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精英就夠了? 日本“戊戌變法”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 文化縱橫_風聞

✪ 大濱慶子 | 中央編譯局

［導讀］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化的起點。與近鄰中國相比，日本的近代化進程起步平穩、發展迅猛，取得了明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人們在找尋日本近代化成功經驗時，常常會被日本強力的政治運作體制、有效的經濟發展戰略、敬業的國民精神所打動，其實，如果從深層精神文化結構上看，明治時代在政治、知識、經濟各領域全力領跑的精英階層才是策動日本近代化的動力之源。本文將通過明治時代幾位代表性的精英，考察明治精神，甚至戰後日本精神的結構，以此呈現各領域精英是如何通過統合傳統與現代、日本與西方各種思想文化資源的關係，來指引日本走上近代化的制高點的。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明治精英階層的精神內核

德川幕府末期，正值東亞歷史大轉折。其時，日本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外有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內有一觸即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在此情境下，日本在政治、知識、經濟各界全面崛起一批敢為天下先的強力精英，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全面推動了明治維新的成功，由此成為日本從弱轉強的拐點。**其後，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迅速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

福澤諭吉，這位被認為是明治時代最成功的國民精神導師，有一個著名的比喻，他説知識分子應是一隻只忠心耿耿的“雁奴”：作為雁羣中個頭最小、但卻最機敏的一種雁，當羣雁夜宿於江湖沙渚中的時候，雁奴們會忠實地在外圍司掌警戒的工作，當羣雁高飛的時候，他們會辛勤地四處探查路線。

**知識分子的“雁奴”特性，就表現在獨有他們能夠瞻前顧後，留神今生，展望來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擇善而固執，為追求真理，絕不因時勢的演變而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其實，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如果將明治時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領航的精英作一綜合考察，他們身上無不具有這種“雁奴”特性。具體來講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一是國家主義精神，二是創新精神，三是武士道精神。

國家主義是明治時期的朝野精英們的共同精神，也是他們事業的內在驅力。19世紀50年代，日本被意外闖入的美國艦隊叩開大門，同時眼看本國從遠古時代起就心嚮往之的師父——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日益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精英階層。他們抱着空前的危機感，特別關注江户幕末與西方列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紛紛將擺脱當前的弱勢地位，確保民族獨立，逐步取得與西方同等的國際地位，作為他們研究的時代課題。

這種對國家發展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熱情和關心，無疑是一種在近代危局下所激發出來的國家主義情結，這種情結導致他們往往會先天下之憂而憂，把國家建設問題看作自己的問題，幾乎所有的日本精英都參與了國家建設的大討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既塑造着新國家形象，同時也在重新塑造着自己(國民)，這種個人和國家的一體化傾向最終在全社會形成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氛圍。

**創新精神是明治時代突出的精神氣質。國家面臨的生存危機，決定明治時代是充滿創新和實驗精神的時代。**維新以來，精英羣體紛紛以開放的態度，質疑儒家等傳統學問“高、遠、空”的虛學特質，致力於吸收西方的近代思想，引進西方新制度和新事物，以此普及實學。在這時期活躍的精英幾乎都到歐洲考察過，親身接觸過那裏的先進氣味，深深感受自己國家的落後性，拼命從中學到積極的東西。文明開放、殖產興業是時代的強音，立憲等西方先進的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逐步得以確立。

武士道精神是明治精神的中流砥柱。參與明治政府的精英們的大多數原為武士，艱苦的事業紮紮實實地落實到實際行動上，需要精神的支撐，那就是武士道精神。從鎌倉時代開始，到江户時代，日本國民所受到的儒教尤其是朱子學教育，都以強調對主人的絕對忠誠、自律、大公無私、自我犧牲、果斷、禮節、儉樸、尚武等為主要內容。

明治時代後，武士階層遭到廢棄，但武士道精神卻以懷舊理想化的形式融入到明治精神中，作為國民道德重組的一部分。這主要體現為在朝、在野兩種氣質。在朝形成了以政府為中心的臣民道德論，在野確立起了以天下為己任的自立的個人氣概。明治時代的武士道精神，以堅忍不拔的意志、甘願為實現目標而奉獻的理想主義、克己奉公的英雄主義等形態，被明治以來的日本精英階層繼承下來，賦予他們畢生事業追求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鬥志。這種武士道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傳統經過揚棄後值得保留的精華，從而決定了明治精英羣體的創新精神，是紮根於深厚的民族傳統土壤上，這種和魂加洋才的思想模式，直接成為精英羣體成就各自事業的動力源泉。

▍明治精英的人格代表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幕末明初的最重要的政治家，他是明治政治精英的典型。**他出生於薩摩藩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1873年，任內務卿，管轄範圍包括勸業、警保、户籍、驛遞、土木、地理、測量七個方面，明治政權因此被稱為大久保政權。大久保為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新政權作出了極大貢獻，並推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他與西鄉隆盛、木户孝允並稱為維新三傑。**大久保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認為是鐵石心腸的政治家，在維新三傑中最不受大眾的歡迎。但是，在那個艱難的時代，正是這樣的政治精英為日本開闢了全新的發展道路。

在這個專制政權中，大久保努力推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政策。1876年，他強力推行“秩祿處分”，公佈“金祿公債發行條例”，剝奪了武士階級的俸祿，從根本上瓦解了舊的封建武士階級，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為推進文明開化，他雖然不會跳交際舞，也常常出席舞會。**他還率先剪短長髮，出朝晉謁天皇，羣臣都為此大膽舉動驚駭。**但十多天後，明治天皇也剪短頭髮，於是羣臣競相仿效，除去頭頂髮髻。政府的“斷髮脱刀令”等文明開化政策最終在最高統治者的親身示範下迅速推行。

大久保作為開一代風氣之先的鐵碗政治領袖，以其強烈的國家責任感、積極進取的創新精神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他還以堅忍不拔、清白廉潔的武士風格詮釋了明治政治精英的風采。他被暗殺後，人們在清算其遺產時發現了驚人的事情。**大久保是專制政權的掌權者，因此誰都會以為他應留下了巨大家財。但實際上，他僅有數百元的現金，甚至還留下了8000元的借款(相當於現在的2.4億日元)。**而且，其借款全部是為了填補公款的不足，以他個人的名義跟朋友借的款。位於政治中樞的大久保完全具有獲得巨大財產的可能性，但他卻一直貫徹着清白廉潔的武士風格，這從側面反映出明治政治精英羣體之所以能戮力同心獲得改革事業成功的精神動因。

**福澤諭吉（1835~1901），明治時代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是明治知識精英的典型。**他出生於奧平藩的一個低級士族家庭，幼年喪父，直到十四五歲，才開始學習漢文書籍。1868年4月，他將所辦家塾定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天享譽國際的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1872至1876年，他寫的闡釋公民原理的小冊子《勸學論》陸續出版，風靡全國。1875年問世的《文明論之概略》，是他探尋古今中外文明發展的原因和變遷的名著。1882年，創辦了《時事新報》，親自撰寫社論，竭盡領導輿論、推動啓蒙的天職。

**福澤多產的譯著作品，和他創辦的義塾教育事業，交相輝映，成為啓發民智的兩大法寶。**他譯著的作品不勝枚舉，前後共有60餘部。諸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固不待説；就是天文、物理、化學，或是兒童讀物、習字範本、修養叢書等，甚至連簿記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戰法等，都包括在內，範圍之廣，有如百科全書，這些對啓導一般國民的新知和建設日本新文化，都發揮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啓蒙作用。

福澤諭吉畢生推動日本文化的近代化，取得了傑出的成就：**第一，以著述教導全體國民；第二，創設學塾，造就人才；第三，創刊新報，普及新知，鞏固民權政治。**生為日本的一個國民，他無限地熱愛他的祖國。他遭遇到歷史上罕見的激變時期，本乎一己的忠貞與愛國的熱忱，挺身而出，肩負起時代的使命，傾力追求知識救國的宿志。**維新政府為要借重他超絕的才識，曾再三請他出任政府的職位，但他淡泊名利，拒絕出仕，保持了以平民身份終其一生的初衷。**為表彰其貢獻，政府曾特旨嘉獎，並賞金幣5萬元，福澤把這筆款項，悉數轉贈給慶應義塾充作基金。

回顧福澤的一生，他無疑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但同時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他常把自己比喻成一隻忠心耿耿的“雁奴”。1868年5月，上野發生戰爭，江户頓時陷入混亂的狀態之中，市內的一切公共遊藝場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紛紛避難。義塾所在地新錢座，距離上野約8公里，密集的槍炮聲不時傳來，但福澤不為所動，依然從容地講授美國威氏的經濟學，一時傳為佳話。可以説，**在兵荒馬亂當中，唯一能夠獨立其間，扶持泰西新學的命脈於不墜的，只有福澤領導的慶應義塾。**福澤此種堅忍不拔的武士道精神，成就着慶應義塾一批又一批人才脱穎而出，直接推動了日本近代文明精神的形成。

**澀澤榮一(1840~1931)，日本近代化之初奠定工業化基石的大師，被後人尊為“日本實業之父”、“日本企業創辦之王”、“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 ，他是明治經濟精英的典型。**他出生於日本武藏國榛澤郡的一個富農家庭，從小受到良好教育。1863年，為了謀生，經人介紹，成為德川幕府的末代將軍德川慶喜的家臣。1867年，隨同德川慶喜的弟弟昭武赴歐洲考察，留心學習歐洲的資本主義經營制度和精神。回國後，他從東京遷居到靜岡藩駿府，創立了日本最初的合本（股份）機構“商法會所”。此時，他應出任大藏省的租税正，直接參與了明治維新初期幾乎所有重大經濟政策（貨幣制度改革、廢藩置縣、設立國立銀行、發行公債、地租改革等）的醖釀和制定，政績相當突出。

1871年，他棄官從商，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金融機構——第一國立銀行，從1877年到1889年這12年間，資金總量增加了55%。1880年以後，他積極參與創立近代企業，多達500餘家，這些企業遍佈銀行、保險、礦山、鐵路、機械、印刷、紡織、釀酒、化工等日本當時最重要的產業部門，不僅規模堪稱一流，而且絕大多數都採取了股份公司制，基本確立起日本近代企業的治理結構模式。

澀澤在實業領域熱衷於西方經濟制度的引進和企業形態的創新，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銀行和股份制企業，並率先發起和創立近代經濟團體組織。在取得這些卓越成就的同時，他在管理思想上也越來越確立起其鮮明的特色。他創造性地提出了**“《論語》加算盤”**式經營理念，**第一個嘗試以儒家思想和道德倫理為立足點，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經營之道，成功實現了經濟思想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化。正因為其對傳統儒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他被看作“儒家資本主義”**的傑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澀澤不僅是日本人所公認的近代產業先驅，同時也是近代日本工商業的精神領袖。**一方面，他身上表現出面對危機時的強烈國家責任感和積極進取精神。**他在法國考察期間，為了更多地瞭解西方世界興起的奧秘，抓緊一切時間學習法語，並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請了法語老師，居然沒過多長時間他就可以用法語進行日常對話和交流了。

**另一方面，他身上又存在着極其傳統和嚴格的絕對忠誠和重視道義的武士道精神。**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發生在澀澤出國期間。澀澤回國後，幕府政治已經終結，然而澀澤不管是經商還是當官，始終對德川慶喜保持着謙恭的臣子本色。德川慶喜交出大政後遠離政治，深居簡出，為了避嫌，他對舊家臣連面都不見。但是，澀澤依然堅守臣道，在經濟上多方資助德川，而且不計成本編撰了八卷本的《德川慶喜公傳》，以彰顯其歷史功績，公正記載幕府末年的史實。這種絕對忠誠的武士道精神，轉換到澀澤複雜多變的事業創辦過程中，就形成其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堅持對目標執守的敬業精神，這正是他作為近代工商業精神領袖的感人魅力所在。

▍“雁奴”精神成就了日本

明治時代的精英精神——“雁奴”特質，作為持續推動日本不斷現代化的強大動力，被一代又一代的精英階層繼承下來。在二戰後的承平時期，比較突出地反映在戰後復興和經濟發展方面，尤其是1960年代以後的經濟騰飛中。這個階段的經濟精英創造出了日本式經營模式，使日本經濟迅速飛昇到世界經濟舞台的中心。

索尼公司的創辦人盛田昭夫指出：**“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飛躍進步，奧妙就在於企業經營者始終認為日本在一切領域中都落後於他人，從而產生一種緊迫感。**他們情願以歐美各國的學生自居，堅持交學費，學習經營手法，吸引新技術”，“日本人不管從事何種職業，對本職工作均抱着持之以恆的尊敬態度”。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也提出他的經營哲學：只要滿懷為社會、為國民服務的慈悲之心，始終如一的發展熱情，以及堅忍不拔、迎接挑戰的精神，發展的道路就會是無限的。

這些精英以不同的表達方式展示了明治以來精英的“雁奴”特質。具有標誌性的事件是，**“雁奴”特質目前已作為日本經濟的頂樑柱——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的訓誡，被日銀總裁多次提到。**更為重要的是，明治以來精英的這種精神特質，已逐漸深化成為整個日本民族國民精神的核心靈魂。日本戰後最負盛名的首相吉田茂曾在其名著《激盪的百年史》中提出，日本歷經明治維新和戰後經濟奇蹟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主因，就在於日本形成了目光遠大、勇猛進取、善於學習、追求完美的民族精神。根據明治精英羣體及戰後精英羣體的精神表徵和社會功用，我們可以得出三點重要的歷史啓示：

一、社會要有催生和容納精英的氣候和土壤。“亂世出英雄”似乎是各個國家特定歷史時期都會發生的普遍規律，但問題是，**這些英雄如果不能遇到合適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往往都會在其英年面臨摧殘乃至夭折的厄運，**像中國清末的戊戌維新本有克隆日本明治維新的強大人才儲備，但在惡劣的社會政治環境下卻死的死，逃的逃，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因此被大大耽擱。反觀明治時期，不論是頻施鐵碗而遭政敵忌恨的大久保，還是煢煢孑立不受官職的福澤，以及不畏物議繼續對倒台主子保持臣節的澀澤，都可以在一個相對寬容和開放的社會氣候和土壤中得到出色的發展。

**二、各類精英羣體要各司其職，形成合力。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經濟精英三類羣體因其從業性質不同，因各自根據其特定的社會職能發揮作用，不能相互逾越和代替。**作為政治精英的大久保為了實現治理目標，有時要動用黨派團體的力量運作其事，作為知識精英的福澤就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不捲入實際政治生活，從而以中立的姿態保持對政府政策的公平批評，而作為經濟精英的澀澤則完全按照市場規律辦事，踏踏實實把企業經營搞好。只有政府官員不越權，知識分子持公器，企業老闆幹實事，整個社會才會在一個良性的發展軌道上運轉，才能形成一個推動社會進步的合力。

**三、精英階層的精神內核要深化成整體國民精神的核心靈魂。**考察日本近代化史不難發現，明治精英羣體身上所體現出的國家主義精神、創新精神及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國民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這正反映出日本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精神成果，即精英羣體以身作則，影響社會，為國民起到積極的示範作用，社會輿論對此廣為傳播，形成良好社會風氣，廣大國民自然而然從他們身上汲取精神營養，進而深化為整體國民精神中的核心靈魂。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08年12月刊，原標題為“日本近代化的“雁奴”——明治精英羣體精神特質剖析”。**篇幅原因，有所刪減。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