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美國最潮女法官的真面目_風聞

　　看到最後，必有收穫

　　——血鑽故事編輯部

金斯伯格是誰？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出生於1933年，2020年7月因惡疾住院，病逝於9月18日，是美國歷史上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她是1993年克林頓提名的，一位經常爆“金句”、全民偶像級大法官，偏自由派，堅決支持婦女墮胎權，1970-1980年間，曾參與過300多個性別歧視案子，有6個打到最高法院，並贏了其中5個，成功拓展了《憲法》十四條修正案的適用範圍，從禁止種族歧視，延伸至禁止性別歧視。

　　2005年，金斯伯格頻頻採用當庭宣讀“異見書”的形式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她公開宣佈與多數大法官判決意見向左觀點，被包括特朗普在內的人稱為“勇士”。

　　但金斯伯格本人的個性，其實沒那麼火爆，相對冷靜，甚至有點沉默寡言和害羞。她一輩子都在為女性權益鼓與呼，但絕不是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對於別人糾結用“女士”還是“夫人”稱呼她，她從來不在意。

　　她為女性爭取平等權益而不是特權，所以她説：我只是想把男人的腳從女人的肩膀上移開。

　　實際上，除了為女性爭取權益，她也為男性爭取權益。

　　1975年她參與的斯蒂芬·維森菲爾德案就是例證。一個孕婦生下孩子後，死於羊水栓塞，丈夫斯蒂芬獨自撫養。他想申請一份單親家庭社會保障金，卻被告知：“母親保障金”，男人不能申請。

　　金斯伯格覺得這就是性別歧視，通過一番努力，幫這個男人獲得補助，也廢了這條法律。

　　所以準確説，金斯伯格是一個性別平權主義者。正如她自己所説：“女人和男人只可能同時被解放。”只不過，在她活躍的年代，女性權益遭受損害的情況居多，她也就成了“女權主義者”。

　　在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20世紀60-70年代，金斯伯格這類自由派法官屬主流，不過到了克林頓提名她當大法官的1993年，美國的風氣早已轉向。

　　此後二十年間，最高法院保守派始終佔多數，她因此顯得另類而孤獨。

　　到了特朗普時代，美國保守氛圍到達頂點，她跟時代風潮之間更是格格不入。加上年紀偏大，因此經常被人追問，何時退休？

　　她鄙視特朗普，打破最高法不干涉政治的傳統，直接罵他“騙子”。

　　她直爽的個性，再配合高齡健身、主持同性婚姻等前衞作為，使她經常登上社交媒體熱搜榜。去世前，她已是大眾偶像，化身表情包和卡通符號，印在馬克杯和T恤上，紋在年輕人的身上。

演員Pete Davidson給金斯伯格祈福，抓緊時間紋了個身

　　她因此獲得一個搖滾味濃郁的網絡諢名：“聲名狼藉的RBG”。（模仿黑人説唱歌手克里斯托弗·華萊士的綽號“聲名狼藉先生”，Notorious B.I.G）

布魯克林的學霸

　　金斯伯格出生於紐約窮人區布魯克林，父親是個毛皮販子，第一代移民，來自烏克蘭敖德薩，母親算第二代。

　　父母都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但教會她為理想而奮鬥，告訴她學習和教育有多麼重要。

　　小時候的金斯伯格，像個男生，從一個屋頂蹦到另一個屋頂，從不參與女孩們的八卦閒聊。

　　17歲，高中畢業典禮前一天，她的母親因癌症去世。金斯伯格説，母親教給她兩門“課程”：成為淑女、保持獨立。

　　前者意思是，不要讓無謂的負面情緒佔據心靈；後者意思是，能遇到白馬王子共度一生當然好，但沒有也必須學會獨立生活。

　　她考上康奈爾大學，並遇到未來的老公馬丁·金斯伯格。1954年，兩人結婚。

　　馬丁對金斯伯格的事業幫助極大。

　　20世紀50年代，上大學的女性很少，康奈爾算風氣比較開放的學校，男女生的比例也只能到達4:1。

　　有人笑稱：如果你生了一個女兒，最好就送到康奈爾讀書，如果她在那裏都找不到戀愛對象，之後就更沒什麼希望了。

　　與金斯伯格約會男生很多，但馬丁是第一個喜歡她可愛的外表同時佩服她學識的男孩。

　　馬丁性格外向，喜歡社交，擅長烹飪，富有幽默感，小金相反，文靜，害羞，鮮少與人交流。

　　多年後，馬丁去紐約做税務律師，幹得非常出色，小有名氣。但隨着金斯伯格的性別平權事業越幹越出色，馬丁主動辭職，回到華盛頓，負責“後勤”，全力支持妻子。

　　1993年，為幫助妻子競爭最高法院大法官，馬丁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不辭辛勞，挨個訪問拜訪。作為“成功女人背後的男人”，非常稱職了。

金斯伯格夫婦

　　但剛剛畢業那幾年，兩夫妻中，卻要數金斯伯格更辛苦。

　　當時馬丁當兵去了，期間，小金一邊帶孩子一邊學習。等老公退役後，夫妻倆雙雙考入哈佛大學法學院。

　　小金克服性別歧視和家庭負累，憑藉優異成績，順利當選《哈佛法律評論》編輯（奧巴馬當過主編）。要做這個法律編輯，非常不容易，530-540個法學院學生，排名前25才有機會。

　　要知道，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哈佛法學院才有女性就讀，當時女生佔比不過2%。小金入讀時，500多個同級同學中，只有9個女生。女性不允許進入圖書館查閲資料，連法學院院長都不自覺流露出大男子主義，一次晚會，竟然問在場的女同學：如何解釋你們佔據本該屬於男性的學位？

　　就在這期間，馬丁罹患上睾丸癌，金斯伯格一邊照顧丈夫和幼女，一邊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進一步深造。

　　在新的學校，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的小金，竟然能繼續擔任法律評論編輯，1959年，以全班第一成績畢業。

　　妥妥一女學霸。霸到沒天理那種。

　　但1950年代末，畢業找工作，這麼一優秀女子，卻沒有一家律所願意僱傭。即使她搬出《哈佛法律評論》編輯的履歷，依然沒有人願意接受，僅因為她是女人。

　　一個哥倫比亞大學欣賞他的教授，為了逼迫聯邦法法官愛德華·帕米瑞僱傭她，不得不放出狠話，“假如你不給金斯伯格一次機會，我就再也不向你推薦任何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

　　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因為懷孕被辭退。

　　種種奇葩遭遇，讓金斯伯格立下宏願：為性別平權奮鬥一生。

與性別歧視鬥爭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只出現過四位女性，分別是奧康納、金斯伯格、索托梅耶和卡根（後兩位，均由奧巴馬提名）。

　　美國最高法院，與國會、總統並列構成美聯邦三權。最高法院可以解釋憲法，並依此推翻總統和國會的法令。最高法院只有9名大法官，由1個美國大法官和8個美國最高院大法官構成，由總統提名，國會投票確認。一經確認，品行端正者，一般終身制，任何機構和個人不能隨意撤換，除非大法官本人提出退休或遭遇國會彈劾。

　　但就是這樣一位未來的大法官，竟然在畢業之初，連工作都找不到。

　　歷經千辛萬苦，1963年，金斯伯格終於在羅格斯大學找到一份教職，從事學術研究。她開了一門叫“性別與法律”的課程。因為工作出色，1969年，獲得該學校的終身教職。

　　自此，她開始處理女性歧視案件，希望通過個案，推動國家法律改變。

　　金斯伯格剛出來工作的1960年代，美國的法律，充斥着各種歧視女性的條款。

　　比如，丈夫是家庭的主人、男主決定家庭住址，1973年大部分州法律甚至允許僱主以懷孕為由解僱婦女，女性申請信貸需要丈夫簽字，另有十二個州的法律規定丈夫不可因強姦妻子而被起訴。

　　上世紀60-70年代，是美國自由派的黃金時代。在法制方面，厄爾·沃倫擔任首席大法官的高等法院，也算是自由風氣的開拓者。但有一個領域是例外，即女性權利，沃倫法庭算不上“自由”。

　　比如，1961年佛羅里達州立法規定，參與陪審團僅是男性義務，而不包括女性公民。按照最高法院大法官們解釋，這是在“照顧”女性，因為“女性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但金斯伯格不這麼認為，覺得這是歧視女性，區別對待。

　　在1971年“裏德案”中，她曾為相同的事寫下精彩的辯護狀：“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參與政治、商業和經濟領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繪成‘保護女性’或是為女性着想……女性看似被捧在高台上細心呵護，但細看卻是被關在偽裝成高台的牢籠之中。”

　　歧視女性的男性大法官，並不能意識到歧視，相反，他們打心眼裏相信在“保護女人”。這就為推翻這種法律增加了無形的難度。

　　其實一直到當上大法官，金斯伯格都常常跟一些扮演“好男人”的男同事氣場不合。

　　説到底，金斯伯格終其一生要對抗的，除了那些惡意歧視女性的法律條款外，更多時候是與不自覺的性別歧視做鬥爭。

一個案子一個案子打

　　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條款規定，“沒有任何一州可以否認人人都有平等地獲得法律保護的權利”。

　　這條修正案主張的是人人平等，但其實主要針對種族歧視。

　　在擔任大法官之前，金斯伯格乾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斷地告訴最高法院裏的九個男性大法官：這條修正案不僅適用種族歧視，也適用於性別歧視。

　　一個連工作都很難找到的弱女子，要怎麼喚醒男性當道的最高法院重視性別歧視呢？

　　金斯伯格選擇的方法是，一個官司一個官司打，從最典型的個案着手，鍥而不捨，以量變推動質變，慢慢推倒性別歧視的頑固大廈。也就是曾國藩説的笨功夫：“結硬寨，打呆仗。”

　　她選擇的個案可能不是大案，但都具備足夠的代表性。她處理的第一個上訴到高院的案件，是1967年的薩莉·瑞德案。

　　薩莉是一位生活在愛達荷州的單親媽媽，十多歲的兒子斯基普身患殘疾。1967年3月29日，斯基普去探訪父親西斯爾，結果開槍自殺了。

　　痛苦的薩莉，無法理解兒子為什麼要自殺。當前夫西斯爾搶着申請獲得兒子保險賠付時，她開始有所懷疑。

　　薩莉申請應該由自己而非西斯爾，作為兒子保險金的管理人。但愛達荷法院否決了她的申請，理由是州法律早有規定：此類爭端，“男性優先，而非女性”。

　　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金斯伯格主動要求為該案撰寫案情摘要。

　　她在摘要中寫道：“女性擁有完整的公民權，且有資格獲得法律保證的生命與自由權，以及平等的法律保護”。

　　最終，最高法院全體法官一致判定，愛達荷州法條違反《憲法》第十四條。

　　從該案起，最高法院算是終於承認，性別歧視跟種族歧視一樣違憲。這個案件，也完全扭轉了最高法院對性別歧視不聞不問的傲慢態度。

　　薩莉案只是個開始，此後，金斯伯格處理了一系列涉嫌性別歧視的政府條例。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維森菲爾德案。

　　此類案件積累夠多後，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金斯伯格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希望將以前處理的性別歧視案件打個包，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只可惜，這個修正案並未像禁止種族歧視修正案那樣獲得通過。

　　不過，儘管缺了這“最終一擊”，她多年努力實際已經讓立法者和整個社會都意識到，再也不能制定任何性別歧視法律。

　　在這段奮鬥的激情歲月裏，她個人的地位，也在突飛猛進往前發展。

　　1972年，她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第一位獲得終身教職女性。同年，她成為ACLU女權計劃（Women" alt=“500” />　　1980年，受吉米·卡特總統任命，她成為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法官，這一干就是13年。

墮胎法案

　　1970年，美國自由之風正勁，兩個年輕的女性主義女律師威丁頓和科菲，突發奇想，準備向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反墮胎規定發起挑戰。

　　他們精心物色了一位希望墮胎的孕婦當原告。這名孕婦的名字叫邁康維，時年21歲，未婚，意外懷孕，處境艱難，沒有錢到墮胎合法化的州做手術。

　　這年3月，邁康維化名為羅伊，起訴達拉斯市檢察官韋德，指控德州反墮胎法違憲。案子審了好幾年，經過諸多周折，最後上訴到最高法院。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7票對2票，通過墮胎合法化的裁決：婦女受憲法保護，有權決定是否為人母。這個判決，引用的條文是正是《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保護婦女隱私權條款。

　　此案標誌着墮胎合法化運動的開啓，然而，該案的判決，同時也解鎖了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左右之爭。爭論之激烈和久遠，在美國法律和政治史上極其罕見，至今未息。

　　從判決甫一生效，保守主義者就不斷呼籲推翻判決，全面禁止墮胎。是否認同墮胎合法化，成為左右陣營之爭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衡量一個人自由還是保守的標誌。

　　近些年，隨着保守宗教勢力得勢，反墮胎聲量變得更大了。

　　尤其特朗普上台後，“捍衞生命”（Pro-life）反墮胎陣營聲勢大振，阿拉巴馬州、路易斯安納州相繼通過禁止女性墮胎法案，而且沒有剔除強姦和亂倫導致懷孕這樣的特殊情況。

　　2019年至今，美國已有15個州提出《心跳法案》，該法案規定，懷孕超過6周，醫學判定胎兒有了“心跳”，就必須禁止母親墮胎。一位孕婦一旦被認定在懷孕6周內墮胎，可以視為二級謀殺，最高刑期30年。

　　問題是，在懷孕6周內，很多女性根本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懷孕，從而可能錯過墮胎期。但保守派不管這些，目前包括阿拉巴馬州在內，佐治亞、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達科等6個州，都已通過嚴厲的反墮胎法。

　　金斯伯格堅定不移支持女性自主墮胎權。

　　不過作為一名審慎的法官，她並不完全認同1973年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在她看來，認同女性墮胎沒錯，但過於泛化、非針對性的判決，容易招致保守派有組織的抵抗，不利於一步步推進保護女性墮胎權。

　　正是這份審慎，使得她的意見更顯專業，也更加令人信服。

　　1993年，她被提名為最高法院法官時，記者詢問她如何看待她女性墮胎權，她的回答清晰有力：“是否要生孩子，是關乎一個女性一生的重要決定，關乎她的福祉和自尊，她必須自行決定。當政府將這個決定的選擇權奪走，女性就沒有被當成是一個能夠為自己的選擇而負責的成人。”

　　2013年，一傢俬人公司以違反《恢復宗教自由法案》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由，反對強制適用《可負擔健保法案》。該公司認為，該法律規定的提供給女性員工的20種避孕措施保險中，有4項與宗教信仰不符。

　　為此，金斯伯格發表了長達35頁的“異議”，堅決捍衞女性權益，反對剝奪女性墮胎權。

　　她的理由一如既往，“這是剝奪女性的平等權。墮胎權平衡了女性在整個生命歷程中的自主義務。平衡了她作為一個獨立、自立、平等的公民與男性、社會乃至國家的關係”。

　　從年輕到年老，金斯伯格始終堅守着美國自由派底線不動搖。

　　但隨着金斯伯格的去世，保守派恐怕會佔據上風，敏感的墮胎權議題面臨右轉風險，女性墮胎權可能遭禁止。

　　女性墮胎權被禁止是小事，更嚴重的後果在於，右翼保守勢力將因此更加極化和興奮。

　　此前，美國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5的比例。大致平衡。（其中一名保守派支持女性墮胎權）。如果特朗普再次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那最高法院左右平衡將被徹底打破，變成3:6。

　　如此一來，最高法、總統和國會三權都有可能偏向右翼。

　　最新的消息是，特朗普將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為最高法院法官。巴雷特48歲，是一名嚴厲的保守派。在移民、醫療保健和同性戀權利問題上，都與自由派完全相反。他很有可能投票通過反墮胎法案。

　　這是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第三次提名保守派法官，這在美國歷史上相當罕見，真可謂時也命也。

　　2017年，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尼爾·戈薩奇為最高院大法官。2018年，他又提名另一位保守派佈雷特·卡瓦諾為最高院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兩次提名的大法官，在參議院投票時，都是勉強通過的，卡瓦諾以50:48的票數確認資格，戈薩奇是55：45票。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當年金斯伯格獲得提名，得到的參議院票數比例是96：3，幾乎是滿堂彩。

　　尤其是戈薩奇的任命，第一次打破了“任命大法官至少需要60票才能通過”的傳統。當時參議員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觸發“核程序”，改變議事規則，以簡單多數通過任命。

　　對這種不符合政治慣例的舉措，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説：“數十年後，我們將悲傷地回首今天，發現這一天我們改變了參議院和最高法院的歷史。”一直到今天，民主黨都在為這事耿耿於懷。

　　由此可見，特朗普每次提名大法官，都摻雜着激烈的政黨鬥爭，也能看出，此時的美帝撕裂之嚴重。

　　金斯伯格的去世，只會進一步加重兩黨鬥爭和撕裂。

宗教和政治

　　當然話要説回來，歷史上，美國大法官“翻臉不認人”的情況也是常有的事。一名保守派總統提名一位保守派法官，但沒過幾年，甚至剛上任，這名法官就可能改變立場，變成自由派。

　　比如，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對厄爾·沃倫的任命。當時沃倫被認為是一個堅定的保守派法官，但沒想到沃倫引領了20世紀60-70年代自由風潮（除了女性權益）。事後，艾森豪威爾大呼上當，認為提名沃倫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錯誤”。

　　西奧多·羅斯福提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也有一點“不聽話”，以至於老羅斯福曾發牢騷：“我就算拿香蕉雕一個法官，也比這小子有骨氣！”

　　法官“變節”，跟美國高院高度的獨立性有關，也跟法官的任期遠比總統任期長有關。大法官一經確認，就不能隨意撤換，他當然可以不用“太聽話”，且時移勢易，觀念發生改變也正常。

　　再者，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也不一定能順利通過參議院投票確認。目前，共和黨在參議院有53:47的比例優勢，但此前有兩名共和黨議員公開表示，反對大選前提名新法官。這就為提名順利通過增加了不確定性。

　　所以説，金斯伯格離世，美國高等法院，乃至高院影響下整個政治系統是否真會右翼化，還不好下結論。

　　其實真正要擔憂的，不是大法官左右失衡的問題，而是失衡能否快速糾正。

　　美國一直就是一個左右互博的國家，一時半會兒的失衡，從來不是大問題，60-80年代自由風潮狂飆突進，但相應的，保守勢力也在暗中默默積蓄力量。以墮胎法案為例，在經歷過70年代的飛速自由化後，這幾年中南部的州府就出現了“復古”現象，以對沖此前的狂飆突進。

　　問題在於，最新一波的右翼化風潮，並非單純來自經濟結構變遷，或者國際競爭格局的改變，而是來自於一個更加頑固、幾乎無法更改的東西——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

　　2018年10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佈調查報告，影響人們支持禁止墮胎的因素，並非性別，也非階層地位，而是宗教和政黨。

　　59%的共和黨人，贊同禁止墮胎，76%的民主黨人認可墮胎合法。美國佔主流的新教徒中，白人新教福音派，61%是堅定的反墮胎者，與之相反，主流白人新教徒67%認為墮胎合法，74%的非宗教人士認同墮胎合法。

　　美國本是一個極端世俗化的國家，1787年制憲會議也明確了“政教分離”的傳統。但弔詭的是，美國也是一個宗教傳統非常發達的國家。

　　目前，美國70.6%的信眾信仰基督教，新教徒佔美國總人口的四成。在美國宣稱信教的人口比例，遠比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高，加拿大隻有46%宣稱信教，法國37%，瑞典29%，但美國超過60%。

　　在“政教分離”的傳統中，美國宗教團體有點像一個個傳銷公司，相互競爭，向公眾推出“信仰套餐”，以吸引更多的私人資助。

　　在這樣的大亂鬥中，白人新教徒、自由派天主教徒、黑人、猶太人和無信仰者，慢慢走向同一個陣營，擁抱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和平、公正、包容多元價值觀。

　　這個陣營，主要成長於1900年的進步主義和1960年的民權運動。他們支持墮胎，相信科學，是民主黨的支持者，屬於左翼。

　　但我們前面提到過，左翼激進地支持女性墮胎權這個在宗教中極其敏感的議題，極大地刺激了保守基督徒的反抗和抱團。

　　事實上，正是1960年代民權運動中反父權、反越戰、反體制和主張性自由的激進左翼，點燃極端保守右翼的危機感和抱團取暖的熱情。

　　保守的右翼抱團後，主要盤踞在美國中南部各州，他們普遍注重家庭、嚴格遵循《聖經》啓示、相信道德絕對主義、愛國，主張打擊無神論、離經叛道和犯罪，當然也反墮胎。

　　民權運動的激情熄滅，保守右翼開始崛起，最早認識並利用這股力量的，是1980年的共和黨總統羅納德·里根。

　　到了小布什時代，保守右翼已經成為共和黨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保守的基督教聯盟，曾在全國發放7000萬份“選民指南”，公開介入政治，組織教眾支持同樣保守的小布什。

　　小布什上任，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施政越來越右傾，在公開講話中肆無忌憚使用宗教語言，比如他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稱為“邪惡軸心”。

　　到了特朗普上台，就更加無所顧忌了，福音派基督徒直接在總統辦公室“做法”。特朗普本人對於這部分宗教選民，也是頻頻公開“示愛”，在移民、反墮胎和國際關係等政策中，他基本成了保守宗教勢力的代言人。

　　保守派不像自由左翼那樣一盤散沙，極其穩定和團結。

　　這次新冠疫情，特朗普的支持率遭遇過一段時間的滑鐵盧，但他的支持率卻始終穩定在40-45%，即使有落後，落後幅度也變化不大。原因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盤”穩如泰山。所以特朗普戲言：我在第五大道槍殺一個人，也不會影響我的支持率。

　　面對這股保守的宗教勢力，民主黨要如何應對呢？麻煩就麻煩在這裏。目前民主黨並沒有應對良策。

　　2004年，曾出現過“宗教左翼”的概念，但左翼歷來不團結。

　　保守宗教宣揚恐懼和分裂，獲得“垂直用户”，左翼宗教宣揚愛與和平，團結效用不足；保守宗教主張跟着《聖經》教義走，簡單粗暴，左翼宗教勸人家感受現代社會的多元複雜，前者明顯更契合現代人缺失的安全感和歸屬感。

　　對民主黨來説，有一個好消息是，這些年來説，無信仰人數增長迅猛，但問題又出現了，相對保守派高漲的投票慾望，無信仰人士普遍政治冷感，不願意出來投票。

　　如此一來，未來美國這股右翼宗教勢力，到底會把美國帶向何方，真不容樂觀。

　　金斯伯格的去世，為本就不樂觀的政治氣候再添了一份濃厚的陰霾。

　　她贊同的女性墮胎權被右翼推翻是小事，最怕的是美國政治失衡的矯正機制，會因為她的離去而嚴重失靈，整個權力體系滑入極端保守泥潭而無法自拔。

餘論

　　美國三權中，最高法院扮演的角色，本就有點像啄木鳥。它以《憲法》為依據，不斷地挑總統的行政命令和國會所立法律的錯誤。

　　但如果最高院本就偏了，那就像啄木鳥挑食，因為不吃某種蟲子，整棵樹有可能被蛀空。

　　金斯伯格晚年，比較奇怪的一點是，在得了兩次癌症、身體每況愈下的情況下，她始終不願意主動提退休。

　　如果她在奧巴馬總統任內退休，完全有機會維持最高法院的均衡狀態。因為奧巴馬跟她意氣相投，兩人都是平權主義者，由他提名繼任者，就能保住自由派遺產。

　　這似乎從一個側面説明，金斯伯格無心摻和政黨政治。好多國內的法律專家也據此認為，她只是一個單純的法官，而無關左右。

　　可問題是，金大法官，晚年處理萊德貝特案時，由於不認同最高法院5:4的投票判決，曾主動找來國會干預，以推翻她的最高院同事的決定。最終，當時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支持了她的理念，時任奧巴馬總統也簽署了國會通過的新法。

　　換句話説，她是非常善於利用美國的權力制衡機制。她也深知，法律與政治，不可能完全分割。

　　而且，她在回答紐約客作者Jeffrey Toobin 關於退休問題時，曾明確表示：每個高等法院大法官的退休，當政總統所屬黨派都是一項重要考量因素。

　　可悲劇的是，這樣一個深知其中利害的人，偏偏死於一個最厭惡的總統任內。有時候想想，這可能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吧。畢竟，一個人何時壽終正寢，誰也無法準確預料。

　　對於中國來説，美國右化絕不是什麼好事。上世紀50年代，美國極端右化的結果，是與中國大打出手，兩國決裂二十多年之久。今天如果美國再次往右轉，其結果可能同樣慘烈。

　　當年日本極端右化、走火入魔，主要倒黴的國家，就是它的鄰國——中國。今年美帝如果也走向極端右化，其主要的承受者，多半又會是它自認為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

　　只不過，今天的中國，再不是腐朽和分裂的國度，而是以經濟體量世界第二的姿態面對右翼瘋子。我們不怕，也不用躲。中國過去百年間，所遇到的更加困難的事情，多了去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其實看金斯伯格的人生，我是打心眼裏羨慕她的人生。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的家庭生活卻非常健康而幸福。她養育了兩個孩子，一堆的孫子孫女，與丈夫的婚姻維持了56年之久，直到丈夫2010年因為癌症去世。

　　2010年6月，當醫生告訴她的丈夫馬丁，他們對他的病情已經束手無策時。這位模範丈夫給妻子寫下了人生最後一封短信，其中不乏動情的語句：

　　“我最親愛的魯斯，你是我一生中愛的惟一的人。幾乎自從五十六年前我們在康奈爾第一次相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佩服你，愛你。能夠看着你一路在法律世界中走到最高峯，這是我怎樣的幸運！”

　　一個人，一輩子，擁有這樣一份愛情，經營這樣一個美滿的家庭，大概比什麼事業成功都來得更加幸福吧。這種生活，這樣一個穩定的家庭，也只有在一個持續繁榮和穩定的國家才有可能出現。

　　其實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嚮往的也是這樣的生活，老婆孩子熱炕頭，沒有大野心，不貪也不搶，求個家人健康心安寧，哪怕平淡一點也無妨。所謂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不外如是。

　　最近40年來，國家的安定發展，給無數普通的中國人提供了創造美好生活的條件。但是講真的，40年真的沒過夠啊，幸福生活僅僅開了一個頭而已。

　　但是近一兩年以來，國內安穩如初，國際環境卻騷動起來。突然之間，全球化在倒退，貿易壁壘在增多，各種摩擦不斷，那個把我們視為競爭對手的國度，似乎有點發燒要瘋的跡象，而某鄰國也想炫一炫大炮長槍。

　　很多人説，今天中國也有點膨脹、忘乎所以。其實我不知道這話的依據是打哪來的。我只知道，對幸福生活才開了一個頭的中國人來説，沒有誰比他們更加渴望安穩的日子。

　　樹欲靜而風不止，那不是樹的錯。豺狼來了有獵槍，朋友來了有好酒，我們捍衞的不過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相待，我們守護的也僅僅是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普通日子。

　　你不瘋，我便不魔，就這麼簡單。

　　END

　　本文作者：左頁，媒體主筆，血鑽故事高級研究員。

　　部分參考資料：

　　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丨北京法院網

　　從美國推出最嚴墮胎法案談起：宗教為何加劇了美國政治分裂？丨界面文化

　　How Ruth Bader Ginsburg has moved the Supreme Court丨The New Yorker

　　温柔的正義丨琳達·赫什曼

　　異見時刻丨伊琳·卡蒙、莎娜·卡尼茲尼克

　　女大法官金斯伯格丨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