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民族政策的教訓—“後媽思維”治理不好一個多民族國家_風聞

作者：園晟

談到蘇聯解體的表現形式和表面原因，都繞不開民族問題。樸素的歷史觀點認為，列寧的民族政策是寬鬆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殘暴的，赫魯曉夫的民族政策是放鬆的，勃列日涅夫的民族政策是收緊的，戈爾巴喬夫的民族政策是民主的。他們各自的民族政策看上去表現形式不同，其實貫穿的是同一種思維——後媽思維。

二十世紀的前九十年，我們的北方鄰國先後經歷了沙皇統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布爾什維克統治三個階段，她的前身是與我國宋朝基本同時期的基輔羅斯公國。打個比方，基輔羅斯就好比一位含辛茹苦的祖父，披荊斬棘地建立一個家的雛形，提供子孫後代認祖歸宗；沙皇政府好比一個暴虐的父親，用各種嚴厲甚至殘暴的方法統治這個家，不讓兒子們各自生活；在帝俄時期出現的資產階級政黨和布爾什維克好像前後兩任妻子，在丈夫死後先後取得這個家的管理權。

如果把俄羅斯帝國比作一個家，那麼，各民族可以視作這個家的兒子。在俄羅斯帝國的歷史邏輯中，俄羅斯是“嫡親長子”，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基輔羅斯公國留下的斯拉夫民族“嫡親次子”，與俄羅斯不同的是，這兩個民族是從波蘭手裏奪回來的。俄羅斯帝國陸續吞併的其他民族則是“養子”：立陶宛奪自波蘭王國，摩爾多瓦和外高加索三國奪自土耳其和伊朗，中亞民族則是“父母不明”的“養子”。

在這種歷史邏輯下，歷朝統治者都把斯拉夫民族視為主體，把俄羅斯族視為主體的主體，視其他民族為非主體民族。比如，蘇聯在聯合國有三個席位，另兩個就給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各民族也認可這種歷史邏輯，除中亞民族外，包括烏克蘭在內，都在沙皇政府末期（也就是父親病危時）追求過獨立地位。為了在父親死後奪取這個家的領導權，布爾什維克通過承諾少數民族獨立，打敗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功上位，成為這個家的“後媽”。 表面上看，這些兒子（民族）都是父親（俄羅斯帝國）在世時“生養”或“領養”的，然後建立起一個大家庭，沒有一個是蘇共親生的。其實不然，在中亞，蘇共人為製造出五個民族加盟國。後來，這五個經濟條件相對不好的兒子成為蘇共民族政策的重點關照對象，中亞地區民族政策亦成為蘇聯民族政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風起雲湧的民族危機中，中亞五國的獨立願望最弱，獨立運動也爆發地最晚。

當後媽最害怕的輿論是什麼？當然是怕被人説成“對非親生的兒子不好”。在此之上，後媽還怕別人説對“丈夫親生的兒子”比對“丈夫領養的兒子”要好。於是，蘇共制定了一分為二的民族政策——對於奪自其他鄰國的民族，蘇共説：“儘管你們是爸爸領養來的，俄羅斯是爸爸的親生長子，但我對你們會比對他好。”對於俄羅斯族，蘇共説：“父不在，長兄為父，既然你在家裏有長兄的話語權，就要多讓着你的弟弟們，當大哥吃虧是應該的。當年，你和你那個暴虐爸爸（沙皇政府）一起把他們從別人家搶來的時候，給他們造成了傷害（大俄羅斯主義和擴張戰爭），你現在應該補償他們。”

在這種奇葩的後媽思維下，蘇共制定了奇葩的民族政策，人為地製造出民族隔閡。在俄羅斯看來，自己的勞動果實經常被貼補其他加盟國，還要被迫接受現實中“弟弟們”的各種特權；在少數民族看來，俄羅斯人在歷史上欺負過自己，所以現在做點貢獻是應該的，反正母親已經把家裏的大權給了他（蘇聯各級幹部以俄羅斯族為主），少數民族本身就在吃虧。 後媽思維自列寧時代起，一直根植於蘇聯歷代領導人的頭腦之中。他們在民族政策領域形成思維慣性後，一邊自我褒揚地歌頌來之不易的“民族和睦”，一邊抨擊被他們人為製造出的民族隔閡所激發的民族矛盾。始終無人能跳出這個狹隘思維圈子，想出新辦法解決問題。最終，蘇共落得兩邊不討好，直到蘇聯解體。

這種後媽思維不僅造成了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福利甚至法律等領域的各種不平等，而且人為製造出一種後患無窮的行政區劃制度。為了兑現十月革命口號中的各少數民族獨立權利，蘇共人為將原本沒有羣體意識的族羣、族裔予以民族命名（例如，中亞若干民族、西伯利亞蒙古後裔諸分支），在此基礎上，陸續劃分出以民族名稱命名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和二十個自治共和國，並承諾各民族共和國有退出蘇聯的自由，寫入憲法。這不是毫無遠慮的作繭自縛嗎？

錯誤的民族政策為蘇聯各族野心家與蘇聯敵國聯合搞垮蘇聯創造了機會，他們共同制定了看似自相矛盾的宣傳招數：一方面大肆宣揚俄羅斯族在蘇聯體制下吃了大虧，另一方面大肆宣揚各少數民族在蘇聯體制下飽受壓迫和剝削，沒有獲得蘇共承諾的獨立與自治權利。奇怪的是，這種看似對立的理念居然同時得到了俄羅斯族和蘇聯少數民族的贊同，成為各族人民共同解體蘇聯的心聲。事實上，早在1989年，就有一位名叫瓦連京•拉斯普京的俄羅斯族作家就看透了他們煽動民族問題的反蘇目的。

1989年5月，蘇聯首屆人代會召開，當選大會代表的這位作家發言時説道：“自二戰以來，我國強大而牢固的根基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受到如此強烈的動搖與威脅。我們俄羅斯族人一貫尊重蘇聯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問題，當然，我們也同樣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親愛的兄弟們，那些指責俄羅斯族人具有沙文主義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説法，純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佈的謠言。可以説，他們玩弄的手段相當巧妙，仇俄思想不僅在波羅的海和格魯吉亞蔓延，而且擴展到全國其他地區。雖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卻遍及全國，他們將反蘇和反俄的口號混為一談。”

緊接着，這位作家提出瞭解決問題的建議：“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波羅的海國家的代表表現得很活躍，他們企圖達到 的目的，以便使他們能夠從這個國家獨立出來。對此我無權提出異議，你們當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運。俄羅斯族人一貫樂於助人，既然你們認為，你們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羅斯造成的，是俄羅斯的落後和貧窮拖了你們的後腿，那麼我想，還不如讓俄羅斯從蘇聯脱離出去？這樣豈不是更好？如此一來，也可以幫助俄羅斯解決許多現有的和今後出現的問題。”

人民投票選出的代表在國家最高議政機構針對民族問題説出這樣的話，這個國家也真是沒救了。

所謂民族問題，基本屬於文化（文字、歷史）領域和生活（習俗、傳統）領域範疇，即不同民族之間因精神生活方式差異和物質生活方式差異產生的“誤會”。這種“誤會”以及由誤會產生的衝突完全可以通過不同方式豐富不同民族交流、鼓勵不同民族溝通、加深不同民族瞭解來解決。一句話，外化共同點，內化不同點，努力營造共識，自覺尊重私權。

蘇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但不設法淡化民族界限，反而固化民族界限，用聯邦制劃分出“你有你的國、我有我的國、你我可以自由退出我們的國”的制度觀念，自以為是地把本屬於文化和生活領域的問題引入經濟和政治領域。蘇共的經濟制度要求不同加盟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內低價售出自己的產出，以表面上的相互補貼表現民族團結，實際上則讓大家都感覺自己在吃虧；蘇共的政治制度人為製造出若干“民族特權”，以表面上的尊重少數彰顯民族和睦，實際上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更加愚蠢的是，蘇共把這些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法律，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後來的改革者投鼠忌器。

蘇共民族政策的最大誤區是，把民族平等歸納為政治家們主觀期許的族與族的平等，而不是人與人的平等。倘使蘇聯的制度能夠崇尚法治、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不同民族的每個個人予以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那麼，每個人就都會明白，享受自己民族權利的同時還要履行尊重他人民族權利的義務。

這樣一來，每個族的每個人就會意識到，自己之所以受人尊重，不是因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因為自己同樣尊重他人；國家平等地保護每個人的生活和發展機會，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而不僅僅是本民族的一份子；自己不僅有本民族的同胞，還有這個國家的同胞。只有形成這種認識，不同民族的人們才會形成一種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們才會明白，一個統一而強大的、能夠保護他們權利、值得他們履行義務的多民族國家是多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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