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醫院兒科醫護聯名要求轉崗：比不上班的行政人員待遇還低，受不了侮辱_風聞

本文轉載自：界面新聞

9月17日，微信公眾號“醫院院長”曝光了宿松縣人民醫院的10名兒科醫護人員向全體院領導遞交了一份要求轉崗的報告。報告中寫道，該院兒科醫護人員月績效比在醫院有編制而整年不上班的人員還要低（7月份兒科1.0係數是498.0元，行政後勤1.0係數是2600.0元)。報告言辭激烈，稱“受不了多次侮辱，再次強烈要求轉崗。”

宿松縣位於安徽省安慶市，下轄9個鎮、13個鄉。而宿松縣人民醫院是該縣僅有的兩所二級甲等綜合性醫院之一。

9月24日，界面新聞記者聯繫到了宿松縣人民醫院的一名護士，這名護士表示，這份聯名報告起到了作用，院領導提高了兒科醫護人員的獎金，“大家也就都恢復了正常工作，不再吵着要轉崗了。”

雖然宿松縣人民醫院兒科醫護人員的問題解決了，但在醫院體系中，兒科醫護的工資待遇低，工作強度大的問題已持續多年。

“兒科醫生在所有的醫生行業中收入偏低，無論在中國，美國都是如此。”一家三甲醫院的兒科醫生劉國齊對界面新聞記者説。

據“醫學界”發佈的《2018年中國醫生薪酬報告》，兒科醫生的年收入為10.21萬元，低於平均線11.7萬元。

儘管收入在醫生同行中不突出，但在疫情前，兒科醫生接診病人多、工作強度大卻是個突出的問題。

近年來，兒科診室“排隊兩小時，看病兩分鐘”也是老生常談的話題。據2017年《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顯示，我國兒科醫生總數僅10萬人。而當年的數據顯示，我國0-14歲兒童有2.6億，平均1名兒科醫生要服務2000名兒童，意味着兒科醫生缺口已超過20萬。

深圳福田二院兒科診室的李醫生和界面新聞記者描述了自己的工作日常，“疫情來臨之前，住院部的醫生每四天輪一次夜班，平均每四個醫生管理三十個左右的病人。在流感高發季節，門診醫生一個上午會接診60以上名患者，壓力還是很大的。”

但因為新冠疫情，往年兒科診室面臨的患者多，醫護少這種“供需不平衡”問題卻得到了緩解。

受新冠疫情影響，許多家長也減少了帶孩子去醫院看病的次數。據《華西商報》，華西第二醫院兒科門診量今年一季度為10.3萬，比去年同期減少40.2%。在劉國齊看來，這很大可能性是由於在疫情期間，家長帶孩子就醫的選擇較從前相比更加慎重。“過往家長可能太焦慮了，一有問題就來了醫院。”劉國齊説。

中國科學院合肥分院的一名護士也表示，在疫情之前，他們經常會勸阻很多執意要讓孩子打針的父母，因為就孩子的病情來看，吃藥足以痊癒，沒必要打針。但很多家長就不高興，非打針不可。“疫情過後，很多家長髮現，原來很多小病是可以自愈的，沒有必要往醫院跑，更沒有必要打針。”

而華西第二醫院門診部主任陳娟則從另一個角度給出了看法，由於疫情期間，兒童佩戴口罩且居家隔離，導致了兒童呼吸道疾病驟減。

劉國齊醫生也告訴界面新聞，疫情過後，一些常見的哮喘，過敏性鼻炎，慢性自發性尋麻疹，甚至一些風濕免疫系統的慢性疾病兒童患者才陸陸續續開始就醫。

但病人減少了，儘管工作壓力沒那麼大了，兒科醫生們的生活壓力卻更大了——就診量下降意味着收入的減少。公立醫院兒科和民營兒科都在想辦法“自救”。

深圳福田二院兒科的李醫生告訴界面新聞，疫情來臨之前，他們會建議患有內分泌，心血管等一些比較複雜的專科疾病的兒童轉到兒童醫院就診，但是疫情過後，普通感冒發燒的患者大幅度減少，“為了維持 ‘生計’，我們只能想辦法拓展業務來，例如展開脱敏治療，兒童性早熟等這一類能長期跟蹤隨訪的患者。”

如果説公立醫院還有財政補貼確保生存無虞，那麼民營醫療機構只能完全靠自己。今年7月，《看醫界》曾援引一位民營連鎖兒科負責人的話稱，疫情對部分以兒內科為主要業務的診所帶來了嚴重打擊，“雖然診所早就恢復門診，但因為不具有發熱門診資格，這部分收入直接被腰斬”，這位負責人表示，兒內科收入不僅僅是自己診所的主要收入來源，也是相當大一部分兒科診所的主要收入來源。

很多兒科診室沒有熬過疫情這場寒冬。據《新京報》，2020年1-5月共註銷、吊銷關鍵詞為“診所”的相關企業共1356家，其中兒科、外科、內科門診量受疫情的影響最大。

宿松縣人民醫院兒科醫護人員們的困境並不特殊，只是在新冠疫情下，無論在公立醫院內還是跳出體制前往民營醫療機構，他們的處境都變得更為微妙了。

（記者 | 原禕鳴，編輯 | 許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