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偉光視角| 僅靠中科院解決不了被美國卡脖子問題_風聞

2020年9月16日，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院士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要把美國 “卡脖子”的清單變成科研任務清單進行佈局，集中全院力量聚焦國家最關注的重大領域攻關。白春禮院士的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作為一名在科研和經營領域都頗具建樹的科學家和企業家，新加坡中國科技交流促進協會副會長、廈門大學水科技與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創板上市公司三達膜董事長藍偉光教授，根據自己多年從事科技開發與應用的成功經驗闡述了一些見解，他希望能以此為中國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提供一些借鑑。

三達膜董事長  藍偉光

廈門大學水科技與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

01

白春禮院士是國際知名的納米科技專家，我格外尊敬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膜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研究，接觸到以色列的SelRO, 發現其與美國科學家Peter Errission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命名的nanofiltration異曲同工，並由此聯想到白春禮教授所從事的納米科技研究。

受此啓發，我創造了“納濾”這一中文科技新詞，用以統稱SelRO與 nanofiltration。隨後，納濾成為一個介於超濾與反滲透之間的一個膜品類被逐漸普及、廣泛接受。我也因為開發與弘揚納濾技術而收穫了殊多榮譽。所以説，我與白春禮院士在科研道路上有着不解之緣。

如今，白春禮院長“把美國卡脖子的技術清單變成中科院的任務清單”的倡導與三達膜長期堅持的“逆向思維、目標導向、把市場的難題作為科研的課題”的理念不謀而合，我的心裏由衷地感到高興。然而，鑑於中國科學院在科研成果轉化與應用方面的歷史經驗，以及大多數專家、教授們的科研習慣與思維定勢，我也不禁為白春禮院長擔心，他急國家所急而推行的做法是否能夠奏效。

中國科學院比較擅長的是攀登高峯探奧秘、橫向合作搞研發、協調政府給資源、培養人才為社會。而在科研成果產業化的方面，中科院被人們廣泛認可的案例卻相對有限。聯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毫無疑問，聯想是中國科學院創辦的最為成功的企業，但它的發展壯大似乎與中國科學院的科硏成果及其轉化應用相關度不高。

以我之淺見，中國科學院開發的科研成果之所以難以產業化，或者説企業所需的解決方案之所以難以直接利用中國科學院的科研成果，其根本的原因是研發（Research & Development)與應用(Application)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平台（Platform)。這個平台必須具備製備原型（Prototype)、開發工藝（Process)、中試放大（Pilot-testing)、驗證產品（Product)等功能(簡稱4P)。

構築這個平台的人不但要能理解科學、掌握技術，而且必須熟諳工程、瞭解產業。唯有把科學、技術與工程完美結合、無縫對接，方能解決被美國卡脖子的問題，實現科研成果的產業化應用。遺憾的是，當今中國，傳統的科研體制、資助模式與考核方法導致科研院所與大學均不以培養此類複合型人才為重點。

02

我所領導的團隊從事膜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多年，與中國科學院屬下的多個與膜技術相關的研究所有過深度的交流。他們充分肯定三達膜所取得的成果，並曾稱讚説，三達膜作為一家留學生回國創辦的外商投資企業，雖然很少獲得國家有關部門的膜技術專項經費支持，但在膜技術開發與應用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卻遠遠超過了許多獲得大量國家資金扶持的科研院所與大學。

我則調侃他們背靠大樹好乘涼，有大量國家資金的扶持，可以專心致志做科研、發論文、謀獎項，至於成果能否應用、如何應用並不重要；而三達膜沒有縱向資金來源，必須以企業的需求為目標，把市場的難題作課題，為用户提供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案，以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的確，應用企業看問題的角度與科研院所迥然不同。前者需要的解決方案既強調技術的可行性，更看重成本的可接受性；後者往往只考慮路徑能否打通，卻忽視了成果轉化可能遭遇的障礙—許多研發的成果常常在中試的環節就會遇到許多解決不了的問題、過不去的坎。

對此，三達膜根據二十多年來的工作實踐總結了一條獨特的逆向RDPA研發模式，即以應用（Application)為目標, 搭建平台（Platform )做4P，上溯研究與開發（Research &Development)。如此，我們就可以系統考慮、統籌兼顧、一併解決應用所涉及的工程與技術問題及研發所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數年前我從新加坡回訪母校廈門大學，時任校長朱崇實教授邀我共進晚餐。席間，他向我介紹學校準備重點傾斜投資建設石墨烯工程與產業研究院，並邀請因成功製備石墨烯而榮獲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康斯坦汀·諾沃肖洛夫教授擔任客座教授。記得當時我回應朱校長説，在廈門大學的科研傳統與學術氛圍中開展石墨烯的工程與產業化研究，很可能是揚短避長，結果未必如願。

跟朱校長分別以後，我組織三達膜的研發團隊調研石墨烯及其應用的最新進展，發現康斯坦汀·諾沃肖洛夫教授的指導老師、2010年領銜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安德烈·海姆教授已經在 Nature, Science等世界頂級的期刊發表了多篇以石墨烯膜（Graphene based membrane）為題的文章。我由此判定石墨烯有可能成為重要的制膜材料，很可能在膜技術與應用領域引發一場新的革命。

同時，我也相信，即使身為諾貝爾獎獲得者、世界頂級的科學家，安德烈·海姆教授的專業視野及知識結構決定了他只會為我們指明方向、引導我們關注新型石墨烯材料與傳統膜分離技術交叉滲透可能引發的革命，而不太可能在他所領銜的曼切斯特大學石墨烯研究院製備出具有工業化應用價值的石墨烯膜。

反觀三達膜則在膜技術開發與應用領域馳聘多年，深諳工業化膜製備的科學、技術與工程問題。當時我想，倘若我們能借鑑安德烈·海姆教授的科研基礎、以我們在技術、工程與產業化領域所積累的經驗與Know-how開發石墨烯膜，應該可以取得輝煌的成果。

果不其然，功夫不負有心人，我所領導的三達膜研發團隊與廈門大學材料學院的研究生們經過不懈的努力，於兩年前成功製備出了可以大規模工業化應用的石墨烯膜。為此，我還專門邀請已經退居二線的原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教授、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校長王瑞芳教授等親臨三達膜研發中心考察，讓他們現場感受比較石墨烯膜與傳統膜材料的異同。

經過二年多的工業化污水處理廠的中試論證，三達膜所製備的石墨烯膜從水通量、機械強度、污染控制、清洗與恢復、使用壽命等多個維度都遠勝傳統的膜材料。更為可喜的是，我們最近正式獲頒了中國國家專利局授權的石墨烯膜發明專利。

預計在不久的將來，石墨烯膜生產線即將正式建成投產，成為三達膜一個嶄新的亮點。我相信，通量大、強度好、壽命長、耐污染的三達石墨烯膜取代傳統的膜過濾材料會成為大勢所趨，由此將引發一場膜應用行業的革命。

03

簡而言之，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是不同的概念，科學、技術與工程相結合極為重要。科學研究主要在於發現原理、探索奧秘，而美國真正卡我們脖子的，往往不是科學原理，而是技術問題。

以石墨烯膜而言，早在2012年，安德烈·海姆教授就在Science期刊揭示了石墨烯膜的分離機理。但據我們目前的調研顯示，包括美國杜邦、法國蘇伊士、日本東麗、韓國LG在內的所有世界頂級的膜材料製備企業都尚未有石墨烯膜面世。

而三達膜作為一家在中國科創板上市的企業能夠捷足先登，正是因為我們具備了把科學、技術與工程融會貫通的能力及其產業化的經驗與積累。

綜上所述，對於美國卡脖子的技術，中國不是不懂得科學原理，而是在技術、工程與產業化的環節遭遇許多科學家解決不了、或者説不應該由科學家去解決的問題。諸如質量欠佳與成本偏高之類的問題，幾乎都要基於一線的操作人員、技術和管理人才長年累月的經驗與努力才能解決。

中國科學院的專家、教授們對此既不擅長，也大多不屑。故而我認為僅靠中國科學院的專家、教授們是解決不了被美國卡脖子的問題的。

我的建議是，專業的事情，最好由專業人士來做。產業發展問題需要採納產業界人士的意見。誠如高層在2020年9月11日的科學家座談會上所講的，科學家的優勢是專注和勤奮，經過長期探索在某個領域形成優勢。而解決美國卡脖子的問題，必須發揮企業技術創新主體作用，推動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