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飯碗端在自己手裏：秦人是如何保障糧食安全的？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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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進取的秦人為實現本國糧食安全採取的種種措施值得學習借鑑，正是得益於強大的糧食等物質保障，秦國的“虎狼之師”才能橫掃天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糧食問題近期引起全球關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出警示，疫情的擴散致使勞動力短缺和供應鏈中斷，可能影響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糧食安全。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一再強調“中國人要把飯碗端在自己手裏，而且要裝自己的糧食。”凸顯了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春秋時期地圖  

早在先秦時期，生產力還不是十分發達，糧食安全是當時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衡量國家富強的物質標準之一就是糧食儲備是否豐盈，軍事征伐需要“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尋常百姓生活需要“家裏有糧，心裏不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更是需要國家“倉有餘糧，平抑糧價”。秦國能稱雄戰國，繼而一統天下，其“積粟如丘山”（《史記•張儀列傳》）雄厚的糧食儲備便是其可以依仗的物質基礎。

秦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糧食自由，為了不使本國糧食問題成為他國威脅秦國的命門所在，務實的秦人在六百多年時間裏始終把糧食作為“治國之要”（《商君書•農戰》）而銘記於心，對於國家糧食安全的保障一刻也沒有鬆懈。那麼，秦人是如何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的呢？

“收周餘民有之”，轉型期的秦國吸收先進農業技術為已所用。

當代考古發掘和歷史文化研究均已證明，早秦部族發源於東部農耕文化區，本身就已有了深厚的農業文化積澱。與殷人部族同宗同源的早秦部族，在西周建立之初捲入了管蔡武庚之亂，被周王朝流放到貧瘠的西垂之地，不得不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畜牧業。即使不斷西遷，秦人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農耕傳統，無論是後來的秦邑還是西犬丘，秦人都依靠當地良好的水土環境，逐漸開始由畜牧業向農牧業進行轉型，部族實力逐漸壯大。

自秦襄公始封諸侯，到“（秦）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地至岐”，秦人靠自己的努力，實現了周平王當初東遷洛邑時對秦襄公立下的誓言：“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記•秦本紀》）。關中地區自古便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史記•貨殖列傳》），岐地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是西犬丘無法比擬的，這裏豐富的物產資源也是秦國迫切需要的，秦人要有更大的作為，這裏將是他們再次騰飛的根基所在。

秦國不但佔據了周人龍興所在的岐地，秦文公還十分有遠見的“收周餘民有之”（《史記•秦本紀》），這不僅是秦國宣誓主權收買人心的政治作秀，更重要的還在於其是秦代農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秦國將當年那些沒有追隨周平王東遷的“周餘民”歸攏整合，實質是對黃河流域農耕文化進行了一次農業技術融合。

西周龍興之地——      周原(西岐    )

秦人雖然也是農耕起家，而且於西垂之地經營多年，但畢竟還是遠道而來佔據岐地，自然是人生地不熟的，論對當地氣候、水利、農作物生長等各方面情況自然沒有那些“周餘民”熟稔，而且就農耕技術而言周人更勝秦人一籌。畢竟周人先祖后稷就有“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的傳統，而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的古公亶父定國於“岐下”後（《史記•周本紀》），一代代周人已經在這片土地耕耘了數百年，那些“周餘民”對這裏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説是瞭如指掌，秦國正是需要他們的經驗和技術來幫助自己適應岐地地力。

秦國一邊恢復着關中地區因犬戎入侵被破壞的農業生產，一邊繼續掃除境內的戎狄部族，最終於秦武公十一年“滅小虢”（《史記•秦本紀》），整個關中地區基本被秦國控制，秦國也徹底完成了遊牧經濟向農耕經濟的轉型。

西定巴蜀，坐擁兩大糧倉的秦國再無糧食供給體量不足的憂慮。

秦國在不斷發展中國力日益興盛，特別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東出爭雄天下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商鞅在秦國實施授田制，強制農民開墾和耕種。“廢井田，開阡陌”，頒“墾草令”，使當時秦國每個勞動力負擔的耕地，比關東諸國高出一倍，在同等條件下能生產出更多的糧食。商鞅為秦國制定的“耕戰”國策，使秦國在每次戰爭損耗之後，相比其他諸侯國糧食生產更具恢復的能力。

此時，秦國僅僅控制了關中平原和隴西地區，作為秦國的糧食主產區，長期存在着地廣人稀的現象，土地生產力一直沒有達到糧食產出的最大值，“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秦國不得不出台優惠政策鼓勵三晉百姓入秦務農，“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徵”（《商君書•徠民》），秦國希望依靠引進外來勞動力擴大耕種面積，增加糧食畝產，得以通過徵繳更多的糧食來保證國家官糧儲備。

但在秦國東出年年征戰的巨大消耗下，關隴地區的糧食供給量已經逐漸滿足不了秦國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了。到了秦惠文王時期，秦國的糧食生產供應能力不足的隱患開始出現，這成為秦國進一步崛起的掣肘和瓶頸。為了解決未來可能會出現的秦國糧食供給體量不足的問題，秦惠文王時期的秦軍主將司馬錯把目光聚焦到了“巴蜀亦沃野”（《史記•貨殖列傳》）的成都平原。司馬錯用“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史記•張儀列傳》）的主張成功説動了猶豫不決的秦惠文王，司馬錯得以率軍成功定蜀，把巴蜀地區納入到秦國的版圖中。秦昭王末年都江堰的修築更使蜀地成為“沃野千里”的“天府”（《華陽國志》）之地。

********巴蜀****自古就是糧倉。攝於重慶市梁平區明達鎮紅八村，巴渝第一大平壩——梁平壩子。  

來源：百家號缸缸DZG  

正是得益於巴蜀地區持續的輸出各種物資，“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史記•張儀列傳》），成都平原成為繼關隴地區後秦國又一大糧食供給基地。再無缺糧後顧之憂的秦國，綜合實力更是令山東六國難以望其項背。

秦國從國家層面嚴格控制糧食外流，確保國內糧價處於低位。  

春秋戰國時期，因為各種原因相互“請粟”是改善國家間關係的邦交手段之一，但秦國卻對這種邦交模式並不感冒，秦代六百餘年時間裏有記錄的對外援助糧食的事件只有兩起：秦穆公時期援助晉國的“泛舟之役”（《左傳•僖公•僖公十三年》）和秦昭襄王時期作為對楚國賠償的“予楚粟五萬石”（《史記•秦本紀》）。

雖然在現有史料裏找不到秦國明文規定限制這種並不划算的糧食外流，但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裏僅僅也只發生過兩次對外援助糧食，只能説明秦國曆代國君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這一問題上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允許民間糧食買賣，特別是鼓勵秦國商人從山東六國往秦國運糧，儘量限制秦國糧食以商業目的運往山東六國進行販賣。而對於這種國家間援助糧食行為，秦國曆代統治者認為能免則免，本國的糧食安全不能指望別人來確保，這次秦國給別的國家援助了，下次秦國需要借糧了別的國家不給借了，豈不是很耽誤事情，就像“泛舟之役”後秦國向晉國借糧，當然這也是秦國有記錄的唯一一次向他國“請粟”的史料，儘管是試探性的，可還是被晉惠公很乾脆的拒絕了。

泛舟之役大致路線

秦國還以專門立法的形式對國內糧食安全問題予以重視，《睡虎地秦墓竹簡•倉律》記載了多達二十五條關於糧食問題的律文，特別是“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户”，秦國在各郡治所建設的萬石糧倉，除了滿足當地官吏和刑徒就食，還起到平抑糧價的作用，秦國國內糧食官價始終維持在“石三十錢”（《睡虎地秦墓竹簡•司空》）的水平上，縱使秦國國內因天災人禍數次出現“大飢”，也未見糧價大漲的記載，可見秦國充足的糧食儲備保證了國內糧價始終處於低位運行，維護了秦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不斷進取的秦人為實現本國糧食安全採取的種種措施值得學習借鑑，正是得益於強大的糧食等物質保障，秦國的“虎狼之師”才能橫掃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