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酒業改制的第一槍“炸膛”，捨得酒披星戴帽回到原點？_風聞

文 | 蕭田

再次站在媒體的聚光燈之下，捨得酒業看來終究還是“錯付”了。

5年前，在捨得酒業由”國“到”民“的股權改制過程中，天洋控股集團打敗了一眾追求者成功取得前者“芳心”。

2016年6月，射洪縣人民政府、天洋控股集團和沱牌捨得集團舉行了股權交割。交易當天，三方滿臉洋溢着喜悦之情。

資本市場都是逐利的，“你儂我儂”的背後有時代表的不是幸福而是利益。果然，雙方在經過短短几年的蜜月期後，故事很快迎來了反轉。

2020年9月1日，捨得酒業自曝4.75億元被實控人違規佔用；9月22日，捨得酒因非經營風險提示開始被披星戴帽。

寧可“自曝家醜”也要“血淚控訴”，捨得酒正在宣告一個它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捨得酒業的混改是失敗的，實控人正在毀掉捨得。

從市佔率第一到“最不賺錢白酒股”

2020年9月17日，《消費者報道》雜誌在網上發起了一個名叫“如何挑選一款兼具收藏價值和品嚐價值的高檔白酒”的調查。

在深扒了市面上10款高檔白酒後，他們給捨得酒下了一個定義——

捨得酒質可比擬“普五”。

中國白酒行業起起浮浮的近三十年間，如今茅台和五糧液在白酒行業一騎絕塵，地位無人撼動。但其實，捨得酒曾經有一段時間還跑在了它們的前面，所以“比擬”這個詞摻雜的情感遠比誇讚還要複雜。

1995年捨得酒業的前身沱牌酒與“茅台”、“五糧液”並列國務院1000家重點聯繫企業。一年後，沱牌酒就在A 股上市，將五糧液、貴州茅台甩在身後。

走低端消費市場的沱牌酒長期市佔率第一名，朝着高端化轉型的五糧液和瀘州老窖自然都競爭不過它。

1996年，沱牌股份營收8億，淨利潤1.01億；1997年營收利潤繼續增長，營收8.52億，淨利潤達到了1.85億。這一數據排在白酒行業第四，營收利潤都超過名酒汾酒和貴州茅台。

然而彼時的中國白酒市場暗潮湧動，白酒企業們的命運正在發生着微妙的變化。

根據1993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1992年同1987年相比，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增加910元，達到182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321元，達到784元。國民收入與此前相比翻了一番。因此，國民消費從喝買得起的酒，轉向喝更貴的酒。

也是在那一年，定位為高端品牌的五糧液，在不斷提價後，出廠價超過了汾酒。取代了其連續6年佔據白酒行業銷量第一的位置。從1994年起的11年間，五糧液開始穩坐榜首。

低端酒市場逐漸被高端酒市場替代，昔日“汾老大”的落寞已經為沱牌酒敲響警鐘。後者的命運即將被改寫，只是它渾然不知。

2000年，沱牌酒的產量居雖然行業第一，但因為沒有走高端市場，開始出現走量不走價，公司利潤是一年不如一年。

2001年8月，資本市場終於等來了姍姍來遲的茅台。中國的酒王之位註定只能在茅台和五糧液之間角逐出。

錯失高端市場，意識到問題所在的沱牌，開始推出高端產品捨得酒，進軍高端酒市場，但一切為時已晚。

由於習慣了低端酒的打法，初入高端市場的沱牌酒兩眼一抹黑，根本不會玩。

更重要的是，1997~2001年，中國白酒行業滑入低谷，很多名酒企業在破產邊緣掙扎，行業一路下行到2002年，白酒產量從最高峯的801萬千升鋭減到380萬千升。白酒消費税政策也從2001年5月1日起進行了重大調整。

就這樣，沱牌沉淪了下去，業績和市場佔有率是一日不如一日。

為了表示公司重視捨得酒，2011年公司還把名稱從沱牌麴酒改成沱牌捨得。但就是在2010-2012年在白酒行業高景氣度的情況下，捨得依然未能翻身。

到了2013年白酒危機到來，公司業績斷崖式的跳水，利潤下滑-96.82%。最誇張的2015年，沱牌捨得營業收入11.56億元，淨利潤713萬元，淨利率僅為0.62%。在毛利率多為60%-80%的白酒行業，這一盈利水平幾乎“忽略不計”。

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20年，也是白酒行業成長最快的20年，從市佔率第一到“最不賺錢白酒股”，沱牌捨得也下滑了20年。

尋找“接盤俠”，打響四川酒業改制的第一槍

“搏一搏，汽車變摩托”。

沱牌集團終於意識到沱牌捨得是做不起來的，開始急切的想要找一位“接盤俠”。

因為某些歷史原因，在中國白酒市場，叫得出名號的企業絕大部分都是國企。截至目前，A股18家白酒上市公司，有12家為國資控股。

國資扎堆，產品又極度市場化，這種反差讓白酒成為混改預備隊中的種子選手之一。

以白酒企業股權改制推行較早的安徽為例，徘徊在死亡線邊緣的口子窖、迎駕貢酒成了民營企業之後還助推了“徽酒四朵金花”齊聚A股的盛況。

甚至在幾年前，當投資者們質問金種子酒的管理團隊如何解決業績危機時，該公司高層直接指明瞭救命稻草——混改。

所以對於實力略弱的地方中小型酒企來説，混改無異於可以幫他們“草雞變鳳凰”。

2015年11月，射洪縣人民政府以高達88%的溢價率、38.22億元的成交價將其持有的沱牌捨得70%股權轉讓給名不見經傳的天洋控股，間接持有上市公司21%的股份。

這在當時還成為四川省酒類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宗成功案例。

不過，**沱牌集團的改制成功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高溢價賣出了沱牌捨得，第二層是終於找到人接手了這個“爛攤子”。**第一個尚能理解，第二個其實並不為人所知。

在天洋控股出現之前，沱牌捨得謀求變更身份已經超過十年，但遲遲沒能等到白馬王子。

早在2003年，射洪縣人民政府就擬將其100%的股權轉讓給江蘇興橙集團、廣州索芙特、德隆國際和北大未名，但此事由於德隆系資金鍊的斷裂而宣佈告終；2008年和2013年改制重啓，但雷聲大雨點小。

2014年改制再起，但因上門提親的中糧集團中途夭折，最終天洋控股才有機會接到了“繡球”。

至此，在沱牌捨得提出改制的第13年，才瓜熟蒂落。

在當時參與交易的各方看來，“實力雄厚”的天洋控股和頗具魄力的周老闆，必能夠讓捨得酒一掃往日萎靡。

已經執掌沱牌捨得四十年的老廠長李家順，在和周政匆匆見了一兩面之後，似乎也對這個接任者相當滿意，大手一揮，退休去頤養天年了。

覆盤捨得酒業的整個混改過程，與其説在一系列的追求者，捨得酒挑中了天洋控股，倒不是説，這是“矮子裏拔高個”——捨得酒的無奈之舉。

兩者的聯姻怎麼看都不是“情投意合”而更像是“各懷鬼胎”。

狐狸尾巴漸漸“露”了出來

天洋股份剛接手捨得酒業的時候，市場上也曾出現過質疑的聲音，“沱牌捨得含淚下嫁”、“天洋股份是什麼鬼？能行嗎？”。

至少表面上看，還真能行。

天洋控股入主後，在套組合拳之下，捨得酒業摘掉了“最不賺錢白酒股”的高帽。

天洋控股挖來經驗豐富的李強出任總經理。李強曾任職於雀巢、百威、達能等公司，前一份工作是在南方黑芝麻擔任執行總裁。

李強打出的第一招是，高端化：雪藏低端品牌沱牌，突出高端品牌捨得。為此，公司再次改名，“沱牌捨得”變更為“捨得酒業”。

高端化背景下，公司多次上調白酒出廠價。2019年，公司主營業務毛利率為81.92%，其中中高檔酒高達84.05%。這一數據僅次於貴州茅台和水井坊。

其次，李強還帶來了快消品行業高營銷費用的慣常打法，並調整市場區域，加快全國化佈局。

效果也立竿見影。2013年-2015年，捨得酒業營業收入分別為14.19億元、14.49億元、11.56億元，淨利潤分別為1177萬元、1319萬元、713萬元。到了2019年，公司營業收入、淨利潤分別為26.50億元、5.08億元。

當所有人覺得捨得酒業即將被“盤活”之際，怪事發生了。

從2016年到2018年度的三年間，公司分紅金額從未超過當年淨利潤的30%。2019年公司淨利潤5.08億元，創歷史新高，現金分紅卻為零。截至2020年6月底，公司未分配利潤高達20.26億元。

根據財富智庫的數據顯示，在2016至2018年的三年間，捨得酒業以16 .8%的現金分紅佔淨利潤比例，排名墊底。

不僅如此，捨得酒業對股東“捨不得”，卻對高管最“捨得”。

在高管薪酬支出方面，2016年至2018年，除2016年支出第一為洋河股份外，2017年和2018年，捨得酒業對高管薪酬支出最多，分別為1750 .11萬元和1467.33萬元，遠超“茅五洋瀘”。

對高管漲薪，不是天洋控股好心，而僅僅因為他們都是自己人。

2016年2月19日，在沱牌銷售動員大會上，天洋董事會主席周政的妹夫、天洋執行董事劉力以營銷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出現，此後，捨得酒業公司的管理層遭到清洗。

5個月後，沱牌捨得連發數條公告。公司收到董事長李家順，副董事長張樹平，董事陳亮、馬力軍、李富全、虞曉冬，監事崔澤貴、馬勇、張力的書面辭職報告。

**自此，捨得酒業幾乎全在天洋系的控制之下，****“作妖”**開始了。

2019年3月3日，公司公告：擬非公開發行股票，募資不超25億元。2020年1月，周政於4月份出任沱牌捨得集團董事長一職。

豬養肥了，也到了該吃肉的時候吧。

億萬富豪“偷家”

“我對沱牌捨得一見鍾情，當即就下定決心一定要重組。”2015年的簽約儀式上，周政曾如此表達天洋控股投資捨得的決心。

若不是此次捨得酒業“自爆”家醜，將控股股東天洋控股通過關聯方佔用資金的事情揭露出來，周政仍舊是天洋控股和捨得酒業“背後的男人”。

周政的發家經歷頗為傳奇，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城青年奔赴時代前沿並從中淘金的故事。

1993年，年僅21歲的周政在秦皇島租用了一個160平米的音像店，從此開始了天洋控股的業務版圖。

到了2005年，周政將集團總部搬遷至北京，併成立天洋控股有限公司，目前已經發展成為橫跨文化產業、消費品、科技產業、金融投資和其他產業的大型控股集團。旗下擁有兩家上市公司夢東方集團和捨得酒業。

注意，這裏雖然沒有提到房地產，但房地產板塊卻是天洋控股立家之本。

在天洋控股拿下捨得酒業之前，周政的帝國版圖擴大始於房地產。自2001年進軍地產行業以來，周政以秦皇島為起點，先後在京津冀多個城市和地區開發了多個地產項目。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在2015年，斥資60億元接盤了位於燕郊的一座“爛尾樓”成功大廣場。

這麼大筆錢，拿不出的天洋控股通過天洋燕郊創新中心兩個總計達48億元的信託項目“堆起來的”。

無獨有偶，在天洋控股跨界完成對捨得酒業收購的交易中，有23億元是天洋控股向建行廊坊借的貸款，截至目前，天洋控股還欠銀行12.9億元。

除了建行廊坊支行的未償還貸款，另一筆大額債務也來自銀行。

2017年，天洋控股旗下公司曾為開發北京房山的商住房項目向恆豐銀行貸款28億，周政也僅償還了該筆貸款的零頭。

需要為還錢繼續發愁的地方還遠不及於此。

根據捨得酒業的公告，天洋控股受讓沱牌捨得集團股權併成為控股股東的條件是，2018年沱牌捨得集團銷售收入實現50億，税收10億，2020年沱牌捨得集團銷售收入實現100億，税收20億。無一達標。

借錢一時爽，還錢火葬場。重重債務壓力之下，周政抓住了捨得酒業這根救命稻草。

於是就有了接下來的一幕：上市公司資金通過第三方渠道，被轉至天洋控股的其他關聯公司，周老闆再拿着這些錢去四處滅火。兩年間，大股東以這種“非經營性佔用”方式挪走的資金，累計超過40億。

2020年1月1日至8月19日期間，捨得營銷公司累計支付蓬山酒業公司非經營性資金18.5166億元，累計收回13.7680億元。

眼看中報時間逼近，大股東資金鍊早已斷裂，這4.4億本金及利息，還款期限內還不了那麼基本就歸還無望。

其實，捨得酒業自曝家醜也有其“苦衷”。

白酒作為國內百業當中最好的商業模式，笑得最開心的應該就是“茅五瀘””，哭的最悲慘的則是低端酒。

由於低端酒的賽道競爭主要遵循的是一條做大規模的策略，這種策略就要求企業，一方面要拿出大量資金投資擴充產能，一方面又要拿出大量資金用來打廣告促銷。

這樣的結果就是，企業存貨和應收賬款高企，銷售費用支出越來越多，但現金迴流企業的速度越來越慢，從而導致企業資金吃緊。

就酒企混改而言，天洋控股不僅在變相掏空上市公司，也在危及白酒混改的基石。豐碑一旦坍塌，再立起來可就難了。

一切彷彿又迴歸到了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