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張學良的“不抵抗”_風聞

關於張學良的“不抵抗”

先講一個故事：齊桓公説未曾食過嬰兒的肉，易牙就煮了自己的兒子給齊桓公吃，易牙得到齊桓公的信任，想任用他代替將死的管仲，不過管仲認為：“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

易牙是沒有人性的，但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有幾個這樣的人呢？不論政治人物其立場如何，毫無疑問他們絕大多數是有人性的。所以。對一個人的評價不能脱離人性。

張學良與日本是有深仇大恨的，説他不想為父報仇那是不符合人性的，但是，作為政治人物，是不能按照普通人來要求的。假如張學良是一個俠客，甚至是一個平民百姓，化裝刺殺河本大作，或者投彈刺殺日本天皇，這都是有可能的，施劍翹一弱女子為父報仇不也刺殺了孫傳芳嗎？因為張學良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奉系軍閥的首領，他個人的仇恨必須要服從奉系集團的利益，因此，張作霖死後，張學良主政東北，此時東北尚未易幟，南方的北伐軍仍然以奉系軍閥為打擊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為奉系集團的利益是不能與日本開戰的。如果繼續與南方為敵，則必須依靠日本——這對張學良來説是不折不扣的“認賊作父”，從感情上是不可能為張學良所接受的。因此就為父報仇而言，為奉系集團求得安全而言，1928年年底的易幟是歷史的必然。至於張學良是否有國家思想，是否將國家利益放在奉系集團利益之上，暫且不論，但就為了保存奉系集團而言也不得不走易幟這條道路——除非徹底投靠日本。易幟歸屬中央，希望通過中日全面戰爭報殺父之仇是張學良的必然選擇。

1930年，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閻桂相持不下，這時候東北軍舉足輕重，加入誰，勝利的天平將會向誰傾斜，因此雙方都對張學良極力拉攏。蔣介石不但拉攏張學良，還拉攏張學良的部將于學忠，這是因為，第一、張學良遲遲不做表態，第二、于學忠不是張學良的嫡系，于學忠原屬直係軍閥，直系慘敗後投靠奉系，因此蔣介石才會拉攏于學忠。但于學忠始終不為所動，表示唯張學良之命是從。從感情上講，蔣介石下作做法不能為人所接受，但政治人物是不能為情感所左右的，要以自己的政治理念為重。因此，張學良最終還是加入了蔣介石這一方。張學良做出這樣的選擇，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代表了中央，另一方面，蔣介石在形式上是孫中山的傳人，蔣介石獲勝有利於國家的統一，而馮閻桂獲勝則將是幾個軍閥共同把持政權的局面。為國家而言支持蔣介石無疑是正確的選擇，1930年9月18日，奉系軍閥的部隊大舉入關，馮閻桂瓦解，蔣介石取得全面勝利，張學良也因此而榮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是僅次於蔣介石的二號人物。

一年之後，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東北，1931年7月6日，張學良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説：“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從這裏可以看出，張學良對中日開戰是畏懼的，這個畏懼不是懼怕自身的安全，而是懼怕中日戰爭的失敗。假如僅僅為父報仇而言，在東北實施抵抗，身為副總司令是不需要上前線的，沒有危險還能獲得抗日英雄的美名，何樂而不為呢？顯然，這時候他不是考慮自身的利害得失，而是從奉系集團和國家的利益來考慮的，如果僅僅是東北軍抵抗，則東北軍必然會損失殆盡，整個奉系集團將不復存在。張學良不抵抗，一方面希望保存東北軍，一方面希望能在蔣介石“安內”之後東北軍加入整個國家的抗日戰爭。

“攘外必先安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來自內部的第五縱隊危害更大。但是，誰是日本在中國的第五縱隊呢？在三十年代前期中期，誰會是“未來的漢奸”是不那麼容易好分辨的。再者，即便不是第五縱隊，但在後方掣肘，也是影響抗戰的。因此“攘外必先安內”有其邏輯上與現實的道理，因此該政策為整個國民黨集團所接受，這當然也包括張學良——實際上，蔣介石的安內既要消滅共產黨，也要消滅雜牌軍。

張學良接受了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積極加入剿共戰場，期望在剿共成功後能夠全國進行抗戰。剿共連續失敗的現實，以及與共發生直接接觸，使他認識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比“攘外必先安內共”更有利於抗日，或者説，安內要打擊親日派，而不是要打擊共——因為他認識到共是抗日的。因此，他才會勸説蔣介石聯共抗日，在多次勸説無效之後發動了西安事變，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戰。

雖然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結束內戰促成國共合作，有利於整個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功臣，但是，對東北人民而言，由於他認識上的錯誤，在東北的不抵抗讓東北人民遭受了長達14年的亡國之痛。所以，他是無顏面回到東北的。

    張學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從這一點，張學良對蔣介石是很夠意思的，張學良人格偉大。可是，張學良的不抵抗顯然受到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影響，再者，“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介石極力推行的政策。從這點看，東北的不抵抗，説蔣介石不需要負責任顯然也是説不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