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大學者觀| 自貿區可成為“雙循環”重要載體_風聞

本文系福建省商務廳委託項目“高層關於自貿試驗區建設的重要論述研究”“自貿試驗區的理論與實踐”；福建自貿試驗區廈門片區委託項目“廈門自貿片區以‘平台建設、系統集成’促進高質量發展創新試驗”研究成果。

廈門大學經濟學科教授  張興祥 王藝明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衝擊，世界經濟有可能陷入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在外需急劇萎縮、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可能出現斷裂的情形下，中國經濟安全也面臨嚴峻挑戰。2020年5月14日，高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同月23日，他在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委員聯組會討論時再次強調，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作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高地，自由貿易試驗區（包括自貿港）是鏈接“雙循環”的重要平台和關鍵節點，也是促進“雙循環”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支撐。

01  自貿區在構建國內大循環中的角色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説明中國未來增長的動力將更多地依賴內需拉動。中國2018年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2019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7.8%。在“三駕馬車”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連續6年排在首位。而且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中等收入人口超過4億，消費潛力巨大，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挖掘國內消費潛力，促進國內大循環，是有效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增強經濟發展韌性和活力的戰略選擇。在這方面，自由貿易試驗區大有可為。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國內大循環。中國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主要不是因為沒有需求或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從而導致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國內遊客到境外搶購奶粉、奢侈品甚至馬桶蓋，以及各種海淘海購，正是有效供給不足、無法滿足國內日益增長需求的強烈信號。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首要任務”，凸顯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地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主線。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需突出民生導向，其總體思路是圍繞企業、要素、產業、市場和政府五個維度的“受力端”展開，通過“三去一降一補”，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自由貿易試驗區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成效，解決好“堵點”“難點”“痛點”，為國內大循環清除“路障”，打通關節。

以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促進國內大循環。實現高質量發展，歸根結底要依靠科技創新驅動，離開科技創新談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就會流為空談。對自由貿易試驗區來説，打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新標杆，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缺一不可，“要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通過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可以破除制度性障礙，解決國內經濟大循環中的一系列技術“卡脖子”問題，提高經濟供給質量。自由貿易試驗區要以市場為導向，以制度創新推進科技創新，加大力度培育領先性的創新主體，攜手產、學、研、商、用，打造聯合創新平台，實現“產品、企業、產業、技術、平台”五聚集，這樣就能在國內大循環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以“四鏈融合”促進國內大循環。“四鏈”指的是服務鏈、創新鏈、產業鏈和招商鏈。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各種要素的聚集地，在強化“四鏈融合”方面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一些自由貿易試驗區積極構建融資租賃平台，推動業務供需對接、融資對接、創新互動、法律服務，協調解決融資企業動產抵押登記、跨境轉租賃等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實現服務鏈的全覆蓋。同時，通過創新業務模式，促進融資租賃業聚集發展，創新鏈有效拓展了產業鏈。產業鏈的集聚效應又帶動了招商鏈，讓招商引資的規模效應凸顯。“四鏈融合”促進了自由貿易試驗區政府與市場之間、創新與產業之間、產業和招商之間的無縫連接和相互匹配，同時也帶動了區域各種生產要素的再配置。

以增強發展協同性促進國內大循環。2018年4月發佈的《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協同開放發展倡議》提出，“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之間的制度對接、產業協同、平台共建，加快打造立體全面開放、競相協同共興的嶄新格局”。在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時，自由貿易試驗區首先是練好“內功”，其次是增強改革發展的協同性，具體包括以下幾個層次的協同：一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片內的協同，包括部門之間的協同，產業之間的協同，平台之間的協同，政府、市場、社會組織之間的協同等；二是自貿片區與其他創新片區、試驗區、示範區的協同，推動創新制度、資源和成果的共享；三是同一自由貿易試驗區各片區之間的協同，實現資源、經驗和成果共享；四是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區域經濟的協同，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對其他區域的引領示範、輻射帶動作用；五是不同自由貿易試驗區之間的協同，深化省際部門協作，促進體制機制聯通，更大力度催生改革力量、開闢開放空間。顯然，自由貿易試驗區率先“併網”或“聯網”，有利於推動形成良性互動的內循環格局。

02  自貿區在構建國際循環中的角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體系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即便是擴大內需，也離不開外部市場。以國內市場大循環為主，絕不能忽略國際市場外循環的重要性。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循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打通國內大循環和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本質上是一體的。就國際循環而言，自由貿易試驗區可發揮以下作用：

以全面開放新引擎促進國際循環。近年來，西方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給世界經濟發展前景蒙上陰影，但經濟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轉。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應保持自己的戰略定力，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勇當經濟全球化的開拓者、引領者和建設者。高層反覆強調，中國堅決維護國際多邊自由貿易規則和體系，並以自身的實際行動踐行開放理念。

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推動新時代全面開放的新引擎，也是推動國際循環的主陣地，因此要義不容辭地成為貫徹中央開放理念的“領頭雁”，積極開拓雙向市場，促進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深度融合。

一是助力我國在全球範圍內加快與國際貿易伙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形成維護全球多邊主義、鼓勵自由貿易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時的話語權。

二是對標國際先進水平，在商事、投資、貿易、事中事後監管、行業管理制度等重點領域，深入研究破解改革的重點難點，為全方位對外開放提供更全面的制度保障。

三是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搭建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市場要素配置的新平台，推進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貿易、技術和文化等方面的互聯互通。“自由貿易試驗區+一帶一路”有機結合，有助於構建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國際循環體系。

四是借鑑國際先進經驗，大力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投資和貿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特別是實現投資自由、貿易自由、資金自由、運輸自由、人員從業自由等“五個自由”。“五個自由”體現了更深層次、更高水平、更寬領域、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對於促進國際循環無疑將起到引領性作用。

以管理模式改革促進國際循環。傳統的管理體制已跟不上時代發展需要，如不透明、繁瑣的審批制和多級政府分權，為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設置了無形的障礙，與國際規範仍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提高政府管理體制與國際規範的兼容性已成為我國國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跨國企業的全球化產業佈局主要通過投資來推動，因此我國需要制定國際化的市場準入標準、統一的法律法規，以高效透明的行政效率來吸引外資進入，將推進全球化的重心轉向消除國內體制不兼容所產生的准入障礙。投資自由化是我國擴大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關鍵，而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探索解決這一問題過程中將發揮重要作用。

首先，探索以負面清單為特點的開放方式。從正面清單到負面清單，是政府管理方式上的一次革命性變革。負面清單的出台是我國開放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誌，全國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條目已由2019年的40條縮減為2020年的33條，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負面清單條目也從37條縮減為30條。負面清單越來越短，説明我國的開放和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負面清單模式增強了市場的透明度，擴大了外商投資的市場準入範圍，增強了外資企業在中國長期發展的信心。

其次，推動監管模式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等4部涉外資法律，將不涉及國家規定實施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資企業，由審批改為備案管理。這標誌着政府職能的根本改變，從原先為防控風險而控制市場轉變為鼓勵市場創新，通過事中事後管理以監測和防範企業失當，保護市場參與者的利益，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審批制改革的意義在於提升和強化監管部門管控市場的水平和能力，通過“一口受理——綜合審批——部門協同管理”的服務流程提升政府監管效率。未來各級政府間將形成良性的協同互動，通過完善不同層級監管部門的網絡共享，形成對企業信息跟蹤、更新和監管的新型管理模式。

最後，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創造與國際規則相兼容的體制，要形成能夠適應國際變化的開放競爭型管理模式，在高層次對外開放水平中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開放且國際化的經濟市場需要設立防火牆以有效防範和避免外部攻擊。我們利用自由貿易試驗區這一全球治理新載體先行先試，可以儘快完成對高標準規則的壓力測試和適應，未來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切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以打造一流營商環境促進國際循環。“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高層的鄭重承諾體現了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就是要對標國際高標準和高水平，在全國範圍內率先形成法治化、國際化和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率先形成公平、開放、統一、高效的市場環境。近年來，我國一直致力於營商環境的改善，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放管服”領域的突出問題與關鍵難題。

在短期，補短板，再創市場準入改革新優勢。目前，全國營商環境改革在市場準入便利度上取得了階段性進展，在此基礎上，既要強化已有的成功做法，又要補短板，繼續推進、深化“最多跑一次”“‘多規合一’極簡審批”“互聯網+政務服務”等創新舉措。自由貿易試驗區要從“供給端”和“需求端”兩端同向發力，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再創新一輪改革開放新優勢。

在中期，強化信用監管，確立競爭性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建設競爭中性的營商環境。市場經濟的常態是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建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將有助於企業的健康成長。自由貿易試驗區通過深化市場監管體制改革，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制定市場監管規則，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就能有效促進各種不同所有制的市場主體共同成長。

在長期，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開放，完善高質量的市場準入規則。開放更多的市場領域將有利於企業獲得更多商業機會和降低成本，從而有利於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隨着我國營商環境的不斷改善，服務業領域迎來更大程度的開放，目前全國範圍內新增的市場主體約有77%進入了服務業，自由貿易試驗區在這方面發揮了先行先試作用。

03  自貿區是促進“雙循環”的重要載體

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是辯證統一的，必須統籌兼顧，聯動發展，才能相得益彰。自貿試驗區的高水平開放，就要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通過促進國內規則規制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更好地聯通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這樣才能成為促進“雙循環”的重要載體。

充當“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橋樑紐帶。在對外開放中，“引進來”與“走出去”是一體兩翼的關係。一方面，自貿試驗區作為新時代對外開放的新高地，在招商引資方面更為積極主動。2020年開始實施的《外商投資法》，有利於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當前，我國以“兩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鎮化和重大工程建設）為重點，積極擴大有效投資，自貿試驗區應以此為契機，擴大外商投資範圍，引導外資流向高端製造業、智能生產體系、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以及數字貿易、工業設計、檢測檢驗等新興服務產業。引入高質量的外資，有利於提升自貿試驗區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有利於我國主導產業補鏈強鏈，這為構建更暢通的“內循環”奠定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資金、技術、管理和市場方面積累了一定優勢，具備“走出去”的條件，特別是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新興市場。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可以進一步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市場，構建我國對外貿易投資新增長點，提升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自貿試驗區可以發揮政策疊加優勢，努力充當國內企業“走出去”的推進器。例如，上海自貿試驗區對境外投資一般項目實行備案管理，推出跨境併購融資業務，給予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税收優惠，這些創新舉措有效激勵了國內企業的對外投資與跨國經營，讓企業大膽“走出去”。

充當“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樞紐和門户。“一帶一路”建設為自貿試驗區向外拓展提供了放射線，反過來，自貿試驗區充當“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樞紐和門户。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嚴重衝擊了全球供應鏈體系，國際物流運輸體系對於保障全球供應鏈安全至關重要，這方面，自貿試驗區剛好可以大展身手。通過深入實施“大通關”工程，自貿試驗區有效促進現代物流在全球範圍內的大發展，尤其是多式聯運模式的新突破，堪比打通了“一帶一路”的“任督二脈”。例如，中歐（廈門）班列經海鐵聯運延伸至台灣、東南亞和中亞，形成跨越海峽、橫貫歐亞的國際物流新通道。廈門自貿片區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實現與台灣的通關、物流數據交換服務以及與“一帶一路”沿線港口鐵路的對接服務，推動與“海絲”沿線重點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實現“海絲”與“陸絲”的無縫對接，深化口岸通關、認證許可以及金融和產業領域的交流合作，推動區域融合發展。目前已得到地中海航運等100多家航運、港口、陸地港、貨運、供應鏈管理企業的積極響應。打通國際物流大動脈，這對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功莫大焉。

充當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堅持“兩手抓”：一是設立自貿試驗區，優化區域發展佈局，經過5次擴容，一個覆蓋東西南北中的境內自貿區網絡已基本成形；二是加強與各國經貿合作，推動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推進中日韓等自由貿易談判，逐漸構築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中國正在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因此，毫無疑問地，自貿試驗區將成為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支撐。單個看，每個自貿試驗區都是全球自貿區網絡的關鍵節點；合為一體看，境內自貿區網絡是全球自貿區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網聯網，功效倍增。境內自由貿易區與境外自由貿易區之間協同共進，融合發展，將成為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有力推手。

充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重構者。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造成巨大沖擊，中國產業鏈和供應鏈在全球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嚴重影響。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變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佈局，一些國家有可能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加快尋找替代途徑，想方設法將產業鏈和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實現多元化投資和供應。從國際循環的視角看，這對中國面向全球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將極為不利。應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局，尤其是考慮到後疫情時代產能需求和供給不足，自貿試驗區應早作謀劃，掌握主動權，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主要憑藉人口紅利等比較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當中國試圖通過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轉移時，必然遭遇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阻撓，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高技術企業做出種種限制就是實例。因此，中國需要另闢蹊徑，一是以自貿試驗區為基點，努力構建國家價值鏈（NVC）網絡；二是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努力構建新的全球價值鏈網絡，並實現國家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之間的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