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山｜復興的民族主義，是否正將歐洲拆解為“碎片”_風聞

冷戰結束後，歐洲民族主義的復興成為影響歐洲社會政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歐洲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交織，以及地方民族主義的發展對歐洲政治秩序包括歐盟的發展提出了挑戰。圍繞民族主義的討論已成為歐洲乃至世界政治思想討論的中心問題之一。但民族主義與歐盟的發展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現象能否並存，這似乎是一個缺少論證的問題。現代歐洲民族主義是一個複雜的思想體系，民族主義政治中更是交織着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傳統。本文擬從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和思想源流入手，梳理一些相關概念以及民族主義政治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關係，尤其是對疑歐框架下的歐洲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關係，以及圍繞地方民族主義發展的自治與分離主義的關係進行討論，以期澄清有關歐洲民族主義復興與歐洲未來關係的一些模糊認識。

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傳統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意識主要表示為一種對民族的身份認同以及對作為集體的民族的忠誠。雖然作為族羣意義的民族是一個古老現象，人們對民族主義的起源也有不同的理解，但作為一種現代意識的民族主義是在歐洲的社會政治環境下誕生的，並與歐洲民族國家的構建聯繫在一起。

（一） 作為一種現代意識的民族主義

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主要是指它所表達的一種政治觀念：“一個民族是由那些通過共同的語言、習俗、文化和歷史的紐帶聯繫在一起的人們組成，並且由於這些紐帶，它應該由同一個政府管理。”即認為政治管理的領域應該與族羣的邊界相一致。實際上就是把“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連接在一起，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由此而生，併成為歐洲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訴求。這種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在思想意識方面深受啓蒙運動，尤其是盧梭思想的影響。盧梭提出了人民主權的觀念，並將參與和公民權的概念視為政治共同體的原則。基於這種人民主權意識，民族主義發展了一種賦予“民族”天然權利的民族觀念，它把民族與某種公民身份和主權連接在一起。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是人民主權意識的體現，由此民族擁有了一種集體自決的權利。在政治方面，法國大革命極大地促進了人民主權和自決的觀念，從而也催生了現代的民族觀念。人們也普遍承認，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以及民族主義的真正確認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

盧梭

圖源：搜狐網

不過，多種思想觀念的並存是歐洲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發展的一個基本特點。而兩種民族觀念的交織並存伴隨着歐洲民族主義的演進。一種民族觀將民族視為歷史上形成的族羣（ethnic groups），它賦予民族古老的、自然的意義，強調族羣以及族羣記憶和歷史的前現代根源。基於這種民族觀的民族主義往往被歸為一種原生論（primordialism），它們往往更為強調基於種族或族羣意義的身份或認同，強調與之關聯的語言、文化等要素對於民族權利的重要性，因而也更為強調基於族羣意義的“民族國家”。歐洲歷史上的有機民族主義（organic nationalism）是此類民族主義的一種代表。此類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往往顯示出其排他性的狹隘的一面。

另一種民族觀則將民族視為現代社會的產物，認為民族（nation）的概念本身並不是一個種族(ethnic)範疇，而是一種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稱為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這種民族觀念雖然承認前現代的族羣記憶和歷史的存在，但認為民族以及民族主義主要是由一些知識分子形成並向大眾傳播的。有人因此從本質上將民族理解為一種心理政治建構。持這類民族觀念的民族主義往往被歸為與原生論相對的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範疇。它將民族解釋為精英操縱的產物，並認為自然民族的概念實際是精神生產過程的有目的產物。政治精英把民族和民族主義當作“一種用來謀取政治利益的戰略手段，一種可以用來將人們置於一種所期望位置的巨大操縱力量”。工具主義者強調民族國家作為一種現代意識的構建的意義。持這類民族觀的民族主義更為突出個人選擇對於身份認同的意義，因而更傾向於強調人民主權和公民權利。這類民族主義往往把對“民族”的忠誠等同於對“民族國家”的忠誠。

歐洲民族主義思想和政治的發展顯示了這兩類民族觀的交織並存及其張力。儘管有當代學者認為，強調前現代族羣意義的民族觀是一種“低端”文化的體現，而基於現代構建意義的民族觀體現了一種“高端”文化，但歐洲民族主義思想和政治運動的演進似乎並沒有簡單呈現從“低端”向“高端”演進的趨勢，甚至有一種相反的趨勢。而隨着歐洲民族國家構建進程的逐步完成，歐洲民族主義中不同民族觀之間張力的影響也日漸突出。

（二）歐洲民族主義的不同傳統

歐洲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主要是圍繞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展開的。圍繞這一主題，歐洲民族主義依附於不同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不同的傳統，其中最主要的、也最具有時代性的是自由民族主義和保守民族主義。

自由民族主義是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運動的主流。法國大革命所顯示的共和主義和人民主權特徵深刻地影響了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民族主義運動。這種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又稱公民民族主義(civi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義是一種基於自由主義的共和主義和民主的平等權利（即公民權利意識）的民族主義思想。自由民族主義支持每個民族的自決和自由權利。在當時的歐洲背景下，它顯然具有反對壓迫和專制帝國的進步主義意義。而且，不同於其他類型的民族主義政治表現形式，自由民族主義具有非排外性，它強調民族間的團結而不是敵對，以及促進國家層面的和平環境，這也影響到了國際體系。

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義者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是歐洲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和政治運動的代表人物。馬志尼認為，一個民族是由那些通過語言、特定地理條件或歷史賦予他們的角色而聚集在一起的人組成的聯合體。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目的是民族的本質特徵。馬志尼追求基於民族間相互信任的民族地位。基於這種思想，他提出了“歐洲合眾國”的構想，這可謂一種聯合的歐洲的早期觀念，它建立在民主的民族國家基礎上。其思想主張和活動對19世紀的歐洲民族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但自由民族主義的批評者認為，這種民族主義過於簡單浪漫，忽視了民族主義中的部落主義、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另外，人們還強調這種民族主義沒有考慮到民族主義的政治實踐如何保持與國家邊界內的語言、宗教和種族地區的一致。

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義者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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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族主義是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的主導觀念，但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歐洲民族主義日益缺少了早期的革命性，失去了其早期的共和主義的解放意義，而日益成為愛國主義的工具。自由民族主義的影響力開始下降，強調民族的種族文化意義的保守民族主義的影響日漸擴大並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

與自由民族主義不同，歐洲保守民族主義在民族觀念方面突出民族的種族意義，並強調民族觀念主要顯示為占主導地位的族羣的觀念。這種思想受到了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的影響，後者強調傳統文化，強調民族的、有機的自然屬性。德國的民族主義是這樣一種傳統的代表。保守民族主義對自由民族主義的民族自決不感興趣。它帶有明顯的傳統主義和懷舊情緒，突出源於愛國主義的社會凝聚力和公眾團結，並強調從共同的過去中汲取力量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制度。保守民族主義與自由民族主義不同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更為強調領土對於民族的身份認同的意義，即把領土作為其他主張如公民權利和國家希望其公民履行責任的基礎。在民族國家這一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上，保守民族主義顯示出了將國家地位、領土和種族性混淆的特徵，這也反映在了公民權利與民族性之間的模糊性上，即個人作為公民的權利與個人作為民族國家成員的權利之間的模糊性。與自由民族主義所體現的共和主義不同，保守民族主義帶有明顯的排外性。它刻意區別內部人和外部人，表現在政治行為上是對其他民族的一種防範心理。如英國學者傑拉德·德朗提所言，這種民族主義之下的“現代民族國家為其人民實現了一定的包容性，但這是以排斥不屬於該民族的人為代價的；在涉及少數民族的情況下，這往往會導致怨恨，進而助長分裂主義民族主義”。在政治方面，保守民族主義往往被保守主義政治力量用於奉行擴張的軍事和外交政策，它也無意於承諾和平的國際政治體系。

歐洲民族觀念的變化也反映在了這一時期歐洲民族自決運動中。在這些運動中，民族主義日益被當作了一種愛國主義的工具，日益突出族羣意義的民族及民族文化。如19世紀末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日益突出族羣的歷史和其前現代特徵，更為突出特殊的文化意義。

儘管在那些認同多民族平等共存並相容的自由主義者看來，這種強調種族民族性的理論“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但隨着歐洲大多數民族國家的建立和新的歐洲秩序的確立，既有秩序的維護者們顯然不願再容忍自由民族主義中的那種簡單和浪漫。到一戰之後，保守民族主義達到了頂峯。在處理戰後問題的巴黎和會上，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建議顯然被歐洲人無視了。而且，在突出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種族性的民族觀念日益強化的背景之下，一種新的訴諸狹隘民族主義的擴張主義民族主義（expansionist nationalism）也在歐洲發展。這種類型的民族主義意圖擴大領土，具有侵略性特徵。其主張者往往以歷史的原因或生存的需要解釋擴張領土的合理性。擴張主義民族主義以右翼意識形態出現，強調民族對個人的重要性，並訴諸“我們”與“他者”的對立，而這種他者的形象是由先驗和消極的情感構成的。這種意識導向了一種極端民族主義。在歐洲，納粹主義是其典型代表。

歐洲民族主義的復興及其特點

在二戰以後的冷戰時期，擴張主義的民族主義受到抑制，西歐國家的少數民族問題也因為戰後歐洲的社會經濟繁榮和整個社會的相對團結而受到了抑制。這種狀況因為冷戰的結束而被打破。冷戰結束以後，在歐洲的政治環境發生巨大改變的同時，歐洲民族主義開始復興，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8年經濟危機開始後，歐洲民族主義復興之勢明顯加速，並從更廣泛意義上挑戰了歐洲既有的秩序。此輪歐洲民族主義的復興主要通過並圍繞以下主題展開。

（一）中東歐地區的民族主義復興

蘇聯的解體和冷戰兩極體制結束刺激了中東歐地區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政治運動，並導致了一些新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此過程中，民族主義成為眾多政治力量的有力武器。突出新國家建立的民族原則、少數民族爭取民族自決的運動，以及在新的國家建立後廣泛利用“民族地位”的討論強化“民族國家”意識成為普遍現象。這其中雖然交織着不同的民族觀念，但突出族羣意義的民族觀是其主要特點。少數民族在其民族自決的要求中突出了種族意義的民族，它轉而引發了大民族的民族排他主義（national exclusivism）。在前南斯拉夫地區，權力真空導致該地區民族主義的發展，並演化為了激烈的種族主義衝突。

不過，該地區民族主義的政治表現受制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區民族問題的複雜性影響了民族主義的訴求和政治空間。這主要指在中東歐地區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特徵，制約了民族主義尤其是民族自決訴求的實現。二是這種民族主義往往並不只是取決於，甚至也並不主要取決於這些民族主義運動本身，而更取決於外部環境或力量的制約。這主要指它們更直接受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的態度影響。但後者的立場同時受到了兩種動因的作用：出於對該地區後共產主義秩序的考慮，歐洲默認甚至鼓勵了突出族羣民族意義的民族主義訴求，西方國家在圍繞前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衝突中有區別的立場態度體現了這一點；但西歐國家自身的多民族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其對該地區一些少數民族自決訴求的態度，尤其是在涉及歐盟的立場問題上。這兩種考慮導致了歐洲在該地區的一些民族衝突問題上的矛盾和猶豫立場。例如在科索沃獨立問題上，2008年，22個歐盟成員國承認了科索沃單方面獨立，而且執意讓塞爾維亞接受科索沃的獨立，而且後來當塞爾維亞提出加入歐盟時，又以其接受科索沃獨立作為條件。這實際開創了歐洲歷史上一個危險的先例，因為它挑戰了歐洲無形的國家主權原則。因此，一些同樣面臨分離主義威脅的歐洲國家拒絕承認科索沃獨立。即便如此，歐洲國家在中東歐地區民族主義問題上的政策立場依然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

（二）疑歐主義框架下的歐洲民族主義

在歐洲，歐洲一體化尤其是歐盟的發展正在成為各類社會矛盾，包括民族主義問題的焦點。疑歐主義由此也成為各種尋求挑戰既有秩序和規範的運動的共同主題。冷戰結束後歐洲民族主義復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眾多民族主義政治力量往往是在疑歐主義的框架下表達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在疑歐的旗幟下，一些民族主義政黨崛起，且表現出與歐洲民粹主義重疊的特徵。同時，民族主義也在向歐洲主流政黨滲透，尤其是向保守主義陣營滲透。在疑歐主義的框架下，民族主義與其他思想和政治運動交織重疊，是歐洲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特點。

從思想和政治表現來看，歐洲民族主義主要是圍繞一種身份政治，確切地説是圍繞新的民族身份認同和構建而展開的。在疑歐政治背景下的歐洲民族主義的復興，實際凸顯了歐洲一體化尤其是歐盟迅速發展中的歐洲身份危機問題。歐盟的迅速發展導致了身份模糊或缺失，它引發了政治認同的危機。這種身份危機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重塑其話語提供了機會，它們從疑歐或反歐盟中找到了其各自觀念的共同表達形式。但在疑歐的共同框架之下，圍繞身份構建的不同政治傾向也顯示了歐洲民族主義本身的複雜構成和觀念衝突。疑歐主義的框架之下，實際彙集了從左翼民族主義、社會保守主義到極端種族主義的廣泛思想意識光譜及相關政治力量，並以本土民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等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它們從一個特定角度顯示了歐洲疑歐主義思想和政治的錯綜複雜。

疑歐主義框架下的歐洲民族主義的活躍，也凸顯了身份政治在當下歐洲政治中的突出意義。圍繞脱歐問題的英國民族主義發展突出顯示了這一特點。一方面，英國的脱歐結果顯示，人們對身份認同的關注已經超越了對其他問題的關注。對脱歐投票的研究顯示，促使人們作出支持脱歐決定的更多是出於對身份的考量而非對經濟的考量。脱歐投票者最為反對文化多元主義（佔脱歐投票支持者的81%）、社會自由主義（80%）、移民（80%）、環境主義（78%）、女權主義（74%）、因特網（71%）、全球化（69%）和資本主義（51%）。這也同時表示了包括民族主義者在內的疑歐主義者對社會保守主義價值觀念的偏向。對於着重物質主義維度的傳統左右政治來説，這種社會變化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圍繞脱歐問題的英國民族主義發展也表明，疑歐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正在產生一些與傳統民族主義所不同的民族主義形式和政治文化。圍繞“英國民族主義”的概念變化顯示了這一點。傳統的英國民族主義（British Nationalism）所表達的是對傳統的民族國家的認同，它不是一種狹義的民族（如English一詞所顯示的那樣）認同，而更顯示為對作為一種集合概念的英國主權政治文化的認同，包括政治上的對威斯特敏斯特主權模式的認同。但隨着英國加入歐共體，疑歐主義者認為以議會主權的形式將民族認同與政治權威融合在一起的傳統範式被打破了。在此背景下，一種與精英的疑歐主義相對的反國家民族主義（counter-state nationalism）興起，其主張者更寧願用新的“英國民族主義”（English Nationalism）來表示自己的政治取向。而圍繞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實際顯示了在疑歐政治背景下英國政治文化的分裂。

圖源：新華網 www.xinhuanet.com

（三）地方民族主義問題日益突出

地方民族主義（local nationalism）問題日益突出是歐洲民族主義復興中的另一重要特點。地方民族主義實質上屬於多民族的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問題，它往往顯示為兩個相關聯的進程或現象，即尋求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人們往往用“邊緣民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來指稱這類以地方民族主義的形式體現的少數民族追求自決和自治的運動。“邊緣民族主義”是一個歷史現象，是伴隨歐洲現代主權或民族國家的成立而出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時期，它們在既有的民族國家體系內受到了嚴格控制。但20世紀90年代蘇東地區劇變引發了新的一輪邊緣民族主義運動。在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的社會政治動盪中，西歐國家的邊緣民族主義問題也日益凸顯，尤其是隨着一些帶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方民族主義政黨的崛起，分離主義問題已成為困擾一些多民族國家的焦點問題。加泰羅尼亞的中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公民聯盟(CiU)、意大利的北方聯盟、蘇格蘭民族黨以及比利時新弗拉芒聯盟等是其中的代表。目前在西歐，這些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運動主要發生在一些經濟水平高於所在國其他地區的地方，經濟動盪刺激了這些地區的民族主義者的分離主義運動。所以人們又把這類邊緣民族主義稱為“優越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of the privileged）。

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地方民族主義的構成和表現不一。在民族觀方面，主要顯示為在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方式之間的遊移，即族羣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也譯為種族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civil nationalism）。前者突出族羣對於地方民族地位的核心意義，並由此主張基於族羣意義的民族自治或獨立。這種意義的民族主義顯然帶有一種強烈的排他性。後者則更為強調基於公民權利的民族權利，不主張排他性的種族民族主義。兩者分別代表了歐洲民族主義中強調傳統主義和理性主義兩種不同原則的民族主義傳統。當然，這些立場並不是絕對的。很多情況下地方民族主義運動表現出在兩種觀念和政治立場之間遊移不定的特點，它們本能地具有一種訴求族羣意義的民族主義的傾向，但出於現實的考慮，它們會以公民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因為這樣才能聚集更廣泛的社會支持。有些邊緣民族主義則表現出了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的特徵，它們以突出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來形塑本民族的身份認同。不過，由於分離主義運動在各國以及歐洲範圍內受到更大的制約，一些早期帶有種族民族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力量出現了“去種族化”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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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歐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

歐洲民族主義的復興給歐洲的未來帶來了新的陰影，尤其是鑑於疑歐政治框架下歐洲民族主義所顯示的與民粹主義的重疊。不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畢竟是屬於兩種思想體系的範疇，兩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重疊是在一定限度內的，超越這種限度將其泛泛地等同未免過於簡單化。

歐洲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重疊，主要表現為兩者在政治目標和思想觀念方面的近似表達。歐洲民粹主義是以其鮮明的反歐盟政治訴求為特色的，因而對於當下突出疑歐政治的民族主義力量來説，它們很容易從民粹主義力量那裏找到共同語言。而在思想觀念方面，民粹主義的典型話語方式是：訴諸抽象的“人民主權”，並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同時用一種對立的二元世界觀解釋世界，即將世界區分為兩種對立的同質化的羣體，如人民與精英、“我們”與“他者”等。這些也與歐洲保守民族主義的思想表達近似。此外，在政治行為方面，歐洲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也有近似的表現。民粹主義善於利用對立的情緒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樣，如一些學者所強調的，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似乎需要強大的敵對力量——無論是來自同一國家內部，還是國外——的刺激”，任何民族主義運動都帶有“對某一外國競爭對手的歷史上的先驗性的懷疑”。人們很容易從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傳統，尤其是從保守民族主義和族羣民族主義那裏找到與民粹主義近似的表達。

不過，歐洲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本身都構成複雜，兩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所顯示的重疊只是在一定限度內的，總體上也不能將兩者等同。人們大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會兩者之間重疊的界限。

首先，歐洲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上述重疊，主要體現在特定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之間。歐洲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重疊是在疑歐政治的框架下體現的。而如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傳統所顯示的，歐洲的民族主義者並非天然的疑歐者，自由民族主義力量，包括一些地區民族主義力量（如蘇格蘭民族黨）實際上是親歐的。反過來説，“民粹主義並不一定意味着一種民族主義，儘管它往往看起來是這樣的”。如歐洲的左翼民粹主義即主要是以社會公正的名義肯定“人民”對經濟和政治精英的反對。歐洲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在思想觀念方面的上述重疊，主要體現在極右翼民粹主義與極右翼族羣民族主義之間，以及保守民粹主義與保守民族主義之間。歐洲民粹主義所訴諸的民族對立、仇外心理更多體現在保守民族主義以及族羣民族主義的傳統中，它們往往傾向於持帶有排外性的民族觀，也更願意強調“異族人（aliens）和圈外人（outsiders）對羣體意識形成的重要性”。而這些也是當今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擅長的話語方式。保守民族主義所訴諸的“我們”與“他者”的對立，並將這種對立歸之於某種先驗情感的民族主義界定方式，也與歐洲歷史上的以及當下的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哲學表達方式非常接近。而對歐盟內部的一些全民公投的研究也表明，脱歐公投很大程度上是由右翼民粹主義的疑歐主義所驅使的。政治上，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這種重疊在歐洲極右翼政黨（或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其次，在政治現實領域，一些政黨雖然同時表現出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訴求特徵，但其作為民粹主義或作為民族主義政治的本質界限依然存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雖然表面上都訴諸“人民主權”，而且兩者的“人民”概念都帶有模糊性，但民粹主義的人民是一個與精英相對的概念——儘管在一些民粹主義的話語中，“人民”成了一個族羣概念——而民族主義的人民則是一種集體身份象徵，它並不必然是反精英的。雖然在疑歐主義的框架下，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都會有意識地使用對方的話語，但也會保留或顯示自己的政治界限。民粹主義力量會利用民族主義來統領傳統分屬於左右政治的不同議題，如重拾左翼議題（社會的分化和不平等加劇），但卻是以右翼民族主義的邏輯來論證。民族主義者也會有意識地利用民粹主義的話語方式（如強調同質化的羣體的意義）來表達自己的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但嚴格地説，民族主義者更着意的是基於族羣或文化意義的民族身份構建，而民粹主義者更為強調的是領土界限的民族國家。在英國，作為英國民粹主義重要政治代表的英國獨立黨（UKIP）即被人稱為“民族民粹主義”（national-populist）政黨，它強調民族國家是保護個人和保護自然領域的最好形式。但該黨卻一直強烈譴責併力圖使自己區別於一些種族主義的政治力量，如英國民族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並認為這些政黨對英國的凝聚力構成威脅。

英國獨立黨領袖 法拉奇

圖源：央視網、CFP

再次，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重疊是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現象，它是歐洲保守民族主義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的一種話語重塑的反映。這一現象是在一種特殊背景，即歐洲一體化發展中的社會分化和身份認同危機的背景下出現的。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説，這不只是一次政治復興的機會，更是一次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重塑民族主義的機會。現代民族主義是圍繞民族國家的構建而誕生並發展的。但全球化的新發展正在改變現代民族主義的傳統生存環境。在歐洲，一體化尤其是歐盟的發展不只是在改變歐洲的社會政治秩序，更是在改變歐洲傳統民族主義生存的政治文化。疑歐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既是對這種趨勢的一種抵制，同時它本身也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現象。一些傳統的思想意識和政治運動尋求將這種疑歐政治文化納入自己的體系並對之進行重構。歐洲民族主義中的反國家民族主義（counter-state nationalism）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

雖然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説，用極化的語言和簡單化的方式解決一些複雜的社會問題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從歐洲族羣民族主義傳統中人們即可以看到這種表達方式，但畢竟這種極化的思想和政治行為難以為主流社會所認可。但在疑歐的旗幟之下，傳統上被視為極化思想和政治的民粹主義崛起。這一過程中歐洲的民粹主義無疑利用了民族主義，尤其是傳統保守民族主義和族羣民族主義的話語。但同時，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實際也在嘗試利用疑歐的政治氛圍，將不同的政治方式，包括民粹主義的話語和政治行為方式融入民族主義思想和政治體系中，以此重塑新的民族主義。這也是歐洲保守民族主義的一種新的發展趨勢。

“英國民族主義”（English Nationalism）的出現以及圍繞它的認知分歧，即反映了英國保守民族主義的這種新趨向。雖然有人認為它是更廣泛的民粹主義議程的一部分，但如一些學者所強調的，疑歐是英國政治的一種傳統，是英國民族主義而非民粹主義的標識。而English Nationalism表示了一種不同於傳統British Nationalism的政治文化趨向。其主張者認為，傳統的精英放棄了英國主權而背叛了“人民”。所以，他們用“英國性”（Englishness）來表示新的身份，突出對“人民”的關注，並區別於精英疑歐派的英國性（Britishness）。後者雖然也帶有疑歐傾向，但整體上是認可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的，是與歐洲大陸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超民族主義相對的。

當然，從現實政治運動的角度考慮，歐洲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重疊或許並不是兩種思想意識真實的反映，而是歐洲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出於政治權力的需要而作出的實用主義反應。將不同的思想意識糅合本就是民粹主義的特徵，而民族主義作為工具主義的特徵也始終伴隨着歐洲現代民族主義。所以人們評論説，英國疑歐論興起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英國的民族主義政治，而是階級和政黨的政治。在諸如移民這些重大問題上，包括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內的一些政治力量都藉助於歐洲潛在的反移民情緒增加而有意識地放大了民族主義。

地方民族主義與歐洲

地方民族主義的復興是當下歐洲民族主義發展中的另一重要特點。地方民族主義主要是圍繞少數民族的自決和自治問題展開的。它與歐洲的權力下放改革密切相關，主要涉及歐洲既有的民主治理機制的問題，但卻直接影響到了歐洲既有的國家制度體系以及歐洲的穩定。

民族自決與自治是歐洲現代民族主義發展中的始終問題，但其政治寓意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追求民族自決和建立民族國家曾是早期自由民族主義的核心訴求，自治也被認為是處理主權國家背景下少數民族問題的重要工具。但隨着歐洲既有民族國家體系的確立，歐洲國家對民族自決和自治的態度發生改變。民族自決和自治被認為容易成為民族主義者尋求分離主義的工具，因而也是危險的手段。在冷戰時期，歐洲主權國家以及歐洲機構都對民族自治問題持慎重甚至警惕的態度。

冷戰的結束改變了這一環境，也改變了歐洲國家對民族自治的態度。一些前東歐國家出現了民族衝突和民族自決運動，一些新的國家產生並尋求得到西方的支持。為應對並預防中東歐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區的民族衝突影響歐洲的和平遠景，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決定建立少數民族問題高級專員（HCNM），負責考察並提出預防可能衝突的政策手段。在此背景下，歐洲國家似乎重新發現了民族自治的價值，不再把它視為分離主義的一部分。相反，認為它是應對民族自決的一種潛在方式，可以在不危及一個現有國家的持續領土完整的情況下容納分離主義運動。歐共體成員國轉而要求這些轉型國家支持把自治作為處理少數民族和種族衝突的手段，並以此作為承認這些新的國家的條件。歐共體南斯拉夫問題和平會議（EC Peace Conference on Yugoslavia）也按照這一原則兩次提出和平計劃，為生活在塞爾維亞共和國邊界以外的塞族自治區提供自治安排。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積極介入中東歐十多個國家的少數民族事務處理，並就少數民族治理形式等問題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併發出了一些倡議，這些倡議的結果是形成了1999年的OSCE《關於少數民族有效參與公共生活的隆德建議》。該建議明確提出：“少數羣體有效地參與公共生活，可能需要非領土性或領土性的自治安排或兩者的結合。各國應為這種安排投入足夠的資源。” 該建議還呼籲歐洲各國根據輔助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積極考慮領土內的下放權力，包括推進一些地區的自治。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

圖源：中國評論通訊社

與此同時，西歐國家的少數民族問題也開始顯現。在上述背景之下，西歐國家對民族自治的態度發生改變，認為可以通過加強區域或地方自治的形式來滿足一些少數民族羣體的身份要求。這種態度轉變體現在了比利時、英國、西班牙和其他一些西歐國家的少數民族地區自治改革中。比利時弗拉芒地區民族問題、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相繼通過引入自治機制緩和了長期存在的民族衝突。這轉而影響到了歐洲其他一些國家推行類似的改革進程。在英國，布萊爾領導下的新工黨政府的權力下放改革，賦予了蘇格蘭、北愛爾蘭和威爾士的地方議會一定的獨立立法權，由此推進了這些地區向自治性體制方向的發展。

民族主義與民主本是相伴而生，但它們又是相互挑戰的思想意識，這使得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但反過來又導致對民族主義目標和民主目標的混淆和對立的解釋。作為民主治理的一種形式，權力下放的改革以及自治意在緩和民族衝突並化解分離主義的威脅。但當下歐洲地方民族主義所顯示的分離主義趨向，再次引發了民族主義與民主是否兼容的問題討論。

（一）民族自治與分離主義

地方民族主義及民族自治運動是否必然導致分離主義，這直接關係到人們對民族自治的基本態度。在歐洲早期自由民族主義的時代，民族主義分離運動帶有擺脱封建制的獨立和追求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進步主義色彩。但在歐洲民族國家基本框架確定後，民族主義的分離運動失去了其反封建制意義。如今，雖然各種民族自決和自治運動依然是以人民主權和民主的權利作為合法性的來源，但這些運動的主張者所顯示出的民族觀顯然更受保守民族主義而非自由民族主義的影響。作為其重要代表的加泰羅尼亞和比利時佛蘭德斯的中右翼民族主義政黨以及意大利的北方聯盟，其在鼓勵分離主義目標時更多顯示了一種“優越的”民族主義態度，這些顯示它們與傳統自由民族主義的共和主義和平等主義並不一致。歐洲民族主義傳統思想的張力體現在了地方民族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中。

權力下放和自治改革本是為了緩和民族問題的壓力，同時消解分離主義。但在歐洲一些國家實際的相關改革進程中，一些地方民族主義政黨崛起。這些政黨一方面以突出自己民族主義政黨的身份特徵來贏得更廣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藉助於自治的地位推進培養民族身份和記憶的改革，進而強化了地方民族的獨立意識，並由此強化了分離主義運動趨勢。在這方面，民族主義政黨有效地利用了歐洲權力下放和自治運動中的兩方面改革，即地方政府的相對獨立尤其是立法權，以及突出民族語言文化傳統的政策。在西班牙和英國的權力下放改革中，民族主義政黨加泰羅尼亞公民聯盟和蘇格蘭民族黨以突出民族主義身份特徵的方式迅速崛起併成為地方政府的主導政治力量，轉而又利用地方政府的獨立性進一步推進自治乃至“自決”的政治議程，尤其是推動地方的全民公決投票。與此同時，自治中推行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政策也被用於培養民族身份和強化民族記憶。特殊的語言文化一直是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竭力強調的，它促進了加泰羅尼亞的認同。加泰羅尼亞在2006年取得自治地位後製定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強制加泰羅尼亞人學習加泰羅尼亞語，並將這一語言強加於參加公務員考試的所有人，特別是司法人員。地方獨立意識的加強轉而強化了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分離主義趨勢。

不過，由此將地方民族主義歸為分離主義運動，或認為分離主義是自治實踐的必然歸屬的觀點缺乏理論和實踐的支持。從理論上説，把民族主義視為本質上要求建立主權國家的觀念並不為所有人認同。一些學者強調：“把創建獨立國家的要求當作民族主義運動的特性實在是本末倒置。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是聲稱它在共同的物質和文化利益方面代表本民族的成員。它號召支持者們將他們和其同盟所共有的（譬如基於階級、宗教或政黨）的利益服從於民族共同體內其他成員所共同具有的利益。”也就是説，民族主義的核心是追求民族利益而不是國家本身。儘管一些民族主義政黨竭力讓人相信建立本民族的國家是民族的最大利益，但嚴格地説，民族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質的利益也可以是文化的歸屬感。事實上，歐洲地方民族主義中所呈現的“優越的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特徵，也從多維視角顯示了地方民族主義對地方民族利益的不同追求。自治未必導向分離主義也不乏實踐的證明。一些當代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政黨並不簡單以民族國家為綱領，而更突出民族利益。如佛蘭德、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政黨即號召本民族團體的成員拋棄以國家為界限的政黨而加入自己民族的黨，以求發展本民族的團體利益。一些政黨即使有潛在的獨立意識，也會在其公開的綱領中巧妙地掩飾。在民族觀念方面，地方民族主義政黨實際遊移在公民民族主義和族羣民族主義這兩種觀念之間。如蘇格蘭民族黨的思想起源更體現了一種左翼民主的價值傾向。作為民族主義政黨，它更為強調在公民民族主義範圍內的訴求，避免狹隘的族羣意義。當然，地方民族主義政黨出於追求選舉結果往往會片面誇大民族主義中的某些因素，但顯然，外部環境，尤其是歐洲整體對分離主義的民族運動所表現出的謹慎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基於狹隘族羣民族主義的分離主義運動的影響。

（二）歐洲在地方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尷尬

地方民族主義是困擾歐洲尤其是歐盟的重要問題。但在該問題上，歐洲的態度尷尬。歐洲國家最初是出於應對中東歐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接受把自治作為解決地方少數民族問題的一種手段的，《隆德建議》也主要是根據歐洲在中東歐自治運動的實踐而提出的，並建議各國在輔助性原則基礎上積極考慮領土內下放權力，包括自治。但隨着西歐國家自治的推進和地方民族主義政黨的崛起，地方民族主義的分離主義傾向加劇，歐洲在自治問題上陷入了一種尷尬之境。一些政黨具有獨立主義趨向，但它們本身是親歐洲的，並希望得到歐洲的支持。蘇格蘭民族黨、比利時新弗拉芒聯盟黨以及加泰羅尼亞公民聯盟，都強調各自的自治要求是由於自己的民族合法性在既有的國家框架下被拒絕了，希望自己的訴求得到歐洲認可，並主張建立一個由地區組成的歐洲，強調後者在建立歐洲認同中的重要作用。加泰羅尼亞公民聯盟甚至在2012年西班牙大選中公開提出，要在2020年使加泰羅尼亞成為歐盟的成員國。但這種要求令歐盟非常尷尬。

歐盟的法律的確承諾了保護和促進歐洲一些地區的發展和對歐洲的參與，保護其特定要求的合法性。歐盟也允許地區主義政黨參加歐洲選舉。一些政黨也在歐洲議會有其席位。因此，歐盟成為一些地區主義政黨擺脱所屬國家的監護，並採取未來主權國家行為的一種理由。歐盟也因此似乎成了“邊緣民族主義”的寶貴盟友。但歐盟對自治的態度是在既有的歐洲治理框架下的，主要的目的是推進歐洲既有治理結構的民主化，而不是改變既有的結構。歐洲的相關立法也並沒有考慮到一個成員國的解體問題。歐盟雖然承認了民主的自治原則，但按照歐盟條約，歐盟必須尊重國家保護其領土完整的職能。在法律上，歐盟不能干涉各國的國內政策。因此，如果一個地區單方面宣佈獨立，而該地區希望繼續成為歐盟成員國，歐洲沒有這方面的對應立法規定。歐盟條約只是表示任何新成員國都必須得到成員國的一致批准，這説明後者才是這一領域的唯一控制者。一些成員國要求歐盟剝奪地區主義獨立者以前所享有的權利以作為對其分離的懲罰，對此歐盟也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因此，面對一些新的形勢，歐盟的反應猶豫不決，且往往呈現出矛盾的態度。如對於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政黨要求加泰羅尼亞以獨立的國家身份加入歐盟的訴求，歐洲相關官員先是表示沒有法律規定加泰羅尼亞獨立後應該退出歐盟，但隨後又表示尊重歐盟的制度框架和國家主權。可如上所述，歐盟在科索沃問題上卻又表現出了另外一種立場。

對於歐洲來説，地方民族主義對其的最大挑戰是歐洲的巴爾幹化的危險。但面對上述在制度設計和法律體系上的尷尬，歐盟主要寄希望於這些地方民族主義者只是把分離當作追求本地區更大自治的一種手段。由此，可以通過鼓勵有關國家給予相關地區更大的自治的方式，打破歐洲分離主義的魔咒和避免歐盟的巴爾幹化。

圖源：搜狐網

結語

作為一個現代概念，歐洲民族主義具有兼容性，能夠容納不同的思想意識，也能夠隨時代變化而改變自身的形態。歐洲民族主義的多種歷史傳統及其演化進程也顯示，民族主義與歐洲一體化、與歐洲既有的民族國家體系的關係並非只是簡單對立的。如人們所言，民族主義 “作為一種自我認同的原則，它既可以團結也可以分裂人民”。而且人們也強調：“當前的技術創新和迅速的全球化為民族主義及其運動增添了新的思考維度。”民族主義對於歐洲未來的影響本身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歐洲民族主義突出的工具主義特徵也意味着，在現實政治中，民族主義往往成為民族主義者或作為其代表的政治家的一種辯護工具。也正是由此而言，保守民族主義及其強調的族羣意義的民族觀在當下歐洲民族主義中的主導性意味着，在當下的歐洲現實政治領域，民族主義更顯示為一種與歐洲一體化相對的意識表達，其偏狹的民族觀念鼓勵了歐洲社會的對立和排斥，而非包容的心理和政治取向。因此，當下歐洲民族主義的復興是對歐洲未來的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