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才丨中國大學為何難以實現學術為本_風聞

大學以“學術為本”本是一條公理，但在現實中卻屢遭尷尬，常常不自覺走向行政化、商業化乃至娛樂化。儘管大學行政化的根源錯綜複雜，但文化因素的影響根深蒂固。在中國文化中，大學首先被理解為教育組織而非學術組織，這從根本上抑制了大學的學術性；而將學與術分離也使學術失去自明性；學術長期處於依附地位，從而彰顯了它的工具價值而抑制了本體價值。這一切都使學術難以自立，大學也自然難以實現以學為本，大學要實現其學術的大學要實現其學術卓越必須回恢復學術的優先地位，否則創辦世界一流大學是不可想象的。

進入新世紀後，中國高等教育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出現了諸如“一切圍繞經費轉”、“一切圍繞招生轉”、“一切圍繞排行榜轉”等種種不和諧現象。人們普遍感到高等教育質量嚴重滑坡，大學組織越來越行政化，辦學活動中的商業化氣息越來越濃厚，大學文化越來越充滿娛樂化，而大學的靈魂———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也漸漸失去了傳統威嚴，在量化管理的擠壓下越來越畸形。此時此刻，大學還能保持對學術的忠誠嗎？大學能否在追求經費支持、獲取優質生源或在提高自己的辦學排名的同時，而不犧牲學術的謹嚴與自由的作風呢？這無疑是對中國大學的一個嚴峻考驗。

一

今天，中國大學無一例外地加入了“經費大戰”、“生源大戰”和“排名大戰”中，因為沒有哪所大學不希望自己的經費是豐盈的、自己的生源質量是最好的，當然也無不希望自己的排名是最優的。大學這種參與競爭的態勢無可厚非，但如果犧牲了學術質量和學術自由就值得商榷。因為“經費大戰”勢必要把每個教師都拖向激烈的課題競爭中，從而使他們無暇顧及真正的科研和教學；而在“生源大戰”中各個高校又必然各顯神通，極力掩飾不足而過分誇大自己的優勢，甚至給予不恰當的許諾；在“排名大戰”中則不惜犧牲學術尊嚴而換得排名製作單位的青睞，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原來的學科特色去搞一些短平快的突擊行為，這些行為的後果就是把整個大學拖入浮躁的喧囂中，而大學所應秉承的知識獨立、學術自由的品格則日漸稀薄，這種與學術風骨漸行漸遠的情形不能不令人警惕。

大學辦學無疑需要充足的經費支持，沒有可靠的經費保障就難以辦出一流的大學。但大學不能為了經費而犧牲基本的學術倫理。辦好大學當然需要優秀的生源，但生源僅僅是一個基礎，培養過程才是更為根本的要素，如果忽視培養過程的努力，單純依靠優秀生源來提高辦學聲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辦大學當然不僅需要大師，也需要大樓，但大樓和大師不是一種裝潢，大樓與大師必須與學校的定位結合起來才能發揮效益。大學排行榜雖然值得重視，但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參考，因為無論什麼樣的大學排行榜，都不可能全面反映大學辦學的真實情況，因為大學辦學靠特色取勝，而特色往往是獨一無二、不可比的，大學成功的根本在於具有獨特的大學文化，這恰恰是大學排行榜僵硬的數字所無法反映的。

圖源：澎湃新聞

為了説明學術為本的重要性，我們首先要分析近年來很多高校喊得震天響的“以學生為本”。在生源大戰背景下，許多高校紛紛打出了“以學生為本”的招牌。表面上看，這是對學生利益的尊重，是為了彌補過去對學生需求關注不夠的缺陷。但從實質上看，它是大學由計劃向市場邏輯轉變中出現的症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辦學策略的調整是必須的，但如果就此認為“以學生為本”反映了大學發展的本質要求則是錯誤的。不可否認，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學生理應成為大學關注的核心對象，沒有學生，大學就無法生存。但大學生命維繫更多依靠的是學術影響力，如果沒有學術影響力，單純強調重視學生需求似乎很難持久。然而當“以學生為本”口號變得日益普遍之後，人們似乎認為這就是對的，也是必然的，至於是否合乎邏輯就無須計較了。這種“不計較”的態度所表現的恰恰是一種“市場本位”，而非真正的“學生本位”。

儘管許多大學都把“以學生為本”解釋為“育人為本”，但“以學生為本”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説不通。如果大學真的是“以學生為本”的話，是否一切要聽學生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提出“以學生為本”的學校一般都會這樣辯解：“以學生為本”是指傾聽學生的聲音，但不是一切都聽學生的。這裏暗含的意思是：並非學生的意見都是對的，判斷對錯還得依據學校的辦學經驗。這其中就包含了辦學者的選擇性，即學生的聲音符合辦學者的意志時才聽，不符合辦學者的意志時就不聽。可見，這裏的“本”是學校自己的意志，並非學生的聲音。

那麼大學的意志是什麼呢？大學的管理者怎樣判斷學生的意見的對錯呢？顯然是以辦學目標而定的。大學的辦學目標無非以下幾種：一是提高學校聲譽，這個聲譽主要是學科水平，如果學科水平上不去，學校辦學水平也就無從談起；二是充裕的資金，既包括國家投入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包括學費收入，但對公立大學而言不是主要的，對私立大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三是有一批名師，這是直接為學科水平服務的，而名師也能夠直接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四是廣泛的社會聯絡，從而可以顯示大學地位的重要性。

從這個序列看，學術地位才是大學最重要的，這也是許多大學提出了“以學科建設為中心”的含義。而其他指標都與這一指標密切相關。但學科只是一個載體，因為建設學科需要的首先是師資，特別是名師，如果沒有名師，要提高學科地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般高校在實施學科建設策略時都把師資隊伍建設放在首要地位。這是否説明教師隊伍建設的背後隱藏着一種以學術為本的邏輯呢？

我們知道，要建設一支優良的教師隊伍，必須提高其學術水平，如果學術水平不高，學術能力不強，那麼教師隊伍建設很難説是成功的。但教師隊伍如何建設卻是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不尊重教師的學術自由的話，教師隊伍的學術水平很難提升。而採用什麼手段進行建設，正是目前大學中最大的問題所在。許多大學在教師隊伍建設中都採用了急功近利的措施，最慣常使用的手段就是量化考核和物質刺激，這是一種“科學管理”學派所採用的管理物質生產的方式，但是把它用在從事知識生產的大學教師隊伍建設中並不合適。量化考核的方法如今遭到人們普遍的質疑。儘管存在這種質疑，然而似乎並沒有更好的手段，於是這種量化考核和物質刺激手段越來越普及。

本來學科建設的路徑是指向以學術為本，但結果卻走向了行政中心。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南轅北轍的狀況呢？原因就在於我國高等教育缺乏一種科學的學術管理機制，一直採取行政管理學術或管制學術，當真正搞學科建設時卻仍然採用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其結果不言而喻。

學界一般公認，要發展學術，就必須尊重學術規律，而學術的基本規律就是學術自由和學術自主，尊重學者的學術興趣，而不是採取外在管制的方式，因為那樣容易使學術活動變成一種被逼迫的行為，違背學術的基本規律，是對學術主體精神的極大無視。

二

按照常識，大學本身就是一個學術組織，作為學術組織，能不以學術為本嗎？當然不能！因為大學不單純是一個學術組織，它還是一個教育組織，它是高等教育活動的一個單元。而作為教育組織，它的活動與學術組織活動規律就有本質上的不同。

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大學第一位的功能是教育功能而非學術功能。換言之，培養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人們對於大學第一位的考慮，如何培養人則很少有人去考慮，至於大學是否能夠創新知識則是一個更次要的問題。而且從大學發展的歷史看，大學首先具有教學功能，其次具有科研功能，再次才具有社會服務等其他功能。這個功能的演化是符合社會對大學的期盼的，因為社會首先是期望大學為其培養人才，其次是貢獻知識，再次是提供社會服務，最後才是其他的貢獻。

對於大學自身而言，把大學首先理解成一個教育組織是錯誤的，因為大學在確定自己的教育功能之前首先必須確定自己該教什麼、怎麼教和為什麼教的問題，這顯然是對大學自身價值的反思，這正是大學作為學術組織特性的表現。這是大學組織身份的自我確認，而不是由外部認定的結果。因此，必須首先把大學理解成一個學術組織才比較合理。大學要確定自己該教什麼，首先必須對知識進行系統梳理，否則就沒有資格進行教學活動。大學之所以首先是學術組織，就在於大學首先需要對知識具有獨立的判斷能力，當有了這種能力之後才知道究竟該把什麼教給學生，以及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教學生。因此，具有獨立的判斷能力是大學存在的前提，也是大學能夠長期維持下去的依據，這也是大學自治精神的源頭，並由此衍生出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觀念。

圖源：澎湃新聞

當大學作為一個學術組織而存在時，它的專業特性就凸顯出來了，因為它探討的是高級的專門知識，門外人是沒有發言權的，那麼發言權就只能靠專業羣體自己。在這樣的專業活動中，必須採用大家公認的規則進行，不能採用強制的方式推行，否則的話就不再是真正的學術了。此時大家發現，自由辯論是最好的學術活動規則，因為此時大家是以理服人，而非倚勢欺人，這樣的學術活動就是自由的，而不設任何先決條件。在此，大家都明確把學術活動的結果放在一邊，只忠誠於學術活動本身，因為一旦考慮到結果，就會引起人們的焦慮，人們言不由衷，就會影響判斷的公正性。

為了防止詭辯的發生，人們在辯論的過程中引入了邏輯規則、事實規則。邏輯規則就是辯論者必須觀點前後一致，如果自相矛盾就是失敗；事實規則就是要為自己的每個觀點找到事實的例證，不能憑空想象。正是這兩條規則把學術引向了實證主義。西方大學基本上遵循了這一發展路徑，最終導致了科學的繁榮和技術的發達。中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由於中國缺乏學術討論的氛圍，自然也很難形成什麼學術辯論規則，學術則走向個體化、封閉化，最後不得不以經典闡釋作為學術的主業，從而導致了學術的保守性和僵化，最終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學術體系。這説明，中國學術發展的難點在於很難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如果沒有共同體的努力，僅靠個體的努力是沒有希望的。

三

上文一直在講“以學術為本”，但“學術”究竟是指什麼？關於這個基本問題的理解，至今還存在着許多歧義。按照《辭海》解釋，“學術”指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這個解釋有點差強人意。按照一般常識，“學術”不外乎探究學問，探求真知，這是學術的使命或本能。之所以説是本能，就在於它有自己內在的目的，不是外部驅使的結果。因而，學術只對自己的對錯負責，不對其產生的結果負責。正是這一點才產生了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的“學術中立”和“學術免責”的學術自由原則。因而，學術不得進行政治宣傳，不能從事商業謀利，也不應從事任何其他具有明顯外在目的的活動。

那麼，社會對大學的真正需要是什麼呢？是不是為了獲得真知呢？顯然，社會不希望大學傳播的是虛假的東西，更不願意所培養出的是虛偽的人。既然如此，大學把探究知識作為本體，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嗎？那為什麼以學術為本還會引起爭議呢？還是因為人們對學術本身具有爭議？也許這正是問題的真正根源所在。

筆者認為，中文中的學術的“學”，只能理解為“學問”；學術的“術”，就是方法。在這裏，學術只能理解為以科學的方法即正當的、合理的方法求得學問,不能把學術兩字拆開理解，如認為“學”是理論知識，“術”是技術知識，從而使學術分家。雖然這種理解具有事實性基礎，即是對學術界存在的“理論—應用”兩種學術取向的反映，然而這種解釋卻失去了它的本意。

之所以説“術”是指方法，是因為能否稱為學問需要獲得公認，學術活動是一個共同體，既然如此，那麼就必須有一個公認的方法來驗證。“術”在日常理解中也被指代能力，如“不學無術”的“術”就是這種理解。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學術就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認識（即掌握理論知識）；二是實踐（即具備實際能力）。前者代表認識成果，後者則代表實踐能力，這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因果關係。這大概也是日常生活中人們把“學”代表理論知識，“術”代表技術知識的根源。但這樣劃分的結果是把學與術分離了。這種拆分很大程度上與漢語詞彙是由詞組構成有關，如果僅是一個字的話就很難拆分了。如在外語中它作為一個單詞academic 就無從拆分，而且在西方，學術也主要指理論知識，很少把應用知識稱為學術。

我們之所以會對“學術”一詞產生歧義，根源在於傳統中國人根本不相信真正知識的存在。這種觀念也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在人們的頭腦中，幾乎所有的理論知識都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特徵。而人們所認為的真正的知識則是指一種絕對事實，帶有一種深不可測的意味，而且只能靠直覺進行體驗，無法用直接經驗的方式獲得，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這種知識觀。這種對知識的近乎迷信的態度產生了對理論知識的懷疑。因為所有的理論知識都帶有這種特徵，既然如此，就不符合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知識標準。從這個知識標準看，人們比較喜歡技術知識或事實知識，因為這樣的知識是實證的，而不是抽象的、無從證驗的。中國的學術風格追求經世致用，也是這一思想的反映，從而也經常被攻擊為理論空疏無用。

從嚴格意義上講，“學術”應該更強調“術”，但“術”不是指技術，而是指方法。換言之，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不重要，關鍵是怎麼得出的，這也是為什麼科學研究非常注重過程的原因，因為過程具有自我證明的作用，它才能保證結論是科學的。

四

國外許多大學的校訓大多明確提出學術自由的口號，如哈佛大學把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作為校訓：“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斯坦福大學把“讓自由之風吹”作為校訓。諸如此類的校訓不勝枚舉。而在中國大學則多把育人作為校訓，比如清華大學的“厚德載物”、廈門大學的“自強不息，止於至善”，這説明，中國文化傾向於把大學看成教育機構而非學術機構。這或許能夠説明中西大學的學風不同或本質不同，這也是中西大學異質性的表現。

圖源：騰訊網

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風格之所以迥異，關鍵是中國學術一直把自己放在附從的地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這一思想的極好表達。在這種價值先設的狀態下，學術就不可能真正屬於自己，只能受制於人。所以，“學而優則仕”也是一個必然結果，這正是中西學術的不同路徑。中國學術人的學術目的是為了“內聖外王”，它在考慮事實之前就已經在考慮後果，這樣的結果就不可能導致真正的科學。所以，中國古代學術都是走了一條自我修身的路線，這個路線就是壓抑自我主張，然後與聖人的意見趨同。所謂聖人意見，就是歷史上一些先賢的主張，特別是記載在經典中的主張。這樣的學術方法壓抑了個人主張，學術淪為註疏，很少有新的真見解。這種學問方式是接受式的，而非創新式的。因為創新式的學術需要不斷地把個人的不同意見補充到原來的學術系統中去，這樣學術才能不斷地推陳出新。一旦採取接受式的路線，那麼只能是維護或佐證過去的經驗，而個人的經驗就只能是作為註釋為已有的意見服務，這樣的結果是，已有的意見即使是片面的，也會逐漸變成真理而被保存下來。

中國在近代引入了西方學術體制之後，開始意識到需要建立一種獨立的學術制度或自由的學術制度才能繁榮科學，但並沒有剪斷傳統文化的臍帶，或者説在學術自由與學術依附之間經常處於一種博弈的狀態。之前的正統意識一直視學術自由為非法，現在則漸漸認識到學術自由是必須的，但在怎麼掌握這個度時一直是缺乏信心的。因為有一種擔心始終存在於主管者那裏：不受控制的學術最終會不會失控？換言之，學術人有足夠的自制能力嗎？能夠實現大學自治嗎？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假問題，不僅政府沒有信心，就連學術人自己也沒有信心，因為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中國人極端的個人主義基因是非常活躍的，一有機會就會表現出來。換言之，中國學術人缺乏自組織性，一旦缺乏外部管制，就會陷入一種絕對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而不像西方的那種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在如何建立一種自主的學術活動規則問題上，中國學界還非常缺乏經驗，因此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進行摸索。

大學自治經驗不可能直接從西方移植而來，但中國大學必須掌握大學自治的經驗，不然的話，學術將永遠處於一種受控制的狀態。這意味着，這種自治經驗的獲得只能通過自我實驗、內部革新的方式獲得。如何進行實驗呢？這就依靠具有創造性和學術擔當的校長的開拓精神，因為沒有他們的努力，中國的學術體制變革是無法想象的。在任何國家，大學校長都應當是學術利益的忠實代言人，都應該忠實於大學發展學術的使命，都應該為教授從事學術研究創造寬鬆的學術環境。在中國，大學校長所擔負的責任更加重大，他不僅應該成為國家政策的執行人，還應該是學術利益的代言人，同時還應當作為社會利益的反映人和學生利益的保護人，因此校長角色是多元的，而非唯一的，但其核心使命就是維護好這幾方面利益的平衡。因此，選擇適宜的大學校長人選非常重要。

當然，為了實現大學校長角色的轉變，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必須具有從事改革實驗的決心，有意識地挑選一批大學校長去從事這樣的改革實驗，而且要選擇合適的學校開展這樣的實驗，並且這樣的實驗是建立在大學自願和大學校長具有開拓精神的結合上，這樣的實驗不可能通過命令式的方式推進，因為這需要大學自身必須是主動的，特別是大學校長是具有創造性的。可以説，沒有創造性的校長和適宜學校的結合，高教改革將很難成功。

選擇什麼樣的學校進行實驗呢？985 大學明顯不妥，因為其學校地位比較優越，學校發展戰略容易趨於保守，改革的動力往往不大，他們總是瞻前顧後，顧慮重重。選擇211 學校或地區重點高校進行實驗可能比較合適，因為他們對自己辦學地位提高有很大期望，而且顧慮較小，往往希望通過改革來創造發展機遇。

我們正在進行的以學術為本的教育改革需要關注到學校規模因素、學校地位因素、教師素質因素、專業性質因素、校長魄力因素，此外還要關注學校的地理位置因素，而在政治經濟文化太過中心的地區則不宜進行這樣的改革，因為這樣改革非常容易引起外界的干預，特別是輿論的干預。在通常情況下，高校對外界輿論的抗干擾能力是相對有限的，外界輿論干預太多對推進學術自主非常不利，常常會將一個新事物扼殺在搖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