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十四五”邁向高收入國家_風聞

來源：北大國發院

近日，大公報-大公網記者孫志獨家專訪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獨家解析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中美競爭合作、“十四五”規劃的要義、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及香港未來發展路徑等。

新冠疫情對經濟影響應是短期的

大公報：您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會是怎樣的?

林毅夫：我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從傳染病的角度看應該是短期影響，因為短期會要封城、社會隔離，就會抑制消費，也會影響生產，會導致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經濟的衰退。

但從長期來講，並不會真正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因為機器設備還在，人也都還在那個地方嘛。所以一般講起來，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疫情一樣只要防控好，半年一年影響很大，但是半年一年以後的經濟反彈也將會比較明顯。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可能是負4.9%的增長，但是明年全球的經濟可能就會變成正的5.4%的增長，美國今年負8%的增長，明年可能增長4.8%，所以只要防控得好，單就新冠肺炎疫情來講，影響應該是短期的。

但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的確存在。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可能無法像中國那樣的有效防控，可能會持續、反覆爆發，給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帶來負面影響。不過，不管外部環境如何，把政府提出的“六穩”、“六保”做好， 穩增長、穩就業，相信中國經濟全面向好的格局不會改變。

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超美

對中國有長遠影響的會是美國的貿易政策以及對中國相關產業的惡意打壓。美國一來為了維持其霸權，二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沒做好，甩鍋、製造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美國關係的緊張，我估計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中國現在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根據預測到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會超過美國。十九大提出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相信到那時候中國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美國的一半，但我們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以中國經濟規模可能是美國的兩倍。

美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經濟體、全世界的強國，也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霸權國。經濟是基礎，美國現在對世界有這麼大的影響，是他的經濟。從19世紀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所以它在全世界能夠維持他的霸權地位。

從美國曆史來看，哪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規模達到他60%多的時候，他開始打壓了。對於80年代日本就是這樣的例子。美國目前對華採取這些措施，一方面是國內政治的需要，但更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的穩定和發展，美國相形見絀，感到威脅到他的霸權地位。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強大了也不會到國外找殖民地或是霸凌其他國家。但是美國從自己和西方國家過去歷史表現看，逢強必霸，以為中國會和他們一樣強大了就到國外找殖民地，壓榨其他國家，但是，這是不瞭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中國弱時追求的是民族復興，強時主張的是繼絕扶傾，鄭和下西洋沒有在國外找殖民地，抗美援朝、中印衝突、自衞反擊，中國都是打完了就撤兵回國，沒在國外駐軍，殖民掠奪，沒有去強壓他國。中國的發展有利於全世界愛好和平、參與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國家。

不管美國對我採取什麼政策，只要我們自己上下齊心，保持定力，以處變不驚的心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堅持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得道多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將勢不可擋。

相信第一個百年目標如期達成

大公報：您多次參與國家五年規劃的制定工作，如何評價“十三五規劃”?十八大以來，中央因時因勢對發展理念做了哪些調整，對於民族偉大復興會有怎樣的意義?

林毅夫：十八大以來，總的來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各個指標像脱貧攻堅我相信今年都會如期實現。其他像從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收入水平差距、城鄉差距是在擴大，經過“十三五”期間的努力城鄉差距在縮小，這在我們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十八大提出的一個指標，今年不見得能達成。這個指標就是人均GDP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因為要達到這個指標，今年2020年的增長應該有5%以上的水平，但估計今年增長率大概3%左右。十八大提出的是百年目標嘛，中國共產黨是在1921年建立，第一個百年應該是2021年，所以明年達成這個目標也是符合十八大的精神。

十八大以來，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變化，總書記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今後的發展要提高發展的質量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期望。

“十四五”將由中等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

大公報：目前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關鍵節點，作為國家“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您如何描繪未來五年“十四五”這幅圖景?

林毅夫：“十四五”規劃對我國來講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因為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以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實現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實現“兩步走”戰略的第一個規劃，要為這個戰略目標的實現打下牢固的基礎。

我相信未來五年是一個非常大的歷史性轉變，不管國際國內什麼形勢，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把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一方面靠有效市場，一方面靠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克服增長瓶頸，發揮增長潛力，我相信我們會跨越12700美元的門檻，從一箇中等收入國家變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現在全世界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就只有16%，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8.1%，也就是在未來五年，全世界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翻一番還多，從16%到34%，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未來五年，儘管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但我相信這樣一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

我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地區的發展差距相當大。有14個人均GDP已經超過2萬美元的城市，但同時也有一些地方，人均GDP到現在還在7000美元以下，還有6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幣左右。

在這樣一個差距相當大的大經濟體裏面怎樣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打下牢固的基礎?在“十四五”期間，也將是2016年20國集團在杭州峯會提出的新工業革命由方興未艾到快速發展的一段時期。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通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讓每個勞動者能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或服務。總體來説，就是各個地方要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根據各地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市場經濟中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完善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幫助企業把各地的比較優勢變成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優勢。

“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推動高質量發展

大公報：您所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核心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如何運用這一理論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各地經濟?

林毅夫：不管在哪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一定是政府和市場“兩隻手”都要用好。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是需要企業家的積極探索。

同時，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依靠企業家自身是難以解決的。例如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制度的規範、法律制度的完善，夯實這些基礎，才能讓新技術、新產業的潛力發揮出來。

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這樣，一方面靠市場競爭，給企業家提供激勵、提供機會;另一方面，靠政府來幫助企業家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事情。所以，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成功，一定需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兩隻手”一起用。

而這也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我們有一個有為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也越來越重視市場的作用，從這次新冠疫情防控過程就充分體現出來，舉個例子來説，疫情防控對其他國家和地區來説是一次“開卷考試”，對我國來説則是一次“閉卷考試”，我們在這個答題過程中很快瞭解到問題的本質，採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業、技術、制度等被社會科學家稱為結構的這些變量和這些結構變量變動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按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應該取名為“結構經濟學”，但是，因為在二戰後出現了“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為了區分於結構主義所以稱為“新結構經濟學”。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不管在哪個發展階段，經濟發展表現出來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有賴於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由這樣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

同時，也要根據新產業新技術的需要，不斷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像電力、電信、道路、港口;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環境、營商環境、法制環境等等，來降低交易費用，讓技術和產業的生產力可以得到充分發揮。上述是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

但是怎麼樣利用這個機制來推動各地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前面提到的，各個地方在發展經濟時必須充分利用各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並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改革紅利會永遠存在

大公報：隨着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消失，您認為“十四五”時期如何創造新的改革紅利?

林毅夫：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這是學界和媒體上流行的説法，但我不同意這種説法。因為什麼叫改革的紅利呢?一個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就會出現，所以總書記説過改革永遠是在進行時。確實我們現在體制上機制上還有不少問題要改，改好了以後，生產力會解放、效率會提高，但是，新的問題又會出現，改了那些問題不是就有新的改革紅利嗎?

2016年杭州的G20峯會提出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每個國家都要做結構性改革，中國要做結構性改革，美國歐洲都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如果能做改革，就能夠釋放生產力。發達國家也有不少結構問題要改革，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改革自然會更多，有人講我國的改革紅利已經用完了，我覺得這個看法是不準確的。

上世紀80年代我國剛從計劃經濟轉型確實有很多扭曲，並不是每個領域都具備改革條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話，就會像蘇聯和東歐一樣，經濟就要崩潰了。只能説在那種狀況之下，哪些新東西改了以後，會釋放我們的生產力，會穩定我們的經濟，會促進我們的增長，所以，我國採取了漸進的方式改革。

現有不少問題的改了，一定會還有新的問題出現，就像毛主席的矛盾論所闡述的。所以，改革的機會，改革紅利是永遠都在。只要我們不驕傲自滿，有決心和勇氣，隨着發展水平的提高，不斷去發現新問題面對新問題，不斷地深化改革，改革紅利就會永遠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紅利消失的説法。這種説法認為我國過去發展這麼快，是因為有人口紅利，其理由有二：一是把勞動力從生產力水平低的農村轉移到生產力水平高的城市製造業;二是，原來計劃生育使出生率減少，提高了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

但我覺得這只説到中國經濟增長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農村人口比中國比重大，年輕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國高，照人口紅利的理論來説，印度和非洲應該比中國發展快，但是事實沒有。

我認為人口紅利理論的重點在於説明，把勞動力從低生產力水平的行業轉移到高生產力水平的行業，比如説把農村勞動力人口轉移到城市製造業，但是這種紅利不僅只是把農村勞動力變為製造業的勞動力會產生，在製造業裏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也同樣會有。製造業裏有很多階梯，只要不斷地產業升級，把在低附加值就業的勞動力重新配置到勞動生產力水平高的製造行業，這方面的人口紅利就會一直存在。

其次，因為計劃生育導致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減少，這是事實。但是我們勞動力對生產的貢獻，一方面是數量，一方面是質量。如果純粹從數量來講，我們可以把退休年齡往後延一點。國內一般男的60歲退休，女的55歲退休，而外國普遍的是65歲才退休。退休年齡往後延一些，勞動力不就增加出來了嗎?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的質量，勞動力的質量可以靠提升教育改善，教育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勞動力的質量，補償勞動力數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紅利理論沒有分析清楚過去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 認為現在人口紅利減少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的説法也沒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發展內循環為主體 但不能搞孤立經濟

大公報：現在中央提出發展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和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您是如何看待看這個問題的?

林毅夫：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外國經濟發展慢，國際市場會減小，美國又對我國封鎖打壓，國內市場的重要性會提高。政府部門提出了新基建項目，包括5G、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來增加國內需求。

此外也可以投資常規的基礎設施，通過建設高鐵、城市間軌道交通網，構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羣等。在中國這樣的大的經濟體裏，國內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和迴旋餘地，這些項目也確實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適應中國升級發展新需要。所以黨中央基於國內外形勢，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但是，中央的這個提法這和我們過去一直主張的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並沒有矛盾，因為作為大國，我國曆來就是以國內市場為重。大國跟小國比較起來，國內市場的規模一直都是比較大，比如新加坡，出口和進口兩項加起來，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100%。但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9年出口佔GDP的比重只有17%，進口只有GDP的14%，兩項加起來只有31%。其他大國的比重比我國還低。

對於我國來説一向國內市場最重要。一般來説出口佔我們GDP20%左右，80%的生產是滿足國內的需求，如果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現在出口在GDP的比重下降為15%，變為85%由國內消費，國內市場的比重確實會增加，但基本格局還是一樣的。

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大公報：您剛才也提到了中美關係，其實中美目前的衝突還是起源於美國自身實力的下降和它的不自信，從而對中國採取脱鈎和打壓，有人就判定這是“新冷戰”。未來這種趨勢會愈演愈烈嗎嗎?您認為中國該如何應對?

林毅夫：我們一直強調貿易是互利雙贏，到現在我們還是這麼認為。所以總書記在2018年的達沃斯論壇就講，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我們願意跟任何國家搞好關係，中國的發展不僅有利於中國，在全球化下也有利於其他國家。

比如説從2008年以後，全世界30%的增長來自於中國，中國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成長和市場擴張的動力來源。中國的增長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擴大了全球市場，有利於世界。

在未來我們同樣持這種態度，我們願意跟美國繼續維持友好合作的關係。但是，這並不完全取決我們。全世界不就只有美國，儘管美國是大國，現在佔全世界經濟的比重也就是22%左右吧，其他國家加起來還有80%。如果美國想封鎖我們，我們也要繼續開放，和美國之外佔世界經濟80%的國家攜手合作繼續發展。

面對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同時還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只有這樣，才可以不斷地享有改革紅利，不斷地推進開放，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讓中國的發展不僅帶來中國福利的增加，生活的改善，同時成為其他和中國友好貿易的國家創造就業，提高收入，改善民生的一個動力來源。

香港要充分利用大灣區發揮自身優勢

大公報：“十二五規劃”港澳單獨成章，香港在國家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增強。您對於“十四五”時期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建議嗎?

林毅夫：任何經濟體要發展好都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並用外部的優勢來彌補自己的不足。香港自身的優勢非常明顯，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有很好的大學，培養了高科技人才。

香港本身也有不足的地方，內部的市場小，製造業是短腿，勞動力不足，像高科技行業，用經濟學家的術語就是規模經濟非常大，分工非常細，產業鏈非常複雜，必須在一個比較大的區域，發揮每個城市每個地方的優勢，互相補充才能夠在全球競爭格局中更有競爭力。

所以，國家提出了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成渝雙城經濟，還有粵港澳大灣區等等區域政策。如果香港跟大灣區結合在一起，利用金融和高科技人才教育的優勢，結合深圳、珠海、廣州、東莞、佛山等地的製造業優勢，背靠祖國大陸，融入整個大灣區的發展，我相信香港可以繼續維持在整個中國大地中最高經濟發展水平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