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之卡帕：戰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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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羅伯特·卡帕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推遲幾個月，他有可能拍下奧威爾中彈的瞬間。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戰場照片《倒下的士兵》，可能會換一個主角。上述假設並非異想天開，這個歷史巧合幾乎完成了99%。奧威爾真想上戰場，卡帕真想拍戰場。卡帕第一次來到西班牙，趕赴的第一個戰場就是韋斯卡，拍攝的部隊正是奧威爾後來加盟的列寧師。

不過，卡帕還是去早了，1936年8月底。那時，離奧威爾來到西班牙還有四個月，離奧威爾在韋斯卡前線中彈還有九個月。

與後來奧威爾的觀感類似，韋斯卡前線在卡帕看來不值得浪費膠捲，想必也不值得浪費時間。沒待幾天，卡帕便帶着女友格爾達·塔羅前往南部的安達盧西亞。在科爾多瓦，好運撞上了這個23歲的、籍籍無名的匈牙利小子。哦，他原名叫安德魯·弗裏德曼，他那紅髮的波希米亞風格的女友原名叫格爾達·波霍里耶。“卡帕”是女友塔羅為了照片營銷而杜撰的，女孩為何改名“塔羅”？因為波霍里耶幾乎無法發音。一對猶太小戀人，在巴黎玩的小花絮。

回到戰場，有真正戰鬥和死亡的地方。1936年9月5日，科爾多瓦。那天下午，卡帕跟拍一隊共和派民兵。在穆里亞諾山一處沒有掩護的坡地，民兵被佛朗哥叛軍的一挺機槍封住了道路。民兵連續三次試圖突破機槍的封鎖，都被像割草一樣撂倒在地。當民兵第四次發起衝鋒，躲在戰壕裏的卡帕將他的相機舉過頭頂，他甚至沒有朝外看，就胡亂按下了快門。未曾想，鏡頭和子彈在同一瞬間捕捉到了一位正衝出戰壕的士兵。不幸的主人公叫費德里科·波萊爾·加西亞，頭部中彈，戰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生命定格在24歲。

這張照片18天后首發於《看到了》雜誌，照片標題是《倒下的士兵》，攝影師署名：卡帕。《倒下的士兵》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它宣示了攝影是一門勇氣高於技巧的藝術。對於攝影師來説，拍什麼比怎麼拍重要。卡帕深諳此道，所以他成了擺弄萊卡的但丁和米開朗琪羅。

《看到了》雜誌刊發這張經典照片時，卡帕並不知曉，他甚至不知道那位犧牲戰士的名字。照片也不是卡帕本人沖洗的，他將膠捲直接送回了巴黎。隨後，他又在西班牙逗留了三個月，於1936年12月初回到法國。到了巴黎，卡帕才知道塔羅為他精心杜撰出的名字份量有多重，他的頭銜“攝影師”前面無可挽回地加上了“著名”二字。

卡帕生活的寧靜被兩個因素打破：《倒下的士兵》帶來的名聲，以及非議。有人質疑照片的真假，認為《倒下的士兵》是擺拍照。卡帕是導演，波萊爾是演員。也有人探討照片背後的倫理，認為《倒下的士兵》是在消費一個人的痛苦和死亡。卡帕是獵手，波萊爾是獵物。

最大的爭議則是關於拍攝者，究竟誰拍下了《倒下的士兵》，卡帕還是卡帕的女友塔羅？如果説卡帕始終尾隨着戰火，那麼塔羅就始終尾隨着卡帕。至少，在兩人的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期間，塔羅拍的照片都沒有署名，要麼就是用卡帕的名字。在署名卡帕的照片中，究竟有哪些是塔羅按下的快門？沒人説得清楚。

第二次西班牙之行，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兩人拍攝的部分照片採用了古怪的署名方式：卡帕及塔羅。那是1937年春天，奧威爾正在韋斯卡前線戰壕裏驅趕老鼠。但這一次卡帕及塔羅沒去韋斯卡，他們去的還是安達盧西亞。在阿爾梅里亞，卡帕親眼目睹了一起針對平民的暴行。

那時佛朗哥叛軍圍攻馬拉加，成千上萬的難民逃離城市。他們沿着海岸的道路，徒步前往共和派控制的阿爾梅里亞。數以百計的人，因飢餓和勞累倒在了路旁。攜家帶口的成年人，懇求路過的卡車司機捎帶上他們的孩子，雖然他們知道此一別恐是永訣。3月初的某一天，卡帕正在拍攝撤退的難民。忽然叛軍飛機來襲，它們在難民隊伍上空來回往返、俯衝掃射，彈痕在地面上畫出了別緻的線條，最終線條塗滿了難民行經的道路。煙塵散去，屍橫遍野。

卡帕在驚魂未定的人羣中穿梭時，一個加拿大人正對着飛機離去的方向罵Fuck。他那輛流動輸血車裏貯存的血液，根本不足以救助如此之多的傷者，而且前方還有大批傷兵等着手術。這個加拿大人叫亨利·諾爾曼·白求恩，共產國際醫療隊的成員。不久後，他將受瑞典女友卡莎間諜嫌疑的牽連，被迫離開西班牙。

卡帕與白求恩，共同見證了阿爾梅里亞附近的慘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兩人曾在慘劇現場有過近距離接觸。後來，卡帕甚至與白求恩醫療隊的政委泰德·艾倫成了朋友。不知為何，卡帕及塔羅為此拍下的無數照片中並沒有白求恩的形象。問題不大，兩人交集不限於此。1938年，他們又分頭來到了中國。只是，他們在中國分屬於不同的戰場。卡帕拍武漢會戰的時候，白求恩正在五台山野戰醫院講授血型鑑定。有些宿命，這個O型血的暴脾氣加拿大人，卻因手術感染而死於敗血症。中國人永遠記得他。

阿爾梅里亞慘劇當月月底，卡帕及塔羅來到了馬德里，住在佛羅里達酒店。在這棟被叛軍炮彈炸出幾個窟窿的建築物裏，住着一個身材魁梧的美國人，手裏拿着他的Logo——裝着威士忌的軍用水壺。匈牙利小子終於見到了他的偶像：歐內斯特·海明威。兩人都給對方留下了完美的初印象，海明威喜歡卡帕的自來熟和幽默感，卡帕則為海明威那種裹挾人心的神奇力量所折服。關鍵是，卡帕和海明威都不懼戰火，願意深入戰壕去報道戰況，而不是躲在後方抄襲前線傳來的戰報。在自傳《失焦》裏，卡帕記下了這次朝覲：“我們第一次相遇是1937年，在反佛朗哥的西班牙。當時，我是個靠自由投稿混飯吃的攝影師，而他已經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諢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認其為父了。”這是偉大友誼的開始，此後幾年，“老爹”和卡帕的道路有多次交叉。海明威像樹幹，卡帕是藤條，前者成了後者精神上的依靠。每當卡帕的內心沉入大海，海明威總能用自帶的快活明媚將他打撈上岸。算起來，海明威只比卡帕大14歲。

同樣是1937年3月，比卡帕初識海明威稍早幾天，馬德里蓋洛德旅館，蘇聯作家愛倫堡也見到了他的偶像海明威，而愛倫堡比海明威還要大八歲。與卡帕的印象稍有出入，愛倫堡眼裏的海明威是年輕的、精瘦的，以至於10年後當愛倫堡看到相片上那位蓄着花白鬍子、身材臃腫的老祖父時，他簡直無法相信。

是的，那時候世界都還年輕。年輕人會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或者錯失些什麼。

1937年7月，卡帕回巴黎辦事，塔羅獨自留在馬德里採訪。由此，她照片的署名改成了：攝影師塔羅。早已為人所知的“小紅狐”終於單飛，和卡帕一樣，而且塔羅婀娜的腰身上還多了一件卡帕沒有的東西，左輪手槍。

挎着左輪手槍的塔羅，奔走在馬德里附近的戰場。馬德里西邊的布倫萊特是她最重要的取景地，敵我雙方共有15萬人在此絞殺。戰況之慘烈，觸動了塔羅，她莫名對朋友説：“想起那些極優秀的人在戰爭中死去，你會產生很荒謬的想法，覺得自己今天還活在世上是不公平的。”説這話時是1937年7月上旬，下旬，塔羅兑現了自己説的話。

7月26日凌晨，塔羅在布倫萊特前線拍攝完畢，搭一輛巡邏車回馬德里。與塔羅同行的是泰德·艾倫，白求恩醫療隊的政委。不巧，趕上了叛軍飛機的轟炸。一輛共和派的坦克，可能是為了躲避飛機的掃射，如失控般猛地撞到了巡邏車。艾倫被甩出了車子，腿部受傷。塔羅沒被甩出車子，但身體被擠扁，腹部被撕開，她嘴裏喃喃着“我的相機”……

次日，人在巴黎的卡帕隨手翻閲《人性報》，裏面有一則來自西班牙的簡報：法國記者塔羅小姐，在布倫萊特的戰鬥中被打死。讀報人呆若木雞。

發明“卡帕”的人死了，卡帕的一部分也隨着她一同死去。兩週閉門絕食之後，卡帕從此嗜酒如命。

酒能讓他微笑着面對生活，但世界並未因他的微笑而變得更好。中國之行，武漢淪陷。再度回到西班牙，局勢已岌岌可危。卡帕來西班牙的初衷，是為了拍攝共和派的勝利。可笑的是，收入他鏡頭的卻是共和派的失敗，不斷的失敗。卡帕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最後一組照片，拍攝於1939年1月28日。冬日的寒風中，一排被打敗的共和派士兵，在一位憲兵的帶領下跨境進入法國，被丟棄的武器裝備已經堆成了一座小山，每個人的臉上都寫着絕望。卡帕隨着士兵一起離開了西班牙，身後的土地是他心中的一座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