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主線_風聞

歷史是公共記憶，如果不看那些服飾史、傢俱史之類的，那麼歷史在社會學看來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找到社會問題，歷史就會看得明明白白。

這個社會問題就是戰爭，或者稱為內耗。

華夏上古史要從禪讓制説起。當時的禪讓制指的是部落集團首領職位在幾個大部落之內流轉，當然，小部落肯定是既沒資格也沒能力的。但是在這個流轉過程當中經常發生衝突，甚至會引發大規模戰爭，權利平穩流轉成為當時社會的重要問題。所以在各部落集體協商（間或鎮壓）之後，決定部落集團首領的職位只在某個特定部落之內流轉，其它部落不再享有覬覦權柄的資格。如果對古代歷史稍有了解的話，就可以看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大義”，也是最初的王朝化--夏朝建立。

華夏古代的社會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成熟。當時社會動盪，主流的思想，比如道墨儒法這些思想就是為了解決這個社會問題而產生。這裏先説説道家學説。道家學説最初產生不太可能是周王室，應該是各個諸侯國的勸諫集合成書。意思是説，咱們這些諸侯之間打仗跟你周王室沒關係，別總想着什麼事都插一腿，你老實地看着，用你的時候出來站個台就行啦。所以周王室發出感嘆説，這要是小國寡民該多好，誰也不打架，老死不相往來嘛，我周王室的權威也能建立起來。可惜，周王室徹底衰落了。

墨儒法三家學説則是對社會整體的考察，都強調秩序，目的用兩個字來形容的話就是“止戰”。其中墨家與法家學説強調的秩序根本是背道而馳的，墨家強調底層秩序，底層產生法律，天子也由底層選舉。法家強調上層產生法律，天子世系流轉。兩相比較一下就能發現，墨家的政治主張比較幼稚，不專業，法家更有操作性，有調動大資本的能力，更容易實現。在戰國時期用法家學説也會產生強力的政府資本，以在戰國生存下去。

儒學，實際上是這兩家學説的調和派，強調皇權的世系流轉能保證流轉時候的基本穩定，強調限制皇權、眾臣拱衞又使底層擁有更大的權力。

另外還有一個著名學説--兵家。兵家學説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兵者，詭道也”。首先兵家不是打仗的學問，而是求生的學問，都是實用手段，目的就是“我活你死”。不講什麼學派分別，只要好用我就用。很多人説皇帝用策是“外儒內法”，我覺得不是這麼回事，應該是“外儒內兵”。面上看，皇帝是守規矩的，行為可預測，也可信任，但是背後實施的手段則是哪個好用就用哪個，絕不會講學派分別，就是講實用，不會被學派言論綁架。

整個社會的止戰和政治上層的平衡，成為其後近兩千年不斷進行政治改革的目標。安全、和平，這是大多數人的願望和要求，有一句話對此描述得極為深刻，“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

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征戰產生巨大內耗，如果不能儘快統一各國，無論多強盛的國家都支付不起這樣的消耗，直到最終被拖垮，這就是統一的最重要動力。

最終秦國奪得了這場競賽的勝利。現在天下一家，政治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內部。秦國以法家思想治理天下，這裏再次説説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用一個成語就能説明白--指鹿為馬！用通俗的話説，當時趙高牽了頭鹿上殿。“皇上，這頭畜牲，”趙高指着鹿跟胡亥説：“您説叫鹿它就叫鹿，您説叫馬它就叫馬，它叫什麼您説了算。”

這個故事説出了法家的最基本思想--眾官僚執行法律，而制定法律的只有皇帝，而且也只有皇帝才有制定法律的資格。

這是種高度集權的思想，保證了秦國能夠用最大的能力進行戰爭，從而統一天下，但在戰後卻不適於當時寬鬆的和平環境。秦國滅亡，原因在於戰後利益分配不均。大家都知道，戰後實行的是郡縣制。郡縣由官員管理，官員由秦始皇任用，也就是説，絕大部分利益被秦始皇獨佔了，無論是原有各國的貴族或者老秦人的貴族都沒有得到多少好處，與戰國習俗完全相悖，他們當然不滿。

秦始皇活着時候尚且要巡遊天下，壓服各地，一旦秦始皇死去自然戰亂紛起。最重要的是，老秦人對戰後分配同樣不滿，以至二世而亡，只和平了區區十二年。

七年戰爭之後，劉邦做了皇帝，實行寬法，也作了適當的分封。這個時候基本實行的是自由經濟政策，或者叫黃老之治，同時雜糅法家思想，民間經濟在戰後快速恢復，形成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但是這段時期並不是平安無事，在政治上層的鬥爭同樣激烈，比如説呂后滅族、選舉皇帝、藩王作亂，漢文帝時期才形成都認可的帝位傳遞制度。

漢武帝劉徹上台之後面臨的是盛世之後的危機，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集權。

漢武帝實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開創察舉制選拔官吏，掌握官吏的任免權。頒行推恩令，分化藩王的力量。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加強財政集權。獨尊儒術，逐漸對官僚體系進行改革，確立社會主流思想，從思想上改變自由經濟體系。強幹弱枝思路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形成的。

但這些還不夠，地方經濟仍然具有挑戰中央的能力，隨時都有叛亂的危險。然後漢武帝想出一個方法--發動外戰，針對北方的戰爭。戰爭，能加強政治集權，能加強經濟集權，能練出強軍，而且是劉徹自己親自掌握的強軍，沒有比戰爭更好的方法了。連年戰爭打出了強漢的名聲，同樣也使民間經濟受損。

漢武帝晚年受不了外界的壓力，同時也知道實行的政策不是長久之道，所以全盤否定了自己曾經實行的政策，下了個罪己詔。

漢武帝之後，他培養出來的強大軍事貴族逐漸掌握了政權，上層政治失衡，地方崛起，國家逐漸滑入深淵，軍閥、世家逐個出現，這就有了三國之亂。

政治平衡在曹丕當權時代出現了轉折點。曹丕為了拉攏士族，推行了“九品中正制”，使官吏的任用權完全掌握在士族手裏，士族成為了獨立的力量，完全架空皇帝，上層政治徹底失衡。

南渡之後，士族依靠流民的大量補充，在莊園經濟基礎上擁有了基本的武裝力量，進一步成為門閥，能夠與貴族抗衡。但在上層政治層面，因為皇帝淪為傀儡，貴族與門閥之間沒有緩衝，兩者的鬥爭更為激烈。

亂世之後，兩者的力量都大幅下降，隋文帝楊堅也有機會暫時掌握住兩者。隋煬帝楊廣在歷史上評價不高，但他的功績是抹殺不掉的。1，開鑿運河，使中南成為一體，大幅降低流通門檻。2，推行科舉制度，掌握官僚任免權，降低世家的影響力。官僚體系重新成為皇帝的力量，能夠與貴族對抗，曹丕走的彎路現在才回到正途。做完這些後，楊廣發動遼東大戰，想要進一步消磨貴族的軍事力量，可惜功虧一簣，士族與貴族聯手推翻了楊廣。

唐代基本延續了隋煬帝的政策，但也沒有更進一步的政治改革，連帝位傳遞制度都沒有做好。唐中期之後，地方軍閥蜂起，亂世開始。

到了宋代，得益於世家、貴族在亂世中逐漸式微，政治上層逐漸形成共識。1，必須消滅世家。2，軍事力量必須可控。所以宋代自開國起就大力推行科舉制度，並且有了杯酒釋兵權，軍事力量納入官僚體系當中。

軍事力量的集權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官僚掌軍不專業，二是官僚集團力量過度龐大。不專業導致了“弱宋”的稱號，文官集團的龐大導致“冗兵冗員”，同時也逐漸架空皇權。也是從宋代起，民間暴亂逐漸成為干涉歷史的力量之一。

立國多年之後，地方經濟逐漸壯大，尤其是南方，在隋唐時期的大開發之後又出現了大發展，此時南北經濟差異已經非常明顯。這時政壇出現一位大人物--王安石。王安石是官僚集團的大叛徒，因為王安石變法搞的是財政集權，最受益的就是皇帝。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但也有成果，不然徽宗皇帝也不會有錢修園子。結果是地方與中央、南方與北方，矛盾都在加深，直到靖康速亡，再次南渡。

高宗趙構比較老實，官僚説什麼他就做什麼。當時北人南渡與當地南人之間的矛盾是比較大的，能夠平息矛盾、形成共識，既有外部軍事壓力的原因，也有趙構安撫各方利益的原因。政局平穩之後，那麼第一個問題就是軍事集權。這個事情已經是共識了，怕的就是出現軍閥。多數人都是老老實實的上交兵權，少數不願意交的就被處置了。

因為改革總體來説是失敗的，此後終南宋一朝，官僚集團已經沒有了自我改革的勇氣，南宋各帝基本上都是被架空的。

元代在政治上沒能再行一步，反倒陷入內鬥，唯一能夠稱道的就是溝通了北運河。

朱元璋在歷史上名聲也不好，但確實是位能夠看透歷史的君王。明代立國之後，朱元璋很乾脆的殺掉冒頭的軍事貴族，實行了勳貴制度。平時在京城待着，打仗了才讓勳貴領軍出征。這個制度既保持了軍事上的專業性，同時也消除了形成軍閥的可能，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好處--勳貴是皇帝自己的力量，可以協助皇帝共同壓制官僚集團。朱元璋對官僚集團的管制是很嚴酷的，當時的宰相都被殺了，設立錦衣衞監視百官，以後還要加上廠衞，又比如設立糧長，使官僚集團管理不到基層，再有剝皮填草，頂大誥進京告官這些，反正是要儘量削弱官僚集團的力量。又要能用，又要可以控制。再一個是設立藩王，這被證明是一個敗筆，卻也促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明代。

永樂、英宗、萬曆這三代皇帝處在明代歷史最重要節點上，而英宗所經歷的“土木堡之變”可以稱為大轉折。如果要敍述具體過程難免要加入陰謀論，這裏只説結果。“土木堡之變”是一次了不起的政治改革，使軍事力量再次處於官僚系統的掌控之下。這樣的體制能夠最大程度減少內耗，但是軍力逐漸衰落也是不爭的事實。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家丁制逐漸成為主流，軍閥悄然冒頭。

萬曆晚年已經控制不住朝政，官僚小集團為“從龍之功”各逞心機、互相傾軋，其後的光、熹、毅三位皇帝都捲入重重陰謀與矛盾，結果是誰都無法控制朝政，直至滅亡。

清代吸取明代教訓，將軍事力量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壓制官僚體系，但在太平天國崛起之後，這個方法失敗了，地方組建團練的同時也進入清國的倒計時。

在清末時代，思想界有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説法，這個説法怎麼理解？我舉個例子，“華夷之辨”。這個華夷之辨，通俗的説法就是：我們是華族，穿絲綢，吃糧食，而且是煮熟了吃。你們穿皮衣，吃生肉，不僅臭哄哄還拉不出屎，蠻夷，窮鬼！

華夏古代，沒窮過，一直都是富裕之地，到華夏來都是羨慕華國人的生活水平，沒有説華夏人是蠻夷、窮鬼的，但在清末，這種情況出現了，不僅弱，而且窮。當時的思想界真的是大混亂，到現在，這樣的混亂猶有餘波。

華夏實行近兩千年的集權制度，目的就是減少內耗。從宋代開始，古代政治進入成熟期，至少表面上看，上層政治的內部分裂不再是滅亡的主要原因。但是無論如何，華夏人的基本思想還是處於“一國天下”範疇，到了鴉片戰爭，正式進入“列國競爭”時期，思想界難以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