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陰謀論不是新東西，它怎樣妨礙創新和社會進步？_風聞

之前一篇文章，我講過有關香港社會中近年出現的科技陰謀論，“近年香港社會陷入了陰謀論深淵，幾乎任何科技都可以掛上一串陰謀，誤以為“不變”可以保障自己，結果卻更顯出自己對現狀的無知，同時妨礙了科技在社會的研發、應用和進步”。近年，不論是更換新一代香港身份證、智能燈柱，甚至九月初香港的大型社區檢測，都有人提出質疑。而所提出的質疑，其實不離擔心隱私和監控的討論。不過反對者往往不會談技術，而只會拿着技術部分特徵放大來做文章。過去這種科技陰謀論在香港並不多，反而在台灣省早已出現多時。科技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我們要正確瞭解科技，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的忽悠，同時與時、與科技俱進的改善治理，建設以人為本的科技發展。

在我讀本科時，台灣島內的大學，學生證(卡)的數字化不高，出入不同門禁主要是刷學生卡上的條形碼和磁條；而校內除了學生卡外，還有影印卡、合作社卡等等；而且在校內使用設施，都用到學生卡來換入場證；校內飯堂吃飯要出示學生卡，但飯堂工作人員從來不知道看見的學生卡是否有限。當時“八達通”在香港已經非常通用，而台北市也已經全面改用“悠遊卡”。所以我在大學的網上社羣，提出學校可以利用非接觸式智能卡技術，將原來條形碼和磁條式學生證，改為多用途的非接觸式智能卡，並且可以在校內支付。

台灣大學校園一直流行用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作交流平台，其中最有名的可算是批踢踢實業坊(PTT)，也是當時校內主要的電子佈告欄和討論區，使用Telnet BBS技術，一直沿用至今（你沒有看錯，是“一直沿用至今”，據説已經有25年！）。當時提出這個討論時，有不少評論回覆都認為太多資料在智能卡內，會造成個人隱私的問題，所以不贊成改用智能卡。然而那些評論正正反映了參與評論的在認知上的盲點：智能卡、數據傳送和數據庫基本認知不足。那些人以為智能卡內有很多數據，也以為只要一刷智能卡，所有數據包括借了什麼書、刷過什麼門禁、成績、違規記錄等都會出現。但他們不瞭解的，是那些數據本來就是可以被記錄並存放在學校的數據庫內。智能卡內存很有限(特別是在2003年的時候)，數據是否互聯互通，個人隱私是否受到保障，這是系統設計和安全的問題。然而他們不先去了解科技，只是把科技部份的特徵放大，用直覺、陰謀論看那些科技；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在省內，他們被視為精英的一羣學子。

台灣島內，半導體科技是先進，但民間科技應用上卻有限，也不統合。單是網上辦事的實名認證就相當令人頭痛，每年處理税務，都要替家人擠兩三次税局。除了公交卡，島內一直沒有自己的電子貨幣系統。雖然台灣在2000年左右就有網上拍賣和網購，但用的是銀行轉賬，後來透過超商取貨“貨到付款”方式，並未發展出網上支付平台。今天，在內地和香港不少高校，非接觸式智能學生卡、校園卡已經是標配，台灣不少大學也已經改用智能卡。但據一位已經到內地發展的台灣教授所説，幾年前他離開省內南部某著名高校工作時，教職員卡仍是刷條形碼！

首先，我們要了解，數字化確實存在隱私保障的風險，但同時別天真以為 “現狀” 等同“安全”。以前文的學生卡為例，不論條形碼和磁條，都有加密差、容易仿製的問題；而不論用任可數字化方式，在校內行事、通過門禁等同樣可以被系統留有記錄。更重要的是在現代數字化生活中，不被記錄和追蹤也是自欺欺人。所有網上交易、網上銀行、使用信用卡和借記卡，甚至網站瀏覽，以至手機到過的地方，可以留有記錄。2019年底至2020年初在台灣島上的多場韓國瑜競選活動，就傳出台灣當局透過手機網絡，掌握現場羣眾數目、位置，甚至相關個人資料的可能。此外，2013年美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技術分析員愛德華·斯諾登有關稜鏡計劃等網絡及通話監控的指控。大家真的以為“不變”可以保障自己不會被監控？

另一個盲點是自我過度膨脹，總是覺得自己會被監控。但全國(14億)加上港澳台人口(740萬、66萬、2300萬，共約3100萬)及在國內的外國籍人士(含遊客)，我粗略估約14.5億人，加上相關的交通工具、可以作為監測的器材等等，即使用上人工智能，都很難想象用可以做到全面監控。所有跟蹤監控所需要成本的，他們覺得自己有些什麼價值，值得投放資源來跟蹤監控？

像香港反對派在9月初，香港進行大型社區檢測前，一直鼓吹檢測會收集香港居民的DNA、基因圖譜。但是內地和香港都是華人，而且絕大部份都是多來自廣東省，基本上與廣東居民並無多大差異；再説，反對派一直説不出政府要收集DNA、基因圖譜來做什麼。另一個香港反對派利用的，是試劑 “偽陽性” 的問題。他們以瑞典指提供香港作檢測的內地公司試劑，在瑞典有3700宗偽陽性結果。3700看似數字不少，但如果你是有統計學基礎的人，你首先會問：n(樣本數)是多少。因為如果樣本數是37000而偽陽性結果3700宗，偽陽性概率是10%；如果上升到370萬，則只有0.1%，所以單憑3700這個數字並沒有意義。再進一步，統計學上有第一型錯誤(Type I error或Alpha error)和第二型錯誤(Type II error或Beta error)，簡單而言就是“偽陽性”和“偽陰性”。首先大家要了解世界上所有檢測都不可能完全準確，會有一定的“偽陽性”和“偽陰性”，所以研發人員要取捨容易傾向哪一方。但作為病毒的試劑，為減少病毒在小區傳播的機會，更會向“偽陽性”。而在香港的大型社區檢測中，有178萬人進行病毒檢測，據媒體報導偽陽性個案1宗。香港反對派忽悠(唬爛)挺大的！

香港和台灣有一些 “公知”，企圖將西方政治制度、社會信任和科技發展三者劃上等號，宣稱西方政治制度可以加強社會信任，有利科技發展。但以台灣省內的所見所聞為例子，以及不少西歐社會的情況，這三者顯然不見得有什麼相關。管理是實務的、是科學的，但可惜那些所謂“知識分子”，把管理過度簡化和政治化，將不合符他們理念的，或是他們不熟悉的，便視作“奇技淫巧”，加以陰謀論反對之，一味忽悠、唬爛大眾，卻未能為新時代提出新的解決和治理方法。

科技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智慧城市為例子，它是利用各種信息技術或創新概念，將城市各項系統和服務數據打通、集成，整合，並適時作合理的資源調度，以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優化城市管理和服務，最終目標是改善市民生活質量。而智能城市的需要大量不同的數據收集系統作為基礎建設。除非願意落後，除非願意生活質量的倒退，否則科技發展不應逃避。但與此同時，社會數字化發展，確實會存在隱私保障等風險，大眾關心及個人資料會否被濫用，甚至做成其他不利。像近年內地在線旅遊業出現的“大數據殺熟”現象。但正如有評論指出“治理“大數據殺熟”現象，不是要“殺死”大數據…”，我們是治理新科技下的問題，而非逃避新科技，否則只會令社會停滯。與時、與科技俱進的治理改變，這才是新時代發展和治理的應有的態度。

前文參考：陸頌雄、陳智恆：香港產業為何“失去十年”？根源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