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走出去” 探知人類文明奧秘——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清俐 張傑

　　文字的使用、金屬的冶煉、陶器的燒製、城址的建立……世界人類歷史版圖不同區域向文明演進的過程中，既有趨同性，也有差異性。在多姿多彩的地域文明發展過程中，伴隨着相互的碰撞與交融。自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世界不同地域的考古成果已經表明，人類歷史全球化的進程或許比我們想象得還要久遠。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文明是世界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解中華文明離不開全球文明史的視野。新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走出去”探知世界人類文明的奧秘，也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史蹟中瞭解更為開放的中華文明。圍繞中國考古學“走出去”的歷程與展望，本報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

從“請進來”到“走出去”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介紹一下中國考古學“走出去”戰略實施的學術史背景。

　　王巍：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經歷了從“請進來”到“走出去”的發展歷程。改革開放後，中國考古機構逐漸開始和國外考古機構合作，在中國各地開展考古發掘。國家文物局於1991年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涉外工作管理辦法》，使我國考古學界與國外的合作有了明確的方針，展開了與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考古學者的合作，進行了包括考古調查與發掘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研究項目。截至2015年，共有70多項中外合作發掘與研究項目獲准立項、實施。合作研究的地域遍及全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時代範圍涵蓋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的夏商周時期和鐵器時代的漢唐宋元明時期；研究內容包括史前聚落、古代宮殿、佛寺、墓地、農業、植物考古、人與環境的關係、銅和鹽等重要資源的供給、絲綢之路古代遺蹟的研究等。在國家的統籌規劃和管理之下進行國際合作，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深化了各個相關領域的研究，縮小了我們和國際學術界的差距。

　　通過與國外學術機構的合作，中國考古學家開闊了眼界，逐漸掌握並熟練運用國際考古學界的一些理念和研究方法，同時也使國際考古學界對中國考古學的近況有了較為全面具體的瞭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歷程是如何從“請進來”發展到“走出去”的？

　　王巍：隨着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意識到了解世界考古學發展的重要性，開始注重研究古代中國與其他區域古代文化的交流。王仲殊、烏恩嶽斯圖、林澐等考古學家致力於古代中國與日本、韓國、東南亞地區和歐亞草原的文化交流，並取得了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家已經不僅僅滿足於“請進來”，還日益重視“走出去”。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出10位青年學者遠赴德國，體驗了德國的考古工作方法。這次“走出去”是中國考古機構第一次組隊赴國外參加考古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國際化的歷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2004年夏季，吉林大學派隊赴俄羅斯阿穆爾州，與俄羅斯考古機構聯合發掘了特羅伊茨基唐代靺鞨墓地。這次發掘是中國考古學界第一次派隊赴國外開展合作考古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國際化的歷程中具有開端意義。

　　2005年開始，中國考古學步入成熟期。學科體系日臻成熟，多學科相結合，包括科學精確測年、DNA技術在內的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研究中普遍應用。中國考古學界的國際交流也更加活躍，這一階段中國考古學國際化的顯著特點表現為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派隊赴國外開展考古調查和發掘。2005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與蒙古國國家博物館等考古機構合作，實施了“蒙古國境內古代遊牧民族文化遺存考古調查與發掘研究”項目，先後發掘了回鶻的方形墓園和契丹及柔然的墓地，填補了蒙古高原這一時期遊牧民族考古學文化的空白。此項發掘也是在迄今中國考古學家赴國外進行考古發掘諸項目中開始時間較早、持續時間最長的項目。同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開始與越南的考古機構合作，在越南北部永福省義立遺址進行了為期數年的合作發掘。隨着我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和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高，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日益頻繁。

中國考古學“走出去”掀起高潮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中國考古學“走出去”戰略取得了哪些成就？

　　王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考古學進入蓬勃發展期，國際交流更加活躍，考古學“走出去”掀起高潮。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包括考古學在內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指明瞭方向，也為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送來了東風。全國各文博單位認真領會、貫徹“走出去”戰略，積極主動地奔赴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開展包括考古調查、發掘、文化遺產保護等多種形式在內的國際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位於絲綢之路重要通道——費爾幹納盆地的明鐵佩古城進行了為期8年的合作考古發掘，發現了以生產“汗血寶馬”聞名於世的大宛國都城，這是費爾幹納盆地規模最大的城址，很有可能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古國。西北大學近年在中亞地區開展了考古調查，於2015年對位於烏茲別克斯坦中部的古代墓葬進行發掘，出土了一批隨葬品。北京大學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合作對肯尼亞東部沿海地區的海邊遺址和近海水下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中國明代的瓷器等遺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以來在孟加拉國毗訶羅普爾佛教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瞭解了該組建築的佈局與結構。南京大學於2015年在俄羅斯南西伯利亞的古代冶銅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發掘，並在伊朗開展青銅時代遺址的考古工作。故宮博物院對印度喀拉拉邦沿海地區遺址進行了調查，對奎隆港、帕特南遺址出土的中國文物進行了整理，後續將實施對奎隆港的發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同洪都拉斯歷史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哈佛大學展開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瑪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遺址開展了大規模考古工作，完整發掘了一處瑪雅文明高級貴族墓葬和附屬墓上建築。這項發掘是中國考古機構對其他主要古代文明遺存進行的首次考古發掘。

　　另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走出去”項目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埃及文物部合作，對孟圖神廟進行合作發掘，這是埃及新王國時期首都底比斯的一處重要遺址。該項目從2018年開始實施至今，兩年的發掘取得了顯著成果，填補了對該神廟一些區域發掘和認識的空白。

　　我國文物保護隊伍赴國外開展工作，開始的時間更早一些。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從1996年便開始了對柬埔寨吳哥古蹟的保護修復工程，並持續至今。該單位還對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希瓦古城、尼泊爾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九層神廟、蒙古國科倫巴爾古塔等古蹟進行了保護修復。中國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員精湛的技藝和認真的工作態度贏得了世界的讚譽。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考古文博機構已在全球20多個國家開展考古調查與發掘、文化遺產保護和古蹟維修工作。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遠赴埃及，對埃及文明的重要遺址開展考古發掘。這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標誌着中國考古學的視野和工作範圍已經超出了與中國相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開始着眼於對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探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中國考古學“走出去”的意義？

　　王巍：中國考古學是世界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是大勢所趨，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必然。古代中國一直與外界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絲綢之路自古以來就是古代中國與外界聯繫的通道。中國古代文化中，包含着不少外來文明的先進因素，如小麥、黃牛、綿羊、冶金術、馬車等都是距今5000—4000年間從西亞經中亞地區傳入中國的。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與外部世界的聯動一直髮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瞭解外國的歷史和考古學資料，就難以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的發展進行深入研究。不瞭解其他古代文明，就沒有開展比較研究的基礎，也很難認識自身特質。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明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因此，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不僅對於認識中華文明的產生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認識古代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和交流、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貢獻以及對世界文明格局變化所發揮的作用都具有重大意義。

　　可以預見，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將迎來新的高潮。將會有更多的中國考古機構加入到“走出去”的隊伍之中，也將在更多國家看到中國考古隊伍的身影，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將會得到不斷提高，中國考古學家也將會更多地活躍在國際舞台，為世界考古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記者 張清俐 張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