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為何不放一槍一彈棄守錦州？_風聞

作者：不詳

九一八乃是國恥，東北軍的“不抵抗”亦眾説紛紜。作為九一八的後續，張學良當年不放一槍一彈所造就之“錦州撤退”，或許是管窺當日中央與地方軍閥之間的抗日博弈的一個極好的視角。

南京政府明令抵抗，但東北軍幾乎不放一槍一彈撤出錦州

如果説“九一八”驟然事發瀋陽，南京及張學良均猝不及防的話，那麼，“錦州撤退”事件，南京與張學良之間反覆磋商逾月，最終仍以不抵抗告終，實可喟嘆。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曾明確要求張學良“切勿撤退”、“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

“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大片國土淪陷，東北軍大部分撤至錦州，張學良亦將遼寧省府遷移至此，錦州之得失，實已關係東北全局。日軍攻佔齊齊哈爾後，即調轉兵力直撲錦州。11月25日，外交部代理部長顧維鈞代表南京政府致電張學良：“近日國聯形勢惡化，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無意進攻，恐不足信。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於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等陰謀必又猛進，關係東省存亡甚巨。且近日傳聞日、俄將有日佔北滿、俄佔新疆之説，如果屬實，例東省全失以後，所有邊患或將次第引起，患隱無窮，關係全國尤大。是以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與今晨外委會討論眾意僉同。頃見蔣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張。”12月5日，顧維鈞再次致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12月8日，蔣介石亦親自致電張學良，“萬急，北平張副司令勳鑑：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復。”

1931年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電令張學良：“張主任學良鑑：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本日決議，對於日本攻錦州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據此，應即電令該主任，仰即積極籌劃自衞，以固疆域，並將辦理情形，按日呈報，毋稍懈怠，此令。國民政府有戍。”12月30日，南京中央政府又致電張學良：“北平張主任勳鑑：密。豔電並堪日御敵情形，殊堪嘉許！陳述困難各節，均所深悉。惟日軍攻錦甚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各官吏及軍隊均有守土應盡之責，否則外啓友邦之輕視，內招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日軍攻錦時，天津或有異動，亦須預先防止。總之，望該主任深體政府之意，激勵將士，為國犧牲，是為至要。國民政府卅亥印。”

張學良也曾表示“對錦必盡力設法固守”，並前後三次致電南京請求中央援助

據日人關寬治《滿洲事變》一書記載，中國方面在錦州問題上堅決抵抗態度，曾促成關東軍要求增派師團加強力量：“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説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置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於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後，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説，設置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衞而戰鬥。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於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在張學良的角度，亦曾表示過“已有犧牲決心”，並三次致電南京，請示戰和決策及尋求援助。如其12月26日致電南京稱：

“國民政府鈞鑒：奉有電敬悉，對錦必盡力設法固守。但日軍傾全國之力，我僅一隅之師，彼則軍實充足，器械精良，陸空連接，大舉進犯；我則養饔不足，械彈兩缺，防空禦寒，均無準備，實力相較，眾寡懸殊，凡此情形，諒為鈞府所洞察，戰端一開，非一時所能了；關於補充增援諸項，必須籌有確切辦法。再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同時牽動，關於此節，尤須預籌應付策略；否則空言固守，實際有所難為。良部官兵，已有犧牲決心，但事關全國，深恐無補艱危。且善後問題，不可不預加籌計。良職責所在，誓效捐糜，對此大難當前，絕非有何畏懼。惟念茲事體大，關係全國存亡，情勢所在，不能不據實直陳，究竟應如何處理之處？敬請統籌全局，確切指示為禱！張學良叩。宥酉印。”

但東北軍最終仍以“不抵抗”的姿態，退出了錦州

就上述史料大略觀之，似乎南京政府與張學良在錦州是否“抵抗”這一原則問題上並無分歧。其實不然，南京及蔣介石、顧維鈞等人一再要求張固守錦州的電報，並非無的放矢。

與南京相比，張學良對日和談的慾望更為強烈。南京政府曾擬引誘外國軍隊介入天津，以牽制日本天津駐屯軍的軍事行動，亦曾擬派財政部所屬税警團5000餘人赴津歸張學良指揮。當然，南京方面並未放棄和平努力，曾一再尋求英、美、法公使的援助，希望劃出一箇中立區，以保障錦州的安全：“倘日本堅持要求我軍撤退，我軍可自錦州退至山海關，但日本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地域內中國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但英美均不願出面擔保，且力勸中國不要採取惡化局勢的行動。有鑑於此，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決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應以實力防衞”，“惟萬一彼仍步步進逼，則自不能不取正當防衞手段”。

張學良也有劃中立區以保錦州安全的想法，且擬越過南京直接與日方談判；其談判條件也遠較南京政府為低。只有兩條：“第一，希望日軍最大限度不越過原遣地點即巨流河車站。第二，須留少數軍隊在錦縣一帶即中立區域內，以足敷防止匪患，維持治安為度。至將來日方如派代表時，總宜舍軍事人員，而用外交人員。”如此，南京政府尋求英、美等國介入，“日本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這類保障條件，張學良未提一字，而排斥英美介入，正是日軍當日對南京政府所提的要求之一。無疑，這説明張學良在劃中立區這個問題上，比南京政府要積極得多。

中立化方案告終後，顧維鈞認為錦州不可放棄，須“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衞之。他的主張得到特種外交委員會和蔣的贊同。而坐鎮北平的張學良依然鍾情於不抵抗主義。自“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後，他便對此大感興趣，11月底，張學良與日本公使館參事矢野真就“錦州中立化”問題進行直接交涉，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對此國民政府甚為憂慮，顧維鈞於12月2日致電張，告知“錦州問題，如無中立國團體切實保證，不劃緩衝地帶，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

在南京政府確定不放棄錦州的方針之後，張學良實際上也未作死守錦州的戰略戰術準備，反而自11月底12月初開始，即擬撤出駐紮錦州一帶的東北軍主力，以致於外交部長顧維鈞於12月3日緊急致電張學良：“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5日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再次勸張：“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但張仍堅持自錦州撤出兩個旅。顧維鈞聞訊再度立即致電張：“惟當此國人視線羣集錦事之時，軍隊稍一移動，勢必沸議全國，為兄着想，似萬萬不可出此。……緣日人詭計多端，我退則彼進，彼時新政權統一東北，則不可挽救也。”但這類勸告似乎並無效果，據日方資料顯示，張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動撤退的答覆（關寬治、島田俊彥：《滿洲事變》，第345頁）。日軍12月27日進攻遼河，逼近錦州，據駐榆關日守備隊偵察，迄31日午間，經山海關的東北軍軍列14列，兵數1萬餘人，馬2200匹。1932年1月1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攻佔錦州之令時，東北軍主力已全數撤出錦州一帶，日軍幾乎末遭到東北軍的阻擊和抵抗；1月3日，幾乎兵不血刃佔領錦州。張學良則致電南京政府：“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仆後繼，死傷蔽野。卒以全力過疲，損失過重，無術繼續堅持，至於江(三)日失守錦縣。”

張學良的解釋：“要玉碎不要瓦碎”

“錦州撤退”是張學良在極其複雜的內政與外交局勢中所做出的極其錯誤的選擇。胡適曾評價張學良：“他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實可謂中肯之言。蔣介石的下野，對張學良固守錦州的決心，確實是個不小的衝擊。

關東軍進攻錦州，恰逢國民政府內患劇烈之時。12月15日，蔣介石因兩廣派排斥而宣佈下野，孫科內閣上台。孫科內閣與蔣介石不睦，亦視張學良為政敵。張氏之所以在對日和談設立中立區問題上遠較南京政府積極，且欲繞開南京自行與日方和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於害怕自己成為南京對日和談的犧牲品——當時日本政友會總裁、與國民黨人關係密切且力主中日親善的犬養毅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預定出任行政院長的孫科在南京與其密使萱野長知展開談判，雙方曾秘密內定任命居正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居正到任後即商定日本撤兵事宜，同時改組東北各省行政組織，並按照日方要求查辦張學良，解決中日兩國間所有懸案。

但此一秘密協議，並未能取得日本軍、政兩界的認可，亦為張學良所偵知。張氏在日軍大規模進攻錦州前夕，即無視蔣介石、顧維鈞及南京政府的敦勸，執意將守備錦部隊悄悄撤至關內，當與此不無關係。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命令稱：“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張氏不抵抗放棄錦州之意，已瞭然無疑；其26日致電南京聲稱“已有犧牲決心”，不過是外交辭令罷了。”

南京之援助不可仗恃，也是張學良對死守錦州無信心的緣故之一

對南京的援助無信心，也是張學良不願死守錦州的原因之一。東北淪陷後，張學良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蒙受重大損失，南京三次命其“死守錦州”，張氏則三次請援，雖有以援助脅迫南京之意，但東北軍彈藥不充裕，也是事實。南京曾於12月26日明確表示軍援“迅即籌發”，29日又改稱“款項械彈”補給“妥密交各主管機關迅速辦理”，到31日，東北軍尚無“無一彈一錢之助”。“東北軍下級軍官”亦以此聲討南京：“乃自一中全會開會之後，三次轉電中央，請發彈藥接濟，無一應者，是中央抗日能力，僅於一紙電文，數張標語”（12月31日）；“對東北前線將士之呼籲，迄無一彈一錢之助”。“六日以來，數電中央，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回視槍中炮中則彈藥僅存數發，而中央所持為死守者，又只電文數紙……”（1月3日）奉命守備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更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

張學良對東北軍內部辯解：“要玉碎不要瓦碎”

錦州之不抵抗，張氏不但須向國人交待，亦須給東北軍將士一個解釋。據東北軍將領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記記載：“漢公表示‘不為瓦碎’主張。他説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所謂“玉碎”，是指全國抗戰而言，所謂“瓦碎”，是指東北或錦州的單獨抵抗而言。換言之，張學良堅持認為：只要南京國民政府一日未能發動對日全面抗戰，則東北軍一日不能誓死抗敵，決不“瓦碎”。張的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 的不抵抗理論，在1932年汪精衞親赴北平促其出兵抗日時，被再次提出，張拒絕汪的理由即是“政府（對全面抗戰）是否具有堅決的決心，有無相當的準備”。“全面抗戰”與否，成了張手裏用來對付南京的一面極有效的盾牌。張氏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的理念，其實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就已明確説過：“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拚。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它全國的兵力可以遠遠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必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錦州撤退”時，張的觀點仍未改變：“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倖之理”；也就是説單憑東北軍的勢力，根本無法與日本侵略者抵抗，孤軍奮戰其結果可能是全軍覆火，為了保存實力只好放棄錦州。

張學良放棄錦州，在保存自身實力方面，還有更深層面的考慮。當時關內局勢，韓復榘、閻錫山環窺東西，平津等地反張運動方興未艾。有論者謂：設若張氏九一八之前未將東北軍勢力拓展至華北，則張氏多半勢必率東北軍奮起抵抗。但張氏既有華北為其根據地，則在對日抵抗問題上，不免多有猶疑。

當時日方的分析，也認為張學良放棄錦州的最大的原因，是要保存自己實力：“從軍事上説，他可能可以這樣認為，他無論如何也敵不過關東軍的武力，因而企圖保存實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則是，張學良當時在華北的處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順。錦州之戰是與張學良關係很深的蔣介石正在下野期間發生的，所以張學良既沒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沒很好地控制華北將領，如果稍一馬虎，乘其兵力用在錦州之時，勢必要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反張運動。徹底抗戰對張學良來説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也許是實際情況。”。

時人論調，亦與日人所見略同——1932年汪精衞與張學良再度因“抵抗”問題大起衝突，張學良亦再度以中央政府軍費器械援助不力相指責，學者丁文江即在《獨立評論》上刊文《假如我是張學良》，文章説道：“若是我是張學良，我一定請中央一面派人點驗我的軍隊的槍支人數軍實，一面把所有華北的税收機關由中央派人接收。作戰時候的軍費，子彈，以及其他的需用，一切由中央照全國軍隊最優的待遇供給——照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一樣。張學良要真正有抵抗的決心，這種辦法事實上一點不會吃虧，因為抵抗的事實一發生，平津與河北地盤萬無可以保存的道理。將來退到熱河、察哈爾，軍費一定要中央供給的。落得從現在起，先為其他軍隊做一個模範。”

結語

錦州撤退，張學良有置軍閥利益於民族利益之上的嫌疑，難辭其咎。但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內訌不斷，無法一致對外亦是關鍵。

參考資料： 黃自進：《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責任的探討》，台北紀念辛亥革命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1；馮筱才：《“不抵抗主義”再探之“不抵抗主義”的發展》，《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02期；《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外交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94；《“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俞辛焞：《唇槍舌劍——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中日外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等。丁文江1932年刊於《獨立評論》的批評文章《假如我是張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