯）
奉天省長王永江到日本駐奉天領事館向吉田茂總領事尋求支持時説：
據張學良司令來電，奉軍已無挽回希望（指錦州防線）。張作霖處於半瘋狂狀態，企圖自殺，由於吾等勸阻方才作罷。
據1925年在奉天省長公署任書記員的王翔瞵在《奉郭戰爭見聞瑣記》中回憶：12月5日至10日，特別是7、8、9這3天，是張作霖轉移家產活動的高峯，從大小西門通往火車站的馬路上，車水馬龍終日不絕。
此時的張作霖感受最多的，應該就是“眾叛親離”，如果不是自己的親兒子張學良在巨流河前線頂上去，他的政治生命可能在1925年就完結了。
所以，這些利益盤根錯節的“老派”重將，早已變成了政治隱患，只看什麼時候爆炸，而並非一般我們所知的，是張學良在繼位之後的一系列錯誤措置造成了奉軍上下的離心。
事實上，哪怕是在日軍即將動手的前夕，理應坐鎮吉林的張作相、坐鎮黑龍江的萬福麟都以各種理由推脱不上任，他們的不積極，最終給了另外一羣“積極分子”機會。
偽滿洲國內閣成員合影，前排左起：於芷山（前東邊道鎮守使）、謝介石（台灣人，溥儀舊臣）、熙洽（前吉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張景惠（前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臧式毅（前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中將參謀長、遼寧省政府主席）、呂榮寰（前中東鐵路督辦）、丁鑑修（前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諮議兼東三省交涉總署顧問）、袁金鎧（前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李紹庚（前中國駐蘇聯海參崴總領事）、阮振鐸（前長春吉長吉敦鐵路醫院長）、張燕卿（張之洞之子，前長春市政籌備處處長、吉林實業廳廳長）——點評：改換門庭的奉系
比如吉林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延吉鎮守使兼獨立27旅旅長吉興、東邊鎮守使兼遼寧省防軍第1旅旅長於芷山、獨立騎兵第8旅長程志遠（曾參加江橋抗戰）、獨立騎兵第7旅常堯臣、獨立第21旅長趙芷香、獨立第23旅長李桂林等紛紛率部投日。
這些人有的是貪財貪官，比如張景惠、張海鵬，有些人是復辟滿清的狂人，比如熙洽、吉興，還有一羣隨風倒的實力派，比如於芷山，他是張作相的老班底，時任東邊道鎮守使，抗戰後口供説自己是奉命潛伏，但在第7旅殘部過境時，還是出兵給繳了械，並在日軍的利誘下投敵。
將是如此，兵又如何？
據國聯調查：
其中駐遼寧之軍隊，約有五萬左右撤入關內，所剩留關外者有十四萬人，據日本當局所述，現在關外軍隊之數為十一萬人，八萬人已加入滿洲國軍，三萬人則在吉林之東北，抗禦日軍及滿洲國軍隊，約有二萬人或已加入所謂義勇軍。
到1932年初，偽滿洲國軍隊總數是8.5萬人，舊東北軍投敵者就有8萬人，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張氏統治的土崩瓦解，絕不是張學良沒搞好人際關係可以解釋的，比如槍斃楊常、架空老派人士等等。
真正的問題在於，當日本這個更有力的外來者下定決心用斷然手段“兼併”張氏父子的股份時，小股東們更樂於作壁上觀，甚至落井下石，在他們看來，日本關東軍做“董事長”並不比張學良做“董事長”更差。
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大地上，“新派”嫡系武力快速撤退，直奔山海關；“老派”的第一層多數是作壁上觀；第二層則大批投敵；只有第三層依託自己在地方的經營，組織、參與東北義勇軍與日軍周旋。
這個結果，始作俑者正是張作霖，他所賴以發家的“盟主式”政治格局在外界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根本不足以維持，連團結在一個旗幟下抗日都不可得，最終其中的一部分愛國者只能被日軍各個擊破，讓東北的張氏政權成為歷史的殘跡。
最不幸的還是東北3000萬父老，卻要為這樣一個落後體系的碎裂而埋單，當了整整十四年的亡國奴。
瞭解了這些，再來為某些“亂世梟雄”叫好，就真是智商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