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 反常的是, 為何村官雖小卻更難查辦?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09-30 22:55

✪ 賀雪峯 |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導讀】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在當下新一輪重建基層的浪潮中,基層的問題被集中揭開,村幹部腐敗尤其醒目。外界常常認為村官是小官,查辦起來很容易,卻不知村幹部為何能藏於反腐的死角,反而難以查辦。
賀雪峯教授在分析一個街道紀委書記的辦案經歷後發現:一方面,街道一級辦案條件十分有限,無法像縣級以上紀檢部門那樣使用多種手段,因此陷入“不查辦,村民會認為街道包庇村幹部;查辦又缺少辦案手段”的兩難境地;另一方面,村幹部和村民存在利益之爭,反映村幹部問題的上訪,也可能是村莊內部鬥爭的延伸,弄不好,街道也會被捲入村鬥之中,反而更難治理。因此,一般鄉鎮一級對待反映村幹部經濟問題的上訪,常用的對策不是辦案,而是抹平,即要求被村民舉報的村幹部向紀委説明情況,從而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些觀察以查處村幹部的曲折性,反映了鄉村基層治理和基層反腐工作的複雜性,值得我們閲讀和深思。
本文原載“新鄉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辦案與抹平
浙江M街道紀委書記徐冰提到,他剛從縣紀委下到街道當紀委書記時,查處過一名村幹部的事情,令他終生難忘。原來查處村幹部其實也不容易。
徐書記剛到街道當紀委書記,就有豐台村民來反映村財務問題,村民懷疑村支書貪污挪用村集體資金,表現是村財務一百多萬元現金在賬上進進出出,很可疑。徐書記派人查賬,總賬是平衡的,只查出宅基地的收費沒有進賬,被舉報後,宅基地收費很快進了總賬。此外,村總賬比較亂,錢進錢出,用到哪裏去了,從哪裏進錢的,缺少明細,明顯有收入沒有入賬,也有支出沒有入賬,説明有小金庫。因此,徐書記決定從村文書身上突破。
因為之前在縣紀委辦過“雙規”大案,徐書記對查處村幹部是相當有信心的。他將村文書叫到縣裏賓館控制起來,試圖通過軟硬兼施讓村文書交待問題。沒有想到,問了一天一夜,村文書一句話沒有講,只是沉默。之前以為村幹部沒有見過世面,心理素質差,一嚇唬就全都講出來了,沒有想到他心理素質很好,尤其是整個晚上似乎精力充沛,毫無被擊倒的跡象,後來徐書記才瞭解到,文書在企業是上夜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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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街道一級紀委沒有“雙規”的權限,只能談話,村文書沉默,徐書記就毫無辦法。為了防止文書告徐書記非法拘禁,徐書記事先對支書講:“叫你來肯定是有問題的,你要是認為自己沒有問題就留在這裏講清楚,若有問題你就走”。文書既不走,也不説話。持續一天一夜之後,徐書記擔心萬一出事不好辦,只好送村文書到他家門口。
徐書記的第一仗打敗了。他判斷村裏財務肯定有問題,只是不知道問題在哪裏。
送回村文書後,村民認為街道包庇村幹部,持續上訪。徐書記只能再調查。三個月後查到一個線索,就是一個企業租村裏土地蓋了廠房,企業效益不錯,卻沒有租金入賬。徐書記將企業老闆叫來問支付租金沒有,老闆説付了租金。拿來收據一看,問題來了,因為收據上的公章是撤鎮改街道之前的舊公章,10萬元收據就是假髮票了。再叫來村文書,拿出假髮票,村文書一下子崩潰了。他説他做賬時發現錢越來越多,自己也搞不清楚從哪裏來的,有多少。他將錢藏在地板上了。
因為涉案金額比較大,而小金庫只能算違紀而不能算違法,在缺乏手段的情況下,徐書記必須辦實一件證據,才能將案子送到縣公安局經偵隊,徐書記因此重點追問企業老闆上繳10萬元租金下落。他説其中5萬元分給了村民,還有5萬元借給親戚做生意了。徐書記很快將村文書借錢給親戚做生意辦實,文書籤字畫押了,將案子交給了縣經偵大隊,以五萬元挪用判了村文書的緩刑。期間,村書記因為擔心被抓以及其他負債問題跑掉了。街道重新配備了村“兩委”班子,村民滿意,也不再上訪了。
徐書記説,街道一級辦案,時間、手段、力量都有限,不可能象縣級以上紀委有“雙規”的手段。因此,在村民上訪時,即使發現了村幹部貪污挪用的線索,一般也不敢隨便辦案,而要慎之又慎。一方面,面對村民上訪反映情況,街道紀委不可能不聞不問;另一方面,除非已經找到了完整貪污挪用證據,街道紀委是無法將案子送到縣經偵大隊,從而就沒有力量與手段來徹查案子的。不查辦,村民認為街道包庇村幹部,查辦又缺少辦案手段。搞不好將人控制起來查不下去只能放人,反而讓村民懷疑是包庇村幹部。因此,查處村幹部並非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無論如何,這個案子徐書記還是辦成功了,村文書被判了緩刑。也是在剛到街道當紀委書記時,徐書記還查辦了坊前村的村支書,只是查辦不成功。當時有村民舉報村支書冒領徵地地上附着物補償3萬元,徐書記找村支書談話,村支書很強勢,不僅不承認,而且認為是街道故意為難他。實際上,舉報村支書的是村委會主任。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是兩派,村支書控制了村支委,村主任控制了村委會,兩派鬥爭十分激烈。村委會主任試圖抓住村支書冒領3萬元將支書告倒。村支書聽到村主任告他的風聲,找到支委,與支委一起造了一個用冒領款作為村招待費的會議記錄,這樣村支書冒領就不是貪污而只是違紀,退回去了,最多隻能給他一個黨內警告處分。
在與坊前村支書談話時,街道書記、主任與徐書記一整夜都沒有睡,隨時掌握談話情況,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街道紀委不可能將村支書移送縣經偵大隊,只能放人。放人也是有技巧的。因為坊前村不僅村幹部分成了兩派,而且村民代表和村民也都分成了兩派,搞不好村裏就徹底亂了,在坊前村同時開展的幾項重點建設工程就可能做不下去。即使村支書有問題,若沒有特別確鑿證據,街道也不敢隨便查處。
經此兩仗,徐書記對查辦村幹部經濟案件變得慎之又慎。實際上,他到街道當紀委書記五年也就查辦了以上兩起村幹部經濟案件,而村民告村幹部經濟問題的上訪是很多的。之所以不敢再辦案,原因有二:一是街道紀委缺少辦案的手段與人力資源;二是村幹部是嵌入村莊的力量,反映村幹部問題的上訪往往是村莊內部鬥爭的延伸,弄不好街道就被捲入到村莊內部鬥爭中,從而將村莊搞得更亂更不好管理。
與徐書記辦案的思路不同,一般鄉鎮一級對待反映村幹部經濟問題的上訪,採取辦法是抹平。所謂抹平,就是要求被村民反映存在經濟問題的村幹部向紀委説明情況。要讓村幹部説明情況,前提是讓他們知道村民反映或舉報了哪些情況。一旦村幹部知道了村民反映的情況,他們就有足夠時間來應對抹平問題,從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17年4月2日
— 2020年10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美歐跨大西洋關係的中國挑戰
任希鵬
▍封面選題:美國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在試圖理解中美關係的變化及未來走向的同時,我們也驚異地發現,我們自以為熟悉的美國彷彿變得陌生了——美國不僅成為當前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並且隱藏在其社會內部的階級、族羣、政治意識等不同類型的矛盾,也在疫情蔓延之時不斷湧現為各種激烈的社會衝突。顯然,美國正在同世界一起,經歷一場百年未遇的變局。
中美衝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封凱棟
尋找新的“敵人” :美國對華戰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潘亞玲
從“帝國”到“國家”:美國國家能力轉型進行時
歐樹軍
里根政體的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魯
疫情後大國關係新格局
紀明葵
▍城市政治經濟學
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轉型發展
周偉林
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已有一兩百年曆史,要了解其城市演化,需要讀書、看博物館。而今天,我們非常幸運地經歷着一個“濃縮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變化過程,可以通過持續的觀察,編織動態畫卷和邏輯鏈條,藉助一些觀察點(村、鎮、縣區、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新區新城,老街古城),觀察空間、功能、權力(利)等結構的變化。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
牛 可
現代美國公益不能和美國社會歷史環境割裂開來加以觀察,它連帶、匯合了現代美國曆史的諸多重大潮流和事態,呈現、張揚了美國資本主義、美國公民社會、美國精英生態的關鍵特性,是現代美國曆史的樞紐性事物,也是“美國世紀”的重要篇章。
▍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
近年來,新的信息技術工具正日益深刻地捲入國家治理之中,為治理過程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收集、認證和流通機制。對此,許多意見往往擔憂新技術將賦予國家更加強大而不可控的權力,因此可能會帶來侵犯隱私、加劇歧視等負面後果。本期“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專欄刊登的兩篇文章,則以更樂觀的態度和客觀的分析,觀察、思考和想象了新的技術工具為個人和社會福利與國家治理帶來的積極變化。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
戴 昕
區塊鏈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重構
李雯佳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進行中的開創:華為實踐的工業史意義
宋 磊
完全在當下的國際關係之中理解華為實踐,可能會低估華為實踐的意義;過於強調具有排他性的技術進步,則可能會掩蓋具有公共性的組織形態創新。
▍社會結構變遷
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症
熊易寒
中產階級的焦慮症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從扁平社會到精細分層社會,社會階梯變得越來越長,社會不平等加劇了人們的競爭心態和焦慮心理。
當小農户邁向大市場
譚同學
在邁向大市場的過程中,小農户的生活經歷了從工作、經濟收入的變化,到社會關係網絡的重構,再到價值觀念的不斷重塑,較之過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狀態,不確定性急劇增加。
▍學術評論
文科為什麼要交叉——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錢乘旦
文科交叉已經是大勢所需。雖説死守原有的學科邊界,在研究課題上繼續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績;然而,要使文科獲得質的發展、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業化
程文君 鄭 宇
要想擺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不僅需要經濟改革來重新找到經濟增長動力,更需要綜合的政治解決方案以突破既得利益羣體的限制。只有在強大的新興利益聯盟的支持下,持續性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政策才可能推行。而在許多拉美國家,這種解決方案是無法靠政府更替來獲得的。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
段九州
埃及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緩慢,正是因為國家能力建設的不足以及國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約了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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