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180週年之際，批駁關於鴉片戰爭的各種謬論_風聞

注：今年是鴉片戰爭爆發180週年。一個朋友策劃一個項目，準備出版一個紀念文集，約我寫了一篇稿。由於複雜原因，該項目擱淺。眼看今年將過，在此單獨發出，闡明我對鴉片戰爭的觀點，同時批駁各種站在洋人立場為鴉片戰爭辯護的謬論。全文約1.2萬字。以下為正文。

    1949年9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前一天，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北京奠基。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天安門廣場揭幕。由毛澤東起草，周恩來書寫的碑文，最後一段寫到：“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座上共有十塊浮雕，第一塊是“虎門銷煙”。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這兩個信息標誌着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重要地位。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邏輯的起點；它是國家被迫割地、賠款、接受不平等條約的發端；它是人民蒙受“劣等民族”、“東亞病夫”百年恥辱的肇始；它是召喚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拋家捨命的狼煙！一百零九年後，新中國浴血而生。擺脱了百年恥辱，億萬中國人因盡情歡呼而嘶啞了嗓音，因拋灑熱淚而模糊了視線。“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簡單情感在鴉片戰爭導致的深重災難的襯托下顯得無比偉大。

一、所有洋人都強調：鴉片戰爭錯在中國

    與中國人對鴉片戰爭的刻骨銘心相反，這一歷史事件另一個當事人，罌國，對於鴉片戰爭相當曖昧。“鴉片戰爭”這個詞起源於罌國。1840年4月25日，罌國《泰晤士報》首次將這場戰爭稱作“鴉片戰爭”。從那一天起，罌國國內就有人反對這個命名。鴉片戰爭時期擔任罌國外交大臣的巴麥尊，後來擔任罌國首相，他對這場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巴麥尊從一開始就反對“鴉片戰爭”這個説法。因為鴉片是毒品，名聲不好，用“鴉片”命名戰爭很容易凸顯罌國的非正義性。進入20世紀，罌國曆史書尤其是教科書大都不再用“鴉片戰爭”這個詞語，往往用“通商戰爭”、“中罌戰爭”替代。這塊遮羞布還是有用的，到了21世紀，很多罌國年輕人不僅沒聽説過“鴉片戰爭”，甚至不知道歷史上罌國曾經與中國打過仗。

    對於罌國來説，鴉片戰爭的規模確實太小了。整個19世紀，罌國與米國的戰爭，與拿破崙的戰爭，侵略阿富汗的漫長戰爭，擴張印度殖民地的多場戰爭，克里米亞的戰爭，侵略緬甸戰爭，侵略南非的布爾戰爭等，隨便挑哪個都比鴉片戰爭規模大、傷亡多、時間長。從戰爭史角度，鴉片戰爭的確容易被忽略。但這種忽略掩蓋了鴉片戰爭在經濟史和文明史上的意義。

    罌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淡化鴉片戰爭有一些固定的説辭，例如，説這場戰爭絕對不是為了鴉片貿易；説鴉片貿易只佔罌國貿易以及印度殖民地貿易很小的份額，所以鴉片貿易對罌國不重要；還有説鴉片在當時的罌國是合法的，所以不能説鴉片貿易不道德；還有説清朝政府實際上擁有避免鴉片戰爭的絕佳機會，但因中國人的傲慢而錯失良機。總之，鴉片戰爭是中國人咎由自取。此類説法近年來也被不少中國學者接受，跟着西方人鸚鵡學舌，將鴉片戰爭或者説中罌第一次戰爭歸之於中國人的愚昧、傲慢、無理，對世界不瞭解等等。上述説辭的源頭常常追溯到鴉片戰爭之前半個世紀來華的罌國馬戛爾尼使團。

    對於馬戛爾尼使團1793年來華的常規解釋是，由於雙方在下跪磕頭等禮儀細節問題上未能達成共識，從而導致清政府拒絕與馬戛爾尼開展商貿談判，乾隆“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的傲慢答覆，使馬戛爾尼使團一無所獲。但這個解釋是錯誤的，它是馬戛爾尼單方面尋找的藉口。

    就下跪而言，人們的確可以從馬戛爾尼、斯當東等人的回憶中找到“不願下跪”、“單膝下跪”之類的説法，但同樣可以找到罌國政府要求馬戛爾尼不要拘泥禮節的指示，還可以找到中方和外方其他當事人的記載，證實馬戛爾尼確實下跪磕頭了。後人相信哪個？完全看你的立場。罌國的通商要求沒有實現，根本原因是由於罌國提出的條件太過分。乾隆在接見罌國來使時，曾經從身上摘下荷包送給罌國副使斯當東13歲的兒子，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乾隆心情不錯，對罌國人也很客氣。只不過從中方的國家利益角度，無法接受罌國自以為是的通商條件，例如要佔據舟山附近的一個島。

    退一步説雙方可能有誤會，那麼，這種誤會也是互相的，不能單純指責中方。比方説翻譯問題。當時罌國找不到懂中文的人，馬戛爾尼來華之前在意大利找了兩位中國人，但他們只會拉丁語，不會罌語或很差。因此，最初文本只能通過罌語-拉丁語-漢語的多道轉換。有些文章説馬戛爾尼使團與中方的翻譯溝通要靠副使斯當東13歲的兒子。這個説法是錯誤的。小斯當東跟着父親隨船來華，一路上向兩位中國人學了幾句中文，根本不可能達到翻譯水平。到達澳門後，一位中國人不願前往北京，因為他皈依了天主教，清朝那時禁止傳教，他怕受懲罰。因此，馬戛爾尼在澳門找了幾位會中文的葡萄牙人做翻譯。這個決定可能是馬戛爾尼失敗的重要原因。

    馬戛爾尼之前二百多年葡萄牙人就獲得了澳門的居住權，並長期壟斷了對華貿易。在此期間，澳門的葡萄牙人曾經用武力驅逐過其他歐洲人，目的是維護自己對華貿易的特殊地位。罌國人來到時，葡萄牙實力已經下降，自知打不過罌國，但不想其他人分一杯羹的心態依舊。於是，為馬戛爾尼充當中文翻譯的葡萄牙人做了很多小動作，暗中破壞罌國想與中國通商的打算。不懂中文的馬戛爾尼根本無法察覺，最終把不成功的怨氣撒到中國人頭上。

    如何解釋馬戛爾尼使命的失敗實際上指向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的責任問題。上述常規解釋把中罌第一次接觸“失敗”的原因歸為中國，連帶指向鴉片戰爭的原因同樣錯在中國，但這種連帶尚屬間接。歷史學家提出的另一條歷史信息，則將鴉片戰爭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中國。這條歷史信息指出，罌國政府給了馬戛爾尼的一個底牌：如果中國人堅持，罌國可以放棄鴉片貿易，雖然鴉片收入對印度有利，但罌國更希望獲得對華貿易的獨佔地位。史學評論説，正是由於中國人或乾隆皇帝在磕頭等禮儀問題上的傲慢，使得馬戛爾尼沒有機會表達罌國政府的這項承諾，使得中國人失去了避免鴉片戰爭的最佳時機。

    馬戛爾尼生前的自我開脱、責怪對方，一百多年後又被歷史學家補充和強化，似是而非地編織了一張權威話語之網，力圖把所有人都捕捉到一個固定的觀念牢籠中：中罌第一次接觸，錯在中國；中罌第二次接觸，錯在中國；鴉片戰爭爆發，錯在中國；是中國人自己不好，中國人自食其果，咎由自取；不能責怪罌國，罌國做的都符合國際慣例，罌國是忍耐和仁慈的。我必須指出，上述説法都是謊言和狡辯。編織並傳播這些觀念的人非常無恥。

二、所有中國人都應該相信：中國沒有錯

    罌粟或鴉片在人類生活中有漫長的歷史，據説在張謇通西域時傳入中國。此後，鴉片在中國長期都是藥用。17世紀，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禁煙在中國出現。1639年，明朝崇禎皇帝下令全國禁煙，犯者最高可處死刑。崇禎禁煙的對象主要是源自美洲的煙草，當時從海外傳入一種將煙草和鴉片混合起來一起吸食的方法，因此，崇禎禁煙只是捎帶到鴉片，並沒有妨礙鴉片的藥用。崇禎禁煙90年後，1729年，清朝雍正皇帝頒佈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禁止鴉片的法令，禁止對象包括販賣鴉片、開設煙館和引誘吸食，最高刑為死緩。同中國歷史上無數歷史事件一樣，雍正禁止鴉片，也帶來一個歷史評價問題。

    按正常思維，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禁毒，因此，約300年前雍正全球第一個禁毒令當然應該是中國人引導世界走向正確方向的示範，比罌國、米國等正式禁毒早將近200年，中國應該是世界的榜樣。但是，因為要給鴉片貿易辯護，在西方中心論的指導下，西方社會按照詭辯思路對雍正禁毒做出瞭解釋：由於中國吸毒人數太多，雍正不得不禁毒，結果也只能是裝裝樣子。可悲的是，很多中國人也接受了這種説法。言外之意就是説，為什麼18世紀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國家禁毒？因為18世紀中國毒品氾濫最嚴重。這種推理和暗示毫無道理，極為荒謬。

    我們為什麼不能説18世紀中國在全球第一個禁毒是因為只有中國最先認識到了毒品的危害？當今世界對於制販毒品和吸食毒品的法律懲罰，中國幾乎是全球最重的。人們是否可以就此解釋説：因為中國社會吸毒嚴重所以才懲罰嚴厲？難道不是因為中國意識到吸毒危害嚴重，所以才懲罰嚴厲？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最可悲的事情之一就是，站在客觀立場的正常思維難以確立，站在利慾薰心者立場的詭辯思維卻能大行其道。

    為鴉片戰爭詭辯的另一個説法是，鴉片在當時的罌國是合法的。這個説法沒錯。數據顯示，鴉片戰爭前，19世紀初，罌國東印度公司每年銷往中國的鴉片4000-5000箱。同一時期，每年銷往罌國本土的鴉片約200箱，相差20多倍，顯然中國鴉片市場比罌國大得多。然而，中國在乾隆時期人口達到了3億，罌國在19世紀初人口接近1000萬。換句話説，中國人口是罌國的30多倍，中國的鴉片銷量（非法的）是罌國鴉片銷量（合法的）的20多倍。這隻能説明罌國人均消費鴉片的泛濫程度比同時期中國更為嚴重。

    中罌兩國消費鴉片的方式不一樣。罌國主要是鴉片酊，就是將鴉片溶解在酒或其他溶液裏。這種方式比較容易控制鴉片含量，價格較低，當時在罌國幾乎成為普通民眾最基本的日常藥，包括用於婦女痛經、嬰兒入睡。17世紀時罌國臨牀醫學奠基人托馬斯·希鄧漢姆説：“沒有鴉片，醫學不過是個跛子”，意思是説當時的罌國醫學很多就是吃點鴉片製劑。這種方式造成藥物與毒品不分，使鴉片酊吸引了罌國一些文人墨客，有的還死在鴉片酊上。

    不光罌國如此，歐洲其他國家也如此，例如德國文豪歌德就是鴉片酊上癮者。德國還曾經將鴉片成分添加到巧克力中，為戰場上的士兵提供戰鬥力。此外，可口可樂19世紀在米國剛出現時也是添加毒品，當作藥物在藥房出售。這種做法就是源自罌國的鴉片酊。與之不同的是，從東南亞傳入中國的鴉片吸食法，因為鴉片純度高，所以價格較貴。這種方式後來傳到罌國、米國，一般只在較富裕的少數人中流行。當然，後來德國拜耳公司研製出了高純度的海洛因（與發明阿司匹林是同一人），危害比大煙土更大。順便説一下，19世紀德國人最早從鴉片中分離出嗎啡，成為一項賺大錢的生意。生產嗎啡的企業，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因為傳教和醫藥很早就聯繫在一起。而教會醫藥的“神奇”相當一部分靠的就是鴉片類毒品。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雍正禁教、禁毒，在西方人看來是多麼“大逆不道”——既不讓傳教，又不讓賺錢！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述事實説明“雍正禁鴉片是因為中國鴉片氾濫”的説法是不準確並且帶有誤導性的。從民眾消耗鴉片的普及程度説，罌國比同時期的中國更普遍。雍正禁毒時，鴉片消費主要集中在福建地區，吸毒氾濫程度比同時期罌國低得多。罌國及歐洲國家鴉片消費是低價而廣泛的大眾合法消費，中國鴉片消費是高價而侷限的非法消費。之所以説自雍正以後中國曆屆政府禁止鴉片貿易的做法是正確的，是因為這種高純度鴉片的高價消費如果普及，必將造成很多人傾家蕩產。有人指出雍正的禁毒令之所以沒有禁絕鴉片是因為沒有處罰吸食者。這個説法是拿當今中國的標準要求中國古人。西方社會直到今天都沒有對毒品末端的使用者有什麼懲罰措施，換句話説，西方在禁毒問題上，今天也只處於近300年前雍正的水平。對此，正確的理解應該是認識西方的落後，而非指責雍正禁毒不夠全面。

三、鴉片貿易是自由貿易嗎？

    19世紀鴉片在罌國是合法的，在中國是非法的，這一現象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為鴉片戰爭辯護的人將鴉片貿易歸入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範疇，因而認為罌國沒錯，甚至是先進的。這個詭辯首先無視中國禁止鴉片非藥用化是歷史的正確選擇，如今已成全球規則。其次，即便退一步以自由貿易來説，某國限制某一類商品的貿易，至今依然是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例如，某些國家禁止或限制酒類貿易、特殊肉類、性用品等，這種限制在當今國際貿易規範中依然允許存在。所以，即便當初罌國鴉片消費合法，中國法律認定其不合法，也完全是正當的，不存在破壞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説法。這個道理可以延伸到賣淫嫖娼、器官買賣、僱兇殺人等交易行為。若純粹按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原則，它們都有存在的理由。人類社會之所以認定其非法，完全不是經濟理由，而是道義原則。所以，鴉片當時在罌國是合法的，只能説明罌國的道義觀念比中國落後，不能用來為自由貿易狡辯。當今世界有些國家奉行和提倡毒品合法，能否強迫禁止毒品的國家開放毒品貿易？

    馬戛爾尼來華時，懷揣罌國政府“可以放棄鴉片貿易”的底牌，説明罌國政府完全清楚中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是正當的。罌國政府為避免自己的嫌疑，不直接向中國販毒，而是依靠罌國商人走私。西方人向中國走私鴉片並不始於罌國，但是，18世紀後期，罌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向私商拍賣鴉片，就是要逃避中國政府無懈可擊的禁毒法律，以鼓勵非法走私的方式獲得經濟利益。從那時起，罌國成為向中國販賣鴉片的最大走私犯。罌國幾個主要鴉片販子中，有的就是罌國東印度公司的前僱員。罌國東印度公司用今天的話説就是罌國最大的央企。罌國鴉片販子們常常以自由貿易的名義批評東印度公司，因為它壟斷了對華鴉片貿易，不用冒觸犯中國法律的危險，通過拍賣抬高價格，獲得穩定的鴉片收入，卻讓那些以自由貿易名義從事武裝走私鴉片的民間私商，單方面承擔了過多的風險。

    罌國政府完全知道對華鴉片貿易就是罌國央企與民企串通一氣的走私。詭辯者説，如果乾隆與馬戛爾尼正式開展商貿談判，罌國完全可能放棄鴉片貿易從而避免後來的鴉片戰爭。這話等於要求將非法活動作為換取合法活動的籌碼，屬於訛詐。如果馬戛爾尼不提此事，罌國政府還能繼續假裝與走私無關。如果馬戛爾尼提出此事，等於罌國政府厚顏無恥地承認自己支持走私並以此要挾中國，那麼，中國只需一句話：“你先把走私鴉片杜絕了我們再談”，馬戛爾尼便無話可説。所以，馬戛爾尼的失敗，原因完全不是所謂中國傲慢。真正的原因，打個比方就是，正人君子不願與沒有悔改的流氓多來往。這才是歷史的正解。

    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身份赴廣州禁煙，是中國政府查處和打擊走私。沒收所有走私物品——鴉片，理所應當，古今中外都站得住腳。如果説林則徐有什麼錯，在我看來就是受困於歷史侷限的某種軟弱——若在今天，中國官方毫無疑問會逮捕走私犯並進行審判，但林則徐只是要求走私犯交出鴉片並簽下保證書：“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

    義律1834年來華時官職較低，還欠了不少債，1836年迅速成為罌國駐華商務總監。這是罌國任人唯親的結果。義律家族在罌國是地位很高的貴族世家，但那時罌國的老貴族未必富裕。在林則徐的要求下，義律最初以罌國政府的名義要求本國鴉片販子交出所有鴉片，算是在“配合”林則徐的禁毒和緝私，似乎符合某些學者關於馬戛爾尼的假設：如果中國政府提出反對，罌國願意放棄鴉片貿易。然而，有些外國商人簽了“永不敢夾帶鴉片”的保證書，義律卻拒絕讓罌國鴉片走私犯簽署保證書，清楚地表明，罌國政府根本不願放棄走私鴉片的非法活動。當義律進一步向交出贓物的罌國鴉片走私犯保證“損失由女王政府負責”時，罌國政府與鴉片走私犯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已經昭然若揭。

    當時罌國的印度總督是義律的親戚，海軍大臣是義律的堂兄，派往中國的艦隊司令是義律的另一位堂兄。義律執行罌國政府的武力政策，迫使清政府賠償鴉片、賠償軍費、割讓香港等，贏得了鴉片走私犯的滿意和感激，保證了他家親戚在印度總督任上的利益和地位，保證了他的堂兄艦隊司令英明決策指揮的功績，同時使他自己還清了債務，使罌國政府獲得了戰爭投資的回報。雖然罌國國內對這個戰爭投資的回報仍感到不滿意，但還是給予義律高度評價，並賞賜義律的兒子在東印度公司一個舒適的高薪職位。義律本人後來獲得海軍上將軍階。對於罌國來説，鴉片戰爭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但這一切都來自鴉片走私，所有的鴉片走私犯此後開始向香港集中，繼續肆無忌憚地走私。與義律談判同意割讓香港的清朝代表琦善，後來被清政府革職查辦，西方人則認為琦善是個好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場，使得人們對同一事物的判斷有天壤之別。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站在罌國立場來判斷嗎？

    1793年馬戛爾尼來華時提出的領土要求，具體指向浙江舟山附近的一個島嶼。罌國人希望壟斷全部對華貿易，舟山靠近中國最富裕的長三角地區，的確更便利。因此，當義律通過鴉片戰爭獲得了廣州附近的小島香港，在罌國國內受到了批評，認為香港沒有經濟價值，鴉片戰爭沒有獲得最大的收益。義律之所以要佔領香港，是因為當時佔據對華貿易主導地位的罌國商人幾乎都是鴉片販子，他們急於在早已習慣的走私據點、走私通道廣州附近找一個地方囤放鴉片。換句話説，割讓香港相當大程度上就是罌國鴉片走私犯決定的。罌國國內關於香港、舟山的爭論，最終是香港勝出，原因也正是因為鴉片走私利潤巨大，其他商品貿易不足以取代鴉片貿易的地位。鴉片走私的鉅額利潤甚至使得鴉片販子在戰爭開始之前就派專人或親自回到罌國本土，用鉅額資金出版專著、收買報刊、收買議員、制定戰爭計劃、保障軍需供給等。

    罌國國會同意對華發動戰爭的票數只佔微弱多數。有人説這個細小差距説明當時相當多罌國議員是有道義原則的。這當然是一種解釋。然而，換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説，在罪惡的鴉片利潤面前，罌國人所謂的道義徹底失敗。鴉片戰爭後，鴉片販子及其後代、繼承者紛紛成為罌國議員，有的還被冊封為爵士，所以，鴉片貿易不管是非法走私還是合法化，都是罌國的國策。直到1945年，罌國才最終宣佈在香港禁止鴉片貿易。那麼，這一百多年間，面對罪惡的鴉片利潤，罌國人的道義又在哪裏？

四、野蠻西方與文明中國

    西方為鴉片戰爭的辯護還有一個説法更為宏大和“高屋建瓴”，這種觀點跳開鴉片貿易的細節，認為西方代表文明，中國代表野蠻。米國卸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在鴉片戰爭爆發後説：罌國是正義的一方。一些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沿着這個思路説：在文明與野蠻的較量中，即便沒有鴉片，也完全可能發生“大米戰爭”、“糖漿戰爭”。這種詭辯與鴉片拉開距離，避免在鴉片貿易的道義問題上過多糾纏，直接在歷史進步論的框架下，將中國塞進野蠻、落後的抽屜，以西方標準的宏觀審判，代替了就事論事的真實犯罪。以至於某些中國人今天仍在説：沒有罌國的動武，中國就難以擺脱落後的封建制度。我們必須批駁這種謬論。

    當今世界的文明標準之一是禁毒。因此，雍正1729年在全世界第一個明確禁毒，證明與當時沒有禁毒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才是文明，絕非相反。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禁毒法令依然有效，佔據香港的罌國鴉片販子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毒品販子（例如米國總統羅斯福的祖先），依然是違反中國文明法令的毒品走私者。只不過因為當時清朝政府的羸弱，面對西方國家用軍艦大炮支持的毒品走私，被迫默認。對此，西方毒品走私者還不滿意，無端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罌國全權專使額爾金還下令燒燬了圓明園。

    額爾金是罌國貴族封號，有着幾百年聲名顯赫的歷史。這位額爾金的父親曾經買通奧斯曼帝國政府，花一年時間洗劫了希臘的帕特農神廟，目的只是為了給自己的女人建一座豪宅。後來女人離他而去，老額爾金便將幾百箱從帕特農神廟拆下來的雕像賣給了罌國政府。因此，當他的兒子小額爾金下令搶劫和燒燬圓明園，我們一方面看到的是罌國貴族家傳的野蠻基因，另一方面也看到罌國政府並不為此感到羞愧，因為他們同樣野蠻：看到其他國家的高度文明成果，眼中只有小偷和強盜的貪婪。

    第二次鴉片戰爭另一個結果是，罌國和法國兩個強盜逼迫清政府接受了鴉片合法化。這是違背歷史進程的徹底的反文明，是野蠻的西方逼迫文明的中國倒退回野蠻。不管是米國卸任總統亞當斯還是西方歷史學家或者中國某些崇洋媚外的學者，聲稱鴉片戰爭是文明戰勝野蠻，都是在寡廉鮮恥地撒謊。西方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毒品合法化，通俗點説就是，一個小偷或強盜用武力脅迫一個良民將家裏的鑰匙交給他。

    1729年雍正禁毒的文明標杆在1858年被野蠻的罌國人、法國人毀掉後，西方國家瘋狂地向中國輸入毒品，20多年後，西方列強輸入中國的鴉片貨值等於中國全部進口貨值的一半。人類歷史上何曾見過如此喪心病狂的“文明”？僅僅是因為中國那時候打不過西方！但是，打人是文明嗎？落後就要捱打，這是歷史事實，但絕不意味着這個事實符合道德。落後就要捱打，這個野蠻事實如此鮮明而殘酷地在西方主導的歷史進程中那麼長久地佔據首要地位，只能證明西方是一個假裝成文明的野蠻，是一個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蠻，連這件文明外衣都是搶來的。

    被迫接受鴉片貿易合法化後，中國不想在這種倒退的野蠻狀態中永遠沉淪。1906年清政府又頒佈了《禁煙章程》。但是，鴉片已經成為西方列強的金飯碗，清政府想收復雍正時代的文明失地，繞不開環伺的西方野蠻人。清政府只能找罌國人商量。罌國便裝出像中國一樣文明的樣子，同意清政府禁煙禁毒，但要有10年的遞減期。意思彷彿是説：我裝扮的文明程度，比你中國略差10年。事實上，清政府要禁煙禁毒，只需像雍正那樣一聲令下，或者像林則徐那樣立即收繳就行。但是，假裝文明的野蠻國家罌國偏要搞10年遞減期，無非是想不道德地多賺10年黑心錢。事實上，10年後罌國依然沒有停止販毒。讓我們再次看到罌國對清政府10年遞減的條約承諾，就是一張野蠻人身上的文明畫皮。

    有了罌國人虛偽的承諾，清政府便想在祖宗禁煙禁毒的文明方向上再進一步。1909年2月，清政府在上海召開“萬國禁煙會”，用“萬國”這個名號是想把西方列強拉入禁毒行列。的確，“萬國禁煙會”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3個國家的代表出席。萬國禁煙會意味着清政府想引導世界回到200前的文明狀態，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佔據了文明的道德高地，讓那些西方野蠻人經歷了200多年進化後，終於感受到了文明壓力，不得不向中國人約200年前設定的文明道德標杆靠攏。

    公正地説，1909年在上海召開的“萬國禁煙會”應該是今天“國際禁毒日”的起源。但是，“國際禁毒日”是聯合國設定的，聯合國又是二戰以後由米國主導成立的，因此，聯合國1988年設立“國際禁毒日”時，只將源頭追溯到1946年在日內瓦成立的麻醉藥品委員會。那時的中國在世界上沒有話語權。距1988年一個半世紀之遙的雍正禁毒，比“國際禁毒日”早79年的上海“萬國禁煙會”都沒能成為人類禁毒史的里程碑。相反，一羣毒品販子的後代，將禁毒的道德光環戴在了他們自己頭上。

    1909年萬國禁煙會後，幾個主要西方國家開始禁毒。1912年，中國、米國、罌國、日本、德國等簽訂了《海牙禁止鴉片公約》。1914年，罌國正式將鴉片列入禁止之列。米國在1885年曾有禁止鴉片貿易的立法，但實行並不嚴密。直到1914年的《哈里森麻醉品法》才算正式禁止醫學以外的毒品。但是，就在中國文明扭轉西方野蠻的這一歷史轉折關頭，罌國人繼續表演着他們極其醜陋的野蠻本質。1913年，罌國國會辯論是否應該廢除鴉片貿易，一位罌國議員的話有必要讓所有中國人聽到。

    罌國議員亨利·克錫曾經是怡和洋行的大班。怡和洋行是罌國在中國販賣鴉片最瘋狂的公司之一。這個公司的英語名字是Jardine Matheson，分別來自兩個人，前者是威廉·渣甸（又譯查頓），後者是詹姆斯·馬地臣（又譯孖地臣）。此二人在鴉片戰爭前就已經是向中國走私鴉片最主要的毒品販子。為了維護他們罪惡的鴉片利潤，他們花大量經費遊説罌國政客和媒體，抹黑醜化中國，是鴉片戰爭的重要推手。鴉片戰爭後繼續從事鴉片走私與“合法”販賣，還都成為罌國議員。因此，從怡和洋行大班（CEO）位置上退下來的亨利·克錫與他的前輩一樣也是從鴉片販子轉為政客的。所以，他在罌國議會的辯論中，毫不掩飾地維護鴉片貿易。

    亨利·克錫對罌國議會的議員們説：“你們或許會以為吸食鴉片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罪惡。其實，它的壞處並不比一杯啤酒或葡萄酒更大”。

    這種違反常識的詭辯使得反對鴉片貿易的人問他：你會讓你的孩子吸食鴉片嗎？

    克錫説：不會。

    他接着説：我們罌國人的體質適合喝葡萄酒和威士忌，而中國人的體質適於鴉片。

    誰都知道“東亞病夫”是罌國無恥地向中國販賣鴉片的結果，而這位向中國販毒的罪魁禍首居然公開聲稱“東亞病夫”的體質適於鴉片。什麼叫厚顏無恥，人類歷史無需再找其他例證。

    也許人們會説，罌國政客亨利·克錫的無恥表演最終也沒能阻擋罌國禁止鴉片。歷史進程似乎如此，罌國的確在1914年禁止了鴉片貿易。但這只是在罌國本土。在罌國佔據的香港，1914年後鴉片貿易仍在進行。即便1906年罌國與清政府簽訂“10年遞減”的條約到期後，罌國統治下的香港仍在販賣鴉片。人們也許會説，因為辛亥革命，當時與罌國定約的清政府已經不在了，所以條約無效了。然而，辛亥革命後，中國哪怕還沒統一，一些地方政府已經表現出迫切的決心要禁絕鴉片，有些地方政府槍斃了一批制販鴉片者。當時在香港的罌國鴉片販子擔心鴉片賣不出去，便要求罌國政府向中國施壓，繼續允許銷售鴉片。但是，人們在港罌政府的財務賬本里看不到“鴉片收入”這一項，它換了名字，躲藏在其他名目中。文明對於罌國來説，不過是野蠻本性的一塊破爛不堪的、小小的遮羞布。

    二戰時期，日本佔領香港。日本侵華期間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以獲得戰爭資源。日本這種卑劣做法難道不是向他們的罌國祖師爺學的？二戰結束前，米國總統羅斯福決定將香港歸還中國，使得罌國非常不滿。羅斯福突然去世後，杜魯門總統決定由麥克阿瑟接收香港。但是，日本8月15日宣佈投降，罌國立即派出海軍少將夏愨（音雀）率軍艦趕在麥克阿瑟之前，於8月30日佔領香港，9月1日宣告成立軍政府，由夏愨出任軍政府首腦。因為此前與米國有關於香港前途的嚴重分歧，為了籠絡人心，夏愨出任軍政府首腦期間宣佈香港的鴉片貿易為非法。因為至少得擺出樣子，戰勝國“收復失地”後不能仍像戰敗國日本一樣賣鴉片吧。二戰期間，日本、德國都給本國士兵使用冰毒，這也是盟國不得不禁毒的原因。

    這是怎樣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多年中，罌國對中國犯下多少傷天害理的罪行，居然有人説這樣的野蠻國家是文明！如果説它是文明，罌國1945年宣佈香港的鴉片貿易是非法，難道不是回到1729年雍正的座標？難道不是證明雍正時期的中國比罌國更文明？難道不是證明從1729年到1945年二百多年間，罌國始終是一個落後、野蠻的鴉片販子，並把中國從文明強行拖入野蠻的黑暗之中？如果説鴉片戰爭前罌國是趴在中國身上的吸血蝙蝠，那麼，鴉片戰爭後的香港，就是罌國在中國身體上割開的血管，它嘩嘩地流血，流了一百多年，中國因失血而奄奄一息。曾經文明富裕的中國被以罌國為首的西方野蠻人榨盡了膏血，終於落入一窮二白的歷史深淵。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新中國國歌的含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五、鴉片與白銀：中國那時為何不用紙鈔？

    追溯鴉片戰爭的起源，國內外很多學者都繞不開白銀。全世界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罌國百般無奈，找到鴉片來平衡白銀流動。當中國禁止鴉片貿易，使得罌國白銀迴流的如意算盤失效，不得不發動戰爭。這是很多學者對於鴉片戰爭的解釋，也被很多人接受。我認為，我們還應該更進一步。

    從哥倫布、達伽馬的大航海時代起，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中國既沒有騙，也沒有偷，更沒有搶。白銀之所以流入中國，是因為中國通過公平合法貿易為世界尤其是向西方提供了大量優質產品。絲綢、陶瓷、茶葉等優良的中國產品，是中國數千年文明積累的成果，輸出到西方，等於提高了西方野蠻人的生活品質和文明水平。對此，西方應該感激中國才對。中國收入大量白銀實際上是在幫助西方，因為白銀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實用價值也不大，更多隻是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西方以野蠻手段在米洲獲得大量白銀和黃金，同樣不能吃不能穿。對於西方來説，之所以白銀有用，是因為有巨大而富饒的東方存在，獲得白銀等於獲得了從中國或東方得到有用財富的保障。如果中國不收西方白銀，白銀對於西方的重要性便大為下降，勢必造成西方的通貨膨脹。西方社會能否在大航海後獲得快速發展？有人推測，如果中國不收西方白銀，西方的發展將至少延緩200年。

    如果中國當初像今天的米國一樣，用中國紙幣作為交換媒介，那麼，西方若想獲得中國產品，首先必須用他們的產品兑換成中國紙幣，然後再購買中國產品。這等於是當年中國就可以像今天米元一樣靠打白條獲得西方產品。但是中國沒有這麼做，一方面是因為西方那時的確沒有什麼中國需要的產品。另一方面，中國自從宋朝出現紙幣後，經歷了元朝、明朝特殊的紙幣經歷，中國發現這種沒有真實價值依靠的紙幣很容易因為濫發而變成欺詐。所以，中國既不想欺詐本國民眾，也不想欺詐外國人，只選擇真正有價值的外國商品開展有限的對外貿易。甚至在對外貿易中，中國寧願倒貼優惠對方也不願欺詐別國。

    中國之所以收取大量白銀，是因為相信白銀的誠實。也就是説，如果中國需要，就像西方用白銀換取中國產品一樣，中國也可以用白銀換取西方產品。那麼，罌國的鴉片走私就是用一種對中國國家以及人民有害的物品強迫中國流出白銀，就是強迫中國拿絲綢、陶瓷、茶葉與鴉片做交換，就是以危害中國的方式保證他們從中國獲取優質產品，保證他們的高水準生活水平。從全球角度説，這種殺雞取卵的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人也不願就此墜入深淵，罌國便打上門來。割地之外，大量賠款，包括鴉片戰爭以後一系列的白銀賠款，等於把中國從公平交易中獲得的白銀搶了回去，等於中國與西方通商幾百年的優質產品都白送給了西方，等於西方搶奪了中國人民幾百年裏辛苦勤勞生產的大批優質產品。因此，西方的富裕相當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搶劫。這是野蠻，不是文明。

    鴉片戰爭已經過去180年了。對於這場小規模戰爭的歷史評價和解釋並沒有結束。西方主導的世界話語體系充滿了對鴉片戰爭的詭辯和歪曲。中國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以及全人類客觀公正的立場，對鴉片戰爭做出道義評價和道德解釋。鴉片戰爭是西方的罪惡，是西方落後野蠻的證明，是人類的恥辱。

    香港作為鴉片戰爭的直接產物，雖然已經迴歸中國，但還應該成為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成為西方文明恥辱的標誌。所以，我再次建議將香港維多利亞灣改名為罌粟灣，讓人類永遠銘記罌國以及西方的這段罪惡歷史。

20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